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

　　从哪里开始阅读德勒兹和迦塔利？他们俩合作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分析”系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似乎给读者设定了数不清的迷宫，对于那些没有相关知识的读者来说，甚至没有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能将读者带出迷失的泥淖。德勒兹早年的《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还比较多地停留在学院式写作框架之下，他的思想的灵韵仍然还包裹着经院哲学的外皮。而没有电影专业知识的人，读《电影1》和《电影2》似乎有点隔靴搔痒，似乎明白一点点，但始终弄不清门道。而《卡夫卡：为了少数人的文学》，也正如标题一样，读者就像那个永远进不去城堡的K一样，在城堡的外围打转转。所以，《什么是哲学？》似乎是我们进入德勒兹和迦塔利深邃而广博的哲学思想的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与之前的块茎性和游牧性书写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相比，《什么是哲学？》的两位作者在用笔上显得友好得多，相对于之前的著作，德勒兹和迦塔利并没有使用太过深邃的哲学辞藻，而是用浅显易懂的词汇向一般性读者展现他们思想的魅力。因此，可以建议那些想拾级而上进入德勒兹和迦塔利思想殿堂的读者，《什么是哲学？》是一本不错的探索路径的读物。

　　为什么《什么是哲学？》在文字上表现得如此通俗？这或许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法国的新哲学家有关。八十年代电视媒介的兴起，炒作出一批电视哲学家，如巴迪欧常常提到的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电视媒体的广为传播，尤其是一些电视台为了吸引有涵养的观众，所以开设了许多哲学对谈节目，许多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一下子吸引了许多法国观众的眼球。做个不恰当的类比，这些“新哲学家”依靠一些热点话题，迅速成为那个时代的“网红”，他们在各类电视节目上出镜，贩卖生活中处处都是哲学，烹饪有烹饪的哲学，炒股有炒股的哲学，调情有调情的哲学……他们将哲学变成了一种速食文化，可以在任何时候被随意地贩卖，随意地咀嚼。对此，德勒兹和迦塔利二人嗤之以鼻。其实，早在《尼采与哲学》中，德勒兹对这种寡淡无味的哲学就有过批判，不过，《什么是哲学？》似乎是对这种“新哲学家”的一次重要的清算，也就是说，这帮“新哲学家”给哲学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毁灭性的灾难。所以，在《什么是哲学？》的导论中，德勒兹和迦塔利二人就将这本书的矛头指向了这种庸俗化的“哲学”：

　　较为晚近时期，哲学遇到许多新的竞争者……哲学遇到的竞争对手一个比一个更蛮横无理，更贻害无穷。这是柏拉图即使在其一生最富有喜剧性的时刻也想象不到的。等到计算机科学、市场学、设计、广告等跟传播有关的学科也把这个词语抓到手里，那才是最令人耻辱的时刻！……对于哲学，这场旨在用商业促销取代批判的普遍运动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仿制品和一袋袋速食面成了千真万确的概念、产品—无论是商品还是艺术作品—的包装和展示者都摇身变成了哲学家、概念性人物或艺术家。（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13-214页;以下仅标页码）

　　可见，两位作者对于哲学这个名称被滥用、被糟蹋的当代状况是痛心疾首的。为此，他们的《什么是哲学？》一书不得不成为一部下降之作，一本从洞穴之外转向洞穴之内的著作。不过与柏拉图和启蒙哲人的使命不同，德勒兹和迦塔利的《什么是哲学？》的使命并不是给予洞穴中的碌碌无为的庸俗之众以启蒙，来塑造走向未来城邦和理想的市民社会的新公民，这种启蒙式的哲人形象显然与《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的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形象是不兼容的，其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启蒙哲人并不会比洞穴中的诸众思想境界更高，有足够的资格来启迪诸众。相反，令德勒兹和迦塔利感到痛心的是另一种情况，本来应该可以去自由游牧和逃逸的诸众，沉迷于一干新哲学家的说教，反而堕落成为新哲学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欲望生产机制的仆役。这样，德勒兹和迦塔利的下降，并不是高高在上、宣称掌握了通向真理路径的哲人的居高临下的下降，而毋宁是像鲁迅在《呐喊》序言中由外及内的“呐喊”，让他们从意识形态的魔咒和资本主义欲望生产机制下醒来，让他们自己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消除在洞穴中的条纹化的空间，能够逃逸到外部，走向游牧的块茎空间。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逃逸，走向游牧呢？《什么是哲学？》一开篇，就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回答。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有不少以《什么是哲学？》命名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海德格尔和阿甘本的著作。不过，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阿甘本，他们都试图通过将哲学转化为追问，在不断的质询中返回到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奠基成为今天的样态的原初事件那里，试图在那个悬而未分的前世界中，找到重新开启和敞开世界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哲学固然不是墨守成规，但需要不断地回到过去，在过去的某个事件或状态中来找到解开当下众多纠葛和繁芜问题的线索。与之相反，德勒兹和迦塔利的《什么是哲学？》走向了另一条路径，一开篇，他们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哲学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创造概念的艺术。”（第201页）在这里，十分有趣的是，德勒兹和迦塔利使用了三个动词，即形成（former）、发明（inventer）和创造（fabriquer），在法语中实际上都代表着去形成一个之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比如，有人发明了汽车，表示在这个发明家之前，汽车从未存在过。同样，哲学概念也是某个哲学家和思想家发明或创造出来的，而在发明和创造之前，这个概念从未存在。那么，相对于一些欧洲哲学家的概念，如刚刚来过中国的马里翁（Marion），他更喜欢用被动的给予（être donné）的说法，即这些哲学家认为，概念是在人诞生之初就先天地给予人的，人只能借助这种被给予的概念去思考真理，没有这些概念，就无法触及真理。那么对于古典观念论哲学来说，所谓的哲学就是在我们的反思或经验中，去不断把握和理解这些被給予的概念，并逐渐走向真理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被给予的概念是一种回溯式的追问，将真理的确定性建立在概念的绝对给予性上。德勒兹和迦塔利用的三个动词，尤其是创造一词，完全打破了这个哲学传统，即是说，真正的哲学概念与具体的事件相关，在这个事件中，哲学家创造出概念，并在发明概念之后，借助这个新的概念去思考现实世界在经历着何种变化。

　　德勒兹和迦塔利在提出“哲学是形成、发明和创造概念的艺术”的界定时，不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的古典观念论，即他们并不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追问一个先天给予的普遍观念，相反，这种普遍观念并非绝对存在的;而且德勒兹和迦塔利还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批判对象，即那种将哲学庸俗化为一种日常的认识，而哲学家不过是在电视上或自媒体上侃侃而谈的人，将哲人的深邃的思考贬低为网络红人的脱口秀。因此德勒兹和迦塔利在批判了古典观念论之后，他们进一步提出，哲学家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创造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和迦塔利提出“哲学家是概念之友”。那么问题来了，哲学家究竟是“概念”的什么样的朋友呢？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和迦塔利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释：“正因为概念必须被创造出来，所以它跟哲学家的关系正像面对一个势必拥有它，或切实拥有它的能量和本领的人。”（第205-206页）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和概念实际上是一体的，概念通过哲学家得到具体化，而哲学家借助概念在迷惘的世间开辟出新的道路。这样哲学家与电视上的“新哲学家”的区别在于，哲学家并不是沉浸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之中，变成简单被控制机制所操纵的傀儡，真正的哲学家需要通过发明概念，用自己的思想和身体，在黑暗的泥淖里发明概念的火光，为我们指出一条道路。与古典观念论不同的是，观念论会明确告诉你，观念照亮的道路就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任何其他选择都是不合法的。而德勒兹和迦塔利笔下的哲学家，通过创造概念，仅仅只是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开辟出道路，至于这条道路是否通向唯一的真理，并不是哲学家关心的事情。不难看出，德勒兹和迦塔利在这里秉承了尼采哲学的思想遗产，因为尼采谈道：“哲学家不应该仍然满足于别人交到自己手里的概念，进而擦拭一番，使其重放光芒。”（Fragments Posthumes， 1884-1885， ?uvres philosophiques XI， Paris： Gallimard， 1982， p. 215）在此时此刻的当下，不再被那些被冠以普遍和绝对的抽象观念所迷惑，不再沉溺于或臣服于权力和机制，而是在充满褶皱，满是沟壑的地理空间中走出属于哲学家的道路。

　　所以，在德勒兹和迦塔利看来，任何一种哲学或者哲学概念，总是与某些人物密切相关。德勒兹和迦塔利将这种人物称为“概念性人物”。概念性人物不一定是发明概念的哲学家，也有可能是某种哲学概念在一个人物或一个群体上被体现出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并没有发明理念（idea）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却是在柏拉图的笔下，用戏剧的方式，在苏格拉底的行为和言说中体现出来。要知道，在苏格拉底之前，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要么求助于玄妙莫测的自然元素，如泰勒斯的水或赫拉克利特的火，要么是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人们更多的是去德尔菲神庙问谶，而不是求助于自己的理性的思考。无论是在《理想国》，还是《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引导了雅典人从内心中的理念出发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正是这种精神助产术，让雅典成为古希腊时期最重要的城邦。这样，理念与苏格拉底结合为一体，每当我们在今天谈到理念，都会想起那个在雅典广场上拉着人论辩的哲人的形象。同样，笛卡尔创造了我思的概念，莱布尼茨创造了单子的概念，康德创造了物自体的概念，而德里达将法语的差异（différence）改动了一个元音字母，发明了延异（différance）。有趣的是，在一九九一年埃里蓬（Eribon）的访谈中，问德勒兹，你们发明了什么概念？德勒兹略带戏谑口吻说道：“我们创造了哲学上的迭奏曲（ritornello）的概念。”（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 [e]， 2007， p.381）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哲学家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概念？显然不是。在概念性人物和发明的概念之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内在性平面。内在性（immanence）是德勒兹从斯宾诺莎那里沿袭下来的概念，关键在于，内在性平面有着自己的运动，它并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观念，而是按照自己的绵延和变化流動着。内在性始终在不停地运动，它并不关涉哲学，用德勒兹和迦塔利的话来说，它是“前哲学”的（第255页）。为了理解内在性与哲学概念的关系，齐泽克曾经给出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在美国经典动画片《汤姆和杰瑞》中，那只不太精明的汤姆猫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镜头，它跑到悬崖边上，过了悬崖还在不断地跑，然而汤姆猫并没有马上掉下去，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脚下没有路了，才自由落体式地落下。尽管动画片里的汤姆猫的这种愚蠢动作是为了营造出喜剧效果，但齐泽克看到的是这种喜剧效果中带有的内在性和哲学概念的矛盾。内在性就是悬崖，它已经没有了，但是旧的哲学概念仍然不停地指导我们前进，直到某一天，我们才会发现这个概念之下的大地完全消失了。在德勒兹和迦塔利看来，那些按图索骥的哲学家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总是拿着中世纪的概念地图来指导今天的世界，其行径与那只跑过悬崖的汤姆猫没有分别。所以，哲学家之所以要发明概念，并不是哲学家有多么聪明，而是必须用新的概念来应对新的内在性平面。比方说，今天的加速主义的兴起，绝对不是尼克·兰德、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等人拍脑袋发明了加速主义这个概念，而是我们身处的内在性平面，正在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等技术的推动下，走向了加速的历程。谁都想像以往一样去过慢速惬意的生活，但是内在性平面已经将我们带上了越来越快的加速轨道，甚至我们没有让它速度降下来的手段或工具。这样，传统意义上在相对缓慢速度上的概念，已经很难让我们思考在高速化发展中的生活，尤其当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美国总统选举，也能看到欧洲的示威活动，那么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加速的概念范式来面对这种内在性平面，用新发明的概念在大地上呈现出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样，在《什么是哲学？》中，创造概念、概念性人物和内在性平面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体系。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上，德勒兹和迦塔利提出了他们读到的“地理哲学”概念。之前的观念论所展开的知识体系太平滑了，太整齐了，它有着自己在观念上的逻辑连贯性，完成了推理和演绎的自洽，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真实的世界是崎岖和变动不居的，大地上的地表从来没有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平滑整齐的世界。这意味着，倘若我们只相信某些绝对普遍的概念，那么我们只能像可怜的汤姆猫一样，有朝一日发现我们踩在一个无底深渊之上，最终坠入到无尽的黑暗当中。德勒兹和迦塔利的方略是，哲学需要不断地发明概念，通过新发明的概念去面对不断褶皱和不规则变化的内在性平面，在不能寻找道路的地方开辟出道路来，这有点类似于色诺芬《长征记》中完全在异域远征的古希腊士兵，用自己的长枪和刀斧开辟道路。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勒兹在晚年会转向《电影1》和《电影2》，因为他认为传统的哲学概念已经不能用来思考电影影像的新现象，他必须发明“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这样的新哲学概念，才能理解电影技术带来的本体论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哲学？》中提出的地理哲学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地理学，而是哲学家通过概念在不断流变和褶曲的内在性平面上进行勘探的地理哲学。地理哲学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使命，或者可以用德勒兹和迦塔利的一句话来概括：“乌托邦这个词指的是哲学或概念与现时环境的衔接，也就是政治哲学。”（第343页）那么，德勒兹和迦塔利最富有革命性的地方也在于这里，无论是观念论还是“新哲学家”，他们都没有真正面向内在性平面，他们仍然囿于旧的概念所划分的地盘，但是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哲学是通过创造概念，让旧的地盘的分界线土崩瓦解，即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在新的哲学概念的指引下，重新划分边界。这样，这是一种忠实于内在性平面的地理哲学，也是一种新政治哲学。只有这种新政治哲学，才能让乌托邦的理想重新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什么是哲学？》，[法]德勒兹、迦塔利著，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Fragments Posthumes， 1884-1885， ?uvres philosophiques XI， par Nietzche， Paris： Gallimard， 1982;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by Deleuze，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