林栋

　　刘大鹏（1857-1942）本是个无名之辈。他出生于山西太原县（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八岁开始在村塾读书，十五岁结婚;二十四岁离家到太原崇修书院读书，十年之后离开书院去富户家中坐馆教书;三十七岁得中举人，三十八岁第一次离开山西进京赶考，一直到一九○五年科举废除都未考中进士。此后的刘大鹏以务农、坐馆为生。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县议长、省议员，也在县商会当过领薪水的执事，参与过煤矿经营。刘大鹏平凡而琐碎的生活逐渐走着下坡路，他的家庭也遭遇了死亡、疾病等磨难。与人们一般对“举人老爷”的印象不同，刘大鹏生活穷困，连日记本的纸张都是拼凑而来的。晚年的刘大鹏还曾遭侵华日军士兵责打，且未能亲眼看到抗战的胜利。

　　这么一位平平无奇的华北乡居者之所以成名，和他勤于写作并留下日记、县志等大量手稿有关。此外，英国汉学家沈艾娣的传记著作《梦醒子》（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也贡献颇多。沈艾娣大量采用传主日记，还借鉴了自传、报纸、地方志以及口述史材料，呈现了一个足够立体的刘大鹏。在沈艾娣的努力之下，刘大鹏成为我们能了解的为数不多的与“现代化”保持距离的人，而且是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这自然离不开沈艾娣优秀的叙事技巧和文学想象的帮助。

　　一、瞌睡汉与梦醒子

　　嵇康曾在诗中慨叹：“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五言诗三首·其一》）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整个近代中国堪称世变孔亟。朝露一般短暂的人生遭逢重大的世变，原来熟睡的人们渐次梦醒。先别忙着琢磨梦醒之后是否有路可走—单说“梦醒”，每个人的梦不一样，醒法也各不相同。刘大鹏以他独特的方式从他的梦里醒来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梦”与“醒”是一对极富象征意义的语码。梦是虚幻的、短暂的、失真的，代表了主体所不属于、所迷失的境界;“醒”则意味着了悟，从迷失中走出，因而有觉悟和重生的意义。诸子的散文、历代的小品、传世的小说，都大量采用了“梦”和“醒”的意向。《梦醒子》选择了刘大鹏的号“梦醒子”作为书名，既符合刘大鹏的自我认知，又和全书的内容形成了一种呼应。这个名号来自一个梦。一八九三年冬至，刘大鹏三十七岁，尚未中举。他梦到了一个“形容甚古”的老者，并且向老者请教。老者告诉他，“子欲学为圣贤，从事诚敬足矣，无庸他求。古圣先贤无一不是从诚敬来者”。听闻此语，刘大鹏从梦中惊醒，觉得自己得到了对症的良药，“乃知从前竟在梦中过活，今日方才梦醒耳”。他的梦醒，就是坚持诚敬的君子之道，学做圣贤。

　　虽说自号“梦醒子”，可梦“醒”得并不彻底，刘大鹏还是常做圣君贤相的美梦，有时也以“瞌睡汉”自省。一九○一年秋天，他梦到自己中了进士，还在朝堂上勇斗奸臣。一九一五年又梦到了洪宪皇帝袁世凯，他不愿随班拜舞，计划不受职务而趁机逃走。此梦发生时，刘大鹏已经五十八岁了。到底是梦醒子，还是瞌睡汉，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位乡下读书人拥有成为圣贤的梦想，同时也放不下内心深处拜相封侯的古老执着。在一些伟大人物身上，这两者并不矛盾，大清的中兴重臣曾国藩，正是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范。可刘大鹏没有曾国藩的才具，也没有曾国藩的机缘，即便他立志学曾，还是只能成为刘大鹏。只有做梦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忠臣能吏—刘大鹏舍不得从这样的梦里醒来。

　　刘大鹏的“梦醒”虽然蕴含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却也有着强大的能量。学做圣贤的觉悟贯穿了刘大鹏的后半生，使他成了一个不一般的乡居者，一个在当地乡土社会特立独行的人物。沈艾娣曾在序言中说，像刘大鹏这样能坚持记五十年日记的人，当然不具备代表性。实际上，就算上推到清代鼎盛时期，笃信诚敬之道且能终身努力践行的士子亦不算多。刘大鹏不仅在大变革时代是非主流的，在康乾盛世很可能依然是非主流的。经常在日记里痛骂自己的曾国藩是刘大鹏的引路人。刘大鹏开始写日记不久，就开始读曾國藩的家书，把曾国藩为子弟订立的修身规范抄写在日记里，同时在日记里省身改过，并把不间断的日记作为修炼恒心的法门。在读曾国藩的劝诫之前，刘大鹏的日记偶尔中断，读过之后就再也没有中断过。对刘大鹏来说，曾国藩意味着“学做圣贤”的崇高理想，同时提供了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以及“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心理调节机制。

　　二、时代的落伍者

　　刘大鹏曾在日记中吐露心声：“以身处乱世，心无所寄，唯于日记册中聊寄慨叹而已。”其实，这种“心无所寄”的情况，在刘大鹏“身处乱世”之前就已存在。庚子国变之前，他是一个“屡困场屋”的乡下读书人，必须要在光耀门楣和修身立德之间找到平衡。是把圣贤经传当作敲门砖，成为小人儒，还是把儒家伦理当作生活方式，成为君子儒？刘大鹏的选择是后者。他从此成了异类，无法与其他多数士子、乡人和光同尘。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圣贤经传只是进身之阶，而非生活方式。在书院学习时，身边的同学质疑他饮食寒素是为了博得俭约的美名。不难看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众，即便在为国储才的官办书院也是如此。这固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悲哀，何尝不是仅存的真诚信仰者的孤独？

　　为了博取功名，写好八股、揣摩试题显然比潜修德行有用得多。当时朝廷也广开捐纳之门，豪富之家的子弟轻松就可买到顶戴花翎。皇帝的训谕、官吏们的标榜、圣贤经传的教诲都与社会现实脱节。士子们很清楚哪些话只是拿来说的，哪些事是必须为自己做的。刘大鹏所赖以建构身份和认同的儒家义理本身，面临着来自功利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冲击。因而，仕途进取和学做圣贤之间的矛盾，既是科举制度下作为上升通道的教育及其目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曾国藩式生活方式所注定的与世俗生活的矛盾。

　　庚子国变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政。尚未考取进士功名且无钱捐官的刘大鹏，一展身手的希望愈加渺茫。从晚清到民国，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标榜仁义的朝廷正在变成追求富强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并未转型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士”，刘大鹏自然会产生“今非昔比”的遗老心态。他对正统儒学的坚持，亦是世变之中安顿身心的自救之道。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毕竟对于每一个历史人物包括我们自己来说，未来常常是未知的、难以预料的，而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又很有限。快到花甲之年、鄙弃洪宪帝制的刘大鹏，不会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即将遭逢更大的变革甚至动乱，也不会想到他的子孙会遭遇席卷一切的现代化洪流，变成他完全不认识的样子。后人没有资格指责前人“思想不先进”或者“革命意识不强”。别说未来，哪怕对当下身处的具体时空，我们又能了解多少呢？如果舍弃后见之明，易地而处，不难体会到一个落伍者安顿身心的难度。

　　刘大鹏并不怎么关心“我是谁”，而是关心“我要成为谁”;他是农夫，却一定要把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中国读书人千百年来对于吾国吾民的责任感极可宝贵。刘大鹏乐于为乡民代言，曾经投书南京国民政府，抗议阎锡山的山西政府收税太高。事后国民政府虽有回复，也不过是一纸具文罢了。哪怕是在日据时期，刘大鹏还在积极为地方事务发言，试图减轻本地的苦难。刘大鹏在日记中说：“处此乱世，不能做一件救济本村之人，恨己无德，没由上格天下，下去民害，何以仰慰先父、先母在天之灵哉？不孝之罪大焉。”（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刘大鹏的努力与争取只是螳臂当车，毫无效果。在朴素的道德观念及“士”的承担精神的支配下，刘大鹏表现出了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刘大鹏曾提议由富户为贫民承担一部分税款，事实上无人支持，他就做了一个愤怒的演说，指责县长劫贫济富。他的梦也像是对一个失败骑士的心理补偿：梦里他率领民众催迫富户完粮纳税，以解“贫穷之受困”。周作人在他的《欧洲文学史》中这样介绍堂吉诃德：“Cervantest（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即示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周作人《欧洲文学史》，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刘大鹏与堂吉诃德都是“后时而失败”，且皆有其“人间向上精进之心”，渴望意义和使命，想要超脱于世俗。在近代中国，类似的堂吉诃德气质所在多有，革命者群体中尤为明显。刘大鹏的存在则提示我们，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大时代中，“后时”者与“先时”者可能拥有相似的气质和基因。

　　三、谁的“现代化”？

　　近年来，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学术潮流。比如，文学史家看到了被僵化文学史叙事遮蔽的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的本来面目，以及他们与新文化运动之间互动的复杂性，梳理了文学史上“反动派”的生成过程。刘大鹏的被“发现”，也可置于这一学术潮流的组成部分。刘大鹏为什么要自觉自愿地主动落伍，成为在辛亥革命后的“新国”中被边缘化的“往士”呢？

　　不妨从刘大鹏所处空间的流动及空间本身的变化说起。刘大鹏一生中有过几次重要的空间流动。其一，是从家庭空间到国家空间。刘大鹏少年时在家学习，后来在省城的书院学习、生活。书院空间是清代士子能接触到的公共领域之一，也是未来精英的养成所。其二，中举之后，进京赶考的游历也带给刘大鹏全新的体验。相比之下，刘大鹏日记里呈现的诸多辛亥革命后“新国”的细节：乡村衰败、四民失业、民生凋敝……毫无疑问，刘大鹏不会认为这样的“新国”属于自己。如果旧制度复辟呢？议员刘大鹏给洪宪帝制投过赞成票，但他说这是被胁迫的。所以，洪宪帝制也与他了无干系。日军占据华北之后，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刘大鹏也曾被日军士兵责打。他在日记里称自己为“亡国奴”，侵略者治下的伪政权也不是他所认可的国家。总之，经过一系列巨变，刘大鹏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国度。

　　沈艾娣在传记中，从写作者、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等几个身份入手呈现了刘大鹏的一生。这样的写法有其好处，因为人生不是凝固的公式推导，一个落伍者的人生也可能变化繁多。保守人士当然不欢迎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应对策略和生存之道。沈艾娣成功地呈现出刘大鹏身份的多样与流动性，对背后的成因和影响也有细致的阐述。多重身份的变化，呈现出刘大鹏适应新时代的努力，虽然总体的趋势是他在遭受近代变革中的“进步之苦”。刘大鹏终其一生所坚持的君子之道，曾经给他带来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工作机会，最终也在种种世变中让他显得无意义且滑稽。

　　沈艾娣在书中把主持新政的人物称为“现代派”。如何理解刘大鹏的人生，与如何评价“现代派”的努力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刘大鹏的生命史以及故乡赤桥村的地方史看来，现代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前现代政治制度的遗留，乃至突如其来的日军侵华战争，皆可能是近代变革中的“进步之苦”的成因。如果暂不考虑外在因素，只考察中国内部，我们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与其说刘大鹏遭受的是近代变革中的“进步之苦”，不如说他的苦难大多因为中国还不够进步、不够现代化。“不够进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代化过程中公平和正义的缺席。

　　进京赶考的时候，乡居者刘大鹏暴露了他的劣势。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差。常年乡居，刘大鹏更难把握到政策导向的变化，更难接触最新信息，眼界也更为狭窄。类似的尴尬，曾国藩也曾遇到过。他在家书中也曾对诸弟抱怨，“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信”）

　　如果我们据此而提問：还要不要现代化？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并且事实上我们仍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刘大鹏的执“醒”不悟，是一个传统读书人应对现代化的方式，是落伍者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安顿身心的努力，也是二十世纪里一段非主流但宝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