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凡

　　座椅反弹的声响，一个略显突兀与尴尬的瞬间。这个瞬间不会进入历史，它只是一闪而过，与那种平滑展开的历史相龃龉，暗示出观念断裂的可能。尽管它确实地进入了我们的记忆，但我们习惯把它视作无意义的冗余。《座椅反弹的声响》 封 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

　　座椅反弹发出声响，意味着零件之间不那么严丝合缝，或是由于长久地磨损，令某些构件松动，出现罅隙。但当座椅不再发出任何声响，至少现在的新技术，已经不允许一把座椅在反弹时发出什么声响，我却开始想念这本使我有些不快的经验，因为这种粗砺展现了一种时间的刻度，它反对的正是在观念之下展开的平滑历史对细节的消磨。

　　封岩的小说《座椅反弹的声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试图留住的便是这样一些不起眼的瞬间，它包含了一个物品、一个动作、一个场景、一种语言、一种氛围。在看似剥离了时空背景的叙述中，小说仍旧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它的地域和时代—一个座椅普遍会发出反弹的声响的时代。也可以从小说的开头注意到它所发生的地方，一座剧院。大概每一座县级以上的城市都拥有这样一个剧院，“巴洛克式”标识了剧院的苏式风格，城市建设按照同一张图纸进行标准配置。在封岩缓慢细致的状写中，这种标准配置并不会令人觉得陌生，基本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记忆中都有一座相似的剧院：吊灯、浮雕、暗红色绒布帷幔、灯箱上的“入口”与“太平出口”……当然还有在观众起身后发出响声的座椅。关于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意义的记忆被唤醒了，显得既熟悉又陌生，既贴近又遥远，仿佛刚从一场梦中醒来。

　　小说中题为“剧院”的部分叙述了一场先锋戏剧，而作者对这场戏剧的记述，并不仅限于戏剧本身，而是包含了观众的反应、观众的期待以及期待的落空，它与舞台上戏剧的进程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小说透过文字打破了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界限。在作家那里，剧院中的一切都是被观看的对象，没有谁是中心，谁是边缘。每一个动作瞬间，都用阿拉伯数字加以精确地刻度，仿佛这个剧院是一个被作家随意摆弄的沙盘，因为这种精确性反倒令读者感觉到这一场景的不真实。这让我想起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残酷戏剧”（Thé?tre de la cruauté），反剧本的、无边界的、身体的、感官的、直接的……

　　甚至在次一节题为“工厂”的部分，小说描述了演员训练的过程。这与“残酷戏剧”理论对演员极其严格的训练相呼应，“残酷戏剧”不允许演员在台上出现任何无意义的动作。在又一个充满时代特色的空间——工厂的旧车间里，一群演员在“发号施令者”的带领下开始训练。首先是三十分钟的静默，然后是走位、说话、动作、下场的排演，“每个人的动作都被限定了范围”。发号施令者说道：

　　说一天中细小的琐事，要具体到最小的时间单位，地点、场合、与什么人，越详细越好，越具体越好，这样好检验你所陈述的事情真假及准确性，是由观众确认呢，还是由你确认呢？你所陈述的事件经过是真实的呢，还是经过语言的修饰而走调了的呢？这是一个用语言描述确立事件的过程，那么你到底要不要带感情色彩？不带？但话语一旦从每个人的嘴里出来就会带有他的主观色彩，无法避免。在述说中不要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字词，什么可能、也许、差不多、好像是等等都不要。最好不要带形容词。（第31-32页）

　　这段话指示出这场排练的方向，即演员叙述的边界，但这不也正是这本小说努力抵达的境界？诚如一切宣称客观主义的小说，比如罗伯·格里耶，在理论上，它无法解决的便是小说一旦开始叙述，便不存在真正的客观，毋宁说这是一种带有客观风格的主观叙述，它展现出来的可能是另一种主观。格里耶在他著名的论文《未来小说的一条道路》中，曾有一句口号式的宣言：“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而这，这正是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试图从意义和意义的吊诡中逃离出来，抵达无意义的境界，然而语言本身便不是纯粹的能指符号，它的所指所蕴含的意义体系，确乎可以令人引发无限的遐想。即如“座椅反弹的声响”，看似是一个无意义的瞬间，但它的新的隐喻性也在它试图拒绝隐喻的一瞬间被重新赋予了。

　　因此，我在作家那些冷静细致、近乎光滑的叙述背后，以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读者之前见（pre-understanding）下的阅读来看，仍然能够在其中体验到类似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所提到的“刺点”（punctum）：

　　一张照片的刺点，就是在它身上，指向我（但同时也伤害我、让我揪心）的那种偶然。

　　不管如何，刺点总是或多或少地潜藏着扩展的力量。刺点在作为“细节”存在的同时，又不合常情地把整张照片占满。

　　从日常生活开始的陈述，大部分都能够被轻易地识别出来，内心中会有一个声音不断地说着：“就是这样子的。”但并非所有时刻都能如此，当我滑向某一个片段时，它不得不令我停下来，这个人、这件东西、这一动作拥有一种若即若离的质地，比如“值班开电梯的师傅”这种已经不复存在的职业;又比如“垃圾管道”标识出一幢建筑的年代。正是诸如此类的“刺点”，在我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漫延开来，令我开始思考作家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或者说，阅读这本小说，究竟对读者或者说对时代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中，一个最显著的潮流便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抗拒，现象的后面存在一个本质性的意义系统。因此在语言或图像的运作中，“逻各斯”不断变换自己的面貌，但不外乎以一种“总体性”的方式辐射了一切表达，任何语词或象都无法逃离这一庞然大物的窒息。“新小说”也好，“零度写作”“文之悦”也好，中国的第三代诗人的“拒绝隐喻”或“诗到语言为止”，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实验戏剧（《座椅反弹的声音》或许正是这一时空）也好，均指向一种对“意义之绝对权威”的反抗，即透过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或作品形式来逃离对“逻各斯”之隐喻的可能性。暂且不去讨论这背后庞杂的哲学背景，诸如现象学或“语言学转向”。或许这种逃离与拒绝是徒劳的，它的拆毁导致了另一个向度的重建，毕竟我们很难长时间地忍受意义与秩序的缺失，我们的心理总在寻求一个补偿。

　　《座椅反弹的声响》呈现出的效果，远不止一种逃脱意义重压的语言游戏。作家选取了一个实验戏剧来完成对一个历史时空的记录，这本身就是对时间的一种铭刻。现代性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它早已超越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对现代性的渴望。未来已然来到我们的身边、手边，不过二十年的时间，通过一种狂热的消费主义，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不断地更新换代，比如家具、电器，一座十年历史的建筑已然算作老楼，可以不加犹豫地拆除。那种装有弹簧的沙发，早就被设计得更精巧、更无声的座椅所替代，再也不会发生类似“座椅反弹的声响”这样的尴尬。我们的生命在极短的时间内压缩进了西方或许经过了一百年才抵达的经验，在这意义上，现代性是没有时间的，或者说是一种“均质的时间”。通过使用一样的手机，身处一样的网络，人也被均质化了，而且只会更均质，所有的多元性背后不过基于一个同样的动机。如何逃离这种被压缩之后的时间感？封岩的这部小说，试图用精确的语言描摹外物，它所保存的记忆不仅仅是那个对象，而是与之共生的语言，也就是说，关于这个对象的名称、构造、颜色、光线、质地、声音……比如对工厂车间里一架机床的描述：“机器侧面还能看见铆在机身上标明型号、生产日期及厂家的铝制小牌。固定在机身顶部的可以来回左右拧动的工作灯停滞在了那一刻，没有再启亮过。拧在灯罩里面的灯泡由于年久未用，蒙上了一层灰尘，原来标在灯泡顶部的多少瓦、多少伏、什么牌子都看不清楚了，蒙在了厚厚的油垢和灰尘下面。”至少我还可以从这样的叙述中，获得有关一架机床的语言。但语言还活着，当座椅不再发出声响，这些语言仍会回荡于我们的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