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引言：为什么笔谈？

　　有一段时间，我对前近代日本人和朝鲜人互相交流中国印象的文献很感兴趣，在这些文献里面，很多是当年留下来的笔谈。他们为什么不用嘴说要用笔谈呢？直接说话不是更方便吗？

　　原因很简单，日本人、朝鲜人在传统时代各有口语，口语讲是一回事儿，但官方文书和典雅书写，却往往通用汉字书写。大凡上层精英，包括僧侣，都识得汉字，也都能用汉字表达。《宋史》里说，宋太宗时代（也就是十世纪后期），日本僧人奝然来中国，“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就算没有通事（也就是翻译），通过手写，他们可以互相交流，也可以和中国人沟通。这些不同国度的人见了面，嘴上说不通，却能用手写，写下来的这些纸片就是“笔谈”，这就好比下围棋叫“手谈”一样。所以，后来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者也好，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者也好，琉球派往中国的使者也好，安南派往中国的使者也好，都要选择能汉字书法和通中国文言的读书人。举一个例子，朝鲜宣祖二十二年（1589），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朝鲜国王选择赴日使者，就十分谨慎地吩咐说：“闻倭僧颇识字，琉球使亦尝往来云。尔等若与之相值，有唱酬等事，则书法亦不宜示拙也。尔等其留念乎？”意思就是说，对外的使者必须精通汉字书法，还要能写汉诗，才能应付往来，不至于丢面子。这就像我们现在外交官要懂外文一样，那个时代，安南、琉球、朝鲜、日本，虽然各有各的方言，但正式的文书和典雅的交流，还就得靠写的汉字。

　　其实，不光是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外国”，就连传统中国之内，各个地方口音不同，像福建人或广东人讲话，河南人河北人不懂，山西人陕西人讲话，云南人广西人也听得困难，可是写成汉字大家就恍然大悟了。所以有人就说，汉字对于东亚来说，就好像古代欧洲通用的拉丁文，在罗马帝国时代以后通行整个欧洲。也有人说，汉字对于中国来说，是钢筋水泥里的钢筋，把中国这么复杂、这么广袤的疆域浇筑成一块混凝土。秦始皇统一中国，加上后来汉帝国形成大一统，靠的就是几招，在郡县制基础上，“行同伦”“车同轨”，最重要的就是“书同文”。“书同文”就是全国用一种文字，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官员民众都看得懂，能交流，于是才能形成政治共同体，也才能促成共同体意识。如果再扩大到东亚，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就發明了一个“汉字文化圈”的概念，用来说中古东亚的文化共同体。可见在历史上，汉字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东亚也有很大的重要性。

　　不过，汉字还是对汉族中国最重要。毕竟日本、朝鲜、琉球、安南这些地方，本来就各有各的语言，历史上他们虽然也借助汉字，但是时间长了，终归言文要合一。所以，当这些地方民族与国家独立的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就要凸显各自的文化和语言。逐渐地，朝鲜发展出了谚文，日本使用了假名，安南则有了汉喃，而琉球深受日本影响，在明清两代，口语就通行了日本语言，十九世纪并入日本之后，当然就更通行日语。特别是最近的若干年来，这些国家的汉字文化更是逐渐淡化，所以归根结底，汉字还是对于汉族中国以及汉族中国文化，意义最为重要。

　　所以，我们就把它视为（汉族）中国文化的一个要素，在这里进行一番简单的介绍和讨论。

一、从图画到文字：从甲骨文时代说起

　　汉字—当然，太早就说“汉”字，也有一点儿问题，因为在这些文字被发明的时候，还没有“汉”—什么时候产生的？现在还有点儿说不太清楚，因为不断的考古发现在挑战现成的历史观点。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陶罐上的刻符，是图画还是文字，还是从图画到文字的中间阶段？也还没有定论。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其中一个，有人说是“炅”，有人说是“旦”，也有人说是“日月火”，还有人说是“日月山”，究竟是不是？也不知道。不过，都没有疑问的成熟文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殷商甲骨文才重新被人们发现。这个重新发现的故事很神奇。据说北京的一个大学问家王懿荣生病配药，这药方需要用“龙骨”，家人从药店买来“龙骨”。很偶然地，精通文字之学的王懿荣发现“龙骨”上面有字，于是追根寻底一番之后，发现这些龙骨来自河南安阳，而安阳就是殷商古都之一，所谓“殷墟”，据说是武丁之后王族的墓葬之地，随葬的物品中，就有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牛肩胛骨。这就是殷商的甲骨文。它们大多数是占卜刻辞，这些刻辞可都是成熟的文字。

　　我们来看甲骨上的几个字。“牛”字，就是牛的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犬”字，有脚、头和尾巴，有点儿像一条狗的侧面;“其”（箕）字，就像一个竹子编的撮箕;“刀”字，就是画一把刀的样子;“来”（麦）字，就像一棵垂着穗的庄稼。不过，千万别以为殷商甲骨都是象形字，实际上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经很成熟了，远远脱离了文字最初的阶段。按照传统的说法，象形的往往是最早的“文”，后来，章太炎他们就管它叫“初文”，因为它常常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符号。

　　后来，在“文”的基础上衍生了好多“字”。“文”是初文，那什么是“字”？“字”的本义就是在家生育孩子，所以“字”是一个房屋下有一个孩子。相对“文”是最初的文，“字”就是后来衍生的字。像“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就是说，“旦”字是太阳和大地（日、一）的会意，表示天明。像“牛”，加上一个房顶（宀），就是“牢”，不光指牛圈，也可以象征关人的牢房，引申为画地为牢的界限;当然，如果同样是房顶，下面有个猪（豕，读作史），那就是“家”，可能那时候猪圈和人的住宅常常在一起？而那个“刀”字，有人为了表示锋利的那一边儿，就在“刀”的锋利一面加个点儿，就成了“刃”;而一个“犬”，配上各种声音符号，就表示和狗同类的动物，像“狼”“猫”等。像“其”，为了专门表示簸箕、畚箕，就加上一个“竹”写成“箕”，簸箕不都是竹子编的吗？而“其”则挪作他用，成了指示代词，表示“那个”。

　　上面讲的从“牛”到“牢”，就是后来六书里面讲的“会意”;从“刀”到“刃”，就是六书里面讲的“指事”;从“犬”到“狼”，就是六书里面讲的“形声”;从“其”（箕）到“其”，就是六书里面讲的“假借”。关于“六书”，我们一会儿再讲。古人说，“文”是仓颉造字时代的初文，这些“文”通过会意、指事、形声、假借等造字或用字的方法，就滋蘖出“字”，所以，中国汉代的辞典就叫“说文解字”。而从每个“文”中生出来的，与它意义相关的那一大批“字”，往往在古人心目中，就算是同一类事物。统率这组“字”的“文”，在后来就被看成是“部首”，率领这些字的头头。这个部首衍生的这些“字”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就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

　　所以，从早期文字里所看到的世界，其实蛮能反映古人的知识和思想的，因为它就是古人对万事万物的分类和理解。比如“示”这个部首下的各种“字”，往往和祭祀相关，而“玉”这个部首下的各种“字”，则和各种各样不同的玉石相关，“牛”这个部首下的各个“字”，就代表五花八门不同毛色大小公母的牛。你从这类字的多少，就能察觉古代人对万事万物了解的重心和偏向。比如，《说文解字》的“示”部居然有六十二个字，可现在，除了“社”、“祈”、“神”、“秘”（祕）、“祖”、“祝”、“祥”、“禁”、“福”、“祸”、“斋”（古字作斎）、“禅”这十二个字还常用外，其他的都几乎接近绝迹，就连这十二个字也改变了一些意思，否则恐怕也会被打入冷宫。可是，古人创造了示部这么多字，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字字有其用途。原来，古人重视祭祀，大至祭天地，中至祭祖先，小至祭灶台，名目繁多。为了区别这些不同的祭祀仪式，便有了这些不同的示部字。已故的诗人兼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就说过，本来“卜辞的‘示字，应是石主的象征”。据说，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宗庙中或祭壇上设石主（后来又设神主或立尸）作象征的习俗，所以，“示”就跟古代的祭祀和神灵有关系了。它与天象中的“电”组合为“神”，与筑土为坛的“土”组合为“社”，与手持肉的“”组合为“祭”，与神主牌位的“且”组合为“祖”，与奉酒尊祈福的“”组合为“福”，与奉玉于器中的“”组合为“礼”，而“祫”是“大合祭先祖”，“禘”是王正月郊祭天及先祖。你从这些今人已经很陌生的字里，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也可以证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古话。如果说，从汉字的衍生发展中我们大体了解的是古人“怎么想”，那么从某一类汉字的多少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想什么”。也就是在文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在文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代中国生活的重心和兴趣，难怪有人说，从古代文字中可以看出一部部古代中国的“文化史”。

　　四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周祖谟先生给我们讲《说文解字》，他的课讲得很有意思。有一次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人”字，上面加一个“口”，就成了新的字。不光如此，如果口朝上，就是“兄”（祝）;口朝后，就是吃完了不再吃的意思，也就是后来的“既”（已经）;如果口朝前张大呵气，就是“欠”，打哈欠的样子;如果在人头顶上加一横，就是“天”;如果在人下面加个脚（止），就是“企”，企就是站，香港人广东人现在还说“企”;当然，加一个“目”，那就是看见的“见”;如果这个“目”倒下来了，想睡觉了，那就是“卧”。他说，一个“文”生出无数“字”，通过用字的指事、形声、会意、假借等途径，慢慢分工、分化、滋长、变异，经过甲骨文、金文、六国文字和秦小篆，到汉代隶书，文字由简而繁，逐渐变化、孽生、滋长，人们就有了足够表达各种思想的成熟的文字。

二、说“文”解“字”：何谓“六书”？何谓“部首”？

　　那么，汉字的造字用字是怎样的？汉字怎样表达万事万物？

　　最早对汉字进行分析和总结的人叫许慎，他是东汉的一个大学者。他为了给读书人读经典提供文字语言基本知识（那就叫“小学”），编了一本辞典《说文解字》。现在来看，是他最早介绍了汉字造字或者用字的六种方法（六书），也第一次全面对通行的汉字做了声音和意义的解说，也是第一次给汉字做了一个分类。

　　也许有人会说，《说文解字》有什么了不起，这不就是一本字书吗？可是，它的意义可不比一般的辞典。

　　这里得先讲一下汉字的特别之处。要知道，在世界所有语言文字中，大概只有中国至今还使用着从象形符号直接衍生出来的文字，其他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早就已经消亡了。且不说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就是亚洲的日文、韩文，也逐渐变成了拼音文字。大家知道，拼音文字和它所表示的事物现象，已经相去甚远，“词”与“物”之间脱钩了，关系几乎很难解释。所以，有的学者就说，语言文字只是“约定俗成的、任意的符号”，根本无法探究早期人类创造文字时候的原初思想。可是汉字却不一样。比如说，英文的“sun”，为什么用这三个字母来表示太阳，这似乎没法解释，但汉字“日”，古代作“”，一看就知道这是太阳的象形。英文的“east”，为什么要用这四个字母表示东方，恐怕也没法解释，但是，汉字的“东”，古文作“”，分析一下就知道，这是太阳从树木中升起，那太阳升起的方向就是东方。这样，汉字就为我们了解古人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我们了解自己的语言特征提供了一条坚实的路径。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了解汉字的最重要的大门，大门一侧是汉字的古代形态，大门的另一侧是汉字的现代形态。打开了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从古到今、顺利地弄清汉族中国的语言与思维特征。

　　《说文解字》收录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另外还有一些重复的、别体的，这里就不说了），这些字按部首分成了五百四十部。我们要说，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第一，把字按部首分类，这是许慎《说文解字》的一大创造。所谓“部首”，前面说了，就是每一类字有一个可以统辖它们的首领字，这个字常常是这一类字的“文”，也就是意义来源（当然，偶尔体例不纯，也有音符），就是“意符”。用现代通行的话来说，“意符”就是表示意义的偏旁，比如“噤”“听”等字的部首，就是“口”，因为和嘴巴有关，所以凡是和“口”意义有联系的字，都归在这一部首里。许慎认为，这些部首和宇宙天地间事物的门类是一致的，部首将文字分为五百四十类，天下事物亦是五百四十类，文字在部首下有条不紊，正如天下的事物各归其类，有条不紊。第二，《说文解字》在每个字的开端标注了篆体字形，这也很重要，因为它能给后人指示一条通往更古老文字的途径。《说文解字》不仅保存了秦汉之间通用的篆体，还收集了逐渐消失的“古文”（六国文字）和逐渐滋生的“或体”“俗体”（汉代民间流行的文字），这等于为我们展示了战国到汉代丰富的文字资料，而这一时期又恰是汉字形态变化最大的时代。通过《说文解字》可以追溯与破解更早的甲骨文及金文，如果没有它作为中介，也许，我们将无法解读那些与现代汉字差异极大的古文字。这就好比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发现，对于破译古埃及文的意义。第三，对于现代人最为重要的，是《说文解字》对每个字的解释和分析。《说文解字》中记录了大量词汇的古义和古音，比如“自”的古义是“鼻也”，原来就是画的鼻子的样子，人习惯用手指着鼻子，就是在说“自己”;“听”的古义是“笑貌”，我们就知道，它的意思和嘴巴有关，是笑嘻嘻的样子，而“斤”只不过是表示这个字的声音。这里顺便讲一句，我们千万不能望文生义，凭着现代的印象去解读古代汉字。

　　但是，《说文解字》解释和分析的最大意义，是它肯定了“六书说”对于汉字分析的作用，并在《说文解字》中运用它，对每个汉字的字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析，从而使人们了解每个汉字的字形结构及字义来源。所谓“六书说”，是指汉字的六种构字法：

　　（1）象形。就是用简化的形式画出它所表示的事物，如“犬”作“”、“人”作“”等。

　　（2）指事。就是用一个抽象的符号在所表示的事物上标志出它的所指，如“本”字就是树根，所以在木（树）下加一道来表示根部，刚才我们说的“刃”也属于这一类。

　　（3）会意。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某种含义的字，如前面说的“牢”是用“宀”和“牛”合起来表示关牛、羊的地方。

　　（4）形声。就是用一个表示意义的形旁和一个表示声音的声旁合成的字，如“伟”是“从人，韦声”，又如“江”是“从水，工声”。这类字后来占的比例最大。

　　（5）转注。关于转注，古今说法不一，可能是指可以与形旁互训的字，可能是同一部首内衍生变化出来的字，也可能是指形体变化但意义相同的孳生字（许慎举例“考”“老”）。

　　（6）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表示这个意义的一个字，便用一个同音字来充当这个字，如来来去去的“来”，是用本义为麦的“来”字充当。前面我们说的“其”，就用原本是簸箕的“其”借代。

　　这六种构字法虽然还不精确，但大体总结了汉字结构的基本特征与种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运用了这些构字法，对每一个汉字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字义的由来。

　　在漢族中国文化的历史中，汉字虽然几经变化，篆变隶，隶变楷，但是几千年一直延续下来，这在世界上很罕见。更重要的是，它还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使得汉族中国人有一些思维习惯，似乎和其他民族不太一样。

三、通过汉字：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与表达

　　那么，为什么说通过汉字思维和表达，就形成了汉族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呢？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这里只能简单讲。

　　第一，刚才我讲到，汉字从象形的“文”，发展成各种各样的“字”，形式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大篆、小篆、隶书，一直到楷书。尽管离开它早期模样已经很远，但是，毕竟单个汉字还是残存了某些具体形象和意义，比起使用纯粹表音符号，文字和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文字，还是不一样。汉字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可是，通常表音文字，像拉丁文以及后来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也可以包括现在的日文（假名）、韩文、蒙文等，却只有音、义两个要素。这种单音节的方块字，使得文字的使用者，对于万事万物往往习惯直观感知和形象表达，不太擅长悬浮在半空，纯粹抽象地表达和运算。《老子》说，“始制有名”，文字是把世界呈现给我们的一套象征，每一种文字都以一种方式来描述和划分万事万物，人在学会并且习惯这种文字时，就自然地接受了它所呈现的世界。

　　有人说，汉字是偏重于“看”的文字，西文是偏重于“听”的文字，这有一定道理。和世界其他文字系统相比，汉字恐怕是唯一没有发生过根本质变的。如果我们同意，思想是以语言和文字进行的，文化是依靠语言和文字传递的，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语言文字系统，那么我们就会同意，以象形为基础的方块儿汉字，在历史上长期地延续使用，肯定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也就是汉族中国人始终不习惯和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习惯使用纯粹而抽象的符号，甚至总觉得，文字和事实之间是重叠的、相连的。我们不妨看一看几千年的中国，为什么对于文字似乎总有一种神秘和崇敬的态度？从文字形状中进行训诂、解释和揣测，依靠文字（名）来整顿社会（实），借由文字形象进行联想，通过文字形状构造神秘图符，一直到由文字形状构造来预测吉凶，无论在“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中，文字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

　　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胡适一九二八年写的《名教》，他说的“名教”，就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他说，中国一是相信“名就是魂”，二是相信“名有神力”，三是相信建立社会秩序需要“正名”。这种传统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比如人的五行中缺什么，就用带什么偏旁的字来命名，就可以补救命运的缺失;比如把仇人的姓名字样写在纸上，用刀砍用针扎，就不仅可以出口恶气，还能够报仇生效;又比如通过文字标语或者在标语上给姓名打叉，就能够诅咒和消灭敌人。所以，战国时秦国打仗，就有《诅楚文》，古代治病，除内科、外科之外，还有专管念咒的“祝由科”。古往今来中国人对于文字过度依赖和过度迷信，以为文字就是事实本身，文字背后就是力量，这是一种文化传统。

　　第二，汉字的衍生和分类，塑造了汉族中国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这就要再次说到许慎的部首了。后来人可能觉得，这只是文字分类的“部首”，但在古人心目中，部首这些“文”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就等于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已故的郭宝钧先生统计过《金文编》中，“衣”“食”“宀”三部中的字，指出甲骨文中，衣部只有一个“衣”字，但到了金文中已经有了十二个从衣之字，而《说文解字》更增至一百一十六字;食部之字，甲骨文中仅有“食”字，到金文已有十字，《说文解字》中有六十二字;“宀”部之字，甲骨文中有“家”“宅”“室”“宣”“向”“安”“宝”

　　“宿”“寝”“客”“寓”“宗”十二字，但金文中却有三十六字，《说文解字》中则有七十字。在这些“字”的滋蘖过程中，你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和知识里面的万事万物，是如何被文字表述、分类和整合的，这就是“正名”。古人所谓“名正言顺”就是说，文字（语言）通过分类在整理人的知识。在汉字同偏旁（部首）的字里，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人的“分类”观念与西方或近代的所谓科学“分类”有一些不同。汉字常常是凭着对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的。

　　举一个例子。例如“木”作为“类名”，本来是植物的抽象名称，在“木”为意符的字中应该都是树木，如“梅”“李”“桃”“桂”等。但是，实际上在汉字中，“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树根）、“末”（树梢），可以是以树木为原料的建筑部件及各种用具，如“柱”“楹”“杠”“栅”，还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栠”（木弱貌）、“枖”（木少盛貌）、“朵”（树木众朵朵）、“枉”（曲貌）、“柔”（木曲直）、“枯”（槁也），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有关，但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特别是刚才提到的“东”，本来是“日在木中”，象征太阳初起的方向，“木”最多是一种背景，但也因为一种联想，而归入了“木”一类，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在后来的五行思想中，人们就把“东方”与“木”也连在了一起。

　　给事物分类就是奠定知识秩序，奠定知识秩序就能型塑思想世界。纷纭复杂的世界在思想上被分类，在古代中国不仅常常可以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由表示同类意义的意符系连起一批汉字，也常常可以由一个汉字的内涵延伸贯穿起一连串的意义，使它们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神秘联系。我研究思想史，在我写的《中国思想史》里，曾经用几个在后世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概念为例，讲过这个道理。第一个是有无的“有”字。有学者指出，殷商卜辞中以“又”表示“有”，这已经是引申义，“又”本义原是右手，从右手的便利到佑助，再到领有的“有”，这是文字意义的延伸。但是，据说殷商之“又”只是暂时的领有，最多是神明的护佑，而在西周金文中蘖生出“有”，是既从“又”又从“肉”，表达了对实际物事的领有。于是，从“右”“又”到“有”，在文字的衍生中，意义也在延伸，而它们在字根上，又都和右手的“又”保持了同“类”的关系;第二个是思想史中很重要的“理”字，据说它从“玉”得义，第一个意思应该与“治玉”有关，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就说：“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它出现了第二个意思，引申为把土地分成小块，像《诗经》中《节南山》的“我疆我理”，《江汉》的“于疆于理”。如果说这还没有越出“剖析”的意义，那么，第三个意思就开始越出界限，段玉裁说，“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申之义也”。从“天理”再联想下去，万事万物都有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于是，这个“理”字就贯通了相当多的领域，成了一个大概念。当人们用“理”来理解各种现象和事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玉”的纹路、土地的沟洫甚至文章的气脉，变成一套互相贯通的隐喻系统。它使得汉族中国文化中，形成一种超越事物门类来联想的思维习惯。

　　第三，汉语的句式显示了古代中国人的惯常思路。尽管早期的甲骨文金文，由于刻写或铸造不易，常常简化，但是，汉字（汉语）的句法确实比较简单。这些简单的句式要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常常一半要依赖阅读者对这种表达方式的习惯和熟悉，才能补充完整。所以，它既不像印欧语系的表音文字，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被动主动、因果关系、过去现在未来时态，也不像现代汉语，极力建立完整的、表述充分的主谓宾定状等句法。有学者就指出，在早期汉字中有很多简略的句式，比如，主谓可以颠倒，使动、意动的句子没有明显标志，句子可割裂等。即使在后来的汉语尤其是书面文字中，语法关系也常常不那么严格和细密，表达者常常省略或颠倒，然而，通过“以意逆志”，阅读者也总能明白。这是否反映了古代中国思想的感觉主义倾向？

　　正因为汉字表达与思维的长期延续，由于无需严密的句法就可以充分表现意义，句法的规定性、约束性相对比较松散，这就使得古代中国思想传统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语言本身是思维的产物，也是思维运算的符号，如何表达与如何理解，本来需要有一种共同认可的规则。但是，当文字的图像意味依然比较浓厚，文字的独立表意功能依然比较明显时，就可以省略一些句法的规定和补充，凭着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共同文化通感，他们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顺便说一句，在哲学领域里面，西方人常常讨论“Being”的意义。这个“Being”，中文很难翻译，有人翻译成“存在”，有人翻译成“是”，有人还翻译成“此在”;但是，它在西方思想世界是一个关键词，因为世界如何被呈现，万事万物如何被命名，人类怎样认知这个现象世界，都追溯到这个“Being”。这有点儿类似老子追问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中的“道”和“名”。

　　不过你注意看，古代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在意“是”“在”这樣的概念，这和汉字的思维和表达有没有关系呢？这扯得太远了，就此打住。

四、书同文：“中国”的形成

　　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天下，除了北方的匈奴、南方的西南夷之外，他采取了“书同文”的方式，废除互有差异的六国文字，统一用秦的小篆。汉承秦制，文字逐渐简便，渐渐又形成了通行的隶书，真的形成了一个“汉字共同体”。因为这时候有了大汉帝国，所以，我们就可以正式把这些文字叫作“汉字”了。

　　“书同文”真的很重要。其实，不要说春秋战国，就是到了秦汉时代，各个地方的语言还是不一样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怜爱”这个意思，东齐海岱之间叫作“亟”，秦晋之间也叫作“亟”，陈楚江淮之间（也就是南方）叫作“怜”，宋卫邠陶之间则叫作“怃”或者“煏”。又比如“害怕”这个意思，河北一带叫作“谩台”，齐楚之间叫作“胁阋”，南方两湖一带叫作“嘽咺”。再比如有关女子的“美丽”，江淮南方一带叫作“娃”，河南河北山西一带叫作“艳”，湖北河南之间叫作“窕”，而陕西山西，有的地方叫“好”，有的地方也叫作“窕”。再说“大”和“多”，齐宋之间叫作“巨”或者“硕”，这和我们说的“硕人”“巨多”还连得上，可是楚魏之际，“多”就叫作“夥”（伙），这就是《史记·陈涉世家》里面说的“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司马迁自己也解释说，“楚人谓多为夥（伙）”。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来自一本叫《方言》的书，是西汉末年大学问家扬雄编的，记录各地语言，全名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据说，古代中国从秦朝以前就开始，每年政府都会派“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大概是为了大一统做准备吧。

　　秦汉时代，中国逐渐形成基本轮廓，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在“九州”基础上逐渐拓展，《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统一天下，“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个时候“中国”比起《禹贡》所叙述的“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来，虽然在西南、南方和东北方略有扩张，但核心区域仍然大体相当;到了汉代，帝国的控制范围，西面到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为海岱、江浙。与秦帝国相比，西汉最重要的疆域扩张是汉武帝时代，一方面在西北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设西域都护府，西北边疆由此向外延伸;另一方面打通西南通道，相继设立越雋、沈黎、汶山、武都以及益州，这使得西汉“中国”又向外拓展了很大一块。

　　可是，地方大了，怎么管呢？世界上很多的古代帝国，控制的区域不小，可是往往有“统一”没有“统合”，像古代波斯帝国就是这样。可是在中国，“行同伦，车同轨，书同文”却很重要，它把“统一”发展到“统合”，特别是核心区域，除了依靠秦汉政治制度上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之外，在帝国内部建立统一制度和统一文化，依靠的政策之一就是使用统一汉字。我们现在出土的好多汉代的文字资料，遍布汉帝国各地，北边到河北（定县八角廊），西边到敦煌（敦煌悬泉置），南边到湖南郴州（苏仙桥，汉代桂阳郡），东边到连云港（尹湾）。而且各种类型的文献，都用一种文字，无论是写在帛书上的，比如南方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还是写在竹简上的，像远在西北居延出土的汉简;无论抄写的是经典（像河北定县出土的《论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周易》和《老子》），还是实用医书（像湖北张家山出土的《引书》和《脉书》），特别是各种公私机构的文书与信函，都用的是汉字，这些汉字就把整个帝国连成了一个世界。

　　当然，文字之外，还有语言。从古到今中国为什么要推动“官话”“国语”或者“普通话”？还不是因为中国疆域太大，各地方言不同。虽然都是中国人，闽越人未必通晓川滇之言，北方人难懂瓯闽方音，所以，只能推行一种共同的文字语言来互相沟通，让各地人都觉得自己讲的是一种语言，是一个国家的国民。隋朝的陆法言编《切韵》，其实也是为了南北如果统一，各地人能掌握共同语言声韵。不过，古代不容易，现代可以靠普通话，用广播电视和教育机构来普及，可是在古代中国，在没有共同语言的时代，主要就只能靠共同文字，也就是“书同文”的汉字来互相理解了。

　　因为这是“看”的文字，可是，如果是“听”的文字，在拼写不同方言的时候，必然还是不同的符号组合（欧洲各国语言就类似这一情况），那么，它怎么能“书同文”，使得不同方言区都能共同理解呢？显然，只能是“看”的汉字，才能超越不同方言，让各个区域共同使用。是不是汉字对于形成中国的意义很大呢？

五、书法与诗文：汉字的文学艺术

　　汉字的使用让汉族中国人形成一些思维习惯，比如习惯于联想，很注重感觉，不是那么讲究严密的逻辑（时态、因果等）。这是一种文化，文化没有好和不好的分别，我只是说，这是一种传统留下来的习惯。但是，它也使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很特别的文学艺术，最突出的一个是诗歌，一个是书法。

　　关于书法，我这里不多说。虽然世界上所有文字都有如何写得更美的技巧，但是写字成为一种很大的艺术门类，倒是中国特色。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书法史之类的书。这里我多讲几句汉字和诗歌的关系。三十年前，我写过一本讲诗歌的小书《汉字的魔方》，原来最开头有一节，叫作“汉诗是汉字写成的”，这好像有点儿讲废话，汉诗不是汉字写成的，难道还是外文写成的吗？所以，后来这本书再版的时候，我就把这一节删去了。不过现在想想，这个道理还真得好好讲一讲。就是因为我们用汉字，汉字又是一个个的方块字，每一个字有它独立的形、音、义，我们的诗歌才会有对偶、平仄、格律，而且还会衍生出回文、藏头、对联等文学形式。

　　汉字对于中国文学，实在很重要。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史记》里面记载飞将军李广的那一段，“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这一段非常精彩地呈现了传统汉字汉语的特色。李广出去打猎，看见草里面的大石头，以为是老虎，就给它一箭。“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八个字，你用英文或者现代汉语重新写一遍试试，恐怕字数会多很多。特别是最后两个字一句，生动地呈现了猎人视觉中的先后过程，先是射中了石头，然后看到箭头没入石头，再定睛一看，原来是石头。这八个字不光简练，而且一读还能体会到身历其境的紧张，以及恍然大悟之后松一口气的感觉，这一方面是凝练紧凑的汉字的缘故，另一方面是阅读汉字文章的人联想的缘故。另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读过杜甫的《旅夜书怀》。它的第一、第二句是“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不用任何动词和形容词作谓语，直接用名词拼合成句，可是它的意思，靠着读者联想也能呈现。既可以理解成，微风吹拂长满细草的江岸，高高的桅杆耸立于夜空中的船上;也可以理解成，微风吹拂着岸上的细草，船上高高的桅杆耸立在夜空。这就是汉字诗歌常有的特殊句法，后来唐代温庭筠《商山早行》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元代马致远《天净沙》里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也是一样。接下来第三、第四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五五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非常整齐。只有十个字，意思却很多，由于星辰“垂”在平野上，更显出平野的“开阔”，由于月光“涌”在江面上，更显出江水的“奔流”，而且“垂”字和“涌”字，虽然一向下，一向上，但都和平野、大江成为直角的对映，而且一静（垂），一动（涌），也相映成趣。为什么唐代诗歌好？原因之一就是，到了唐代，诗人已经把汉字汉语的这些特点琢磨透了，在写诗的时候，充分发挥了方块的、单个儿的、有声调的汉字特点，创造了魔方一样的律诗绝句，所以它叫“近体诗”。

　　前面我提到过我的老师之一，也就是已故的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这里讲一段和他有关的故事。当年，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招生出考题，出了个对对子的题目，他出的上联是“孙行者”，让考生回答下联。据说只有周祖谟先生答的他很满意，就是“胡适之”（据说答“祖冲之”也是可以的）。这个试题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陈寅恪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字《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来回答外界的质疑。他说，他之所以用“对对子”来考察学生，其实就是想找一个形式简单，又突出“与华夏语言文学之特性又密切关系者”，因为对对子可以考察出学生对汉字的虚实、平仄的掌握，也能够间接了解他读书多少，思想有没有条理。几十年以后的一九六五年，他又再次解释说，他出题的时候是受到苏东坡两句诗的启发，“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这两句诗里，后三个字是非常绝的对子，不仅“行”和“退”都是表示行走的动词，“者”和“之”都是虚字，而且“韓”字和“卢”字其实有关系，因为“韩卢”是《战国策》里记载的一条狗的名字，而且平仄一一相对，所以这两句“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而他期待的答案“孙行者”对“胡适之”也一样，孙和胡，就是“猢狲”，也和“韩卢”一样，是一个动物名称。

　　这种看上去是一种“奇技淫巧”或者“语言游戏”，但是它确实反映了汉字的特征。所以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借用这种汉字的特点，逐渐突出了对偶、平仄、颠倒、错综，以及在对偶平仄的基础上发展成近体诗，也就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之类。关于古代中国诗歌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不妨看一看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

六、汉字文化圈？

　　在一开头我就说过，汉字很早就陆续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和越南，虽然这些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官方的、正式的、典雅的书面文字，还是汉字。比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式公文，像国书之类，必定用的是汉字文言。日本当年往来日中之间，他们自己的官方文献，无论是朝廷的“宪法十七条”还是官方史书《日本书纪》，都仿效中国的格式，用汉文书写。宋代之后，日本与中国交往，为了外交文书典雅，就常常请禅宗和尚代笔，还让禅宗和尚当使节，因为他们在学习禅宗知识的时候，都要用汉文读书，所以汉文功底很好;朝鲜和日本之间互派使节，也要用典雅的汉文撰写国书。十五世纪（1458）琉球郑重其事铸造的“万国津梁”铜钟，上面的铭文也是汉文：“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而他们的文学呢？上层的、文人的、典雅的文学，还是写汉诗，学杜甫，学白居易，一直到明治时代，文人学者如果不懂汉字不会汉诗，就显得没文化。甚至他们的姓名字号，也得用汉字，找一些高雅或者有来历的字眼儿，像“豹轩”“如翁”“寒竹”“茂卿”，等等。所以说，这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可是，当这些国家一方面开始产生民族独立意识，要凸显自己特别的文化，一方面需要向下普及知识，追求说话与书写同一，也就是“言文合一”，就开始淡化甚至取消汉字。比如朝鲜，在世宗二十六年（1444），也就是明朝正统九年，朝鲜国王就颁布了《训民正音》，大力推广谚文，谚文就是有音无义的朝鲜拼音文字。当时，有一个叫崔万理的三品官儿就反对，他说这很危险，因为推广了这种文字，就违背了“华制”。什么是“华制”？就是书同文的以华夏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他说，只有蒙古、西夏、日本、西蕃（西藏）才另有文字，但凡是另有文字的，都不是文明人，“是皆夷狄耳”。可见文字是一种很重要的认同纽带和文化联系。可是，不光是朝鲜在李朝开始推广谚文，日本根据汉字创造假名，安南在较晚的时候用喃文（后来更改用表音文字）。到了现在，韩国、朝鲜和越南都不用汉字了，日本虽然还保留了“当用汉字”，但是也渐渐少了，而用片假名直接表述的英文词汇越来越多;越南后来干脆就用拉丁文拼音了，乍听上去，好像调调儿还挺像两广粤语的，但是写下来，你一个字也不懂。一九九三年我第一次去韩国，满大街还是汉字，从朝鲜国王的行宫景福宫，到后来被烧掉的大汉门，一路上看过去有很多汉字招牌，恍惚之间似乎还在故乡。第二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每天看日本的报纸，满纸汉字，尤其是《读卖新闻》头版的“天声人语”栏目，就算不懂日文内容，但用汉字的这四个字，怎么看怎么有深意。可是过了十几二十年，我几次到韩国，渐渐地汉字几乎全部消失，看着满眼的韩文成了睁眼瞎，不由得生出一种异域的陌生感。日本也差不多，再拿起报纸，汉字越来越少，洋文越来越多，可洋文还不是洋文，是用片假名拼出来的洋文，更是两眼一抹黑。越南就更麻烦了，十年前我去河内和西贡，除了原来的寺庙、孔庙这些还有几个汉字之外，其他清一色都是拉丁字母，他们那儿出版的学术书，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书。

　　所以说来说去，其他地方虽然曾经用过汉字，但是不一定非得用汉字，还是汉族中国人离不开汉字，用汉字思考，用汉字书写，用汉字表达。不信你仔细想想，你思考的时候和做梦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说汉语？所以我说，汉字，通过汉字思考，以及用汉字表达，呈现出汉族中国人的一些思想和文化特点，真还是汉族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七、普通话与简化字：两难的选择

　　汉字承载着汉族中国文化，也影响着汉族中国人的思想，还型塑了汉族中国的文学艺术。可是，这种文化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中国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的汉字和汉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和汉语，和先秦、秦汉、唐宋甚至是明清时代都不太一样，虽然都是汉字和汉语，但是现在我们习惯的汉字和汉语，不仅由于历史变迁，以及蒙、元、清时代的语言冲击，在语音上有很大变形，而且更重要的是到了近代，经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有了三个很大的改变。

　　首先，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界限开始消失，虽然这种“言文合一”使得知识更容易普及，语言更贴近生活，但也使汉字原本承载的一些传统文化因素越来越淡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猛烈冲击了传统书面文字，也就是文言文的权威。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提高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加强现代国家中国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但是，如果不能适当保留和吸取传统时代文言的典雅和精致，客观上也造成了新旧文化的断裂，也导致了现代白话的粗糙。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有教养、有文化的表达。可是，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分别，同时也使雅、俗文化不再有分别。这里的好处，是体现了“平等”和“亲切”，不再需要端着架子咬文嚼字，就像《镜花缘》里面君子国酒保说的“酒要一壶乎”“菜要一碟乎”那么酸溜溜，但它的问题就是原来汉字文言里面的典雅文化也随之流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文书也不那么庄重了，特别是电脑普及、网络流行，所有的文化格调都湮没在网络中了。比如，过去人写信，正事儿说完了，最后嘘寒问暖来两句“足下作归省计否？新凉入序，寄语加餐”。这话说得多好。可如果用现代白话来说，而且说得白一些，那就是“你还打算回家乡看看不？秋天天气凉了，你老兄多保重”，意思一样，可那韵味就差了许多。再比如苏轼的《水龙吟》，一开头两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是不是很有意境？可如果用通俗白话来说，那不过就是“（这杨花）像花儿又不像花儿，没人觉得它落下来有什么可惜的”。我常常很生氣的是，学生给我写信，既没有抬头，末尾也没有署名，事儿说完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其实也就是原来传统的雅文化渐渐淡去了。大家如果对传统文言和现代白话的问题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张中行写的《文言与白话》。

　　其次，现代汉语羼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

　　我有一个切身感受，我当年当农民是在苗族地区，除了一位生产队大队长懂汉语，所有人都不太懂汉语，很长时间里面，苗族人表达他们的生活世界，用苗语是足够的，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的苗语不够用了，于是苗语就不断掺入很多汉语词汇，再表达出来，新一代苗族人感受的和表达的世界，就和原来老一代的苗族人不一样了。

　　现代的汉族中国人也一样，通过已经改变的现代汉语，理解、想象和表达出来的世界也与过去不一样了。今天的汉语从晚清以来，先是从日本转手进口了很多新词，接着又接收了好多来自西方的新词，像“经济”“哲学”“科学”等。后来世界变得更快，无论报纸、书籍、信件、说话，一些看似相识却意义不同的旧词，花样翻新充斥在我们的眼睛里，像“意识形态”“电脑网络”“某某主义”，一直到“下岗”，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词，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世界。即使口语中，也越来越多地有了像西文那样的句法，“一般说来”“因为所以”“作为我来说”这样的语句，甚至还有“秀”（show）、“酷”（cool）、“WTO”、“猫”（modem）这样的进口词，使得我们眼前的世界大大变样了。

　　第三，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现代文字和传统汉字之间距离更拉大了。传统汉字也就是繁体字，和原来的字形、字义关系更加紧密一点。简体字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比如借鉴、鉴别的“鉴”字，早期是一个弯腰的人（人），加上一个大大的眼睛（目），看一个装满水的器皿（皿），一看你就知道，这就是人在水中看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脸干不干净，好不好看，有没有疤痕，借着水面一看就知道，所以，这就是“鉴照”“借鉴”“鉴别”，老话说，以水为鉴，以铜为鉴。后来加上一个“金”，写成“鑑”，只不过是因为后来镜子都是铜镜，所以加上一个意符。可是，现在写成“鉴”，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不清楚了。这样的演变之后，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可能发生了问题，至少是淡化了。

　　这不止是繁体与简体两种写法上的差别，也是如何面对现代知识和文化传统的两难问题。承认现代并且面向未来，我们说应当简化汉字，使得知识容易普及;但是回顾过去，我们也觉得应当传承历史，保留传统文化。爱书法的人总觉得繁体字好看，简体字不好看，其实，繁简之间，并不是美丑那么简单的。我们看一个例子，一九五五年，原来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读到《汉字简化方案》，就痛苦地说：“文字改革之谬妄，吾侪言之已数十年。最主要者，汉字乃象形，其与拼音，至少各有短长……中国人以数千年之历史习俗，吾侪以数十年之心濡目睹手写，尤能深窥其价值与便利处。”“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以文字本质之不同，养成中西人数千年不同之习性……昔人谓‘中国以文字立国，诚非虚语。而文言废、汉字灭，今之中國乃真亡矣。”

　　他当然是一个比较顽固的文化保守派，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也反对提倡简体字，这当然并不一定有道理，因为时代变了，现代国民不可以这样抱残守缺。可是，他为什么把繁体简体变化的意义讲那么重？其实，就是担心人们使用简体字，离开传统时代的典雅和教养越来越远，以至于传统中国文化因此坠落失散。所以他说，“简体俗字之大量采用”，将导致“所谓中国人者，皆不识正体楷书之汉字，皆不能读浅近之文言”，最终连四书五经、韩文杜诗也无法读，因而“五千年华夏之文明统绪全绝”。

　　这话对不对？我并不完全赞同，我们还需要继续讨论。

　　本文系作者给《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增订本新补写的一章，由于是大学生通识课的讲课稿，所以保留了讲课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