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汉晋时期，写赋三大高手司马相如、扬雄、左思都是口吃。其必然乎？其偶然乎？其中是否藏着某种可循的规律？
读历史，我们有时会忽略一点：过去的人，无不都在各自的“语境”“上下文”之中。司马相如勃发赋这种当时流行的文体之后，理所当然也会激励着，同时也“影响着焦虑着”同病相怜的后来者—扬雄与左思。扬雄心中理所当然有司马相如的影子，正如左思心中理所当然也有司马相如、扬雄两个人的影子。于是乎，司马相如—扬雄—左思，这个有趣的赋家“谱系”，就在历史的“场”中如此这般地生成了。
身为诗歌的变体，赋契合了汉代蓬勃上升的精神。汉晋上到天子，下到平民，都有读赋的习惯。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子虚赋》而善之，以为是古人，感慨“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汉元帝宫女能读王褒《洞箫赋》。左思《三都赋》成，洛阳纸贵。
赋，虽不能唱，但是可以带着特定的音律节奏朗诵。可是，司马相如、扬雄、左思虽能写出文采飞扬、华丽铺张的大赋，却由于口吃，自己都不能朗读。这是他们三人在写作时，不得不面对的最大的荒诞与嘲讽。
另一方面，由于性格、机遇、出身，以及身处“谱系”位置的不同，这三位口吃的赋家，面对相同境况，却会做出各自不同的选择。
历史“场”里的扬雄该何去何从？
二
扬雄一生的写作，有着清晰的阶段性。四十四岁以前是辞赋;四十四岁以后到五十七八岁之间是《太玄》;《法言》写作的时间，可能开始于五十八岁之后，完成于六十三岁投阁之前;投阁之后，校书避祸，消磨时光。
扬雄认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
扬雄当然是一位模仿大师。但是模仿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其成果不容轻易抹杀。后来的很多人，对扬雄仿《易》而作的《太玄》的评价是很不公允的。
不过，据此我们也很容易从扬雄身上嗅出浓浓的“影响的焦虑”。早期的扬雄，一直身处屈原、司马相如两位巨人的阴影之下。年少意气之时的扬雄写下《反离骚》，站在智者的角度指责屈原没能洞悉形势，判断凶吉，其遭受挫折是必然之事，最后选择自杀殉国这条绝路，这与先贤的做法背道而驰。
逃脱旋涡，又谈何容易。晚年的扬雄对屈原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在《法言·吾子》之中又谈到屈原。
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这当然是后话了。
司马相如投射过来的阴影似乎更为盛大。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蜀人，司马相如自从被汉武帝赏识之后，人生开始荣耀，这无时无刻不暗示着同样怀抱雄心的扬雄。写赋阶段的扬雄，正是在走司马相如走过的老路。
汉成帝元延元年（前12），四十二岁的扬雄出蜀游京师，汉成帝出幸，扬雄皆从游，在一两年内，上《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大赋。
扬雄写赋，写得并不轻松。他的好友桓谭说，扬雄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生病。扬雄曾对桓谭说，诏使作《甘泉赋》，一首始成，卒暴倦卧，梦见五藏出地，他用手一一收内之，及觉，大伤元气，病一年。（桓谭《新论》）
扬雄觉得赋难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写得太好的司马相如如鬼魅横亘在前—麻烦的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与他的《羽猎赋》《长杨赋》题材还类似—扬雄要与之持续殊死搏斗，方能有容身之所。读司马相如、扬雄两家赋，司马相如文采瑰丽，规模宏大，想象汪洋恣肆，排列的名物数也超过扬雄，而扬雄文字坚实，结构严谨。相对于司马相如的浪漫，扬雄偏向于沉寂的性格。正如《文心雕龙·体性》篇云：“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词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
套用哈罗德·布鲁姆著名的“影响的焦虑”诗论观点—当两位真正的诗人相遇时，后一位诗人总是对前一位诗人进行误读，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此时侧重点的“偏移”就成为一种有效的修正方法。模仿也是一种“偏移”。所以，我傾向于认为，如司马相如般文采瑰丽，扬雄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三
扬雄更在意的是，赋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功能—“风”（讽刺）。与此相比，文采就退居其次。纵使这四篇大赋是皇帝交代的命题作文，细细读之，还是能发现其中暗藏的冷嘲热讽。
扬雄在《羽猎赋》中写道：
群公常伯阳朱、墨翟之徒，喟然并称曰：“崇哉乎德，虽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夫古之觐东岳，禅梁基，舍此世也，其谁与哉？”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方将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
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认为，赋中皇帝的行为并非理想的圣贤明君所应有，故将汉成帝与古代的圣王进行夸张的类比很明显是有意讽刺。康达维还注意到，墨翟与杨朱并列而赞，也具有暗讽意义。因为众所周知，墨翟和杨朱的观点是极其相对的。（《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
这可能是作者故意用错的一个典。在我看来，扬雄也指向西方学者所说的“隐微写作”。所谓的隐微写作，其中的一种操作是，通过一些间接或隐秘的交流方式向一群被选中之人传达某种真理。
但是到后来，扬雄还是放弃了赋的写作。按照他在《自述》里的说法，为了“风”的功能而铺设的极其丽靡之辞，早已经彻底掩盖了赋的功能。汉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汉武帝反而对辞藻很是喜欢，“反缥缈有凌云之志”，由此观之，赋“风”的功能，是很微小的。
享受于被天子眷顾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司马相如不会如此思考，直到死前，他还在为汉武帝奋笔疾书《封禅书》。可是，扬雄却慢慢感受到“俳优之徒”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实际上是那一个时代有内省精神的文士的共同感受。太史公云，文史写作，“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太史公和扬雄都是“意有所郁结”，都有为后来者写作的期望。
性格沉寂的扬雄一旦意识到这种屈辱感—此时口吃更是成为一种致命的药引—其内心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他分明已经听到历史对司马相如发出的嘲笑声，“于是辍不复为”。
扬雄晚年写的《法言·吾子》之中有一段论赋：
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然而，曰：“壮夫不为也。”或问：“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平心而论，赋并非如扬雄所说的这么一无是处。赋中大量铺陈的细节，跨越真实与虚构界限的华丽意象，或汇聚成一首首雄壮的交响乐，或汇聚成一首首迷幻的摇滚乐，有“折魂夺魄”之美。后来，同样身处“影响的焦虑”之中的左思批评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中所描写的诸多动植物缺乏真实性，不从语言的烂漫与想象考虑，这论断也是不够公允的，也是左思故意的“偏移”与“误读”。
总之，赋之于“风”微乎其微的功能，已不能让扬雄满足;其“俳优之徒”的屈辱感更是让他难以忍受。扬雄最终放弃了赋的写作，转向更为隐微、更为晦涩的写作，在滚滚的时代大潮之中，找到适合自己安身立命的方法。
四
汉元帝建昭二年，精通《易》的京房卷入政治斗争，被杀弃市，年四十一岁。这一年，扬雄十七岁，虽然还未出蜀，但是相信此事对同样精通《易》的扬雄的内心，一定会有所触动。尤其是当他决定不再写赋，不再以政治为志业而以学术为志业时，回味起京房之死，会让他更加警惕权力、富贵的无常。扬雄洞悉时代精神，选择远远地避开，不让自己卷入旋涡。
在《解嘲》一文中，扬雄写道：
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
“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意思是说，天下追逐名利的人很多，多一个他不多，少一个他不少。
名利之外，有更为广大的追求。有抱负的写作者都认为自己的作品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而扬雄选择更为隐秘、晦涩的方式，“默然独守《太玄》”。
易学家潘雨廷认为，扬雄于《易经》专心深思，也绝非简单模仿，《太玄》法上古易，数由阴阳二分为而化为天地人三分（其实是把二进制改为三进制，也是有所本），“扬雄有取于孟（喜）京（房）律历之理，实为当时易学最重要最基本的应用处”。（潘雨廷《周易表解》）所以，司马光视《太玄》为读《易》之阶，不是没有道理。
《太玄》经天纬地，扬雄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很深地进入了符号学领域。他对符号的推演，发生了连锁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扬雄手中已经生成另一番包罗万象的天地万物，他再被自己创造的天地万物所照亮。这才是扬雄离开赋写作之后，一以贯之的雄心。
这种全新的符号系统势必会冲撞原有的系统。以《易》为例，《易》关系到古人在天文历法的方方面面，兹事体大。其他人对扬雄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汉书·扬雄传》记载：“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
《唐书·历志》云：“至汉造历，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指太初历），其数起于黄钟之龠，盖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后刘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刘向、刘歆都是治易高手，实际上，扬雄的异端锄头已经锄进刘家的田里了。
在《太玄》隐晦的符号系统之中，也隐藏着扬雄对时局的批评。只是扬雄设置了云山雾罩的解读障碍，把自己退到了安全的位置。实际上，扬雄身为“隐微写作者”，一直暗藏着批评，只是其批评的意见从赋到《太玄》《法言》，越藏越深。如《法言·五百》中的一条：“彤弓卢矢，不为有矣。”显然是用来讽刺王莽。弓矢，九锡之中的一种礼器，王莽先加九锡，后篡汉。扬雄认为，世无忠义之士，彤弓卢矢将安用之？
以《太玄》八十一首（“首”类似《易》中的“卦”）中的“闲”为例，“闲”是准《易》“屯”卦：“闲，阳气闭于阴。初一，蛇伏于泥，无雌有雄，终莫受施。测曰：蛇伏于泥，君不君也。”徐复观认为，阳气闭于阴，言皇权被夺于外戚，“蛇伏于泥，君不君”，扬雄正是影射王莽篡位。（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行文至此，我们就要碰到那根难啃的骨头了。众所周知，扬雄曾写下《剧秦美新》献给王莽。后世喜爱扬雄的人，为其辩护，或认为这篇是伪作，或尝试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我所说的扬雄是“隐微写作者”，要把这篇作品剔除在外。
金克木提醒我们：“文人都知道并且能互相分别‘酬世的‘时文和‘传世的著作，并且能不言而喻诗为谁而作，表层、深层，彼此心照不宣。”《剧秦美新》是最极端的“酬世”作品例子，我同意徐复观的观点，《剧秦美新》应当作于扬雄投阁之后，意在免死而已。设身处地考虑，扬雄的处境是很难的，我们要理解扬雄的恐惧。
五
新莽始建国二年（10），甄丰子甄寻，刘歆子刘棻、刘泳，王邑弟王奇，及刘歆门人丁隆等人卷入符命案，死者数百。
王莽规定，因犯人的交代而受牵连的人，可不作指示，直接逮捕系狱。刘棻的供词牵连到扬雄，兵吏就直接入天禄阁抓捕正在校书的扬雄。气势汹汹的兵吏闯进安静的学问场所，惊吓着了特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皓首穷经的扬雄。扬雄吓得从楼上跳下，差點毙命。这就是著名的扬雄投阁事件。
王莽得知后，说：“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王莽喜爱符命，贩夫走卒献上符命皆可取得高官厚禄，对精通《易》、奇字，并编撰过《方言》的扬雄来说，献上高质量的符命可谓易如反掌，但是扬雄不为也，他在秩比四百石的低级官职黄门侍郎一职上一待就是二十年。
王莽密问其故，得知，刘棻只是跟扬雄学过奇字，而扬雄对刘棻的政治活动确实不知情。王莽便下诏，不再过问。扬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
扬雄复召为大夫之后，继续贫困着，继续嗜酒。人稀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受其《太玄》《法言》。当朝国师，炙手可热的刘歆也曾去看过扬雄。
当朝国师、嘉新公刘歆对太中大夫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刘歆的意思是说，扬雄你是白白受苦，现在的学者连《易》都还没搞明白，又何况你的《太玄》呢？我恐怕后人会拿它盖酱油。
扬雄如何作答？《汉书》曰：“雄笑而不应。”扬雄的“笑而不应”，除了明显的“不敢苟同”“志不在此”的表述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他口吃，既然不能雄辩，那就索性闭嘴吧。
这是当时两个最有学问的学者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两个饱经沧桑老人之间的一场对话。扬雄生于公元前五十三年，刘歆生年不可考，两人年龄“盖相若，子云犹或稍长”（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算一算扬雄投阁那一年，两人都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六旬老人了。
这也是两个都死了儿子的老人之间的对话。刘歆刚失去了刘棻、刘泳，而扬雄的两个儿子很早之前就已经死去了。
六
如果说扬雄和刘歆是莫逆于心，这场谈话可称美谈，颇有高士之风。可是种种迹象表明，两人志向不同，相处并不愉快，那么这场对话就要另当别论了。
扬雄、刘歆、王莽，三人关系颇为复杂微妙。三人在不同时期都做过郎官。汉代的黄门侍郎，只是一个秩比四百石的低级官职，且流品很杂。通俗点讲，黄门侍郎相当于官吏候补班，凡是在政治上有点上进心的人，总还得继续前行，在黄门侍郎这个短暂的跳板之上再跳一跳，才是正道。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大将军王凤病死，死前以王莽托太后及帝，王莽拜为黄门侍郎，迁射声校尉。也正是在这一年，同为黄门侍郎的王莽和刘歆的人生轨迹正式相交，王莽对刘歆很是看重。等到汉成帝崩，汉哀帝即位，王莽马上举荐刘歆为侍中，迁光禄大夫，复领《五经》。刘歆风光无限。
而扬雄呢，从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至新莽初始元年（8），经历了成、哀、平、新莽四個时期，当了近二十年郎官。在旁人看来，这是颇值得嘲笑的。扬雄在他的《自述》中提到“待诏承明之庭”外，却无一字提到自己的官职，班固只好在传赞中补出。
顺便一说，班彪、班固极其推崇扬雄。班彪和扬雄同朝，班家藏书又颇丰，据班固在《汉书·叙传》所说，“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可见班固对扬雄资料的增补，是很可靠的。《汉书·扬雄传》全文收录扬雄《自述》并增补了其他资料而成，如诸儒对扬雄的批评。例如扬雄与刘歆的这次交谈，扬雄《自述》只字不提，也是被班固补进《汉书》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猜测，扬雄对这次谈话不悦的态度。
等到王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位甚众，扬雄依旧不为所动，他最终也只是以耆老的身份才从黄门侍郎转为大夫。
扬雄特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以学术为志业，王莽和刘歆都心知肚明。王莽那句“雄素不与事”的评价，不是没有根据。刘歆曾和扬雄一起校书天禄阁，两人各忙各的，资深郎官扬雄应该也是沉默地、“笑而不应”地看着刘歆在天禄阁炙手可热，志得意满，飞龙在天。
七
现在大多数《方言》版本都附有刘歆与扬雄的两封来往书信。刘歆在信中要求扬雄寄给他一份论“先代绝言”和“异国殊语”的著作，以收入皇家书目，刘歆词句甚至带着威胁。而扬雄回了一封兼具委婉与反讽的书信。
千百年来，关于这两封书信的真伪争议不断。我们很容易在书中找出诸如年代、称呼不合史实的证据。宋代洪迈就发现，书信明显显示写于汉成帝时期，可是刘歆的信里称呼汉成帝的谥号，即“孝成皇帝”，这又表明信件是在汉成帝死后完成。扬雄在回信中出现“太玄经”，这也不合法度，因为扬雄在别处总是称其书为《太玄》或《玄》，从未称其为“太玄经”，“因为如果称为‘经，”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表示，“就是称自己的著作为经典，显得太自大。而且，东汉的大部分时期，即便是最推崇这部著作的人，似乎也不在标题中使用‘经字”。（《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
对历史持着浓浓温情主义的钱穆，对扬雄没有太多好感。钱穆在厚达八册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直接跳过了扬雄，而只是以陪衬的方式将扬雄的名字安放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中。
在“新莽天凤五年（18）扬雄卒”条目下，钱穆写道：“雄作《太玄》准《易》，作《法言》准《论语》，此犹王莽之学《大诰》《金滕》，皆一时学风然也。”评价不高，且有暗讽，也认为扬雄是“空自苦”。
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中认为扬雄刘歆通信为赝物无疑：
《方言》前有刘歆与雄索取《方言》书，又有扬雄答书，云“为郎成帝时，至今二十七岁”，若自元延二年计之，当下迄天凤间，时雄、歆皆老，雄投阁幸不死，何歆忽雅兴索取此书？而雄云“列于汉籍，诚雄之所想”，岂不大谬？雄、歆往返二书，殆赝物也。
我们可以用钱穆之矛攻其盾。钱穆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前言写道：
夫史书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为自襮之资，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
扬雄刘歆通信固然有诸多不合史实的地方，因为“史书亦何尝无伪”，我们要“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沉其智”，才能发“持平”之论。
康达维仿佛是穿着锦衣入荆棘丛，小心翼翼、谨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有确凿证据显示，如果这些书信真出自二人之手，其完成时代必在成帝统治时期之后”，“似乎有确实的证据说明这些书信被后来的编纂更改过，改动最早或许发生在东汉时期”。（《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
这样，对书信中不合史实的部分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毕竟史料存在“层层累积”也是常见现象。
刘歆在切入索书正题之前，先用田仪的事情让扬雄难堪。田仪，蜀人，由扬雄举荐来到朝廷，后来却做了不法之事。田仪这个小人物未见于其他汉代文献，这反而能增加书信的可信度。因为从常识考虑，如果说要作伪，大可拉几个知名度更高的人物下水。
除此之外，刘歆书信通篇语气傲慢，且毫无文采，充斥着蹩脚的短语。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不是刘歆不通文采，而是以刘歆的身份—我们可以联想到那场“空自苦”对话中刘歆的傲慢态度—给扬雄写信，不屑于用文采，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只用一点点威胁足矣。
扬雄在书信中提及对扬雄才华很是赞赏的淑德侯张竦。张竦认为扬雄的书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康达维认为，扬雄是委婉地提醒刘歆，自己和朝中有影响的权贵张竦保持着良好关系，如果刘歆坚持信中隐含的威胁与暗示的话，他自己会倚之以为援。（《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
也许是刘歆书信的傲慢激怒了自尊心很强的扬雄，扬雄回绝了刘歆的要求。扬雄的愤怒在答书结尾以特别尖锐的谴责表现出来，他暗示刘歆企图“胁之以威，陵之以武”，他将“缢死以从命”。扬雄还附带了一句兼具婉拒与反讽的话：“伯松（张竦字伯松）与雄独何德惠，而君与雄独何谮隙，而当匿乎哉？”
另外，扬雄在回信中称自己：“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按字面上意思，章句是“离章辨句”的省称。作为一种注释，章句着重于逐句逐章串讲，分析大意，结果往往流于支离烦琐，故被斥为“章句小儒”。刘歆是以“通识达见”讲经，同样不喜章句。康达维据此认为，扬雄“不师章句”这一言论，一定会让刘歆高兴。
从表面上理解，似乎是这个意思。扬雄笔下也不止一次辛辣地嘲讽过“章句”。他在《自述》中云：“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他在《解嘲》中云：“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
往深一层意思去解，“章句”亦指“小儒”，扬雄说自己“不为章句”，骨子里是有一份“不为小儒”的骄傲。扬雄对刘歆说：“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其实是兼具自谦与骄傲。
国人深谙“弦外之音”，扬雄和刘歆又是高手过招，明枪暗箭纷至沓来，所以也就很轻易地把不谙此道的汉学家康达维“虚晃”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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