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 英 ] 尼克·格鲁姆著[ 英 ] 皮埃罗绘傅光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不过，坚持认为中下篇写作在前、上篇在后的观点始终代有后人，如英国当代学者、埃塞克大学教授、有影响力的小册子《图画通识丛书·莎士比亚》（Introducing Shakespeare： A Graphic Guide，20世纪90年代出版）一书的作者尼克·格鲁姆（Nick Groom）认为：“三部《亨利六世》一定写于一五九二年之前的某段时间。《亨利六世》源于莎士比亚的一部两联剧：《约克和兰开斯特两王室之争》（The First Part of the Contention betwixt the Two Famous Houses of York and Lancaster，1594）和《约克的理查公爵的真实悲剧与高贵的汉弗莱公爵之死》（The True Tragedy of Richard Duke of York with the Death of the Good Duke Humphrey，1595）。这两部戏是我们现称之为《亨利六世》的中篇和下篇，加上后来增补的上篇，构成完整的《亨利六世》。”
“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喜剧、历史剧和悲剧集》（1623）中的“《亨利六世》第一部”一句话，撇开哪篇先来，哪篇后到，它们都应写于一五九○年至一五九一年间。
其次，来看一下剧作版本。上篇存世最早的唯一版本，是一六二三年印行的“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莎士比亚喜剧、历史剧和悲剧集》中的“《亨利六世》第一部”（The first part of Henry the Sixt）。事实上，直到今天，关于莎士比亚是不是上篇的唯一编剧，或多名编剧之一，仍无定论。简单说，意见有四：一、莎士比亚一人独立编剧，而从该戏之“拙劣”、幼稚“因袭前人”的明显痕迹可见，它是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二、它可能是莎士比亚与其他诗人、剧作家如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罗伯特·格林或乔治·皮尔，美其名曰“合作”的产物，更有可能是莎士比亚初到伦敦以后，受雇帮这三位中的一位或两位把亨利六世的国王生涯编成戏;三、莎士比亚独自一人，把斯特兰奇勋爵剧团的一部旧戏做了修改，并为讨好此时已是他戏剧赞助人的斯特兰奇勋爵，又补写了“勇敢的塔尔伯特”在舞台上凯旋的戏;四、这个上篇根本不是莎士比亚的戏。
《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显族的联合》（1550 年修订版）封面中篇在“第一对开本”之前，有三个“四开本”（quarto）：一五九四年三月的“第一四开本”和一六○○年的“第二四开本”;“第三四开本”是由出版商威廉·贾加德（William Jaggard，1568-1623）所印“伪对开本”（False Folio）之一的一六一九年的“四开本”，该本与下篇一五九五年的“八开本”（octavo）合印。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1587）扉页下篇在“第一对开本”之前有三个版本：一、前述一五九五年的“八开本”，即“第一八开本”;二、一六○○年的四开本，即“第二四开本”;三、一六一九年的“伪对开本”，即“第一伪对开本”。
总之，中、下篇，“四开本”“八开本”“伪对开本”，虽都各有可取之处，却均存在讹误之处，否则，何以背负“坏四开本”的恶名！简单地说，从戏文来看，这些本子都应是书商出于盈利目的，把演员手里的台词脚本或演员凭记忆写下来的台词，凑在一起仓促印行的。或正因此，心里发虚的书商们才会特意在标题页大做文章，极力渲染剧情如何震撼。
接下来，看莎士比亚最早的这三部戏，是如何“编”出来的。
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原创的剧作家，他是一个天才编剧。所有莎剧，都至少有一个、经常有多个素材来源（亦可称之为“原型故事”）。所有这些原型故事，得以在莎剧中留存，似乎也算得上幸运。因为，若非莎士比亚被后人封圣，莎剧成为象牙塔尖上的文学经典，这些原型故事，恐怕除了专业人士，极少有人问津。同时，若非潜入莎剧对这些原型故事进行考古般挖掘、稽考，一般只读莎剧文本的读者，也恐难知晓。
不过，大体上倒可以这样说，英国历史剧的体裁由莎士比亚独创。从他的第一部历史四联剧《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部和《理查三世》（约1589-1593），加之随后的《约翰王》（约1595-1596）开始，便发展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以表现持续不断的政治冲突的本性，并昭示其中复杂、交错的因果关系。莎士比亚的这些早期历史剧，与同一时期的悲剧和那些写征服者的戏剧相似，都是运用多重故事脉络，描绘耸人听闻的暴力，也都强调阴谋与复仇的策划和结果，在《理查三世》中表现尤甚。但透过一种动机和行为的扩散，此类连贯的剧情模式常常在历史剧中失去其塑造力，而变成更多的偶然事件。在剧情中，冲突和危机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这揭示出剧作者是多么紧密地依赖这些明显并不连贯的历史。
莎士比亚历史剧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不连贯的历史，全都来自十六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496-1547）所著《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显族的联合》（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er and York，1548。以下简称《联合》），以及史学家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1525-1580）所著《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1587年第二版。以下简称《编年史》）第三卷。这两部史著，是莎士比亚所有十部历史剧的主要素材来源。换言之，霍尔与霍林斯赫德是为莎士比亚编写历史剧提供丰富原型故事的两大债主。其实，霍尔也是霍林斯赫德的债主，因为霍林斯赫德《编年史》里关于玫瑰战争的大段描述，多从霍尔的《联合》中逐字逐句照搬过来的。在编剧选材上，莎士比亚对这两本史著各有侧重。
然而，莎学家们似乎老有一种担心，把莎剧中的英国史拿出来与史学家的编年史进行比较总有些冒险，因为注重原始資料会使读者过于在意细节，而莎士比亚早已经有效地潜入、调和或改变了这些细节。另一个担心是，编年史所具有的一种更广泛的意义及其激发莎剧想象的力量，将随之消失。
毋庸讳言，从《亨利六世》上篇即可看出，莎士比亚编剧的主要素材取自霍尔的《联合》与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莎士比亚使用的素材涵盖面非常广，从一四二二年亨利五世的葬礼一直到一四四六年亨利六世订婚，其中还包括七年后（1453）塔尔博特之死。在中篇，莎士比亚又往回倒一点儿写埃莉诺的忏悔，这一剧情被他强加在一四四二年。随后剧情又向前推进，从玛格丽特到达英国写到一四五五年约克家族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之战取胜。下篇则把第一次圣奥尔本斯之战压缩进一四六一年的北安普敦之战，并省掉了一四五八年双方在威斯特敏斯特缔约，不过这倒也填补了剧情的又一空白，即一四七一年亨利六世被杀到一四七五年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付给爱德华四世赎金赎回玛格丽特王后之间的那段时间。
接下来，按《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依次对莎士比亚如何从两位霍师傅那儿“借债”，列出一个账目表。
《亨利六世》上篇
第一幕第三场，格罗斯特公爵试图接近伦敦塔，伍德维尔告诉他，已得温切斯特主教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入。遭拒的格罗斯特反问：“狂妄的温切斯特，那个傲慢的主教，连我们已故的君主亨利都不堪忍受的那位？”这一剧情源自霍尔，但对于亨利五世和温切斯特之间有什么龃龉，霍尔只留下一点儿迹象，而霍林斯赫德对这对君臣间有什么不和或冲突，则只字未提。再如，霍尔写到托马斯·加格拉夫爵士在奥尔良城中炮身亡，莎士比亚在剧中也让加格拉夫立即毙命，余后的场景聚焦在老将索尔斯伯里之死（第一幕第四场）上。但在霍林斯赫德笔下，加格拉夫两天后才死，这倒与实情相符。
莎士比亚在第二幕第一场写到一个半喜剧的场景，法军守将衣衫不整地逃出奥尔良城，这似乎只能来自霍尔。论及一四八二年英军夺取勒芒，霍尔写道：“突袭令法国人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很多人来不及下床，有的则只穿了衬衫。”再如，第三幕第一场，格罗斯特指控温切斯特试图在伦敦桥上行刺他，霍尔只提到这一刺杀企图，并解释说，为阻止格罗斯特在埃尔特姆宫（Eltham Palace）与亨利五世会合，原打算在南华克桥头下手。霍林斯赫德对此没留下片言只语。还有，第三幕第二场，莎士比亚写到圣少女琼安和法军士兵化装成农民，偷偷进入鲁昂城，可能也来自霍尔。虽说无论霍尔还是霍林斯赫德，均未记下这一并非史实的事件，但霍尔记录了与此极为类似的一件事，可那发生在一四四一年，在特威德河畔的康希尔（Cornhill-on-Tweed），康希尔城堡（Cornhill Castle）被英军占领。
亨利五世（1386-1422）另一方面，戏中有些场景单独源自霍林斯赫德。例如，在开场戏里，剧情进展到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叛乱，埃克塞特对追随他的贵族们说：“诸位，记住你们向亨利立下的誓言：要么把王太子彻底击碎，要么给他套上轭叫他听话。”霍林斯赫德描述的情景是，弥留之际的亨利五世让贝德福德、格罗斯特和埃克塞特等人向他立下誓言：永不向法兰西投降，决不许法国王太子成为国王。再一个单独取自霍林斯赫德的例子见于第一幕第二场，法国的查理王太子将少女琼安比作《圣经》中古希伯来的女先知底波拉。在《旧约·士师记》第四、第五章中，底波拉策划巴拉克（Barak）军队出人意料地打败了由西西拉（Sisera）领军的迦南军队，迦南军队压迫以色列人已超过二十年。而在霍尔笔下，找不到这一比较的踪影。还有一处在第一幕第四场，奥尔良公国的炮兵队长提到，英军控制了奥尔良郊外一些地方。霍林斯赫德记的是，英军夺取了卢瓦尔河另一侧的几处郊区。
在《亨利六世》上篇，出于剧情需要，莎士比亚常把真实的历史时间搞乱，如第一幕第一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亨利五世送葬这场戏，历史时间在一四二二年十一月七日，这时的亨利六世尚在襁褓，不满周岁。但在戏中的护国公格罗斯特公爵眼里，亨利六世变身为少年天子，是“一位软弱的君主，像个学童似的”。第四幕第七场，路西爵士去法军营帐面见查理王太子，要将阵亡的塔尔伯特的遗体运回英格兰。而历史上，发现塔尔伯特遗体是在一四五三年七月十七日。莎士比亚把相隔二十一年的事凑在一个戏里。另外，像第二幕第三场，奥弗涅伯爵夫人打算把塔尔伯特诱进城堡活捉，以及第四场，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在伦敦中殿一花园分别摘下红玫瑰和白玫瑰，这都是莎士比亚在戏说历史。
也许今天来看，上篇里最不靠谱的戏说历史，莫过于对法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糟改。恰如梁实秋在其《亨利六世（上篇）·序》中所说：“不忠于历史的若干情节并不足为病，因为看戏的人并不希望从戏剧里印证历史。近代观众所最感觉不快的当是关于圣女贞德（Joan of Arc）的歪曲描写。在这戏里这个十八岁的一代英杰被形容为一个荡妇，一个巫婆！虽然这一切诬蔑大部分是取自何林塞（霍林斯赫德），虽然那时代的观众欢迎充满狭隘爱国精神的作品，诬蔑对于戏剧作者之未能超然的冷静的描述史实，是不能不觉得有所遗憾的。”
《亨利六世》中篇
如前所说，霍林斯赫德对玫瑰战争的处理多得益于霍尔，甚至大段照搬，但从莎剧中，还是能看出莎士比亚对两位前辈各有所用、各取所长。
例如，亨利六世与王后玛格丽特的明显对照，是戏里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它源于霍尔，霍尔把亨利六世描绘成一个“圣人一般的”环境的牺牲品，玛格丽特则是一个狡猾的、有控制欲的自大狂。莎士比亚利用霍尔的原材料在第二幕第二场，建立起约克公爵拥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并把霍林斯赫德在其《编年史》中相应部分额外增补的约克公爵的血统谱系，顺手拿来。但莎士比亚在第五幕第一场所写白金汉公爵与约克公爵在圣奥尔本斯之战前的戏剧性会面，只见于霍林斯赫德。
另外，关于一三八一年农民起义，只在霍林斯赫德《编年史》里有所描述，莎士比亚利用它写成贯穿第四幕的凯德造反，而且，他连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有的人因为识文断字被杀;凯德承诺要建立一个不用花钱的国家。亨利六世对起义有何反应，霍尔与霍林斯赫德对此的描述有所不同。在霍尔笔下，亨利王原谅了每一个投降的人，让他们全部返乡，免于处罚。莎士比亚照此处理。相比之下，在霍林斯赫德笔下，亨利王则召集了一个法庭，将几个叛乱首领处死。史实的确如此。另有一个不同的历史对比很有趣，霍林斯赫德笔下的亨利王内心不稳，始终处于疯狂的边缘，而在霍尔笔下，亨利则是一个温和却起不了作用的国王。在这儿，莎士比亚再次仿效了霍尔。
根据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分别摘下红玫瑰和白玫瑰的剧情创作的壁画（位于威斯敏斯特宫）
亨利六世（1421-1471）莎士比亚对霍尔和霍林斯赫德最大的背离在于他把凯德的起义、约克公爵从爱尔兰回国，同圣奥尔本斯之战合并到了一个连续推进的剧情里。而霍尔和霍林斯赫德对这三件事的描述与史实相符，发生在持续四年的时间里;可莎士比亚写的是戏，为让观者爱看，他必须把它们设计成头一件事对后一件事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引子。诚然，这样处理也并非没有出处，它源于一五一二年去世的罗伯特·费边（Robert Fabyan）在《英格兰与法兰西编年新史》（The New Chronicles of England and France，1516）里对这些事件的描写。
在此顺便说一下，莎士比亚历史剧还有一个明确的素材来源，即理查·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1506-1573）所著《一部詳尽的编年史》（A Chronicle at Large，1569）。像霍林斯赫德一样，格拉夫顿从霍尔的《联合》取材，不经编辑，再造出大量描述，有些描述属他独有，这自然能从中看出他也被莎士比亚利用了。比如，第二幕第一场中，辛普考克斯编造瞎子看见光明的奇迹这个细节，霍尔和霍林斯赫德都没写，只在格拉夫顿笔下。诚然，约翰·佛克赛（John Foxe，1516-1587）在其《殉道录》（The Book of Martyrs，1563）中，对伪造奇迹也略提一二。不用说，莎士比亚熟悉《殉道录》。
《亨利六世》下篇
像上、中两篇一样，从中可见莎士比亚对两位霍老前辈的史书在取材上各有侧重。
例如，第一幕第一场，当克利福德、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催促亨利六世在议会大厅向约克家族发起攻击时，亨利六世很不情愿，争辩说：“你们不知道伦敦市民都偏向他们，他们能号令大批军队吗？”而在霍尔和霍林斯赫德两人笔下，记的都是约克家族领兵侵入议会大厦，只是霍尔写明了，亨利六世并未选择与民众开战，因为绝大多数民众都支持约克公爵享有王位继承权。
第一幕第三场，约克公爵的幼子拉特兰之死，莎士比亚从霍尔那儿取材多于霍林斯赫德。虽说霍尔与霍林斯赫德都把杀拉特兰的账算在克利福德头上，但只有霍尔写明拉特兰的家庭教师当时在场，并把拉特兰和克利福德二人关于是否该先向凶手复仇的争辩记录在案。第三幕第二场，描写爱德华四世与格雷夫人初次会面，也是取自霍尔多于霍林斯赫德。比如，霍尔单独记载，爱德华提议让格雷夫人做他的王后，仅仅出于好色的欲望;霍尔写道：爱德华进一步断言，如果她肯屈尊跟他睡一觉，她便有幸由他的情人、情妇变成他的妻子，变成与他同床共枕的合法伴侣。之后，第四幕第一场，克拉伦斯和格罗斯特对爱德华要娶格雷夫人的决定表示不满，以及兄弟二人质问爱德华何以偏爱妻子轻视兄弟，这样的场景并未出现在霍林斯赫德笔下，而只出现在霍尔笔下。霍尔写了克拉伦斯向格罗斯特宣布：“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仨都是同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的儿子，出自同一血脉，理应比他出自陌生血缘的老婆更有优先权，并得到晋升。……他会提拔、晋升他的亲戚、伙伴，丝毫不在乎他自身血统、家系的倾覆或混乱。”一个独属于霍尔的更普遍的方面，是他鲜明的复仇主题在戏里成为许多残忍行为的一个动机。不同的人物多次把复仇引为其行为背后的导向力;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克利福德、格罗斯特、爱德华（国王）和沃里克，都在戏里的某一时刻宣布过，他们之所以行动，是出于向敌人复仇的欲望。然而，复仇在霍林斯赫德那里不起什么作用，他几乎不提“复仇”这个字眼，也从未让它作为战争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方面，戏里又有些场景独属于霍林斯赫德，而非霍尔。例如，霍尔和霍林斯赫德两人都对韦克菲尔德战役之后玛格丽特和克利福德嘲弄约克公爵有所描述。在第一幕第四场，玛格丽特叫被俘的约克公爵站在一处鼹鼠丘上，并命人给他戴上一顶纸王冠。可是霍尔对王冠和鼹鼠丘只字未提，这两个细节霍林斯赫德虽都有提及，但在他笔下，那顶王冠是莎草做的。霍林斯赫德写道：“公爵被活捉，站在一处鼹鼠丘上遭人嘲笑，他们用莎草或芦苇做成一顶花环，戴在他头上当王冠。”第三幕第三场，沃里克在法兰西加入兰开斯特派之后，路易国王派他的海军元帅波旁勋爵帮沃里克组建一支军队，这更可提供莎士比亚借用霍林斯赫德的证据。霍林斯赫德在其《编年史》里提到海军元帅的名字正是“波旁勋爵”，这与莎剧和历史都是相符的，而在霍尔的《联合》里，这位海军元帅被误称为“勃艮第勋爵”。
《亨利六世》（上）辜正坤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年版还有一处只来自霍林斯赫德，他在《编年史》里写了爱德华四世在巴尼特战役之前曾向沃里克提出讲和。莎士比亚把它移植到第五幕第一场：“现在，沃里克，你可愿打开城门，说上几句好话，谦恭屈膝？—叫爱德华一声国王，在他手里乞求怜悯，他将宽恕你这些暴行。”这一由爱德华国王发出的和平倡议，在霍尔的《联合》里了无痕迹，霍尔对约克家族试图与沃里克谈判只字未提。至于在整个戏里，把萨福克与玛格丽特弄成情人关系，这自然是莎士比亚为了从看戏的人兜里多挣些钱。
《亨利六世》下篇专注于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传承接穗，以及玛格丽特与沃里克之间的政治关系。它略去了很多史实内容，比如由托马斯·福康布里奇的私生子托马斯·内维尔带领的反对爱德华四世的重要的伦敦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图克斯伯里之战和亨利六世被杀之间的一四七一年。想必这一情节可以给爱德华四世一个暗杀亨利六世的政治动机，但莎士比亚没这样做。同样，巴尼特之战（第五幕第二场）紧随沃里克和爱德华四世在考文垂对峙（第五幕第一场）这段剧情之后，这会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巴内特在沃里克郡，并不靠近伦敦。
总之，这部戏大体有五个场景（第一幕第一场、第一幕第二场、第一幕第四场、第三幕第二场，可能还有第五幕第一场）更直接受惠于霍林斯赫德，而非霍尔;另有五场（第一幕第三场、第二幕第五场、第四幕第一场、第四幕第七场和第四幕第八场）正好反之，多受惠于霍尔，而非霍林斯赫德。
在此补充一点，戏里玛格丽特王后那一长段关于国家是一艘航船的修辞手法，应是从诗人阿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1563年去世）的叙事长诗《罗梅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史》（The Tragical History of Romeus and Juliet，1562）中衍生出来的。莎士比亚熟悉这首长诗，这首诗为他编《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提供了重要的原型故事。
从下篇不难看出，莎士比亚对霍林斯赫德和霍尔写下的种种对超自然现象的解释，并不赞同。虽说戏中某些情节与中世纪神秘剧中的系列情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第一幕第一场中约克家族升入王位与路西法占领上帝之位相似，还有第一幕第四场中约克公爵死前受辱同基督受冲击很像），但莎士比亚有意要将这些原型世俗化。或许是为了戏剧效果，莎士比亚甚至刻意在亨利和爱德华之间形成对照，并在同一时期突出后者的投机、好色，这实在有点不同寻常。
尽管下篇中的事实性材料主要源自霍尔和霍林斯赫德，但出于主题和结构目的，莎士比亚也顺手把其他文本拿来一用，这也是贯穿他整个写戏生涯的独门绝技。几乎可以肯定，诗人、政治家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1536-1608）和剧作家托马斯·诺顿（Thomas Norton，1532-1584）合写的旧戏《高布达克》（Gorboduc，1561。写一个遭废黜的国王给两个儿子划分国土，它还是莎剧《李尔王》的“原型故事”之一）便是这样一个来源。从时间上看，莎士比亚在写《亨利六世》下篇之前一年，即一五九○年，《高布达克》重印，这使莎士比亚有机会从中挖掘和表现由派系冲突导致公民社会毁灭的典型。说穿了，《高布达克》是已知的十七世纪前唯一一部写到一个儿子无意之中杀了亲生父亲，一个父亲不知不觉杀了亲生儿子的剧作。莎士比亚当然不会放过把这一惨景移花接木的机会，他在第二幕第五场，让亨利六世目睹在约克郡陶顿与萨克斯顿之间的战场上，一个儿子无意之中杀了亲生父亲，一个父亲不知不觉杀了亲生儿子。何以如此？约克派（白玫瑰）与兰开斯特派（红玫瑰）为打一场新的战争，各自招募军队，而这两对父与子，分别参加了两支敌对“玫瑰”的军队，彼此却不知情。
另外，莎士比亚还从作家威廉·鲍尔温（William Baldwin）所编的《官长的借镜》（The Mirror for Magistrates，1559;1578年第二版）那儿借了东西。《官长的借镜》是一首著名的系列长诗，由几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述说各自的生与死，并警告当代社会切莫犯下像他们一样的错误。其中三个人物是安茹的玛格丽特、爱德华四世国王和理查·普列塔热内（三世约克公爵）。《亨利六世》下篇中，约克公爵的最后一场戏在第一幕第四场，他在临死之前演说的这幕情景，常被认定为适用在一个传统的悲剧英雄身上，这个悲剧英雄败给了自己的野心，而这恰恰是约克公爵在“镜子”（mirror）里的那个自我，他要建立一个王朝的野心使他越走越远，终于导致毁灭。当然，下篇剧终之前不久，格罗斯特在伦敦塔里杀死了亨利六世，这也可能是从鲍尔温那儿借来的。
除此之外，剧作家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1558-1594）流行一时的名作《西班牙的悲劇》（The Spanish Tragedy，1582-1591），可能还对《亨利六世》下篇起过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影响，它的特殊重要性在于那块渗透了约克公爵幼子拉特兰鲜血的手绢，被莎士比亚设计在第一幕第四场，玛格丽特拿它来折磨约克公爵。这似应受到了《西班牙的悲剧》里那块反复出现的血手绢的影响，那是贯穿全剧的主人公希埃洛尼莫随身携带的一块浸染了儿子霍拉旭鲜血的手绢。
莎士比亚为写戏，到底从多少人那里借过多少原型故事的“债”，没人说得清。也许随着时间推移，会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不，有人提出，《亨利六世》下篇可能还从中世纪的几个“神秘剧”（mystery cycles）里取材，因为这些人在第一幕第四场约克公爵受折磨，与《对耶稣的冲击和鞭打》（The Buffeting and Scourging of Christ）、《送交比拉多第二次审判》（Second Trial Before Pilate）和《审判耶稣》（Judgement of Jesus）这三部神秘剧中所描绘的耶稣受折磨之间，找到了相似性。另外，第一幕第三场中拉特兰被杀，也不无《滥杀无辜》（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的影子。
也许，莎士比亚还从社会哲学家、作家、著名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1516）和《理查三世的历史》（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1518）那里借了东西。至少，《亨利六世》下篇第五幕第六场，格罗斯特（未来的理查三世）的一些独白，正源自莫尔的《理查三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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