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

　　暴力和隐性暴力

　　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尤其是《新名字的故事》，每隔几页都有一记耳光响起，基本都是落在女性人物的脸上。在《离开的，留下的》开篇，呈现的就是一具女性尸体。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暴力，但读者却丝毫没觉得这是一部不可理喻的传奇小说，一切都那么真实、真切，这是因为：最让人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常常作为可接受甚至是约定俗成的现象出现。费兰特在接受迪斯特凡诺采访时说：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这两个女孩子成长的世界，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暴力，还有一些隐藏的暴力。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隐藏的软暴力，虽然表面的暴力也很多。（《碎片》，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225页）

　　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埃莱娜带着女儿黛黛去看被法西斯分子强奸的西尔维娅，黛黛和米尔科—西尔维娅和尼诺的私生子—一起玩儿时。黛黛对米尔科说：“你应该给我一个耳光，明白了吗？”（《离开的，留下的》，第359页）因为黛黛看到父亲彼得罗打了母亲耳光，新一代通过游戏重复之前的故事，暴力在绵延，在貌似富裕、美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氛围下，米尔科要打向黛黛的耳光，这是费兰特最不让人心存幻想的地方。

　　暴力是费兰特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除了政治派别之间、社会阶层之间、黑社会分子之间残酷的斗争、暗杀和斗殴，作家主要探索的是性别暴力。这种性别暴力，在埃莱娜居住的那不勒斯城区是一种昭然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做法;在埃莱娜婚后生活的小资产階级文化中，是一种隐性的甚至是施暴者也无法察觉的暴力。从叙事空间来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从那不勒斯一个破败的城区（Rione，在意大利语中其实有贫民区的意思）开始，然后到埃莱娜读书的比萨高等师范大学，还有她婚后生活的佛罗伦萨;从社会群里来说，住在城区里的人基本都是那不勒斯社会下层，很多人都投机倒把，从事非法买卖;在高等师范大学读书的是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精英;埃莱娜婚后生活的地方，周围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她丈夫的同事。当然，小说也会涉及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作者并没有像呈现埃莱娜深入体验过、居住过的地方那样，具体呈现那些社会群体的表现。埃莱娜人生经历的这三个阶段：童年生活的城区，上大学的比萨城和婚后居住的佛罗伦萨城，正好呈现了一个女性承受的显性暴力向隐性暴力转变的过程。在经历这些暴力的过程中，莉拉会很清醒地看清事实，并向她的朋友说出来;而受过教育和规训的埃莱娜却趋于掩饰和隐瞒她承受的东西。比如，莉拉在和埃莱娜谈论性体验时，用粗鄙的方言表露了她对男女交合的失望，而埃莱娜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处境，她在失语中选择说：“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这背后是女性的弃权和自我规训带来的结果。莉拉能找到语言表达她的体验，而埃莱娜却一直试图掩盖事情，她在自己面前也否认她在海滩上获得快感，还有婚后性生活带来的不悦和痛苦，甚至是她的生育体验，她也没有办法正视现实，告诉莉拉她的真实处境。埃莱娜一直在自我克制，迎合一种“经济上有用、政治上保守的性”（福柯语）。

　　城区男性的自我赋权

　　费兰特的第一部小说《烦人的爱》，女主人公黛莉娅的母亲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母亲很美，非常具有诱惑力，她的身体处于几个污浊男性的暴力、保护、控制和利用之下。”（《碎片》，第43页）当然，小说的核心是黛莉娅对母亲的身体的痴迷、忌妒和敌意，但它也揭示了在那不勒斯城区里，女性身体并不是自主的，而是受身边的男性（父亲、兄弟和丈夫，甚至是追求者）的控制和利用。

　　女性的这一处境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得到了进一步刻画，会让我们看到：那些男性人物看起来很普通，但“迷之自信”。他们不断进行自我赋权，一步步掌控女性的生活，城区的女性呈现出一种“被活活吃掉”的样子：“她们都很焦躁，同时又听天从命，她们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背弯曲着，或者用难听的话责骂那些折腾她们的孩子。她们的身体都很消瘦，双眼凹陷，颧骨突出，或者是屁股肥大，脚踝水肿，胸部下垂，拿着沉重的购物袋，最小的孩子都扯着她们的裙子，让她们抱……”（《新名字的故事》，第117页）这就是城区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女性呈现的生活状态，这也是莉拉和埃莱娜从小期望摆脱的命运。

　　莉拉在十六岁时结婚，以为性格温和的斯特凡诺会尊重她。在结婚之前，斯特凡诺就越过莉拉，和莉拉的父亲、哥哥同谋，把那双对于他们的爱情来说至关重要的鞋子送给了索拉拉，而且和她痛恨的索拉拉兄弟结盟，做鞋子生意。她提出抗议之后，得到的答复是这样：“……你现在是卡拉奇太太，你应该照着我跟你说的去做……如果你再像今晚那样对我说话，那你这张漂亮的脸蛋会被我打得不能出去见人……”（《新名字的故事》，第28页）这是斯特凡诺婚后自我赋权的开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表面上封建社会已经消除了几百年的欧洲，这种我占有你、我可以支配你的思想在男女关系中得到了完整保留。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在莉拉新婚之夜遭到强暴时，这个逻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强暴发生之前，斯特凡诺说：“你看，单是看到你，这里就发生什么事情（勃起）。”（《新名字的故事》，第35页）他把强暴的原因归咎于受害者，这就像狼与小羊的寓言，在“被吃者”身上寻找原因。斯特凡诺在施暴前有一个具体的自我赋权过程，唯一理由就是：他是一个男人，“他重复了两三遍，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是为了模仿一个古老的咒语—他出生前的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你得成为一个男人，斯特！要么现在就让她屈服，要么她永远都不会屈服;要让你的妻子明白她是女人，而你是男人，因此她应该顺从你”。（《新名字的故事》，第26页）这种凶悍的占有和撕裂，直接导致了莉拉身心分离，她心不在焉地承受暴力，像在一片迷宫中遇到吃人的野兽，在极端的恐惧中失去知觉。

　　城区的人默许，甚至是支持这种暴力，这是社群对男性的赋权：“我们从小看着父亲打母亲……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认为其他人绝对不能碰我们，但是父母、未婚夫和丈夫，只要他们想，他们随时可以给我们一巴掌。”（《新名字的故事》，第51页）斯特凡诺把莉拉打得鼻青脸肿，这一举动得到了城区街坊邻居的赞许，这种赞许不仅仅来自通常的施暴者，也来自受害者，“城区的所有人，特别是女人，都觉得她早就该被修理修理了。所以她脸上的伤并没有激起人们对斯特凡诺的谴责，周围的人反而对他增添了一份仰慕和敬意，觉得他知道怎么做个男人”。

　　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消耗和摧残，在吉耀拉身上似乎更典型。“米凯莱得到了她的一切，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他消耗了她，撕裂了她，现在她快二十五了，他已经习以为常了，连看她一眼都不会看。”（《离开的，留下的》，第244页）吉耀拉是米凯莱猎取和驯服的忠实奴仆，她没有逃离和报复的可能，但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只能一步步变成一个刻薄、歇斯底里的女人，最后惨死在城区的花园里。而离开丈夫的莉拉，得到她父亲费尔南多的评价是这样的，他一字一句地对外孙说：“你看你母亲，你告诉她，她是个婊子。”并没考虑到莉拉的丈夫这时已经和情妇生了一个女儿。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身为父亲的费尔南多和斯特凡诺、米凯莱是同谋关系，遵循一种男权社会、男权社群的逻辑，维护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

　　小资产阶级社群的隐性暴力

　　埃莱娜是侥幸逃离城区的女孩，她在离开的时刻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成就感。她在两性关系中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隐性的暴力，一种更深层次的规训。如果男性生活是一种不断自我赋权的过程，女性却要经历一种漫长的弃权和自我规训。埃莱娜带着一种很深的自卑进入了大学的精英世界，她试图抹去过去的自己：“我纠正自己的声音、动作还有穿衣服和走路的方式，就好像我参加了一场演戏比赛，看谁演得好。那张面具戴久了，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脸。”（《新名字的故事》，第523页）进入大学之后，埃莱娜经历了一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异化”。她成绩优异，但她依然需要一个男性来支持她的存在，彰显她的价值。“当弗朗科·马里爱上我时，我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有所减轻。他对我进行再教育，我逐渐习惯了做他的附庸。我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话，我只在私下里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总是依仗弗朗科·马里的权威。”（《新名字的故事》，第524页）这和城区女性的存在方式并没有多大不同，埃莱娜的价值需要依赖一个男性的肯定和支持。埃莱娜进入了意大利顶级的大学，她甚至没有勇气像简·爱那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让人失望的是比萨高等师范大学的社会精英对于女性的态度，也并没有比城区里的鞋匠和糕点师傅更开明：“所有人都知道，我晚上去弗朗科的房间，我和他单独去了巴黎，去了维西利亚，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轻浮的女生……我不得不忍受女生们含沙射影的话，还有那些男生让人作呕的调戏，以及他们停留在我丰满胸脯上的目光……”（《新名字的故事》，第526页）埃莱娜当时接受了马里提倡的性解放思想，但她处于一种很荒谬的状况，她的大胆行为引来了女生的鄙视和男生的欺凌，然而，这种前卫的做法却不是自发的，而是因为受到了男性—学校的风云人物马里的再教育。

　　埃莱娜最后侥幸找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貌似很绅士的男朋友彼得罗，但这个男人后来的态度也让人吃惊。先是他不愿意发生婚前性行为，这让埃莱娜把他和城区长大的安东尼奥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虽然“他们之间相隔了一个图书馆”。还有另一件事情让人出乎意料，埃莱娜婚后不想马上要孩子，她想吃避孕药，因为她当务之急要写一本书，但彼得罗马上提出了反对，又提了一大套道理说服她，他们后来吵架了。我们看到，大学毕业的埃莱娜其实也没办法为自己的身体做决定，她结婚当晚就怀孕了，而且要经常承受丈夫用一种“长时间的、疼痛的方式”折磨她。（《离开的，留下的》，第286页）关于避孕的问题，甚至医生也充当了性别秩序的维护者：“就您目前的状况，怀孕的话有好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怀孕更好的药物了。”（《离开的，留下的》，第229页）

　　然而，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和话语的埃莱娜先是粉饰太平，告诉莉拉，她怀孕生子是一场美好的体验。莉拉毫不留情地告诉她：“每个人想怎么描述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同上，第288页）埃莱娜的自我放弃在生育了第一个孩子就开始了，“我感觉被抛弃了，但我觉得自己活该……我咬着牙撑着”（同上，第291页）。“有几个月，我都在一个人做斗争，我尽量掩饰自己阴暗的一面。”（同上，第293页）埃莱娜和丈夫都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社会精英，丈夫在专心投身于学术时，埃莱娜却理所当然要承担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生养孩子的工作。她和城区的那些母亲并没什么不同，她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她遭遇的暴力却更加隐性，就连自己也试图向别人掩饰。最后她终于发现，丈夫根本不期望她在写作上有所作为，只是期望有人伺候他，给他养孩子，让她看清自己处境的还是丈夫那句：“闭嘴，你总是信口开河。”（同上，第300页）

　　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里说，“女人在家里忙忙忙碌碌，就像苍蝇掉进了乳液里，表面上根本看不出”。埃莱娜的忙碌换来的却是丈夫的无视。她更意识到，女性要取得话语权的地方不是家庭，而是在学校、媒体、社会等公众空间之中。她开始了一系列的抗议，促使丈夫买避孕套，也开始接触社会，促使丈夫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带孩子参加会议和游行。埃莱娜积极参加女性主义活动，和大姑子玛利亚罗莎来往密切，这更激起了丈夫的不满，“他给了我一个耳光，而且是当着黛黛的面，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离开的，留下的》，第349页）。城区的做法终于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展现出来了，埃莱娜的身份和自我一点点被抹去，最后成了“艾罗塔太太”。

　　埃莱娜进入了婚姻的迷宫，也像莉拉一样遭遇了吃人的怪兽。她在度假村的房间里承受丈夫在性事上的索取，“我觉得，婚姻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它像一个机构，剥夺了性交的所有人性”（同上，第383页）。但埃莱娜和莉拉一样，是不会放弃自我，虽然她表面上是微笑的、亲切的、殷勤的、服从和谨慎的女人，但这只是她不断妥协的结果。在这种婚姻生活的隐性暴力逻辑之下，在佛罗伦萨的小资产阶级圈子里，她只能是一个附庸、一个附属品，这让她决心擺脱这种处境;这时候尼诺又一次出现，激起了她投入写作的信心，她的真实自我开始浮现，她不再自我催眠，自我欺骗，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准备好承受做“自由人”带来的风险。这从而印证了一个事实：女性参加职业活动，这构成她们离异的一个主要因素。

　　城区的母亲，女性掌权者

　　福柯在探索权力与性的运作机制时，也谈到了权力和性相互交缠，权力的行使也需要同谋和配合者，这让人获得自由增加了一层难度。埃莱娜在提出离婚时，遭到了她母亲的誓死反对，她母亲成了婚姻秩序的维持者，采用了一种激烈、暴力的方式，反倒让埃莱娜的丈夫做出让步，放弃了这段关系。费兰特在接受意大利女性主义哲学家穆拉罗的采访时，提到了那不勒斯的那些母亲：“她们通常都口无遮拦，性格開朗，她们也是暴力的牺牲品。她们都非常绝望地爱上了男性，还有她们的儿子。她们会誓死捍卫他们，服务于他们，尽管这些男性压制、折磨着她们，她们期望这些男性会‘做出男人的样子！”（《碎片》，第209页）城区的母亲是暴力的助长者，也是婚姻秩序的维护者，她们激励男性成员成为施暴者。抵抗这类母亲，或者依从她们都是很艰难的事情。

　　莉拉的敏慧让她能感受到这些母亲的痛苦，在她获得个人的成功和独立之后，她并没有把这些欺凌过她的人排除在外。在她通过“Basic sight”公司，在城区“掌权”的短暂时光—一个乌托邦的时间段，她把之前的朋友都安置到了公司，城区的人都开始对她另眼相看，这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女性共和国，宽容、开放，甚至是索拉拉兄弟中的米凯莱也常出入其中。莉拉和恩佐也打造了一种男女平等，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典范，只可惜他们营造的平衡像一艘小船，很快被阴暗的力量和风暴颠覆了。莉拉是实践者，她始终站在第一线，迎接生活的风暴;埃莱娜试图通过文字改变现实。莉拉在多次交谈中，说明了文字功效的有限性;但埃莱娜却通过文字实现了自我的拯救，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几个女儿也进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尽管她内心一直对莉拉怀有愧疚。

　　写给所有人看的书

　　前两年，“那不勒斯四部曲”在世界上已经获得了众多读者之后，我有一个意大利朋友，还算是阅读量很大、眼界开阔的男人，他问我：我要不要看看这几本书啊？它是不是写给女人看的啊？费兰特有些愤恨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她说：“我希望男性读者对于女性写作的关注更多一些，我希望，男性不仅要看到几千年来他们习惯讲述的那个世界，也要看到我们讲述的世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都在做这个尝试。也许我们逐渐能找到一个交叉点，能够带着尊敬探讨一些问题。”（《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8月27日，第147页）“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埃莱娜要进入一个男性把控的世界，她想获得话语权，她深切地知道，她要把握一种语言，一种生活风格，一种思考、谈话和行为的方式。她甚至要抹去过去的自己，来适应她所进入的世界的价值观，她还经常自我欺骗，这本身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就像费兰特所说的：“（男性）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只有我们依照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看待我们自己时，他们才会承认我们。要改变那些有文化、进步的男性看待我们的方式，这也很艰难。”（《碎片》，第325页）

　　试想一下，男人的写作是不是要高贵宏大一些：典型的道具是一杯加冰的爱尔兰威士忌，在奢华的宾馆大堂进行抽象、深刻的交谈;是不是去大西洋钓鱼，在墨西哥湾和一条鲨鱼死扛到底才算酷，他们宏大的、脱离日常生活的叙事在遮蔽着女性的体验和叙事。费兰特呈现的女性生活的事实，不一定能激起这些男性的好奇，但至少能唤醒读者的意识，甚至是女性对于自身处境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