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一

　　谈论孙犁先生晚年的文学锐变，话题颇为丰富。其中，有关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晚年—读书趣味的变迁，是比较集中的话题。或许这也是基于“读书影响精神生活”这一语境下的题中之义，但延伸引发出的思考已不仅限于文学范畴。

　　孙犁晚年的作品，绝大多数是随感类的随笔文字，其中“读书记”占有相当的分量，也是我长期嗜读的部分。学生时代开始，我就陆续读了《书林秋草》《书衣文录》《耕堂读书记》和“耕堂劫后十种”，其中还有孙老亲笔签赠的文本，更足珍视。这些文字，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不仅透露出作家的阅读倾向和趣味，而且书页间散发出的信息量很丰富，对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乃至个人生活经验教训等，都不择而出、娓娓道来。另一方面，就我自身的阅读体验来说，要理解孙犁的晚年读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和解读层次。比如此前购读了孙犁所著《野味读书》，读到《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一文时，就有一种如见故人的意外和惊喜，掩卷而思又恍然有所感悟。

　　说是意外，是因为这篇文章我早年大致读过，但是可能是阅历和兴趣的原因，没有读懂，就轻轻放过，乃至多年后重逢有如初见;惊喜的是，孙犁的读书随笔中，竟然有一篇专门谈论“农桑种树书”的心得文字，不仅在以文学为本业的作家中罕见，也让我获得“作家眼中的古代农书”这么一个阅读视角，从中我也隐约看到了对孙犁的文学与思想起某种支配作用的精神源泉。

二

孙犁签赠作者《孙犁新诗选》的情景，1994 年3 月

　　孙犁签赠作者的《孙犁新诗选》扉页

　　孙犁一生爱书，至死不渝，可谓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无论身处哪一种境地，他都会利用一切条件，想尽一切办法读书。以书为中心，其间所发生的觅书、买书、藏书、补书、写书等，则构成了他读书生活的一大内容。而在晚年，他的读书倾向发生很大变化：“我现在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文学转入历史和其他领域的杂著。”所谓历史和其他领域的杂著，就是我国古代目录典籍中的经、史、子、集各部;所谓的杂著，就是隶属于子部之下的谱录和杂著，这方面的内容非常庞杂，数量非常庞大，可以说宇宙乾坤之大，虫鱼草木鸟兽之细，无所不包，也显示了孙犁的阅读趣味之广。如本文所着力关注的“农桑、畜牧、花卉书”，从我国传统的目录学划分来看，这些书基本都可以归入农家的“农桑种树书”之列。

　　所谓“农家”，又称“农家者流”，始见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纂《别录》《七略》中，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沿用下来，有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与九流十家同列。所谓农书，就是“农桑种树书”。用今天能的话来说，就是“讲述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著作”。我国古代农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庞大，举凡农耕、园艺、蚕桑、畜牧、兽医、林木、渔业，乃至农产品的加工、储藏和烹饪等众多门类。《艺文志》为农家之书单独设类，于《诸子略》类目下著录东汉以前所见的农书九部一百一十四篇，成为我国书志著录农书之滥觞，并成为各种官修私著目录书的传统。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代表性农书，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农业发展面貌和农业科技水平，成为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各个阶段的标志。现代农史学家王毓瑚所著的《中国农学书录》一书将五百四十二种古农书，细分为十四类：

　　一、农业通论。指的是综合性农书，如《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

　　二、农业气象、占候類。如《师旷杂占》等;

　　三、耕作、农田水利。如《管子·地员篇》《泽农要录》等;

　　四、农具制作与应用。如《末耜经》《农具记》等;

　　五、大田作物。如《糖霜谱》《金薯传习录》等;

　　六、竹木、茶等经济作物。如《竹谱》《茶经》等;

　　七、虫害防治。如《捕蝗考》《捕蝗汇编》等;

　　八、园艺通论。如《南方草木状》《秘传花镜》等;

　　九、蔬菜及野菜。如《笋谱》《救荒本草》等;

　　十、果树。如《荔枝谱》等;

　　十一、花卉专谱。如《洛阳牡丹记》《金漳兰谱》等;

　　十二、蚕桑类。如《蚕经》《桑志》《柞蚕杂志》等;

　　十三、畜牧、兽医类。如《相马经》《相牛经》等;

　　十四、水产类。《闽中海错疏》，等等。

　　对照以上农书专门分类，在孙犁所藏读的“农桑种树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种类之齐全，实在令人惊叹！比如，以综合性农学典籍而言，有《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王祯农书》（元王帧著）、《农桑辑要》（元司农司编撰）、《农政全书》（明徐光启撰）、《钦定授时通考》（清张廷玉著）、《裨农撮要》（清陈开淽著），专业性著作看则有《蚕桑萃编》（清卫杰著）、《司牧安骥集》（唐李石等撰），从植物学《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清吴其濬撰），园艺类有《群芳谱》（明王象晋撰）、《钦定广群芳谱》（清汪灏撰）、《秘传花镜》（清陈淏子撰）、《花经》（宋张翊撰），草药书有《本草纲目》（明李时珍著），农耕图谱则有《耕织全图》（清焦秉贞撰）等，真是洋洋大观。以我寡闻浅尝的农学知识来看，文中这些书目，几乎可以作为专事农学研究者的装备，况且根据孙老的透露，《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其重要者，余皆置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条目下所著录的历代综合性农桑著作计有十九部二百五十三卷;如果再加谱录类中“关系农业”的园艺类即“草木鸟兽虫鱼之属”，那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数量（近百种五六百卷）。作为一个并非以农学为本业的作家来说，对农书兴趣之深，涉猎之光，在作家中大概鲜有比肩者。

　　孙犁的读书量之大，知识结构之多元，涉猎面之廣，早有定评。学者来新夏在《重读〈耕堂读书记〉》中说：

　　《耕堂读书记》是我认真读过的孙犁作品，我非常惊讶，即使一些专攻文史的学者，是否读过他读的这些书，也是值得思量的。

三

　　不过，孙犁购读种类如此丰富，数量如此之多的“农桑种树书”，并非治学之需，而纯然只是个人情趣使然。就像他在文章中说的：“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过去也没有认真读过，晚年无聊，乃重新翻阅一次。”消磨晚年的无聊时光，可供阅读消遣的图书很多，文学家孙犁嗜读农书，看似“野味读书”的背后，似乎寄托了某种很深的个人情感。

　　孙犁生命中与“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有着诸多不解之缘。孙犁，原名孙树勋，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一个农家。自幼在华北冀中平原浮沱河畔的农村长大，对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尤其是对农村、农民、农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生肖属牛，后来从事写作给自己取笔名“孙犁”即源于此。此外他曾用过的笔名也大多与农桑的耕耘稼穑有关，最常用的如“纵耕”“芸夫”等;他的书斋名“耕堂”;他最喜欢的一枚藏书票是一位老农扶犁耕种的印刻画儿，上端写着“爱读书”。他曾在各种场合说过，“我对农村、农民有天然的亲近和爱好”。对故土农桑的深厚情怀终生不渝，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与人生。

　　农村，这个最为深厚广阔的人间天地，是孙犁生命与文学之源泉。他的童年在华北冀中平原的田野里度过;参加革命后，又长期生活战斗于乡村山林之中。对于华北大地上寻常的粮食、果蔬、花卉、草木和果树等，孙犁不但了如指掌，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兴趣，而且充满了感情，这些都在他作品里留下浓重的色彩。

　　读孙犁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中，种类繁多的花草、蔬菜、植物、昆虫、动物，构成他作品中一个蓬勃葳蕤、生意盎然的乡土世界，是我国华北农村的一个缩影。抗战时期，他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家探亲，母亲毫不吝惜将父亲精心呵护才开出的大朵月季花摘下以示祝贺（《母亲的记忆》）;冬去春来，地窖里怀胎发芽，被移植到水盆当书房清供的白菜花（《菜花》）;战争年代，在不留名的游击战士家里吃过的炒扁豆（《秋凉偶记》）;反扫荡转移路途中，由于过度饥饿昏倒路边，随手抓来连叶带刺一并吃下的野酸枣（《山地笔记》）;还有“在茫茫白洋淀里，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那无数次被烧光，无数英雄的血液保持了清白”的芦苇（《采蒲台的苇》）;土改时，他住在房东家里，那朵与美丽姑娘相映成趣的火红的石榴花（《石榴》）;在青岛养病期间，善良美丽的护士赠送的无花果（《无花果》）;小区垂柳下，高大健康俊俏的小保姆（《楼居随笔》）……孙犁对家乡的虫鱼鸟兽，同样也寄托了深厚的乡土之情：童年时代捉黑老婆虫、老道儿（《昆虫的故事》）;堂妹将吐丝的蚕宝宝放在墨盒，寄托前程似锦祝福（《蚕桑之事》）;和敌寇周旋游击时，在青纱帐里听悦耳的蝈蝈鸣叫声（《蝈蝈》）;在青岛疗养期间，深深感动于那“不在寒暑之间趋避，能与风雨相狎相习，岩石下不为海浪所动的海鸥……”（《海鸥》）

　　草木虫鱼，原本是没有情感和社会学意义的，但它们一旦与社会历史，以及作家的人生经历相融合，就会被赋予情感色彩与时代变迁的含义，因而具有审美的功能与意义。在这个层面上来观照孙犁笔下的草、木、虫、鱼、鸟、兽，可知它们既不属于博物学上的知识范畴，也绝非仅仅是闲情逸致的情趣，而是寄托了对脚下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家国黎民苍生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怀在格局上，与传统士大夫的“雅赏”“清玩”心态有了质的区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华北农村故土是孙犁的灵魂栖息之地。他说：

　　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手工业者、知识分子。

　　他的诸多作品，不仅写了童年眼中淳朴自然的乡村风物，还在抗日战争这个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广阔背景下，去表现、演绎农民与战争、与土地等更为复杂的错综关系。战争带给孙犁内心的触动，远远要比那些风土人情来得多，他在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过程中看到了“善”与“美”的极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后孙犁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作品，更触及农村问题的深层变革和农民命运的错综变化。一九四九年，孙犁告别乡土，走进大城市，与新中国一道翻开生活与文学新的篇章。

　　进城之后的孙犁，文学创作上仍旧立足于乡村的经历和记忆。一方面，这显示出故乡土地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之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城市生活和时代风气的难以适从，他的写作开始游离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个中固然有诸多深层次的因素，但从文学本源论这一题目来看，则与他远离熟悉的土地与生活的滋养不无关系。就像扎根华北平原上伟岸、笔直、傲然挺立的白杨树，一旦离开深厚的土壤就会枯萎凋零一样;进入大城市的孙犁在创作上，一度面临了出道以来的最大的困惑和危机。他在《无为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

　　农村、农民与农业所构成的乡土情结，是理解孙犁文学的一大关键词。爱屋及乌，对中国古代农桑之书的特殊阅读嗜好，岂其然乎？

四

　　从《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一文中，还可以一窥孙犁的治学路径和旨趣。个中既有他得自鲁迅读书门径的启迪，又有他长期辛勤钻研的心得。即所谓“渊源有自”，又“独具我见”，最终融会贯通，构筑属于“自家流”的学养格局。

　　孙犁的“爱读书”藏书票

　　在人生道路上，孙犁得自鲁迅的启蒙甚多。他本是出身家境颇为宽裕的农家子弟，原本可能像大多数农家青年子弟一样，在乡间晴耕雨读，风平浪静过一生，在风起云涌的民族救亡浪潮中，因缘际会走到革命行伍，并成长为一名作家。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文学的启蒙是一大推动力。在保定教书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的每一篇文章，每次阅读《为了忘却的记念》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多次抄录、油印这篇文字，给学生讲解，自己则背诵如流。晚年偶然在收音机里听到鲁迅先生的这篇名文，心情仍久不平复。

　　在治学上，孙犁遵循鲁迅的传统，以鲁迅为楷模，摸索治学之道，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进城工作以后，孙犁的生活安定了，开始有条件满足自己的读书爱好。他严格按《鲁迅日记》里每年年终附录的“书账”按图索骥，以经、史、子、集类别广泛购置古籍图书，持之以恒、逐年求购，最后大致将鲁迅书帐中所列图书典籍购置完备，成为他读书生涯中最感快慰之举，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以证渊源有自”，能“追步先贤”。孙犁在读书记中，常提起某本书是来源于鲁迅的推荐或介绍。孙犁的亲近“农桑种树书”，无疑很大程度上也有来自鲁迅熏陶。比如他在《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中，提及购读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三卷本《王祯农书》时附带说明：“此书，鲁迅先生曾向青年推荐。”只要是鲁迅购读过的书，孙犁总要想方设法买到手，一读为安。拿孙犁的农桑之书和鲁迅的读书单对照，很多是重合的。有些鲁迅小时候的读物，孙犁也要买到手，比如读书记里出现的《花镜》。

　　《花镜》是我国古代园艺种植名著，一名《秘传花镜》，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作者陈淏子，生活于明末清初，抱才不遇，明亡后隐居西湖畔，以读书园艺安度余生。《秘传花镜》全书七卷，是陈淏子从事园艺之道的总结，内容以观赏植物为主，还涉及禽鸟、兽类、鱼类及昆虫等观赏类动植物的种植饲养技术。此书十八世纪初流传到日本，极受好评，几乎成了“植木屋”（從事花卉果树业者）必备宝鉴，也深受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青睐，到二战前出了好几种刻本和日文翻译本。日本汉学界甚至将它当作研究中华文化的必备书之一。《秘传花镜》是鲁迅少年时代的爱读之书。他不仅反复阅读，而且把书上的插图绘画全部临摹下来，将喜欢的章节段落抄录在册，如今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就展示着他早年收藏的《花镜》。对花卉草木类典籍的热爱，鲁迅终生不衰，他早年手抄的古籍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像《南方草木状》《兰蕙同心录》《广群芳谱》《食草小记》《释虫小记》《茶经》《五木经》《燕子春秋》《蜂衙小记》《记海错》等书。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京谋职，在寄居绍兴会馆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就以抄录古籍排遣郁闷，个中“农桑种树书”非常多，有王方庆所著《园林草木疏》、李翱所著《何首乌录》、杨天惠所著《彰明坿子记》、戴凯所著《竹谱》、赞宁所著《笋谱》、陈仁玉所著《菌谱》、傅肱所著《蟹谱》等，计二十种。他批校过的古籍中，属于农桑园艺的就有《洛阳花木记》《金彰兰谱》《洛阳牡丹记》《桐谱》及《竹谱》等，这些都可归入“农桑种树书”的类属中。

　　鲁迅的博学趣味与文学的关系是个说不尽的话题，足以构成另一个篇章。我想说的是，这种嗜好和学养，最终体现在文学上，是一种生机勃勃、斑斓五色的丰饶与气象的呈现。由鲁迅读书趣味的广博，不但可以一窥其深厚的学殖底蕴，进而领悟文章治学之道—这也是鲁迅的一大传统。

　　在求知为学上，鲁迅多有真知灼见，比如趣味要广博，不要把自己弄得很狭隘，像《致颜黎民君的一封信》所说的：“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孙犁的读书治学，在趣味上也深得鲁迅神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给当时刚在文学上起步不久的贾平凹传授心得：“书读得杂一些，是个好办法。”阅读的广泛性，使得孙犁获得了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构筑了独特的学养知识体系，不仅走出一条别具一格的治学之路，也涵养了不凡的识见与胸次。

　　孙犁的阅读量大得惊人，但这不是他过人之处，他的读书是有本源、有章法的，其中源自鲁迅的经验与传统的影响很深。他对旧籍不仅只是浏览一过，而且遵循传统主流治学路径，也就是录学的方法去钻研梳理，每读一书，辄成一录，既遵循《七略》开创的“撮其指要，论其指归”的范式，又有鲁迅治学“细细咀嚼品味而有所创新发展”的真传，成为古老遒劲老枝上开出的生意盎然的新花。这也构成孙犁读书随笔的一大特色和魅力。

五

　　孙犁对农书不只是出于个人的偏好或趣味，或止于扩展知识的另一种渠道法门，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体验和思考，显示出深沉而厚重的文化底蕴。尽管他没有系统论述，但都是直抒胸臆有感而发，杂感式的片言只语，微言大义，从中透露出对中国农民，对广大农村社会，乃至多我国数千年悠久农业熏陶下的传统文化的深深思索，具有浓郁的悲天悯人的乡土家国情怀。《齐民要术》所描绘的男耕女织社会生活图景

　　孙犁出身华北平原浮沱河畔的农村，那里正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所展示的自秦汉以来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中心地带之一，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农业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特征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农村社会的最主要经济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大多数与农业有关。对于从小开始就生活在其中并接受传统教育的读书人来说，必然会对农村、农业有所关注，由此自然而然又升华到对社稷苍生的关怀。

　　孙犁的农书读记，虽然未必系统，但吉光片羽，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洞见。在反思我国四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时，既认识到这种农耕传统对于缔造华夏文文明的丰功伟绩，也看出中国农业社会一些结构性矛盾。比如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长治久安，都采取“农本商末”的政策，鼓励农业，限制商业发展，并由此形成一整以农业为基础套文化价值观。不过，由于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儒家的这类学说更多的一种理想色彩，其中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对于“农桑致富”的倡导，在出身农家熟悉农民疾苦的孙犁看来，殊为不易，抚今追昔，感慨不已：

　　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可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治土地，扩大生产。古人亦云：“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

　　两千多年来，农业一直是封建社会国家的立国之本。魏徵在《隋书·经籍志》说：“农者，所以播五谷，以桑麻，以供衣食者也”，这是典型的“以农为本”的儒家农业观。也就是“书叙八政，其一曰食，其一曰货”。孔子说“所重民食”，就是要求统治者要将解决人民的保暖作为施政中的头等大事。作为从小生活在农村又受过当时较好教育的农民子弟，孙犁熟悉农村，深知农村的稳定，农民的处境，农业的盛衰关乎国运，在漫长的历史阶段曾是國家安危的晴雨表。孙犁对晚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一书尤其推崇，单篇读书记就写了两千多字，可见感怀尤深，某种意义可视为孙犁的“农学观”，有云：

　　徐光启的农书，在记录古代农学典籍中切实可行的者以外，还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眼界宽思想开放，其农书可以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媲美，同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

　　他敏锐地看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写于风雨飘摇的晚明，此书一大半篇幅在讲荒政，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徐光启是贾思勰以来最伟大的农学家，他花费近三十年时间研究和实践写成的《农政全书》，不但总结了我国四千年农耕文化的宝贵传统，还引入了当时西欧的农畜牧业技术。此书写作的一大背景，正是徐光启在“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的背景下，本着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写成的农学经典。此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付梓，六年后明帝国在内外交困中灭亡。孙犁见微知著的史识，由此可见。

　　《农政全书》的读后记内容十分丰富，包含的信息密度极高，从此书的阅读出发，孙犁对我国古代农书、农业传统与文化、国民生计与国家安危、传统读书人与农村等做了论述，有时只是短短一两句话，却多入木三分的识见，如在讨论古代士大夫的谋生之道时说：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

　　这几句话，高度浓缩，如果铺陈开来，可能是一篇“论传统读书人与农村”的大题目。孙犁大概洞察了某些核心问题，并参以史籍的阅读与人生阅历来佐证，零星思索闪烁着智慧之光，显示对中国农村这个题目思考的深度。类似这样的见解文中俯首皆是，相信经过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梳理研究，一定会有所发见，对于更深入理解孙犁，特别是晚年的思想的与文学，无疑大有裨益。

　　读孙犁的这篇文章，我脑海不时浮现起郑板桥的《墨竹题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要说，郑板桥诗中这一饱含社稷苍生情怀的声音并非绝响，乃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历史回声，从《诗经》发声，经《离骚》《古诗十九首》、杜甫、李绅、白居易、陆游一直响到孙犁，山鸣谷应。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修订于七星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