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超

　　虽耄耋之年仍心系中国和世界命运的著名歷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近年来接连推出几部重量级的著作，令人感佩不已。其中，《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说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构成了反映“中国（人）”历史与文化的三部曲，得到了葛兆光、许纪霖等先生的高度评价及众多社会名流的强烈推荐。我虽然对历史很感兴趣，但毕竟不是专家，不敢越俎代庖和贸然置评，但因为这些论著除了专业性很强之外，还很通俗易懂，可说是雅俗共赏。中国历史漫长的时空变迁，复杂丰富的文化样态，经过许先生庖丁解牛式的拆解，钩玄提要，不但形成了一个简练有力的体系，而且被晓畅明白地表达出来，从而使更多人认知和受益，这是许多专业论著所达不到的效果。在知识和信息空前丰富，泥沙俱下甚至鱼目混珠常见的当下，就更为难得了。许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这三部曲，不仅风格平实，语言优美，也是当代中国人了解自身历史、文化和精神及其来龙去脉的最佳入门书。在这系列的论著中，许先生从世界视野出发，将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变迁梳理出清晰的线索，把自身所经历的时空变幻与对人类文明的不停追索熔为一炉，因而既有浓郁的家国情怀，也充满了深刻的忧患意识。由此观之，许先生正是他所提倡的中国文化与精神的传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历史观与人生观、价值观是统一的，而且不止于观念层面，从其随笔和生活经历反映出的是，他的学术人生是身体力行和一以贯之的。所以，通过许先生的书写，历史并非遥远的、故纸堆里的传说与故事，也不是与己无关的“客观”叙事，它是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及由此升华、薪火相传的人生态度与价值理念。某种程度上，书写历史就是书写自己，这是我读许先生论著后的最大启发与感叹。《万古江河》许倬云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学习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一样，最终都是指向智慧二字。习得智慧是难事，有效地传播智慧也不容易。睿智的许先生通过平易流畅的文字，将中国人及其文化进行了精彩的演绎和简练的归纳。在专业化的学术体系之下，历史学者与其他学科学者一样，都不得不甚至自觉地做起了很细微的文章，研究的领域也越发狭窄，这种“小圈子”有利于自身获得认同和学术评价，但对捕捉、呼应和研究大的学术和现实问题则很不利。现今时代，那种纵横多个领域，贯通理论与实践的大学者或知识分子很难见到了。然而，从古至今，智慧的内涵却基本未变，就是要求学者跨越乃至超越诸多界限，包括学科之间，以及理论与现实的边界进行创造。如果智慧还是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的话，那只有“通透”才能达至。

　　学者治学，虽路径和方法各异，但最后欲达到的无非是通透二字。“通”指的是有广博的视野，能跨越学科和领域的研究界限，自由游弋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而不被其束缚;“透”指的是能够穿过前人形成的知识丛林而培植自己的树木，掘地三尺，入木三分，形成有深度和力量的创见。在学术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和细化的形势之下，能达到“通”字就已不易，更遑论“透”了。我之所以说许先生的论著是智慧的，即是基于这个词进行的考量。《中国文化的精神》许倬云著九州出版社 2018 年版

　　对历史学家而言，“通透”意味着形成或建构了一种历史哲学，而不是仅仅做一个寻章摘句、执着于考究某一事情真伪的历史工作者。在我看来，许先生的历史哲学，其实可以用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时髦词条来概括，那就是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家索亚（Edward Soja）提出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许先生敏锐地指出，“中国文化中人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是三者合一的。人随着时间流动，人也在空间之中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彼此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自然，人也不能自我异化于自然之外”（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34页）。因为社会空间辩证法正是考虑时间、空间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将这三个范畴及其互动视为理解存在（being）的根本向度和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本体—历史，并非仅涉及时间尺度，也不是单纯的大人物或大事纪年，而是研究时间与空间、自然（包括广义的社会）交互关系的综合性学问，其中的自然与社会尺度，既涉及山川草木、鸟兽鱼虫及其环境的变迁，也关心市井街巷的日常生活及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这是一个自然与人文广泛而复杂交织且处于剧烈变动的历史舞台（剧）。从时空体系入手去分析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特点归纳得井然有序，体现为一个严整的框架。这一框架是许先生的框架，也许也是中国古人生活的实际框图之一。有一种精神框定了中国人，使他们处理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有异，这是许先生论述的立足点之一;再由此出发，观察长时间和广空间尺度的中国人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变迁。虽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但许先生是从更广更深的世界层面理解中国历史的，这是我们读其论著首先应该关注的。

　　“世界”一词最初来自佛经《愣严经卷四》：“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数有三。一切众生，织妄相成，身中贸迁，世界相涉。”我们一般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空间概念，但其实其中也包含了时间和自然（众生）。“世为迁流”，迁移、交流和变动，也就是变迁（changing）才是世界的本质。“世”在英文里是“世世代代”（generations by generations），经由时间累积而成人类和人生。“界为方位”，说明了在空间上，最重要的是明确边界和方向，由此引申出两个重要问题：“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世界（中国）文明向何处去？”这是许先生系列论著所关心和试图回答的两个核心问题。

　　在《万古江河》的自序中，许先生以一个地理空间的精妙比喻阐述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是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万古江河》指出了中国文化与地理空间经过长期的“接触—融合—扩大”之后，如百川汇海，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这既表明地理与文明重心是由河流到海洋的发展路径，也蕴含着中国与世界文明交互和融汇为一体的深刻意旨。《说中国》则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四个层面论述中国如何经由复杂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中国文化的精神》则着意于中国历史文化在日常生活的诸方面，从复杂曲折的历史变奏中发掘人与自然、时空的关联，进而引申出中国与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与出路这一大问题。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勾勒和再叙，许先生希冀未来的人类文明能摆脱民族、信仰、主义等偏见约束或牵绊而达到一种新的“大同”社会，这也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文明》[ 英 ] 尼尔·弗格森著曾贤明 唐颖华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2 年版

　　在当今世界面临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精神贫乏和文化纷乱之时，许先生选择这个追古怀今、纵横东西的大题目，的确有慎终追远之目的，也充满对未来世界文明的忧思。他的答案也已经给出，尤其是从凡俗生活的视角，将抽象的、难以厘清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予以丰满鲜活的案例，并极具概括性地进行揭示。精神绵延，方成传统;传统累积，则为文化。文化是该继续维系，供于庙堂或流于市井，还是被推翻抑或翻新更迭？这并非一个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的问题。在简单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今、继承与创新、市井与宫廷之间，其实有多种存在，多种形式和情绪，即使是个体或个人，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时空压缩，更使得如今要概括某种国民精神是一种风险。即使是针对古代，要勾勒一种精神群像无疑是难度很大的工作。许先生立意的高远、考据的翔实、事例的有趣、论述的精妙，是值得再三阅读与反复思考的。比如《中国文化的精神》末尾对现代人生活的孤独以及危机的准确刻画，如散文诗一般有力精练的语言，读之可体会到先生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意，不由得深深感佩。

　　在许先生的著作中，“精神”一词最后的关切是文明。他关心的不仅是中国和古代，更是世界和现今。精神的丢失，无疑是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现代世界文明共同的问题。这方面，可将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与许先生的著作对照来看。他们尽管分别关注中国和西方，最终关注的还是世界，且有同样的担忧和怅惘：文明中的某些至关重要的精神已经衰落或不复存在，西方文明正在衰退，而中国及其他国家并未在文明或精神上表现出替代和胜过西方之势，未来世界将何去何从呢？许先生在之前的数次演讲中也曾提到无奈。在世界这个浩渺广大的海洋里，人类的巨轮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更加微渺的个体呢？也许，表面上我们忧虑的是世界或中国，精神或物质，但归根结底是自己，那个也许知道什么是对的，但终究难以把握命运走向的自己。

　　如果要大胆说到一些不同观点或想法的话，我觉得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和西方等二元的划分，包括广义上的中国人概念的抽象，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不得不概括和抽象，但因此也可能省略掉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即使在古代中国，也有对个性和个体自由的张扬;西方也有集体化的意识和类似中国或东方的一些理念。有些东西可能是相似或相通的。在精神生活上，划分成中西文明之后，容易看出各自特点，却未免抹煞了其相通之处。尤其是现今全球化趋势之下，大问题实际上是世界文明的走向，而它往往受国家权力和集体意识形态的影响，个人自由与各种集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因而变得更加复杂而紧张。厘清世界文明与个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虽然快速的技术变化改变了生活样态和人的精神，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依然突出。在讨论个体自由方面，庄子对自由的追求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并无差别，也许前者的精神还更好一些。

　　二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及其精神似乎看得过高。许先生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信念与情怀，以及对世界文明发展现状的担忧，提出了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以挹注世界的主张，我是完全赞同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文明也是或将是一个更具多样化的存在，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好的目标，但具体如何实现，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今时代变化繁多，危机迭出，但是，在文化和精神上的突破和跃进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是简单的非中即西。

　　三是精神的概括，即使是对普罗大众，也有属于多数人的还是少数人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数量。时移世易，彼时的异端成为此时的象征。精神在嬗变和传递，也在被遗忘，不断地变奏，那么，精神一定是连贯的吗？连贯的是同一种气质和东西吗？更何况传统文化精神也需要被理性和辩证地看待。

　　就精神而言，我更愿意归结到个体。个体在当下，不管是所处时代还是世界这个时空体系，我觉得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不得不在其中却超越”（in but beyond）。它可以形容多种情境，也是我生活以及治学的主旨。实际上，我愿意將真正的人类精神泛化为广义的一种在其中却超越的理念与行动，同时把它个体化。这也许与许先生一样，他虽然写的是中国古人的精神，却反映着他的理解、志趣、追求、寄托与向往。在探究真实之外，从历史中也许我们要获得的是一种有为也达观的人生态度，正如许先生在随笔中提到的面对“海啸”直迎上去的勇气和奋进精神，这也是从传说、历史到现今“中国人”的真正精神。面对剧烈变动的时势，面对多舛莫测的命运，不逃避而有为，是知识分子的首要品质。当前以及未来时代，我们得做好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准备。也许个体的命运终究单薄和漂泊，但“尽吾志可无悔矣”。那么，如何处理个体或自身与所要面对的对象（历史或世界）的关系呢？

　　长期以来，历史或世界都被当作一个客体，需要的是“客观”“科学”或至少“忠实”的记录，客观地书写或“秉笔直书”也被视为通则。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中“价值无涉”的理念更使这种“客观”书写有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这种摒弃或者降低价值判断作用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曾长期主导国内外学界，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产生很大影响。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学界开始批判和反思这种研究范式，对个体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开始回归并占据地位。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主体性”和日常生活的复归两个面向至关重要，这也是国际研究的趋势。因为，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国还是世界，最重要的都是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与人生。《中国文化的精神》因其落脚在不同个体和日常生活，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阐发就更具有一种生命力。

　　最后，我想提示的是，将许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观点对照去读会有更多的启发。虽然，主观性和主体作用被强调，但历史研究和书写中最难的恰恰是如何处理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许先生在书写了出色的历史的同时，也书写了出色且精彩的自己。他的奋斗精神和意志品质本身也成为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学习的楷模、研究的对象。最好的历史书写，就是把自己恰当地摆放进去。因为，作者的书写也会成为历史，有的流传，有的湮灭。全力奋斗，也只能接受历史的安排和世界（包括自身）的命运。然而，生活的神奇之处在于：我们受一种不由我们支配的力量支配，而它又把素无关联的事（人）物关联。我们都在书写着历史，但归根结底，我们书写的不过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