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

　　苏轼的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丰腴多姿，爽朗靓丽，赞颂者多，研究讨论的也多。大体而言，是年轻时学王羲之《兰亭序》一脉，俊秀英挺之中有姿媚之态，中年以后学颜真卿，笔力圆润丰厚，沉稳流畅，出现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黄庭坚论东坡书法，最受大家注意的，是见于《西楼苏帖》中他写的跋：“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北海。至于笔圜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人。”对于晋唐书家对苏轼书法的影响，黄庭坚在《山谷题跋·跋东坡帖后》中是这么评定的：“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髣髴。比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明说了二王之后，唐代诸家书法破坏了书法的超逸风气，而徐浩之类更是垃圾，只有颜真卿、杨凝式传承了书法艺术的精髓，而中年以后的东坡则承继了书法超逸的传统。这个看法，苏轼本人基本首肯，在他《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中可以得到印证：“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

　　苏轼中年以后，因为批评王安石新政，在朝廷政治旋涡中受到排挤，外放为官，担任过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等官职。他在元丰二年（1079）担任湖州太守，上任后照例谢恩，写了《湖州谢上表》，没想到惹出“乌台诗狱”那一场大祸，在御史台狱中关了一百三十天，到除夕之前才幸免杀头之灾，被贬到黄州，挂名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史，不准参与公务。就是变相软禁，让地方官看管起来，不许他乱说乱动。那么，他中年之后发展出的独特风格，与他贬谪黄州的沧桑岁月，是否相关？颠沛流离的流放与困蹇局促的生活，是否影响了他书艺发展的方向，提升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以至于黄庭坚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他“独近颜、杨气骨”，是宋代善书的第一人？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个普遍性的审美难题，艺术风格的展现与艺术家的人品与经历，是否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假如有，是怎么具体展现的呢？涉及书法，中国的老话说“字如其人”“见字如面”，那么，苏轼贬谪到黄州的痛苦经历，是否在他书法中得到升华，成就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苏轼在风雪交加的严冬，从汴京出发，长途跋涉了一个月，赶往黄州贬地。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日，进入黄州境内麻城县的岐亭，在翻越当地春风岭的关山路上，看到飞雪中的梅花，迎春绽放，的皪鲜明，不禁写了《梅花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这两首诗咏物而抒情，写出了苏轼的贬谪心境，在悲苦之中还盼望着生命的春天，颇有深意。第一首是即景生情，写风雪未歇之际，在岐亭春风岭的关山道上，看到山路边上杂草荆棘丛生，却有梅花迎着飞雪绽放，的皪光鲜，明艳欲滴。在这严冬飞雪之际，苏轼以罪人之身，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寒风凛冽，呼啸过冻裂的山岩之間，此情此景，看在戴罪之身的苏轼眼里，倍感颠沛流离，实在是无比凄凉。第二首写的是时令已经过了雨水节气，大化轮转，幽谷中溪水潺潺，春天的信息悄悄传来，梅花在丛芜中绽放，让诗人感到大自然的生命正在复苏，也使得愁绪满怀的苏轼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欢愉。虽然他身陷困顿，远离庙堂，沦落江湖，但是生命还在继续，清溪潺潺，漂送着落花，陪伴着他这贬谪之身，一路护送到黄州。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宋拓《西楼书帖》，其中的《梅花诗帖》就是《梅花二首》的第一首（见宋拓《梅花诗帖》图），第一句有一个字不同，是“春来空谷水潺潺”。这幅字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十日酒后，是苏轼刚到黄州，寓居定惠院之时，距关山幽谷遇见梅花的二十天后。全帖共六行，二十八字，是比较少见的东坡大草，一开始还有行书的味道，逐渐由行入草，也就是苏轼自己形容的“能行立而能走”，而且字体开始放大，不受体形的拘束。到了第三行，字体奔放起来，不止是“能走”，简直开始飞奔了，六个字像不受羁绊的野马，想要腾跃出预设的行间。最值得注意的是，写到行底的“吹”字，余下的空间已经不够，于是出现了黄庭坚所谓“石压蛤蟆”的尴尬情况，好像孙悟空给压在五指山下，连气都喘不过来，不要说“吹”了，根本就是在憋气。于是，到了下一行，我们就看到东坡笔锋一挥，呼出一口大气，吹得“乱石崩云”。完全不管行距，也不管字体大小，从原先六个字一行，变成四个字一行，而且龙飞凤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第四行底的“随”字到第五行的“飞”字，我们可以感到苏轼终于释放了胸怀，摆脱了监禁四个多月牢狱之灾的郁闷，可以让自己的艺术心灵飞上青天了。从第五行的“飞”字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从三个字一行，到最后“关山”两个字末行结尾，真是大开大合，全然不顾书写的金科玉律，任凭胸中的浩然之气喷薄而出。可以看出，《梅花诗帖》的书法，与《梅花二首》的诗情是完全一致的，显示了苏轼在颠沛流离之中，从悲苦困顿的压抑心情中突围而出。冬天的冰雪总会消融，春暖花开是天道循环，早早晚晚有云开雾散的时候，笔墨也随着诗情翱翔。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梅花诗帖》的通篇结构，一共六行，第一行七个字，第二行、第三行各六个字，第四行四个字，第五行三个字，第六行两个字。七、六、六、四、三、二，完全没有固定的规范，真如东坡自己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绝对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布局，而是下笔之后，随兴而行，一鼓作气，势如牛群在大草原上奔腾，挡者披靡。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黄庭坚会有“怒猊抉石，渴骥奔泉”这样的比方，徐浩是不配的，只有东坡可以当之无愧。这与苏轼称赞他表哥文同画竹“胸有成竹”，是一个道理，艺术家的人品与心境决定艺术作品的境界。当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自我完足，不为外物牵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苏洵《权书·心术》），艺术展现的境界与艺术家内心的境界相配合，艺术品才能展示惊心动魄的魅力，这才是苏轼与黄庭坚相信“字如其人”的体会，而非俗滥的道德人格阐述。

二

　　苏轼在风雪中长途跋涉，心境必定有过起伏。他路过陈州，见到去年逝世的文同的儿子，即将为文同扶柩归丧四川，感慨万千，写下这样的诗句：“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想到教他画竹的表哥文同，曾经在他之前担任湖州太守，居然奄忽已逝，灵柩流落在远离故乡的陈州，还待儿子运回老家。而自己在湖州太守任上，居然受人诬陷，流落到貶谪黄州的下场，人生悲欢聚散实在难料。他在陈州还见到赶来相会的弟弟苏辙，感叹放逐的处境，前途茫茫，恐怕只能流落在齐安（黄州）当个老百姓，永远回不到故乡四川了：“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苏轼怎会不想回到故乡呢？诗中只是感慨遭到放逐，身处贬谪上路的情景，侥幸不死，只好逆来顺受，到黄州去当个平头百姓了。度过关山道，写《梅花二首》的时候，心境大有好转，在寒冬中见到了梅花绽放，在诗中显示了春水潺湲的消息，在书写诗帖之际，更流露了压抑的心境终于在笔墨之间得以释放，在艺术想象世界中得以飞翔。

　　苏轼在二月初到达黄州，处境相当凄凉，除了长子苏迈，全家老小十来口人都没能跟在身边同行，留给了弟弟苏辙照顾。“始谪黄州，举目无亲”（《苏轼文集·尺牍·与徐得之》），一个人孤孤单单，衣食无着，寄寓定惠院僧舍。到第二年开辟了东坡荒地，劳其筋骨，躬耕自食，才算解决了吃饭问题。他初到黄州的三个月，在僧舍中跟着和尚吃斋饭，写了《到黄州谢表》，感谢皇上不杀之恩，指天发誓，说要闭门思过，终身吃素，报答皇恩。有了上次写《湖州谢上表》口无遮拦，遭人构陷，被打入御史台狱中几乎丧命的经验，这封谢表写得规规矩矩。从《到黄州谢表》的书迹（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姑孰帖》第三，见《到黄州谢表》图）来看，通篇文字在真行之间，更偏于老老实实的楷书，表示自己的循规蹈矩。

　　与同时书写的《梅花诗帖》相比，特别醒目的差别，是在行距的工整，绝对没有一丝僭越的意图，也不留给佞幸小人诬陷的口实。仔细看帖中写“臣”字（凡五见）与“轼”字（凡二见），笔画或偏侧或缩小，真是“诚惶诚恐”，唯恐触怒龙颜。但是，整体而言，仍是一气呵成，表明心迹，绝对不让人感到嗫嗫嚅嚅，扭捏作态。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有篇《跋东坡黄州谢表》说：“昌黎公《潮州谢表》，识者谓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过于昌黎远矣。”拿韩愈遭贬潮州写的谢表与苏轼谢表相比，认为苏轼的气骨比韩愈要高上一筹，缘由是苏轼“悔而不屈，哀而不怨”。我们看苏轼《到黄州谢表》的书迹，就会感到笔墨的从容，即使是向皇帝发誓要闭门思过，书迹也和谢表的文章一样，在循例谢恩之际，不减笔墨的淡定圆融，绝无奴颜婢膝的谄媚之态。苏轼的人品与艺品是自我完足的，不会媚俗，也不向至尊权威摇尾乞怜。

　　苏轼抵达黄州上谢表的时候，寓居定惠院，还写了《初到黄州》一诗，充满了自嘲，语气却十分欢快，好像下放到黄州也挺好：“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一开头说的“为口忙”，寓意双关，先说的是口无遮拦，惹上朝中小人的嫉恨，坐了牢房，还差点被杀头，最后贬谪黄州，真是老来荒唐一场。再来语锋一转，说起黄州地方富饶，“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口忙”成了口福。咦，不是在谢表里说“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愆”，而且“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以报答朝廷吗？怎么垂涎起黄州的鱼好，想吃了呢？这里我们又见到苏轼自我意识完足，随遇而安的心境，谢恩是官家规矩，吃鱼吃肉是生活，想得豁达一点，既然已经被褫夺了一切公务职权，官家也就管不了“无业游民”，两者并不冲突。

三

　　苏轼在定惠院借住了三个月，写了好几首诗，还创作了一阕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展露他心境的变化，逐渐调适了忐忑起伏的心情波动，接受了离世幽居的生活环境，沉静下来，思考前途茫茫的人生意义，希望自己不至于虚掷往后的生命。在这些诗作中，《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与《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有书迹传世。苏轼在定惠院写的诗，或许因为婉转展示了他深沉的心迹，蕴藏着生命探索与自我定位的沉潜思考，所以他十分珍惜，重复书写过很多次，不知是否还有真迹存在于天壤之间？幸好传为《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的初稿（有专家认为是明清勾摹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民国期间曾有珂罗版印本;而《海棠诗帖》（即《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及《次韵前篇》）则有一卷真迹流入日本，曾经呈献给天皇御览，在日本文久二年（1826）刻石，拓本现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及《次韵前篇》两首诗，见于《苏轼诗集》卷二十，是为刊印的定稿。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诗稿，纵30厘米，横23.8厘米，凡十二行，二百五十五字，可能是明清之际勾勒摹写而成，展示原迹的面貌纤细入微。二○二○年夏，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展品第二十一项即是此件诗稿（见《定惠院寓居诗稿》图），其后还有翁方纲的长跋。对比刊印定本，草稿上有许多删改痕迹，又有缺失部分，以下简单列出两种版本的对照：

　　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草稿下失“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草稿失“自媚”），竹露无声浩如（下失“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草稿改为“词”）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

　　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忆昔还乡泝巴峡，落帆樊（草稿作“武”）口高桅亚。长江衮衮空自流（草稿作“流不尽”），白发纷纷宁少借。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闲如啖蔗。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下失“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

　　这幅涂改满纸的诗稿，乾隆时期仍然流传在书画名流之间。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东坡诗稿二首》说：“东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诗草稿，纸本，高九寸，横七寸，行草书十一行半，首二行之下半蚀去数字，第二首无末二句，盖当时脱稿未完之本也。”他的《苏诗補注》卷四，说得更详细：

　　方纲尝见此诗初脱稿纸本真迹（即此帖），在富春董蔗林侍郎诰家。前篇“不辞青春”二句，原在“一枝亚”之下;“清诗独酌”二句，原在“年年谢”之下。以墨笔钩转，改从今本也。“江云抱岭”涂二字，改“有态”。“不惜青春”，涂“惜”改“词”。后篇“十五年前真一梦”句，全涂去，改云“忆昔还乡泝巴峡”。“长桅亚”“长”字未涂，旁写“高”字。“白发纷纷莫吾借”涂二字，改“宁少”。“自怜老境更贪生”一句，全涂去，改云“至今归计负云山”。“老境向闲如食蔗”，“向”字涂去，改“安”字，又涂去，改“清”字;“食”字不涂，旁改“啖”字。“幽居□□已心甘”句，全涂去，改云“饥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涂二字，改“忧患”。其与今本异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长江衮衮空自流”，作“长江衮衮流不尽”。

　　翁方纲论述此诗稿，考订翔实，不仅罗列草稿与刊行定本的差异，还指出宋代刊印《东坡集》的施元之注提到：“此诗墨迹在临川黄掞家，尝刻于婺女倅厅。”从版本对照考证，认为临川黄掞家藏的墨迹已经不是此草稿，可能是东坡的定稿。从理解苏轼作诗的创作过程而言，草稿墨迹提供了最珍贵的文物数据，让我们看到他如何斟酌字句，如何审慎选字措辞。虽然写诗可以一挥而就，但成诗之后还得细加琢磨，反复推敲，才成定稿，书写墨迹示人。因此，这份草稿得以保存，真是弥足珍贵，也是翁方纲所说的“尤见诗法”。他还特别写了《观董蔗林少宰所藏苏文忠定惠院月夜偶出二诗草墨迹》一诗，感叹苏轼在黄州写诗的创作豪情：“黄州是时居甫谪，海棠尚迟枝头亚，豪情一入道眼观，醒客翻将醉语借。浑忘八法体欹正，那计三春艳开谢。如此笔墨真观化，几年簏楮堆僧舍。”（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十四）

　　翁方纲考订精审，让启功万分佩服。在一九四二年启功审定的《雍睦堂法书》中，收有《定惠院寓居诗稿》，就以翁方纲的考订为据，由北京琉璃厂豹文斋南纸店珂罗版精印，也就是今天大多数人看到的影印版本。启功完全赞同翁方纲的判断：“《诗稿》真迹，与集本异同。翁覃溪《复初斋集》曾详考之。谛玩勾乙处，可悟诗法。书亦天真烂漫，颜鲁公《争坐稿》不能专美于前。标题《东坡诗稿》四字，后人所加。”启功在此特别提到颜真卿的《争座位帖》（见颜真卿《争座位帖》图），一来是赞美苏轼书法超轶绝伦，二来也是明白标示苏轼书法承继颜真卿风格，连拟写草稿之时，在不假思索的书写状态之下，都可以看出苏轼延续了颜真卿书法的血胤。苏轼对《争座位帖》十分倾倒，在《东坡题跋·题鲁公书草》中明确说过：“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或许也曾多次临写，现在还存有传为他元祐六年（1091）的临帖拓本。我们仔细对照《定惠院寓居诗稿》与《争座位帖》，就会发现，风格的确相近，不过，苏轼的草稿更为纷乱潦草，其中可能反映了苏轼心境的流离失所与忐忑不安。

　　苏轼写这两首诗之时，罪遣黄州，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于二月初一日抵达黄州报到之后，形单影只，寄居定惠院，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以罪人之身寄寓在庙里，心有余悸，不敢随意外出。《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开头就说，“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这里“幽人”一词用得很恰确，有幽居世外不问世事、幽禁封闭不准社交、幽闷愁苦难以遣怀的多重含义。偶尔趁着春风吹拂，夜晚无人的时候，到外头走动走动，已是早春柳丝抽芽的时候，仍有一枝残梅挂在树梢，像他一样在风中飘零。独自吟诗也只能自己和韵，借酒消愁也没人陪伴，想到自己醉后吐真言，醒来就害怕，只好辞退宾客回到家中面对妻子，任凭嘲骂。

　　第二首诗回忆年轻时的经历，辛苦奋斗，为经世济民而努力，谁知世事难料，如落花，如流水，到老来连家乡都回不得，“未免孤衾眠客舍”。从诗稿的书迹来看，苏轼这两首诗，越写心情越复杂，遣词用字也越谨慎，甚至有点紧张，涂改也越多。写到自己空有文章可以媲美古代的文豪，却连五亩的田园都没有。下一句原来是“自怜老境更贪生”，显得心情悲愤与无奈，想想不好，全部涂去，改成比较平淡的“至今归计负云山”。写“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闲如啖蔗”之时，感慨万千，原来写的是“老境向闲如食蔗”，他先把“向”字涂掉，改成“安”字，又涂去，改成“清”字，把“食”字改成“啖”字，就变成“老境清闲如啖蔗”，故作潇洒悠闲。再下一句“幽居□□已心甘”，涂改得一塌糊涂，而且来回改了几遍。他原来写的是甘心幽居，是“幽居斋味”，还是幽居什么，我们已经无法猜测了，只能看到他把“已心甘”先改成“缘身安”，后来又觉得不妥，整句全改，最后写下“饥寒未至且安居”。诗稿原帖未完，刊印的定稿版本还有两句：“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呼应了前一首的挨妻子嘲骂。

　　《定惠院寓居诗稿》，让我们看到了苏轼书法很不同的面貌，笔迹仓促潦草，而且通篇密布涂乙，满是墨丁与删改的痕迹，看得人心惊肉跳，目瞪口呆。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说，诗稿或许是明清时期的摹本，是按照真迹勾勒摹写的，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苏轼诗稿的原迹面貌必定如此，也就反映了苏轼作诗的构思情态，从最初写下诗句之际，边写边改的创作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轼潦草的字迹也非常耐看，真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写诗的人应该知道，有时走在路上或是躺在床上，灵感突然来了，一首诗就砸在头上，可以一气呵成，基本成篇。但是，要记下脑中浮现的意象及精彩的诗句，赶紧到处找笔，手就忙不过来了。书写得再快，还是觉得有些美丽的词句，甚至刚才还鲜明如画的意象，已经像轻烟一般，消逝于想象世界的缥缈灵山，再也寻觅不回。我们假设苏轼不是凡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基本都记得住灵感砸下来的诗篇，但还是会修改词句，以成定稿。从这两首诗的诗题《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及《次韵前篇》，就可知道，苏轼借住在定惠院僧舍，夜里出去散步，心里感慨自己遭贬到黄州，一个人形单影只，借住和尚庙里，只能夜里出外散散心。偶出之际，灵感突如而至，回到住处，赶紧写下触动自己内心的一首诗。写了一首，尚未尽意，接着前韵写了主题相连的第二首诗篇。你说，他原诗的草稿，笔迹能不潦草吗？这次展出的诗稿，即使不是苏轼亲笔写下的真迹，而是明清时期的摹本，我们至少看到了苏轼写诗的过程，看到苏轼创作的心理状态，看到原诗从草稿到定本的修订痕迹。翁方纲指出，诗帖原稿在遣词用字的斟酌上，阐明了苏轼写诗的心理状态，仍然心有余悸。这就让我们体会到，人生态度豁达自在的苏轼，也有“人艰不拆”的处境。

　　何薳《春渚纪闻》卷七，有“作文不惮屡改”一条，说到苏轼诗稿有涂改的情况：

　　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薳尝于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其和欧阳叔弼诗云“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作“县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凡三改乃成今句“三”，津逮本作“二”）。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语，未免后人疵议。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

　　何薳指出的情况是，他曾在欧阳修孙辈处见过苏轼的诗稿，其中有《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叔弼既去感》一诗，第一句“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涂改过两次，当中的“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也有过改动，可见苏轼虽是大手笔，写诗还是会有字句的修订，才成为定稿。以这个例子作为对比，苏轼的《定惠院寓居诗稿》的改动，就不是一两处，而是通篇涂乙删改，显示了作者复杂的心情，在字句斟酌上有点畏首畏尾，心有余悸。

四

　　苏轼寄住在定惠院，无所事事，只敢在附近走走，还写过《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后人简称作《海棠诗》：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到，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从诗题可以看出，苏轼在定惠院附近闲步游览，在春天杂花盛开之时，看到一株名贵的海棠，当地土人并不知道珍惜，任其野生野长。他见景生情，想到自己沦落江湖，有如天姿国色的海棠，却遭到朝廷排挤与诬陷，被迫幽居在黄州。应该是老天有什么深意，让绝代佳人生活在没人驻足的幽谷吧。他从草木杂生之中见到名花海棠，有感而写这首诗，显然是感叹自身的沧桑遭遇。

　　从这首诗创作意识的生发来看，诗人在构筑意象与发抒情感之时，浮现了杜甫《佳人》与白居易《琵琶行》的影子，并且引用两诗的比兴寓意，表面上以赋体咏物或陈述他人的遭遇，实际上反映的是自身的际遇。由赋体而比兴，是中国写诗的惯例，表面说的是眼前景物或情事，其实是诉说自己内心的感慨，《楚辞》肇始的“香草美人”建立的就是这样的传统。不论是杜甫写幽谷的绝代佳人，还是白居易写空守江口的琵琶女，真正的诗意都是感喟自身沦落的遭遇，苏轼的这首海棠诗也不例外。

　　杜甫的《佳人》一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季，写的是安史之乱，社会动荡，佳人遭到夫婿抛弃，幽居在深山空谷之中，坚贞自守，不改其高贵的品格。此时杜甫正经历朝廷的排挤，被迫辞官，携家带口客居秦州，靠采药挖芋维生。诗开头写的“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虽然写的是弃妇，假如我们沿用“香草美人”的传统解诗，也可以是杜甫的自况。这首诗的结尾：“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就可以理解成，朝廷引用新人，把杜甫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放逐在外。自己虽然遭受排挤与打击，幽居山谷，生活困顿，节衣缩食，变卖细软，却依然固守忠君爱国的信念，显示了高风亮节。最后几句写幽居生活的拮据情况，天寒衣单，翠袖飘摇，在日暮时分倚靠着挺拔的修竹，显示了“时穷节乃见”的风骨。

　　回头来看看苏轼的海棠诗，说临江的黄州城外草木丛生，“只有名花苦幽独”，当然是以名贵的海棠来比拟遭贬谪的自己。和杜甫的佳人一样，自己的处境虽然困苦，却遗世独立，风骨依旧：“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海棠花“自然富貴出天姿”，有如我寄住在僧舍，不必盛放在金盘之中来点缀华屋豪宅，同样呈现高贵的风貌。诗人形容海棠美丽的容貌是“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也呼应了苏轼酒醉饭饱，无所事事，在春天午睡之后，闲步林郊，突然邂逅海棠的惊艳。这样美丽的名花是哪里来的？怎么会沦落到陋邦黄州？哦，一定是鸿鹄衔了我家乡西蜀的种子，流落到此，让我像江州司马感慨琵琶女的遭遇，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关于定惠院东边小山上的海棠，苏轼在元丰七年（1084）春天上巳日（三月三日），离开定惠院已经五年之后，又携带友人同来观赏，写了《记游定惠院》一文（《苏轼文集》卷七十一）：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禅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头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饮，往憩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作悲風晓月，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缘小沟，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饵，其名为甚酥，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丛橘，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可知苏轼对定惠院东面小山（名柯丘）的海棠印象深刻，是他初到黄州心情低落时的心理慰藉，让他对自己生存的意义找到了大自然的参照。因此，在黄州羁旅的五年当中，每年春天，他都会带了朋友在花下聚会饮酒，以消永日。黄州当地人也十分尊敬躬耕东坡的苏轼，知道他喜欢这面山坡，不再随便砍伐山林，为他保持了山林的记忆。苏轼贬谪黄州的岁月，也因此从孤独凄苦的山谷幽居，转成隐逸山林的愉悦了。他写《记游定惠院》的时机，十分重要，因为获知神宗皇帝下手令解除了他的黄州贬谪，有御札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遭贬弃置的抑郁终于云消雾散，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观赏定惠院东的海棠了。

　　苏轼的海棠诗问世后，引起了历代文人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黄庭坚《跋所书苏轼海棠诗》说：“子瞻在黄州作《海棠诗》，古今绝唱也。”黄彻《?溪诗话》卷八，讨论王安石写《梅》的诗句“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认为不如苏轼写的《海棠诗》：“曾不若东坡《柯邱海棠》长篇，冠古绝今，虽不指明老杜，而补亡之意，盖使来世自晓也。”这里说的“补亡”，是说杜甫诗不咏海棠诗，因为“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诗林广记》前集卷二引李颀《古今诗话》）。苏轼海棠诗写得好，而且心存忠厚，直追杜甫写诗的境界，可以补足杜甫不写海棠的遗憾，不像王安石说杜甫有诗兴而不敢赋写海棠，带有调侃的意味，所以，苏诗“冠古绝今”。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对于东坡此诗，特别赞赏其描绘海棠姿态的诗句，认为刻画海棠正是为了衬托苏轼的流离心境： “‘朱唇二句绘其态，‘林深二句传其神，‘雨中二句写其韵。不染铅粉，不置描摹，乃得是追魂摄魄之笔。倘中无写发，而但一味作叹息流落之词，岂复有此焱绝焕炳？”汪师韩显然读通了苏轼的海棠诗，知道此诗的寓意在感喟流落的际遇。纪昀在《苏文忠公诗集》评点本（乾隆辛卯八月序）中，说此诗“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深微。后半尤烟波跌宕。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也可谓知音。

　　海棠诗的原迹未见，却有拓印精美的日本拓本，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见早稻田大学藏《海棠诗帖》局部图），可以看出书写的笔力遒劲，沉稳而且自信。《海棠诗帖》与《定惠院寓居诗稿》表现的书法风格很不一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诗情展现的心态不同，从《海棠诗帖》可以发现苏轼谪居的心情逐渐稳定下来，没有刚到黄州时那种栖栖遑遑不知所措的心境了;二是我们看到的《海棠诗帖》不是原本的草稿，而是苏轼后来书写的旧作，是当作书法艺术来呈现的。苏轼本人对海棠诗的创意十分满意，曾经多次书写，有些是他在元祐年间召还朝廷，甚至是当了翰林学士时期所写，刻石的版本不下五六种，流传甚广。《王直方诗话》有“东坡海棠诗”一条：“东坡谪黄州，居于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而独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东坡为作长篇，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诗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也说：“元丰间，东坡谪黄州，寓居定惠院，院之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时，必为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长篇。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轼平生得意诗也。”

　　苏轼海棠诗书迹的影响极大，体现了东坡书法成熟时期的风格，后世书家不断临写，从摹仿中提炼艺术体会，汲取灵感，以期升华自己的审美境界。早稻田大学拓本《海棠诗帖》的书迹，落笔沉稳有致，正如黄庭坚所说典型的东坡风格，“圆润成就”“字形温润”“笔圆而韵胜”。苏轼好友李之仪说：“东坡每属辞，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议者或以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其间也。”我们可以看到，诗卷开头所写的诗题，用笔端正迟缓，一笔一画都矜持慎重，完全是正楷的真书性格。写到“苦幽独”的时候，开始由楷入行，用笔依旧缓慢，好像闲步庭院，潇洒自如，“涣涣如流水”。到了“先生食饱无一事”之后，逐渐加速，笔随意走，有快走的姿态了。字体的大小也随意起来，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看他写的“衔子飞来”四个字，“子”字与“飞”字的大小对比（见早稻田大学藏《海棠诗帖》局部图）令人瞠目，也令人会心，感到鸿鹄真的从西蜀一路飞过来了。苏轼讲自己写字的体会：“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海棠诗帖》就这么由立而行，由行而走，一直写到结尾，最后署了个“轼”字，戛然而止。现存鲜于枢临写的《海棠诗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千古风流人物》特展展出，其后有董其昌的跋语：“盖东坡先生屡书《海棠诗》，不下十本，伯机（鲜于枢）亦欲附名贤之诗以传其书，故当以全力付之也。”

　　元丰七年（1084）春天，苏轼在黄州的第五年，也就是他最后一次携朋置酒，观赏定惠院海棠之时，不但早已离开定惠院，躬耕东坡，开辟了一片田园，建造了雪堂屋舍，生活基本稳定，心境十分潇洒豁达，还获知解除了贬谪之困，便写了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特别提到，曾经亲自观赏过此诗的墨迹，并以墨迹来校改苏轼的文本：“先生尝作大字如掌书，此诗似是晚年笔札。与本集不同者，‘袅袅作‘渺渺，‘霏霏作‘空蒙，‘更作‘故。墨迹在秦少师伯阳家，后归林右司子长。今从墨迹。”王文诰指出，“袅袅”改作“渺渺”不太恰当，因为用典出自《楚辞》的“袅袅兮秋风”：“谓风细而悠扬也。公《赤壁赋》‘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其命意正同。由是推之，则此句正用《楚辞》也。‘空蒙可从，‘渺渺必不可从。”这段校雠文字非常有趣，也很矜慎而有理，值得多说几句。

　　第一，施注说的“秦少师伯阳”，是秦桧的养子秦熺（1117-1161），“林子长右司”则在《全宋文》卷五千七百六十七有陈造《祭林子长右司文》，可见都是南宋时期爱好风雅的高级官员，保存了苏轼此诗的墨迹。这首绝句的墨迹是大楷，每个字有巴掌这么大，可能是苏轼晚年书写的，也就是说这首后来的《海棠》诗也书写过多次，其他书迹不知道流落何方了。其次，施注看到东坡的亲笔墨迹，以此更正了苏轼诗集的文本，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王文诰不买账，硬是拒绝更动成“渺渺”，而以《楚辞》典故改回“袅袅”，这就牵涉苏轼墨迹的文本问题。苏轼多次书写此诗，绝对不会去对照原诗的文本来书写，而是靠着自己的记忆，随兴写出，字句与原作稍有不同，是很平常的事，反映了古人墨迹与原诗文本的歧义，在作者书写之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种情况应该也出现在其他书法墨迹之中。第三，苏轼在黄州贬谪期间，多次为海棠作诗，又在后日多次书写前后的海棠诗作，显然在他心目中海棠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甚至是抚慰创伤的心理补偿，通过诗歌想象，在寂寞凄凉的地方，在月夜笼罩的迷茫之际，呼唤内心升华的灵光。

　　从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开始写下《梅花诗帖》与《到黄州谢表》，到接着写的《定惠院寓居诗稿》，再到《海棠诗帖》，最后又写了大楷《海棠》诗，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苏轼心境与书法展现的内在联系。他遭受打击，处境孤独，内心有一股难以遏抑的蓬勃之气，直欲喷薄而出。《定惠院寓居诗稿》是最有趣的例证，展示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但又不甘于沉默，在潦草纷乱中摸索，超越诗歌格律的限制，落实到艺术的想象世界，为自己落寞的心情找到安身立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