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物且如是，书何不然。若锓木以行，使游秦者不劳登涉，而知地理之详，未至秦者得观此书，日下长安宛在目前矣。
—贾郁《类编长安志·序》
在西方文明中，城市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成就。美国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人为创造的财富积累”以及“一种与村庄的习俗截然相反的境况”，是城市历史确定性的表现。城市空间作为永恒的精神性场所，常常被赋予凝固的构成原则，并由城市的公共空间、现代性、挑战性和哲学等“非自然结构”来捍卫和维系。中国城市却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况，它服从于“天、地、人”的意识，并追求事物的“自然状态”，包括万物的完满、平和以及意象化。但是，除了作为可感知的生活环境，我们很难在历史中找到有关中国传统城市的专题化表现，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概括和总结。当我们在观看一幅刻印在书页中的城市地图时便会发现，它既是一个文化概念，又指向了诸多具体的意象（images）：山水、人物、题字、笔墨等，城市并非是全部内容。可以说，城市的意义和成就更倾向于表现在书法、绘画、文学和园林等各种传统中华文明里，即便并不突出，不易被发现，但也具有同等的意义。
城市书籍与地方性知识
随着近现代城市化的发展，传统城市空间因为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要求等因素，渐渐地被功能化的规划布局所取代。但是这种文化并没有消失，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留存至今的历史遗迹和历史书籍中寻找到城市的印记。虽然我们在悠久的书籍编撰历史中很难发现有关城市的理论书籍，但以城市为对象的书籍并不少见，比如：《周礼·考工记》《武备志》等书籍中，有关于筑城方式的记录;《方舆胜览》《舆地纪胜》等地理书中，对中华地区范围内城市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划有明确说明;《建康志》《临安志》等方志或都邑志，则以具体城市为书写对象;汉晋《两都赋》、宋人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个人杂记和笔记小说中，充满了描绘城市生活细节的文学化方式。
在上述各类历史文献中，方志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优势。成书于春秋战国的《周礼·地官·诵训》中首次出现了“方志”一词，“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其注释中提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在這里，诵训官通过方志来告知君王各个地方曾经发生的事情。左思《吴都赋》中又写道“方志所辨，中州所义”。其注释“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则强调了方志的记录功能。之后在唐代，方志发展成了以图为主的“图经”。到了宋代，“图经”与以文字记述为主的史书结合，形成了完备的方志体例。在其后的明清时期，方志呈现出所述内容上的增长和体例上的拓展，并达到了顶峰。这种书写方式在封建帝制结束之后，渐渐被科学化的城市档案所取代。各级行政建置的城市绝大部分都有方志编撰的传统。方志也因其庞大的数量以及有关城市发展细节的记录，成为西安、北京等典型都城之外了解各个级别城市的重要材料。
从字面上来看，“方”指的是区别于“中央”的地方区域，其中就包括了区域中心的物理空间，城市。除了代表人类的生存与活动区域，“方”同时也有“类别”的意思，《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提到，“以万物为一方”，高诱的注解是：“方，类也。”它包含了对这个区域空间内的自然、城市、行政制度、文化、经济等万事万物进行分类的行动含义。“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意也”。其注释为：“志，古文识。识，记也。知也。”体现了与认识、记载相关的文类特征。综上所述，对包含城市在内的地方区域事物进行分类、收集和认知，体现了方志最基本也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以记录宋代南京的《（景定）建康志》为例，我们可以从其“纲目体”的目录编排中看出，城市区域中的意象被分为十六个类别，建置、疆域、山川、城阙、职官、科举、财赋、名人、儒学、文籍、武卫、河渠、关隘、金石、名迹、风土。它们大多代表了城市的各种制度属性，比如“建置”是对城市建设历程的梳理;“疆域”表达了城市所涵盖的范围。在这些称为“纲”或“部”的类别中又细分出不同数量的类目—
疆域：镇市、街巷、坊里、铺驿、道路、桥梁、津渡、堰埭、圩岸。
山川：河港、沟渎、池塘、井泉、诸水、岩洞、洲浦。
城阙：古城郭、今城郭、门阙、古宫殿、楼阁、堂馆、亭轩、台观、园苑、诸仓、诸库、务场、药局、雪窨、营寨、卢院。
……
第二层次的类别代表了具体的意象特征：“城郭”中记录的是城垣的范围和规制，城门的名称、数量及位置;“街巷”包含了作为交通系统的道路以及对住居与商业布局划分的坊巷;“桥梁”中除了罗列出桥梁的名称和位置外，还会交代相关水系分布或水利工程事迹;“楼阁”“园苑”等代表了城市中具体的建筑类型。除了上述这些与城市空间直接有关的条目外，我们也可在其他看似无关的条目里搜寻到相关信息，比如在“名迹”“风土”中可以找到那些已经不再被使用，或已经无法目睹真容的城市遗址，“名人”“职官”中也有不少关于城市生活场景的细节描写。
目录之后便是方志的正文，经过收集或是重新撰写的内容罗列在了具体条目名称之下，其文字叙述和注释也赋予了书籍以具体的刊印形式。此外，方志卷首多附有图版，有代表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舆图，有表现城市风貌的风景图，以及刻画重要建筑物的特写图。这类版刻印刷图像除了与正文中出现的城市意象形成图文互应之外，其独特的抽象符号与示意手法也能够传递出文字信息之外的图像观念与意义。
城市话语的知识性构想
从方志的编排方式看出，它就像是一部囊括了各种知识门类和形式的城市百科全书。那么，我们究竟如何通过方志来认识历史城市呢？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形式应该如何来阅读呢？宋代文人吴子良在《赤城续志》中说道：
门类率与本志协，所证所聚愈详矣，而书岂徒取其详而已乎，使读《赤城志》者，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细咀篇什，而思畅共才，睹是非而开浸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劝戒而审趋舍。
吴氏指出，面对方志—这部冗长的城市清单，虽然其庞杂的数量与多样性足以震撼到每一位读者，但它并非要数尽城市的所有。城市知识的编撰实则在建立读者的自主意识，去推敲书中事物背后的意义，并塑造意识中的城市形象。要达到这样的阅读意识，首先便需要了解方志自身的文体特征。学者陆敏珍提出方志书写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图式，她认为宋代由图转文的志书体例表明了当时的书写者已经能够将山川、人物等自在之物在人为经验世界中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转换，借助较为一贯的分类框架系统赋予知识以价值标准，每一个城市地理環境即成为一个文本环境。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明珂教授认为，方志遵循着传统书籍续写的传统，以既有的志书为文献来源进行新编或是续编，每一位方志的编撰者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这种书籍编写方式系统性地维系着城市的记忆，使得方志的读者可以遵循某种范式来建构当下与过去之间的联系。以晚明志书《留都见闻录》的“山川·青溪”为例，编撰者吴应箕首先收录了官方志书中有关南京青溪的记载：
与桃叶渡相邻，为六朝鼎族夹居之地，其故址今皆不可复识。
吴应箕在这个客观解释之后加入了自己的观察和体验：
今随塘直曲皆列篱垣，而有数物瞰水者，柳重藤蔓，大半皆清客画师宅也。予尝赁居其间，最为清旷。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自然物、人为构筑物、古建筑遗迹等意象在书写历史的进程中借由编撰者之笔，与不同的神话、故事、往事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认知城市的“话语”（discourse）。当人们看到这些意象时，那些与该地方的记忆和经验便被自然地唤起，城市空间因此与方志的文本结构形态，及其表征意义发生了关系。除了牵连出在地的空间经验，并透过内在的心境和感觉转化成个体的理解和记忆。方志也旨在赋予地方以群体共性，并以较强的传播性和可操作性推及至各个城市，成为一种普适文化。正如传统的风水学观念，方志将潜藏在大地里的城市经验与记忆转换成可以关联和操作的实践模式。我们不但可以借用宋代南京《（景定）建康志》来阅读清代南京《（康熙）江宁府志》，也可以通过与同为宋代《（淳祐）临安志》的比较，来审视南京与杭州两座城市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分门别类的结构图式以一种有效和连贯的方法，消除了地方信息与经验的零散性与芜杂性，在对一个地方进行特殊化解释的同时，也普遍性地寻求并阐释书写背后的意义世界。
在分类与解释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叙述方式下，那些有代表性的城市意象便能够在方志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成为可以被想象的城市文化共同体。所以，除了对特定区域内事物进行保存外，具有分类、收集和认知等多重意义的方志体现了知识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创造性的来源，编撰者同时也是读者的书写状态及其组织材料的文体结构，将是我们从书籍去感受传统城市空间特征的基础。
编撰者/读者的书写状态
在以图文编辑为主要特征的方志环境中，是否可以说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来源于书斋里的思维活动呢？从纯粹的阅读经验来说是成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些书籍仍然具有其社会属性，即方志的编撰者除了参考其他书籍外，也需要回到物质环境中去考察书中记载与未记录的意象，他们常常会将《西湖游览志》等当时流行的志书用作心向之地的参照和导览。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江南发达的印刷与交通条件下，除了地方官员之外的文人知识分子也能够轻松地满足对城市知识获取的愿望。
“书斋”可以说是回到书稿环境的编撰者的文本田野：穿梭于方志中的不同事物，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来往本需行经数日的地点，或是像私家园林那样本不对外开放的隐秘场所。缺席的编撰者旨在借助这样的空隙“去往”存在或不存在的地方，填补他们意识中的城市空间。如果关联到中国传统的“游”文化，方志的编撰和阅读的经验便体现在与在场经验有关的“旅游”“游记”，以及“卧游”“神游”这样的意识经验。“游”的写作自古以来便是一种公开的活动，正如形容观看山水画体验的“卧游”一词，方志的编撰者/读者借助文本的形式可以像观画一样穿越在城市地景之间。宋人范仲淹撰写的《岳阳楼记》便是一例。滕宗谅在《求记书》考证：
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谈味，而远讬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与！仅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赘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
可见范仲淹当时并没有亲临洞庭湖，文章的写作是依据历代在此地题咏诗文与《洞庭秋晚图》想象出来的。甚至这些被范氏“虚构”出来的经验也成了后人重临现场的“新”视角。同样地，当明人李濂在面对落寞已久的故都开封时，他便自觉地去收集与之有关的资料，并寄望于自己编撰的志书《汴京遗迹志》来追忆和回望北宋汴京：
皆行于世。学士大夫，一展阅间，故都遗迹，宛聚目前，不必履壤观风，询宫问沼，蹑荒台瞩废殿，而感时怀古之情，自容己于卧游之顷矣。
面对相隔数百年的城市，方志仍然能够富有条理地将那些历史信息进行分类和收集。读者无须从头开始阅读，随便翻开一页便能够回到城市的记忆海洋中，其物质性已经成为文本性的隐喻，书中记录的城市意象就像是一份份无限的清单，或是碎散的拼图。除了延续前代的文本，随着不同时期的编撰者/读者的参与，同一个城市环境也会在不同的分类和编排方式下呈现出独特的阅读风景。有别于城市地景的客观描写和纪实，读者个体的阅读与编撰者编织的开放体系间形成了有如编码与解码般的积极互动。这种来自个体的经验性感受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方志文体的灵活性与可塑性，地方的书写内容于是与现实发生紧密的互动，它意味着对视觉经验的超越，也容许想象凌驾于现实之上。相对地，试图通过方志来对城市进行确凿无疑的还原显然是徒劳的，也是不可能的。作为读者的我们，需要的是在方志的知识结构下尽可能地包容与接受这些多样性，并试图呈现知识背后隐含的可能性空间。
试写南京的潜像：城市与方位
笔者将以《（景定）建康志》为例来展示这样的阅读体验。
在卷十六“疆域·街巷”中，“焚衣巷”有着如下的解释：焚衣巷，在御街。
考证：齐东昏侯制四种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余出，晨出三更归，夜出清晨反。梁自襄阳出师，废东昏侯，焚奢淫异服六十二种于御街，后人号其所曰焚衣街。杨虞部诗：雉头金缕及珠胎，烟结香云昼不开。御路旁人空叹息，浚巡红焰作青灰。
现代学科建制下的专家们或许会从这段文字中，截取出与各自领域相关的“可用”信息：比如考古学家会定位“焚衣巷”与“御街”的位置关系;服饰民俗学家会关注五彩袍及其习俗特征;历史学家会考察东昏侯的事迹;杨修的诗作则会被纳入文学家的解释对象。虽然这些条目提供了相关资料的整理和搜寻的功能，但是如果要在书页中，同时对这些内容进行综合性的阅读，似乎很难形成对城市空间的整体且精确的印象。文字的汇聚让排列出来的事物仿佛具有了理所当然的相似性，任何一个事物都无法独立成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解释。它们反而带来了阅读上的分心，并考验着我们对城市意象解读的多元维度：除了字面上“疆域—街巷—御街—焚衣巷”所提供的前后有别、上下有序的空间层级之外，我们要注意的是埋藏在表面结构之后的关联性，它不只是存在于地理空间或是历史象征，也并非代表各种政治意义或是世间秩序的变迁，而是来自历史、民俗、诗学以及舆图等不同类别知识之间跨越与联系的话语方式。从“焚衣巷”到“御街”条目：
古御街，案：“宫城”记，“吴时自宫门南出，至朱雀门七八里，府寺相属。晋成帝因吴苑城筑新宫，正中日宣阳门，南对朱雀门，相去五里余，名为御道。夹道开御沟，植槐柳。梁武帝克东昏，焚其奢淫服六十二种于御街。今自天津桥直南夹道，犹有故沟，皆在民居，即古御街也。又有右御街，在台城西掖门外”。
我们可以从摘录自“宫城”条目的解释中看到，除了对应于“焚衣”的事件外，“御街”又将空间引向了“天津桥”“朱雀门”等地点。接着在卷二十“城阙·门阙”的“古朱雀门”条目中我们可以继续读到：
古朱雀门，案：“宫苑”记，“吴立，初名大航门，南临淮水，北直宣阳门，去台城可七里”。又按地图，去宣阳门六里，名为御道，夹开御沟植柳，南渡淮出国门，去园门五里。……上重曰“朱雀观”，观下门上有两铜雀，悬楣上刻木为龙虎，对立左右。
在这段叙述中，“古朱雀门”既通过“植柳”的意象与“御街”建立了方位上的关联，又通过对“铜雀”的描绘勾画了“朱雀观”的形貌，这些生动的形象在“疆域·桥梁”的“四航”条目中被描写得更为具体：
四航，皆秦淮上，曰丹阳、曰竹格、曰朱雀、曰骠骑。
案：《实录》，“晋宁康元年，诏除丹阳、竹格等四航税”。注云：“王敦作逆，从竹格渡，即此航也。”朱雀航，本吴时大航。骠骑航，在东府城外渡淮，会稽王道子所立。并丹阳郡城后航，总为四航。今四航皆废，镇淮桥即朱雀航旧所也。详见桥类。
“朱雀观”在这里被置于了游渡秦淮河的“四航”体系中，原本独立的城市道路与水路空间形成了对话。在该段文字的末尾，编撰者附上了相关的诗作—
杨虞部诗：桥上层楼楼上梯，秦淮两岸绿杨堤。春风影动波光碎，翚翼孤飞雀并栖。
马野亭诗：要识当时朱雀航，秦淮岸口驾浮梁。既为铜雀施重屋，又作璇题揭上方。波底净涵楼阁影，桥间望断水云乡。不知此处今何在，须有遗基在两傍。
杨修和马之纯这两位宋代诗人的诗句充满了对日常经验的即刻感怀，没有了时态上的限制，历史对象在年代上的差异也就不再明显。“朱雀观”成了“楼阁影”的回忆，“对立左右”的“铜雀”也成了诗人确定自己所在地方以及对旧时风景的联想参照。作为“朱雀航所”的另一个名称，“镇淮桥”构成了更广泛的知识连类，它在“疆域·桥梁”的条目中出现了两次。在以“镇淮桥”为名的条目中，地理位置以及该桥的历史变迁是主要的记述内容—
镇淮桥，在今府城南门里，即古朱雀航所。旧志考证，按《世说叙录》及《舆地志》《丹阳记》皆云：吴时南津桥也，名曰“朱雀航”。大宁二年，王含军至，丹阳尹温峤烧绝之，以遏南众。定后，京师乏良材，无以复之，故为浮航。……开禧元年，丘公崇来为留守，重建桥，刘叔向为之记。……六年，桥毁于火，留守赵公与蕙重建。
除了再一次关联到城市南门“朱雀门”外，与“镇淮桥”有关的历史事物和记忆使得其与“四航”条目中的意象之间产生了并置和交接。如果将上述阅读过程所展现的空间关系对应于《（景定）建康志》的“府城图”便会发现，从“御街”到“镇淮桥”再对着“南门”，那些被框定了的名字不再是静止的。如果对比复原的地理状况，在七里长的御道区域里，远远不可能达到如志书图文所重构出的那样，紧凑、跳跃，且充满临时性。
每一个事物在志书中都有着自己的话语特征，并提醒着我们“回到事物本身”去读。就像是“焚衣巷”中描述的“御路旁人空叹息”，即时性的感官体验让这些出现在“街巷”“桥梁”“门阙”等不同条目的意象—“植柳”“叹息声”“铜雀”“朱雀”“秦淮河”“游船”等—在阅读过程中发生了临时的共同展演，成为城市空间构想的能指，它们相互亲近，且向外不断地延伸，带来阅读的连绵，在相似性之间的细微和感性差别内获得重构。所以，对于一位方志读者来说，要想解读一座历史城市的空间特征，既要是位考古学家，也要是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
可以想象的书
就像文明需要书籍巩固它的思想基础，城市也需要其独特的话语维系它的存在和延续。方志的必要性在于它赋予传统城市以言说的词汇、语法和立场，其所构成的语言并不是去对历史还原，也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而是体现在不同的诠释方式。方志因此蕴藏了城市空间在不同主体书写和阅读下所产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城市的理想也将建立在对方志不断变化的数量流的接受上。它不问“物是什么”，而问“物如何在”;重点不是城市聚集了多少“物”，而是在于是否串联了彼此。《春秋左传正义》中有云“事有其物，物有其容”。处于不同境遇的事物应该有不同的容貌表现，魏晋时期的大学者杜预对该句所作的注释是：“物，类也”，“物，相也”。我们了解事物除了要知道其类别之外，还要学会辨别。编撰者把有关城市的生活和心境借由方志转化为以“物”为对象的书写，将原本个人的轶事转换为“此物”的轶事，形成了城市阅读的双面联结：投射在人们感官意识中的外在对象（建筑物等），以及它们在人们意识中因社会情境、现实与历史之间的互文类比而体现的意象或情感。不同的事物便有了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的比较与拓展，进而形成复合的“物体系”。
相较于历史的考掘，文学性的思维或许更加能体现方志阅读的创造性。比如意大利文学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笔下的“看不见的城市”，城市的诸多可能性是在不同意象的符号关系下涌现出来的：
这本书是由一些短小的章节构成的，每个章节都应提供机会，让我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这本书每次只产生一小段，并且间隔的时间也长……我的文件夹中有一个专用于物体，一个专用于动物，一个专用于历史人物，还有一个专用于神话中的英雄;我有一个关于四季的文件夹和一个关于五种感觉的文件夹;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汇集了有关我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和风景的纸页，而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则是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当一个文件夹渐渐被纸装满时，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从这里提取出来的那本书了。
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与城市经验之间，显示出了关联和复合的潜力，它们既身陷一种结构性的总体感受中，又因为解码和编码衍生出支离破碎、难以分类的纷杂。它们是片段、不确定的，拓扑、超维度的，甚至是有时差的，这种状态正是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到的“都市性表征”：一种纯形式的存在，它是遭遇、对抗、集会同时发生之地，是具体性的抽象物。
在這样多元符号的视野下，延续千年的传统文类虽然在封建帝制结束之后便渐渐消失，但今天仍能给我们带来城市阅读的古今对话。于是乎，方志不再是一种文类遗产，它激活了有关城市空间构想的一种非学科化、非孤立的新模式，被分类了的意象在随机生成的跨领域边界中形成了模糊、多义的空间状态。我们需要对不同的理解途径保持开放的态度，唯有去中心化才能解构固化的本质论，不同历史的人物、事件和叙述才能在方志的舞台上一齐登场，在一代又一代的阅读和创作中不断重构和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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