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敏

　　都说《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更有一种洞穿人性的比较论：较之《红楼梦》宝黛钗探湘妙一干超凡脱俗者，《金瓶梅》之西门诸妇及帮闲仆妇丫鬟伙计三姑六婆是中国文学所能表现的更“接地气”的人物，因而它更是直面于人性、深谙不可直视之处的伟大之作。此类著述，我读过的有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叶思芬《叶思芬说金瓶梅》、孙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侯咏《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这些著述者以各自的文化视野与学术背景解读《金瓶梅》，赋予层林叠染的“金学”更为耀眼的色彩。

　　联系自己的阅读经验，格非自叙《雪隐鹭鸶》写作缘起的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晚上，在北京的白家庄，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读完《金瓶梅》，当然不敢置喙。但朱伟先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让我这样一个“红迷”深受刺激。回到上海后，就立即躲进学校的图书馆，将此书完整地读了一遍。不用说，我如此急切地阅读此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固有的信念：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读完《金瓶梅》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对朱伟先生那句明显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

　　格非发现，《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只是因为此书的价值观和修辞方式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冒渎，在它的阅读史上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误会”和“曲解”。格非在反复阅读《金瓶梅》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须将《金瓶梅》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小说所呈现的宋明时期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更有某种内在关联，所以解读这部小说必须抓住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格非的研读立意甚高，却谦虚地表示阅读思考给自己带来“极不真实的恍惚之感”。

知其俗为不凡—是为传奇

　　论说《红楼梦》如何伟大，再要锦上添花已是难事，而评骘《金瓶梅》都是从翻案文章做起，自然不难语出惊人。《金瓶梅》问世以来就背负“淫秽”之名，首先要将它从“扫黄”名单里摘除，进而归诸人性之发现—从一切污秽之中，亦即压抑和扭曲中，看取人性之存在，剖示人物性格之多样和多面。這是文章常规套路，当然抑“红”褒“金”也是屡试不爽的出奇之招。如今关于这部书的奇崛之评已比比皆是，其中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用“现代性”工具，诸如“女权”“自然主义”之类，从这部四百多年前的作品中寻求当下解读方案，故而有视为“寓言”者，有称其“史诗”者。

　　格非的《雪隐鹭鸶》不但将《金瓶梅》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并明确联系明中期以后儒学分化的思想动向—“《金瓶梅》以小说化呈现方式，与阳明学的思辨方式构成了互文关系。将《金瓶梅》看成是阳明学得以产生的‘现象学的注脚亦无不可”。似乎是以学者理性导出的结论，只是相关论述付之阙如。诚然，《金瓶梅》那些触忤礼教禁忌的叙事必是反映了当时思想分离、道德崩坏的社会背景，鲁迅也认为其大书床笫之事与明代中后期之士风有关（本文引鲁迅语，均见《中国小说史略》）。但是，如何证明它与阳明学的“互文关系”，阳明学何以产生“现象学”，都是需要具体疏证的。

　　香港学者孙述宇所著《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虽是一本薄薄小书，在金学界却影响甚巨。总的意思是说《红楼梦》故事未免矫揉，而《金瓶梅》于叙事更为合理。问题是，二书人物自有不同背景与语境，如此一概而论未免粗率。文学叙事之“合理”之“理”亦当有种种解释，孙氏显然更喜欢《金瓶梅》描述生活琐事的趣味，但生活常理不等于叙事逻辑，否则离开了写实就不成其小说了。另一位金学家，台湾学者叶思芬极赞《金瓶梅》是现代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作品，是全世界第一部以市民为写作对象、从市民角度观世的现实作品。“老实说，要好好地进入《金瓶梅》的世界，去品尝它的化丑为美，是需要一些条件的。你必须有一些生活的阅历—不只是年纪，还要在生活当中曾经承担过，至少是面对过或多或少的苦难。你要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难;必须沉得住气，耐得下性子;同时没有磨灭对人生的好奇与热忱。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它的‘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她说的“化丑为美”亦有化俗为雅的意思，至于从浮浪人生中去体味“苦难”，则未免强说。

　　同样读《金瓶梅》，哈佛学者田晓菲则时时流露“粉丝”般的激动，她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里说：“《金瓶梅》读到最后，竟觉得实在比《红楼梦》更好—熟读《金瓶梅》之后，会发现《红楼梦》全是由《金瓶梅》脱化而来。只是《红楼梦》自始至终写得‘温柔敦厚，从来都在丑恶的情景上遮一层轻纱;《金瓶梅》却锐利清晰，极为摹写人心的复杂之处，探入人性的深不可测。须得大智大勇，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掩卷之余，她还一咏三叹：“只是一部书而已，只不过一部小说而已，读完却像是过了一生一世……”

　　

　　当然，《金瓶梅》是值得重视的古典小说，鲁迅认为其“佳处自在”并非虚言，它从日常起居展开故事的写法，至少是一个创造。作为明清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朝世俗化方向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正如张爱玲那个说法，“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金瓶梅》乃着眼于市井社会，从市井家庭中叙写奇人奇事，这就抛开了“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叙事，而这种市井传奇实不同于唐传奇那种书生、美人与侠客的奇幻人生。此书以传说中的“恶棍”“淫妇”和一事无成的“废柴”为主要人物，且于污浊之中写尽人性之复杂，这就带来了种种别开生面的叙事场景。细看书中情节，无非是一幕幕日常生活。细针密线地铺排恶棍淫妇市井人物之吃喝拉撒睡，写饭局喧哗，写闺中妆奁，写衣饰挂件，写妻妾争锋……花团锦簇之中的虚幻人生被描绘成津津有味的活剧，确是手段高明。书中大小几百号人物，无一人不活泛生动，无一事洒汤漏水。而且，主要人物多面复杂，写潘金莲“丽情娇致”与“狠毒淫荡”并行不悖;写西门庆“笑得两眼没缝”的憨态，又叙其“纵奸了嫦娥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之狂妄，皆如鲁迅所谓“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

　　那些小厮仆妇帮闲妓女三姑六婆个个也都情态毕现。开茶坊王婆之“挨光十计”，孟玉楼巧言劝退张四舅，韩道国王六儿一对儿活宝理直气壮的“咱行得正，不怕人说”……令人骇然而又拍案惊奇。应伯爵是西门庆“十兄弟”之一的帮闲无赖，书中更是将之描摹得出神入化。西门庆因小妾卓丢儿病重几日没出门，好容易盼得应伯爵上门，便抱怨他们也不来看看自己，又问有否吃过饭来。这本是一句客套话，应伯爵自然不好说又来蹭饭，却转个弯子道：“哥，你试猜。”西门庆逗弄他：“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这等猜不着。”西门庆喷笑：“怪狗才，不曾吃便说不曾吃，有这等张致的！”西门庆倒是从不计较这些穷哥们来蹭吃蹭喝，对吴月娘抱怨这些“游魂撞尸”损友也不以为然，说是人家靠着咱家倒比咱去靠着别人要好。这无赖自有无赖的气度。

　　《金瓶梅》之“一时并写两面”，不能说对《红楼梦》没有影响。王熙凤狠毒之处，堪与西门庆比肩：“我是不信什么阴司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要说行就行。”“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收下三千两银子间接害死两条人命的大案，她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但是，与贾府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王熙凤裁度之下竟给了她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二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王熙凤自己月例只是五两。刘姥姥乐得屁颠颠的：“我也知道艰难哪，只是，您老拔根寒毛也比我们腰粗啊。”王熙凤不去计较老婆子不得体的粗鄙，额外又给了一吊钱，让她雇车回去。相对于那二十两银子的施舍，这一吊钱里有着更多的温度，细品起来，凤姐的怜恤还真的是对人情世故有极深的体察。

　　《金瓶梅》与《红楼梦》描述人情世态，皆于人性俗念立意，从市井劣绅到簪缨大族，自是一脉相承。但是，二者叙事语境实在大相径庭，况且人物形象与文章主旨差以千里。那些抑“红”褒“金”之论真不能当真，各人喜好自有个人理由，不能作为判断标准。

“自觉”与“他觉”—是为分界

　　也许，《金瓶梅》故事更容易融入我们的现实语境，在许多人眼里它比《红楼梦》显得更“真实”，故而更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物质社会，人欲横流，这个世界不是简单的善恶观念所能概括，人情俗念皆有其存在的合法性。這都没错，只是文学的意义更在于“真实”背后的叙事。所以，拿《红楼梦》跟《金瓶梅》去比较世俗之俗的“真实”，实在没有意义。文学要给人带来某种内省的启示，这才是更有分量的东西。

　　回想起来，评说《红楼梦》的文字浩如烟海，然最击我心魄者，莫若鲁迅先生言简意赅那几句：“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认为，在《红楼梦》之前，明代“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但《红楼梦》绝非《金瓶梅》的隔世镜像，因而不能简单说《红楼梦》脱胎脱化于《金瓶梅》，两部小说旨趣完全不同，相同的只是家族兴衰的叙事外壳，饮食男女之窗边呓语。

　　后来见到批评家李敬泽的一个说法：“对于《红楼梦》来说，它和其他说部有一个确切的分别：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中，人物对这人世之悲并无自觉，他们是草木而不知自身将要凋零，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虚无感属于作者和读者，但在《红楼梦》中，这份悲却在人物的内在意识中牢牢地扎下根去—成为自我倾诉和倾听，成为弥漫性的世界观，成为一种生命意识。”（《〈红楼梦〉：影响之有无》，收入《致理想读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李敬泽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是有内在性的，而这是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的缺项。这个“内在性”，我的理解就是人的“自觉自省”意识。

　　确实，《红楼梦》之前的中国小说不大见有人物的“自觉自省”，就叙事手法而论，便是缺乏人物表达思想的内心独白，究其根本亦当归咎于创作理念。譬如，西门庆共妻妾看花赏雪一类场面不少，其中有潘金莲输棋掐瑞香花瓣甩向西门庆的娇嗔，也有月娘扫雪烹茶的雅兴，这些经典场景所表达的都是人物的外在情态，不会有超越于此时此景更深一层的感受，花谢了明年再开，雪化了又会下雪，想什么呢？《金瓶梅》里的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至于花是人已非，雪深化无影之类的沧桑感，则完全不在人物的思维中。

　　如同宋元话本的叙事语态，读者对《金瓶梅》人物行为及内心感知皆来自说话人（叙事人）的提点，就像《水浒传》写武松“血溅鸳鸯楼”，杀死一个使女后，“那一个却待要走，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再要叫时，口里又似哑了的，端的是惊呆了”，于是便有作者旁白：“休道是这两个丫鬟，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旧小说里惯以“说话的”或“看官听说”来解释行为动机并伴以道德说教，只是因为人物自己不能述说内心感受。其实不光是说话人多嘴，时不时还有评点者的评曰或批语。如第四十四回，李瓶儿向吴银儿哭诉潘氏平日里对她的种种恶意与打击，吴银儿便劝道：“娘，也罢，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儿，慢慢过到那里是那里。”张竹坡在此给出批语：“一语哭尽人生。”吴银儿不过是一句情面上的安慰话而已，是张竹坡，借此“哭尽人生”。《金瓶梅》写月娘伤心之时，总有一套以月亮相喻的言辞，如“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还到粉墙头”，如“平生心事无人识，只有穿窗皓月知”，又如“只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西东”……为什么总拿月亮说事儿，只因她生于八月十五，小字月娘，是借物喻人的套路。回头再看《金瓶梅》的赋情表意，只见一番应景文词。潘金莲雪夜弄琵琶：“闷把帏屏来靠，和衣强睡倒。”猛听得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以为西门庆敲门环儿，连忙让使女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错了，是外边风起，落雪了。”妇人又弹唱道：“听风声嘹亮，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飘……”又一回，西门家妻妾丫鬟表演大合唱，孟玉楼弹琴，西门庆排手率众人齐唱：“向晚来雨过南轩，见池面红妆零乱。渐轻雷隐隐，雨收云散。但闻荷香十里，新月一钩，此佳景无限。兰汤初浴罢，晚妆残。深院黄昏懒去眠……”这番助兴添彩的曲词与下酒小食无二，在书里是渲染气氛所用，或许让人读后感慨“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叹息一众浑浑噩噩的人生，草木将凋零而不自知。厮混在当下，且将过去和将来一概付与六道轮回之中。

　　哈罗德·布鲁姆所著《西方正典》有一段话：“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金瓶梅》可以把死亡场景写得真实到令人寒栗不止：李瓶儿成天躺在污血横流秽气冲天的床上慢慢枯竭消亡;西门庆“五更时分，相火烧身，变出风来，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那潘金莲之死更是字字见血恐怖之至，却“令人不忍称快，不敢生悲”。此是《金瓶梅》不凡之处。反观《红楼梦》中人物之死，或是一语带过—“鲍二媳妇吊死了”，二小姐迎春“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黛玉之死，只是如此侧述：“风动竹梢，月影移墙，远远有丝竹音乐之声传来……”

　　但是，自《红楼梦》始，小说才有对生与死反省于自身的思维表现。人物才由自我的内心生发出与超验命运的关联，那是一种面对天地造化，此生之有涯，宇宙之无尽，所作所为虚妄无力之感。是生命感悟中呈现的“大虚无”悲情。这一份悲，在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手边有《稼轩词编年笺注》，一翻便是“且约湖边风月，功名事欲使谁知。都休问，英雄千古，荒草没残碑”。意识到眼前的一切皆镜花水月，如电如露，如梦幻泡影。虽说秋尽冬来之后“春天还会远吗”，但此春已非彼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年花红柳绿时岂是此身此心？《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是少女因对死的自知而生出的悲。“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曹雪芹好友明义这首题诗，意即这伤心之吟预言宝黛命运之悲剧，而吟者并不自知。黛玉确实不知此情将置何地，此身将去何方，却已感知：“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这伤心之吟勾起宝玉无尽的悲凉—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始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宝玉的悲凉感终于从虚融中透出，这是源自生命深处的自觉自省，对于终将到来的失去、分离、死亡、寒意与恐惧的痛切感受。

人生识字忧患始—是为内在性

　　题材与人物，自有雅俗之分。简单说，《金瓶梅》写的是俗人，《红楼梦》里连丫鬟都能吟诗。笔墨上的施展，不能说一定就能引入颖悟之境，但能够表达内心世界的一定是读书人。“人生识字忧患始”，是言语文字促成思辨能力，也即李敬泽所说的“内在性”。人物的“内在性”自然取决于“作者意识”，《金瓶梅》看取污浊之世的沉沦，《红楼梦》从精神困厄中究诘生存意义，自是眼界不同。

　　《金瓶梅》大小角色多市井中人，官宦士夫出场甚少，像蔡御史、宋御史之辈只是象征权力或点缀风雅而已，与西门庆常有来往的世家只是王招宣府。其实那个王招宣府家业早就破败，寡妇弱子坐吃山空，林太太一把年纪还要委身于西门庆。簪缨之家既是如此，诗书礼仪俱已不存，整个清河县干脆也就一俗到底。在《金瓶梅》这部书里，四书五经，诗赋词曲，包括那些文人士夫的癖习，除了装点门面便是付与嘲讽。

　　《红楼梦》的荣宁二府虽说也是大厦将倾，但毕竟“赫赫扬扬已近百年”，其“闺阁中历历有人”，宝玉、宝钗、黛玉、探春那些十几岁的少年人自有家学熏陶，而早早有了超越年龄的心智与悟性。对于他们而言，读书是格物致知的门径，更是超度自我的不二法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不但试出宝玉的捷才，也见其心性与感悟。探春理家算是“接地气”的一回书了，她从自家的老仆新贵赖大家那里学到了一招：将自家园子承包给园内仆人，一年里除了园子所需吃用，还可赚二百两银子。“从那日起，我才知道，一支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将大观园承包给懂稼穑知园圃的老婆子们，将生活场所变成生产场所，无疑是大胆的改革。消息一出，婆子仆妇俱各踊跃，“这一片竹子交给我，园子里一年的笋就不必外头去买了，我还可以交些钱”，“这一处鱼塘交给我，一年下来除了园子里吃的鱼虾我也可以交钱粮”……探春问宝钗如何看这改革的大好形势，“无书不知”的宝钗笑答：“幸于始者怠于终，缮其辞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头称赞。她们将对人性的洞悉，对未来不可期的预期，引入了治家理念。接下来王夫人抄检大观园，底下人鸡飞狗跳，探春真是痛心疾首，有道是贾府这样的大族人家必得“自杀自灭”才能一败涂地。之前理家的插曲，已让她看清这个在外人看来风光体面的家族的真相，大厦将倾之际，任何修漏补缺终究是回天无力。她也明白凤姐能而不为的原因，那一笔笔冤枉钱就是不能省去，一旦裁掉便如破屋抽架。许多明白人甚至包括“不管事”的林黛玉，都知道這个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已走上末路，却是不自知也不愿知。秦可卿临死前向王熙凤托付后事说得明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贾府倘或“乐极生悲”，便应了“树倒猢狲散”那句俗语。凤姐忙问她有何法子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娘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的？”秦氏建议她在祖坟附近置买田庄，便是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路。这是由豪门士族向中等门户转型的安排。不识字的凤姐虽说十分惧怕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却还巴望着那场烹油着锦的大喜事。参与理家受挫后的探春深感灰心，所以对率众抄检的凤姐和周瑞家的王善保家的痛加詈斥：“你们别忙，将来有你们抄的日子呢……”显然，探、钗、黛等人胸中有经纬，使她们能看得更远，因而也更加悲观无奈。

　　意识的“内在性”，也是文化的内在裂隙，任何一种文化最终都将导致其内中的分裂。宝玉未曾领受任何新思维启蒙，却产生了自省精神，忧患来自书卷，来自曲文戏语（听曲而“悟禅机”），从而唤起生命本能的觉醒。

　　男女之事是一个梗。《红楼梦》与《金瓶梅》最大的共同点亦在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但不同的是，一者是发乎“情”，一者乃耽于“性”。曹雪芹将情感情欲作超升处理，书写着生命本能偏是不肯“止乎礼义”的故事，这也是一种“内在性”。笑笑生以贪欲色欲表达众生相，触忤礼教禁忌，于干柴烈火般的末世狂欢中写尽人性低俗的一面。这不是比较二者高下，可以看出它们的叙事旨趣完全在两个方向。《红楼梦》是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借此勘破宗法制度的宿命，完成了读书人的自我表达;《金瓶梅》乃书纵欲者身亡家败，好像是将一切都看透了，可是书中那些蒙昧之辈谁能看清自己的命运？

　　故事到了结局之时，都是和尚道士登场。《金瓶梅》虽然举说佛道全是讽刺，僧尼道人几乎个个心怀鬼胎手段下作。吴月娘之好佛佞佛更像是妇道人家的韬晦手段，家中妓女尼姑和光同尘，妓女唱罢尼姑接着诵经说法。最后永福寺普静法师度脱天下游魂怨鬼，许诺月娘高寿善终收梢，并明示人世无常，苦海无边，善恶皆因云云。格非认为，此结局“实际上已开《红楼梦》之先河。‘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这样的格言警句，到了《红楼梦》中，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其实，很难说《红楼梦》之归于佛道是因袭《金瓶梅》的套路，明清小说里多有这类厌世出世之调。自明代中期王学兴起之后，儒学义理既已分裂，读书人向外寻求思想资源，引佛引道入儒便形成一种风气，小说家亦难免受此影响。虽是同样归于空寂虚无，《红楼梦》的指归实不在轮回之道，几世几劫后青埂峰下读者重新见到的石兄，已是布满“字字看来都是血”的红尘经历—这才是内在性“知”的下场，并未止于一个土馒头。

　　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