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心

　　韩炳哲

　　对乐观主义者而言，今天无疑是最好的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前所未有地更新并优化了我们的生活。技术的进化如此迅速，为数十年前的人难以预计。最典型的就是数码技术，它使我们获得超乎想象的便利。各种各样的技术都被数码技术接纳、升级、串联与整合，整个社会已经变成了数码社会。但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似乎仍有说不清道不明又普遍的不满和焦虑情绪弥漫着。这些表面上的“说不清道不明”，恰恰最需要思想者的智慧去穿透和诊断。面对数码时代的诸多征候与困境，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睿智地沉思、写作，以犀利的笔触解剖当下，与各种迷思战斗，试图为我们扫除迷雾。

爱与他者的消亡

　　有个朋友最近加入了几个微信交友群，群里每个人都在添加好友，又时常无疾而终。男女之间，经常互相抱怨对方不够主动，调侃对方的尬聊与低情商。读韩炳哲的《爱欲之死》前，我误以为这只是国内的现状。但韩炳哲却告诉我们，不知如何恋爱，或是没兴趣谈恋爱，几乎是世界性的问题。

　　毁灭爱情的是什么？大多数人的看法会比较接近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观点：选择过于丰富而导致的选择困难，以及对完美爱情的过高期许，使感情行动停滞不前。乍看之下，这样的解释似乎再合理不过了;但在韩炳哲看来，伊娃的观点并未道出完整的真相，更不是问题的核心。他认为，“导致爱情危机的不仅仅是对他者的选择增多，也是他者的消亡”。

　　恋爱，必须邀请他者加入，必须面向他者敞开。原本全然陌生的他者，竟然要与我们朝夕相对，甚至同床共枕，越来越深地卷入我们的生活，最后成为我们生命经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本身就奇迹般恐怖又激动人心。他者就是闯入者，恋爱的双方，彼此都是对方生命的闯入者。没有他者的闯入，绝不会有爱情发生。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一再提醒，爱是种闯入者的经验，像心脏移植一样，恋爱的双方要发生无数次排异反应后，才终于契合，相互嵌入各自生命里。因此爱注定是种历险，时常会带来失败与痛苦。

　　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与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当下，绩效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目标。韩炳哲写道：“绩效原则已经统御了当今社会的所有生活领域，包括爱和性。”如此一来，恋爱也变成了算计，也是对各种收益的精打细算和百般权衡。“爱被简化成了性，完全屈服于强制的绩效与产出。”没有人甘愿为了陌生的他者去历经磨难，恋爱在他们眼中如同无法控制风险的投资，成了“烫手山芋”，必须被规避。在追求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爱情不会得到鼓励，而肉体欲望却有各种各样风险极低的满足渠道，如此一来，爱情也濒于消亡。

　　韩炳哲更进一步判断，“当今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当代生活的方式使得人们的关注难以实质性地投入到他者身上，而是通过数码技术在自我内部循环，他者不过是扁平的图片和数据。数码技术让每个人变得原子化，我们看似在接受各种不同的事物，其实不过是在接受数码媒体的喂养和自我喂养，人的经验高度重叠而彼此相像。在此意义上，韩炳哲认为他者被消灭了，或者说被放逐在角落里。最终，他者的死亡带来了爱情的消亡。

　　在韩炳哲看来，爱欲的毁灭，带来了灾难与危机。爱是驱使人类创造普遍价值的动力，它让我们走出自我，走向他者，走向更大的共同体。爱欲的消亡，让人不再有变革的愿望，使社会在惯性秩序的地狱里轮回。

人群之中的孤独

　　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多人遭受精神苦闷的煎熬，被痛苦与孤独囚禁，焦虑和抑郁蚕食着当代人的内心世界。在网络世界里游荡时，我们时常在各种数字群落里遭遇，甚至参与网络暴力。那些铺天盖地的污言秽语不过是不断累积压抑的情绪之瞬间爆发。

　　《在群中》一书从对网络暴力的探讨开始，逐步揭示数码社会大众心理状况。韩炳哲认为，我们所遭遇的交流危机，实际是一种精神危机。当大多数人的日常交往被转移到数码媒体中，而缺乏实质上的面对面交流时，他者隐遁了，“数字交流是目光缺失的交流”。处在数字社群中的人，是匿名者，相互之间往往缺乏敬意。韩炳哲說：“尊重总是与姓名相联系的;匿名与尊重互相排斥。”敬意总是指向某个拥有姓名与面容的人，而姓名与面容都缺失的匿名者在网络中则容易遭受网络暴力。因为，对方被压缩成戴着面具的数字主体，一旦无法直接感知他者遭受伤害的痛苦，施暴者也就免除了良心上的不安。于是，网络成为愤怒宣泄的场所。我们时常能感受到网络上的怒气冲冲。愤怒，尤其是正义的愤怒，本可以导向更大的行动，推动社会前进，“但是，如今的群体愤怒是极其易逝和分散的”。因此，这样的愤怒很难凝聚彼此引发行动，以带来新的未来与希望。

　　但我们为何抑郁、愤怒？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韩炳哲为读者揭示了新的时代处境：“新自由主义的绩效强制将时间变为工作时间。它将工作时间绝对化。休息只是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现在的我们，除了工作时间没有另外一段时间。”这也是乔纳森·克拉里曾经指出的资本主义对人的全天候压榨，剥夺了闲暇，甚至睡眠。真正可怕的是，一切都隐藏在看似自由的假象中，人并不直接面对剥削压迫者，或者说更多是面对自我的暴政，人无法揭竿而起。新自由主义和数码技术的合谋，使“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而实质上人类却陷入了在追求绩效的自我激励名义下的残酷剥削—“自我剥削”。

　　韩炳哲认为数码技术非常隐蔽地促成了这一切，由此写道：“数码设备带来了一种新的强制，一种新的奴隶制。基于可移动性，它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一个工位，把每一段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剥削甚至更为高效……智能手机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从中也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强迫，即交流的强迫……它源于资本的逻辑。更多的交流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加速交流和信息的循环也就是加速资本的循环。”

　　一方面是日益深重的新奴役，另一方面是团结与交往的缺席，追寻绩效、深陷自我剥削的主体自然被焦虑不安、抑郁与愤怒捆绑，时刻感受到斯蒂格勒所谓的“存在的痛苦”。针对数码技术的一系列后果，斯蒂格勒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使社会变得值得人们欲求的，是‘绝对的友爱，它若是消亡，那么社会将与地狱无异。”

大数据成了“老大哥”

　　韩炳哲在福柯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今天的新自由主義治理术不再是福柯所说的生物政治，而是精神政治。生物政治着重对人的肉体的规训与管控，推行卫生、人口统计等公共政策以保存生命，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韩炳哲认为福柯的生物政治模式业已过时，福柯引为典范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权力机制，也因为数码技术的飞速发展而被数字全景敞视主义所替换。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受限于视觉，仍然留有监视死角，更多停留在肉体监控的层次上，尚无法深入内心，而数字全景敞视主义是一次彻底升级，可以实现对精神的监视与操纵。

　　在韩炳哲看来，智能手机充当了数字全景敞视主义的“圣物”。新自由主义社会的人并不是像边沁的囚犯一样彼此隔离，而是借助智能手机等数码工具密切交流，同时彼此监视与自我监视。新自由主义利用环境权威法则，使人屈从于环境，追求绩效—“点赞”就是屈从于环境权威法则的最典型表现。数码技术转变传统生产模式的物质劳动为非物质劳动，而在通过数码工具进行的非物质劳动中，人类自我生产，也自我消费，既是主人，亦是奴隶。人把资本的需求错认成自我需求而忙得不亦乐乎。自此，人类陷入深度的自我剥削而难以自拔。

　　资本通过数码技术监视分析人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捕捉他们的喜好与关注，最后利用大数据为人的心理画像。通过大量解析收集的信息，人类隐藏于内心的需求与波动变得清晰可见。一切都变得透明，资本可以重新利用这些心理画像生产并推销商品，人陷入了精神操纵而不自知。对大数据这位新的“老大哥”而言，人类不再有秘密。私人定制式服务成为消费的新模式。政治的状况也与此类似，西方竞选广告和商业广告越来越混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深知只有精神政治才能让统治顺畅运行且颠扑不破。精神上的控制自然而然就会驱动肉体，精神权力将从意识深处去诱导人的活动。

继承与论争

　　读过韩炳哲的《爱欲之死》《在群中》《精神政治学》后，我们会发现，三本书尽管分别侧重爱情、大众心理、政治等方面，却彼此存在联系，因为他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批判数码技术与新自由主义。举个明显的例子，三本书都引用了《连线》（Wired）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理论的终结》一文。韩炳哲坚决反对安德森的大数据时代不再需要理论的谬论。相反，他认为，大数据只是算法，只是信息的叠加堆积，并不能代替精神智慧。大数据对精神的操纵，使得精神短路、贫瘠，因此今天恰好是最需要理论的时代。

　　数码技术生产传播的海量信息，令人麻木，令人的注意力漂移，无法集中。长此以往，这将带来系统性的愚蠢。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活动，或者说理性，并不只是计算，而是要从信息中发展出一种叙述。“理论是一种叙述的认知形式”。精神总是让分散的事物串连成完整的叙述，只有在叙述中才可能产生智慧的判断与行动。大数据只会用信息轰炸使人窒息，使人精神封闭。因此，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抗行动。

　　韩炳哲的理论继承发展了福柯、阿甘本、奈格里等当代西方大师的思想，针对当下状况进行了一次次解剖。在他的思想中，他直接关注到智能手机等最新的数码技术产品带来的社会后果，这使他的思想能大幅度向前推进。这是其他思想家相对滞后于他之处。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更迅速地与时代接通，更直接地进入社会上下文的论争中。

　　在这三本书中，我们也能看到韩炳哲对前辈思想家的批判。例如，他无法认同哈特和奈格里的乐观。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新技术带来的新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了“诸众”，而诸众是走向伟大变革，挣脱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力量和政治主体。他们灵活机动，且具有极好的组织性，同时又不会形成新的政治霸权。但是，韩炳哲尖锐地指出诸众只是个幻想，今天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主体不过是“自我孤立、自我斗争、甘愿自我剥削的企业主‘个人”，他们难以成为政治行动的主体。

　　在另一处，韩炳哲批判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对电视过度关注，甚至说：“斯蒂格勒几乎没有研究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等与过去的大众传媒完全不同的媒体形式以及交际模式，就连数字网络的全景结构也几乎没有关注过。这样，他就完全错过了广泛依赖数字技术的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学这个领域。”这个论断非常值得商榷。且不说在韩炳哲出版《精神政治学》的二○一四年，斯蒂格勒已著有《象征苦难》《是什么使我们值得活下去》《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探讨新型信息技术与社交媒体对心理与政治经济影响的书籍（无独有偶，斯蒂格勒也讨论过克里斯·安德森的那篇文章）。早在二○○一年，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的第三卷中，便已预见：“在未来，对导向机制的掌控，将会是对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

　　因此，读过韩炳哲的书后，反倒有种强烈的感觉，他探讨的问题，斯蒂格勒似乎全都谈论过了，且用了更深刻的方式。尽管如此，韩炳哲依然非常值得阅读，因为他以更流畅的文笔写作，更直接更犀利地进入时代论争中。在韩炳哲笔下，当下状况如此恐怖，近乎“危言耸听”，甚至可能被认为不过是思想家的杞人忧天，但却无疑是一种警告，值得我们反省，进而深思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