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

　　

东京中餐馆今昔

　　《在日本十五年》（三联书店1981年）是刘德有先生的首部著书，以随笔形式谈日本，当年读者不少。或是笔者不敏，对《在日本十五年》中“北京亭”一则印象较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某日，笔者曾到东京神田书店街寻访，依然如同书中所述，门面很小，食客不多，安安静静。其实，书店街上有多家中国餐馆。起步可追溯到清末民初，当时周边各类学校林立。中国留学生多在此处求学兼吃住，中餐店铺应运而生。以后经历艰难，包括长长的战争岁月，坚持到今天的店家，都以本地顾客为主了。其中一九一一年创业的一家，门口放着一排绍酒坛子，进口处有文字说明：“与周恩来有缘的餐馆”。书店街地图（每年换新，免费领取）标有餐馆的位置，说明也是“与周恩来有缘”。菜单上有清炖狮子头，这在此间中餐馆，并不多见。曾与一位日本教员进店，他专业是近代日中关系史，常来书店街，却是首次叩门。当然点了狮子头。

　　有关日本的“中国料理”，日文书籍已经不少。写做法的居多，谈春秋的几无。多年前在神保町旧书店，觅得一种杂志书《食在扬州·郭长聚的中国料理》（“生活设计”174号，中央公论社1986年）。与清炖狮子头一样，此间同样鲜见以扬州菜为号召者。该书在例行的菜肴做法外，有郭氏的介绍：一九四一年来日，一九七四年第一次回国。还收录三位名人的评说。一位是在日中都大名鼎鼎的高仓健。另两位一男（影评家）一女（散文家）。影评家写道，迷上郭氏的菜馆后，一九八六年去了扬州。在扬州宾馆品尝了“居姓主厨”（按：应是名厨居延龙）的手制美食。只是虽然吃遍扬州南京，都没有吃到郭的煨面，结论是“郭超越了故乡”。高仓健的文章不长，题目是《我舌尖上的必须 郭长聚的味道》。他不以文章名世（按：走笔至此，忽然想到同为演员的于是之先生，其《母亲》一文载入语文课本）。

　　文中写道：“因为是九州人，孩子时常吃雪菜。到东京后吃不到了。偶然看到某杂志介绍有做雪菜肉丝面的中餐馆。因为乡愁也因为稀罕，一个人跑去吃。味道好极了。于是开始了与餐馆的交往。”“对单身度日的我，如今这里成了离不开的存在。比如一星期每天都去，店里不仅十分讲究食材与营养的平衡，而且菜品都不重样。无声地传递着店主娴熟技艺和细心。”文章谈到两件逸事，一略一详。一略：店员中有三位从中国回来的战争残留孤儿，高仓健的感触为“我想这是店主的善心之一”。一详：“也许为了安慰我这样的单身汉。为我安排了生日宴会。那天关门后，搭起了贺仪台。上面放着果品和寿桃，大家面向寿坛，依次上香祈寿。最引人注目的是像女性长发般的寿面，盘成圆锥形放在寿坛上，除了在寿宴上吃，还作为礼物让出席者带回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难以忘怀。”

　　等笔者手持杂志书复印件探访该店时，已是人去楼空。以后听说第二代在别处重开，再去，在门外待了一会儿，终于没有进去。

言茂源

　　先抄一条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的鲁迅日记如下：“（前略）午邀钦文、伏园、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言茂源饭。访吕云章、未遇。往内山书店买书四本、十元二角、下午往三弟寓。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同坐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钦文、伏园、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广平。章锡琛、夏丏尊、赵景深、张梓生来访，未遇。”（《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信息量颇丰。一、这是鲁迅初次踏入内山书店（可证内山完造散文《鲁迅》，《图书》1957年5月号，岩波书店刊）。二、鲁迅甫抵沪上，看望者多，泰半为乡党故旧。如开明书店主事人夏丏尊（同时代人回忆，上虞人夏在鲁面前“毕恭毕敬”。参纪念文集《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因鲁迅与亲朋在外餐饮，看望者多是“未遇”。三、言茂源。當年在四马路上，绍兴茂源酒店来沪开办的酒铺。门面未见气派，寓沪浙人多有进出。

　　昔年文化人聚于食肆，与会友有关，也与事业或生意有关。近年研究新月社的专著书名即为《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刘群著，武汉出版社2011年）。据“好事者”统计，鲁迅日记中吃饭（吃请加请吃）达三百四十余次。也许鲁迅、夏丏尊的某些饭局较少风流倜傥，但都无妨回首品咂。文化界人异于达官显贵，性价比高的风味餐馆易成上选，乡帮言茂源的存在条件之一亦在于此。顺便提及，扬之水先生在《〈读书〉十年》中，有若干沈昌文先生宴请《读书》作者甚至自制菜蔬“招待”编辑部同仁的记载，是否也属于出版业一种有趣的“回归”？

　　回到鲁迅日记。除了抵沪当月四次造访外，翻遍以后的鲁迅日记，再无言茂源出现。然后，东瀛岩波书店第二代掌门人小林勇（1903-1981，创业者岩波茂雄的女婿）笔下的回忆是，言茂源店员对他说，鲁迅常来。

　　时在一九四四年。按小林勇的说法，出版社“进入了几乎无事可做的状态”（《我的履历书》，1972年3月至7月连载于《日经新闻》，后收入《我的履历书·文化人4》，日本经济新闻社1983年），当年八月到十二月，时任高管的小林勇来华，其中在沪七十五天。大约是印象较深，战后至少在四篇文字中（执笔跨度从1946年3月直到1972年7月）提到中国之行。行文或详或简，但都有对言茂源的回忆。最后一篇相关文字不多，迻译如下;“某日，内山完造带我去了开明书店。给我介绍了老板章雪村（即章锡琛）与编辑部主任夏丏尊……夏在中日战争初期（按：误记，实为1943年12月）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受了二十天的折磨，内山尽力援救了他。夏称除了内山完造介绍者以外，再不见其他日本人。我和章、夏二人在内山的招待宴上谈得很投机。第二天，章、夏二氏邀我到四马路的言茂源。一家能喝到绍兴酒佳酿的小酒店。恰好又逢江南秋蟹上市，我成了美酒与螃蟹的‘俘虏。以后每天傍晚都一个人去喝老酒。酒客都是中国人。店员对唯一的日本客人非常友善。这都是托介绍人（章和夏）的福啊！听说鲁迅是言茂源的常客。”（小林勇《远去足音·人感寂寥》，筑摩书房1987年，原载《文艺春秋》月刊1972年7月号）。小林回忆，归国前“到开明书店向夏、章辞行。二位依依惜别，章作诗一首相赠。字极佳。万国交兵杀气横，一杯对饮快平生。今宵有酒须当醉，未必相逢在九京”。

　　在沪期间小林还去万国公墓“参拜了”鲁迅墓（同上）。

　　小林回国后不久，于一九四五年五月被捕，受到拷问。罪名是违反治安维持法。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并未立即获释，原因是案涉政治，监房里仅余他一人。八月二十九日方才走出牢狱。几乎同时被捕的书店重要策划人、著名学者三木清则没有如此幸运，因体弱兼被拷问，九月二十六日瘐死于东京郊区的奥多摩监狱。

　　上海的印象不仅是美酒。小林回忆，“因为关心战争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而在上海感受的实例印象极深”（《我的履历书》）。战后初期，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因为用纸严重不足，书籍印数有限，供不应求。一九四六年岩波茂雄逝世，此时小林已为第二代掌门人。在他看来，很多人只知道通货膨胀的概念，而自己亲眼“见过上海的通货膨胀，这下起作用了”。他判断通货膨胀仍会持续，印书时卖一部分存一部分。一年后拿出存书再卖，书价涨到十倍、二十倍。“通货膨胀给岩波书店的重建帮大忙了。”（出处同上）一九四七年，继承岩波茂雄的遗志，小林勇主持并开始向五所中国大学赠送岩波书店出版物的事业，岩波书店至今已经更换五代主事人，赠书事业一直延续，静静地延续着。

　　沿着走向和离开言茂源的足迹，后人看到了一些杯盘交错以外的事情。

精养轩内外

　　二○一六年因事三过淮海路尚贤坊。每次都指着那里，与同行人说郁达夫、王映霞。手头的旧版郁达夫著书原文如下：“（1927年1月14日）……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百刚）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日记九种》，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以后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其中一条非八卦：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友人收到了这样的婚宴通知：

　　诹吉夏正二月二十一日洁卺候驾郁达夫王映霞谨订

席设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

　　（转引自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

　　实际上，郁、王携手去的是杭州，二人世界。东京的友人跑到上野公园，大呼上当。

　　风与雨都已过去，精养轩仍然健在。已经化为连锁店铺。昔年却是东瀛西餐之始，法国大菜元祖。当留日的郁达夫们撞见精养轩时，北京的森隆或上海的红房子尚未呱呱落地。郁或郁王“设局”合情合理，甚或非此不可。

　　精养轩对国人来说，值得一书的近代史事不止一件。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即农历三月十九日，为甲申年（1644）明崇祯皇帝自尽之日。身在东瀛的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会场即设在上野精养轩。章太炎为此写了一篇文告《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结果，因日本警察禁止未能开成。从来的解释是，日本政府应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请求而禁止。但是，近年中日学者分析史料的结论是，对禁止集会起主要作用的是日本参谋本部的谍报人员福岛安正。日本外务省档案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史料都证明，日本外务省根据福岛的要求而非驻日公使的请求而出手。而福岛发给时任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有关电报还有讨好刘的个人目的（参孔祥吉、村田雄二郎《辛亥革命史料抉择的困惑—冯自由》，《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朱正老先生近著称，鲁迅于会期半个月前的四月四日到达东京，未知那天是否到了精养轩前（朱正《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不过，那天，孙中山先生带领华侨十多人从横滨赶来赴会，见到被禁场面，即邀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同去横滨。当天下午，在横滨永乐酒楼开成了纪念会。孙中山担任纪念会的主席，章太炎宣读自作的纪念辞。晚上酒楼设宴八九桌，众人给章太炎敬酒。章大醉，当晚未能返回东京（参上引朱正著书）。

　　孙中山先生，后来假精养轩（史称在筑地精养轩，孙先生著文《中华革命党通告》中亦有“在筑地精养轩……”一行）召开中华革命党立会，事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早先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多关注当时国内政治背景。后来的一些议论则对按指印、立誓约的程序感兴趣。

　　位于上野公园的精养轩开始是分店。总店成立于一八七○年，名筑地精养轩。因罹火灾，次年在近处重建（今为时事通讯社所在地），占地六百平方米，拥有十二间客房和一间西餐厅，解决了招待西洋贵客的餐饮问题。因为生意繁盛，一八七六年又在上野建立分店，通称上野精养轩。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总店再遭祝融之灾，以后上野分店成为总店。郁达夫笔下的精养轩已是总店时代。

　　当年（至少到1923年关东大地震前）上野是东京最大的游乐场所。鲁迅之后的周恩来在旅日日记中也有记载。如一九一八年四月九日条下：“上午上课毕，闷甚。下午兴至，乃往上野公园观樱花、日比谷探春。花荫读书甚有趣也。”当时生活并不宽裕的周，目标是报考公立学校，时有自炊。遍查日记，没有进入精养轩的记录。（《周恩来旅日日记》）

　　彼时东瀛，宫廷宴会已无明治维新以前的中华菜肴，法国大菜成为主打，菜单也用法文书写。法国菜第一家的上野精养轩引领风气之先。各界精英都留下足迹。这里且谈文士。名家夏目漱石（1867-1916）、森鸥外（1862-1922）、二叶亭四迷（1864-1909）、与谢野晶子夫妇（与谢野铁干1873-1935，晶子1878-1942）、谷崎润一郎（1886-1965，曾被精养轩第三代聘为家庭教师）、芥川龙之介（1891-1927）……换言之，几乎所有风流人物都有光顾精养轩的记录。其中多是参加各种欢送会。

　　比如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赴美游学的上田敏举办送别会。由与谢野铁干主持，夏目漱石与森鸥外都赶来致辞，成就夏目与森二人初次相见的佳话。后者称赞夏目的致辞说，夏目君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森年长夏目五岁。

　　比如毕业于俄语专业的二叶亭四迷作为朝日新闻驻俄国特派员（特派记者）上任。一九○八年举行送别会，包括夏目漱石在内多人出席。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译本。

　　再比如芥川龙之介。在成为文坛新宠不久，一九二一年也以朝日新闻特派员名义访华。送别会于三月九日在上野精养轩举行。十一日芥川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作家里见弴（1888-1983）在送别会致辞中说，（中国人）往昔很伟大，现在突然不伟大了，这一点无法想象。你去了后，别光看以前的伟大，好好找找今天的伟大。芥川在引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我也是这样想的。”芥川归国后写了一本游记（1925年刊，从2006年到2018年有四种中译本，均名为“中国游记”），表现出褒北京而贬上海的倾向，是否有里见发言的影响？其中谈及在福州路茶楼召妓的体验，细细写来，兴味不浅。是否为“魔都”一路书写的前驱？不过，这应该是另一篇文字的题目了。

　　回到上野精养轩。物转星移，已经不复当年的烈火烹油之盛。一九七七年《银座百点》杂志（一份由银座老字号名店支持的公关文宣杂志，小开本胶印。在各家名店入口处可以免费拿取，至今仍是）邀请精养轩创始人孙子城户四郎（曾任松竹电影公司会长即董事長）漫谈往事。城户笑着说，（让我）谈精养轩衰败史吧？有一种说法称，现在的精养轩只是一家以林氏盖浇饭（亦译为肉丁洋葱盖浇饭，是一款日本化的西餐）见长的普通餐厅。又，二○○八年出版了《米其林餐饮指南》日文版第一版，其中法国菜餐厅数量多于日本菜餐厅，引起日本餐饮界不满，认为一些有名的日本料理店未被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