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沈永宝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留系任现代文学教师，几年下来，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做出了成绩，他也很想沿这条路走下去。后来他长期做行政工作，但内心很留恋教学与科研，未能忘情于原来的专业，一方面将学校教务工作搞得有条有理，将网络教育学院办得有声有色;另一方面还不时兼课讲学，开夜车阅读写作。他开过近二十次“中国文学期刊副刊史”课程，编印了《钱玄同印象》《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林语堂批评文集》《进化论的影响力——达尔文在中国》（合作）等书，参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辞典》，负责文学期刊副刊条目，并发表过许多学术论文和文学随笔。经多年积累，遂有了这一部学术著作《新文学两百年》。

　　永宝不是倚马千言的快手，但也不是含笔腐毫的锻字炼句者。他的写作速度较慢，除了因行政工作占去较多的时间之外，还与他的研究路径有关。

　　永宝开始研究现代文学那几年，正是新的方法论大量涌入的年代。不但一些新的，或者其实已经不太新，只是我们尚未接触过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新批评、原型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纷至沓来，而且一些物理学上的理论，也被搬过来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这些新的批评理论，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突破僵化的旧框框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新的批评方法在运用上有点生搬硬套，而且没有新的史料做基础，也就显得有些架空。王瑶先生在看到一篇用系统论来分析鲁迅作品的文章后，说，你这间房子里还是这几件家具，只不过摆放的位置变动了一下，很难说有多大的突破。

　　永宝的研究方法则不同于时流。他不是从某种理论观念出发，来分析文学现象，而是从原始资料出发，来提出理论观点。他所研究的资料，不仅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作家文集之类，主要还是原始的报纸和杂志，即文学期刊和副刊。《中国新文学大系》虽然规模很大，收集资料较多，但它毕竟是选本，选本则是根据选家的眼光来取舍，必然带有编选者的主观印记，若以此为据，则难免要跟着选家的思路走。作家文集则不但不全，而且往往还加以修改，与原作有所不同。若据此立论，就未必能说出实际情况。近现代报刊业发达，作家们大抵先将作品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再出版书籍，何况有些作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之后，并未出书，也不见有人选辑。所以从原始报刊入手来研究，就比较能看出原来的面貌。而且，从中还能感受到时代的氛围，明白论争的来龙去脉。

　　从原始报刊入手来研究现代文学，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但是却需要大量的工夫沉潜下去。这就是永宝出手缓慢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从原始资料出发，所以他能看到一些别人没有觉察到的现象，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过去我们习惯于将新文学运动从一九一七年算起，因为那一年《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起了文学革命运动。近年来有人将新文学的起点提前了几十年，立论依据则是白话小说的出现和流行。的确，新文学运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径直被称为白话文运动，但白话却并非新文学的唯一特征，我们应该同时看到它在其他方面的变化。沈永宝从报刊研究中发现了文体的演变，特别是政论文学的出现并盛行。他认为，新文学的变革是以政论散文的变革为起点的。“这个改革过程大致发端于十九世纪初年，历经百年，到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政论文学在自身变革的基础上带动了整个文学的变革，这就是所谓文学革命运动。在这一百年间，可谓政论文学称雄的时代。凡文坛可记可颂之事大多与政论文学有关。名家多为政论家，名文多为政论文，名论多为政论文学论，名刊多为政论报刊。由于政论文学的崛起，原有的文坛格局发生根本的变化。桐城古文、选学骈文因为拙于议论，被挤到三代以上，离‘谬种‘妖孽只有一步之遙;政论家视文学为‘无用之物，不屑一顾，所以宋诗派、唐诗派仍能‘逍遥法外。政论家扯起‘形式宜旧，内容宜新的旗帜，以政论文的面貌改造诗歌、戏曲、小说，于是有诗界革命、戏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所谓‘革命，仅以掺入政治术语、大发议论为能事。政论家经过一百年的惨淡经营，建立起一套政论文学的理论体系。应该说政论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文体，其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与文学相通，成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源头活水;然而政论文学毕竟有别于纯文学，其中一部分理论与文学本义相抵触，对文学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清代末期崛起的政论文学与后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先行后继关系。”（《政论文学一百年——试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沈永宝认为中国新文学兴起，至今不是一百年，而是两百年，而前面这一百年，就是政论文学发展的时代。

　　新文学的起点，到底该定于何时，各家有不同的意见，仍在讨论之中，一时怕难有定论，但永宝提出了一个有理有据的新视角，值得研究者重视。

　　沈永宝在报刊研究中，不但看到了政论文的发展对于整个文坛的推动，而且还发现了被人忽视了的文学革命先驱者。

　　人们常说历史是公正的，但这往往是失落者的自我安慰之语。因为历史毕竟是人写的，而人则由于见闻、倾向和利益的限制，就未必能写得完全公正。实际上，总是那些功成名就者得到过分的赞扬，而某些开拓道路者反而默默无闻。或者由于政治或文艺思想上的原因，使得那些有特色有成就的作家和流派被掩没在历史的叙述中。贾植芳先生将他的自选集取名为《历史的背面》，就是看透了历史叙述的不公正性而言的。史学家必须从正面、背面、侧面等各个方面加以综合观察，才能把历史看得全面些。

　　第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第一集是胡适编选的《建设理论集》，其中第一辑“历史的引子”所收的是胡适自己所写的一篇长文《逼上梁山》，说的是他们几个留美学生，由于偶然的机缘，讨论起文言和白话问题，使人觉得文学革命运动就是由这样“偶然”的争论所引发的。当时也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早在胡、陈之前，文学革命和文化革命就在酝酿了。沈永宝在当时的报刊里发现了一个名字：黄远生。黄远生是黄远庸（1885-1915）的笔名，他是有名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原来对法制建设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但后来发现，约法根本就无法羁勒权力者，袁世凯这个合法当选的总统，却完全凌驾在法律之上，而且做着皇帝梦。黄远生深感文化思想的重要性，所以转而提倡文化思想的革命。他比较早提出了学习西方三阶段论，即最初为“枪炮工业”，嗣后为“政法制度”，到今日“已成为思想上之争”。据此，他要求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并提出文体改革的主张。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有革命而无善果，就在于只重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忽视了国民思想素质提高的缘故。黄远生的主张，引起了只注重政法变革的章士钊的反对，他们在《甲寅》杂志上展开争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据沈永宝的考证，胡适和陈独秀的观点，都受到黄远生的影响，而且，《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的创办，就是因为陈独秀等人不满于章士钊的主张而分离出来的。只因为黄远生撰写政论，影响很大，介入了政治斗争，于一九一五年底遭到暗杀，死得过早，无缘参加一九一七年以后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学革命运动，时间一久，在有意无意间就被忽略了。

　　

　　对于黄远生的作用，在较早的文学史论中，还有提及，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罗家伦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1926）、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长编》（1932），但后出的近现代文学史和论文中就越过他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由于某些人灵机一动而偶然发生的，而是由各种社会因素促成的。当某人提出某个历史问题时，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大致已经酝酿成熟，即使这个人不提，或早或迟也会由别人提出来的。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观念，黄远生提出在前，胡适、陈独秀呼喊在后，而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胡适、陈独秀。其实，早在一九○七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就提出过张扬个性、立意反抗的文化思想，结果是既无人赞成，也无人反对，陷在无边的寂寞之中。可见，新思想提出来，影响的大小，推动的力度，主要是由时代条件决定，并非个人的作为。当然，个人的作用也很重要，但毕竟不起决定性作用。

　　沈永宝不但从原始报刊中发掘出被掩埋了的文学革命的重要人物，而且还纠正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流行观念。这种被误解的命运，即使在处于文学史聚光点的重要人物身上，也在所难免。比如，使胡适“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的“八事”原则，梁实秋就认为是受了美国《意象派宣言》的影响，这个推断，就成为海外汉学界的定论，也影响了一些国内学者。虽然胡适本人否定此说，但也无效。沈永宝通过翔实的考证，则认为：“外国的和传统的影响对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至多起过一些间接的作用，‘八事更直接的来源当是国内酝酿已久的思想文化革命。”而且，他还考证出胡适文中所批评的对象，其实都出于南社的诗文中。

　　我认为，永宝考察问题的思路是对的。新理论的提出如果能在國内产生广泛的影响，则必然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即使是翻译作品也一样，那些生搬硬套的东西，无论弄得如何新奇好看，也只能暂时引人注目，却无法生根、开花、结果。

　　我赞赏沈永宝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从原始资料出发，提炼出理论观点;而不是从既定的观点出发，再去寻找能说明所持理论的材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提出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差别，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过去曾经有过“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两种方法孰是孰非的争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以论带史”只不过是一种叙述方法，只有“论从史出”才是研究的方法。

　　《新文学两百年》，沈永宝著，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