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一

　　事情说来话长，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南阳草庐，谘以“当世之事”，诸葛亮给出“三步走”的计划：先取荆州安身，再取西川建基业，然后可图中原。这是《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所述“隆中对”之概要，原文见于《蜀志·诸葛亮传》。其中亦自勾画日后图谋中原的战略远景，即所谓“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云云。诸葛亮像，〔明〕王圻《三才图会》

　　后来的一切并非尽如诸葛亮所愿。由于关羽丢了荆州，当初“跨有荆益”的宏图大愿已成泡影，而荆州北部自刘表死后一直为曹操所掌控。这样，所谓“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这条路线就被掐断了。不用说，由荆州向中原出击最为便捷，记得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那会儿，真叫“威震华夏”，连曹操都慌了神，“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蜀志·关羽传》）。原先北向宛洛西出秦川的设想是双拳出击，形成军事上所谓钳形攻势，可真到了出师伐魏之日，一条胳膊已没了，唯一的选项只剩下秦川这条线。

　　秦川，即秦岭北麓渭水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这一狭长地带从宝鸡峡东向长安，迤逦延至潼关。汉王元年（前206），刘邦正是由汉中出故道，暗度陈仓杀回关中，从而成就其帝业。这对刘备可以说是一条借以复制历史的路径，诸葛亮以高祖的荣耀煽起他心中的希望。所以，刘备拿下成都之后，为争夺汉中这块地方下了大功夫（刘璋时期，汉中为张鲁占据，建安二十年落入曹操手里）。京剧《定军山》说的就是刘曹汉中之战，其实早在元杂剧里就有这个题材的剧目，今存无名氏《曹操夜走陈仓路》《阳平关五马破曹》两种即是。

　　在益州版图上，汉中据于东北角，几条通往关中的咽喉要道都在这个郡，北边有散关、故道、斜谷穿越秦岭，东边有子午谷插向长安。作为刘邦封汉王时的藩地，汉中自有龙兴之兆，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得此即自为汉中王，隔年称帝。但因关羽为东吴所害，未及伐魏却先去伐吴，结果兵败猇亭，殒命白帝城。然而，蜀汉并未因此放弃北伐中原的战略目标，诸葛亮平定南方四郡之后，于建兴五年（227）率军北驻汉中沔阳，吆喝着要跟曹魏开战。

　　诸葛亮北征之日，已是“隆中对”二十一年之后。从刘备入川算起十有四载，蜀汉建国亦有七八个年头，这应该是蜀汉最强盛的时候。但相比曹魏，它依然弱小，蜀汉仅占据汉末十四部州中的益州，而曹魏那边是整个北方，囊括司、兖、豫、青、徐、冀、并、幽、雍、凉等十个州及荆、扬二州之北部。更重要的是，双方人口亦相差悬殊。据早期史料记载，蜀魏人口比例大抵1 ： 4.7。《蜀志·后主传》裴松之注有一个数据，炎兴元年（263）刘禅降魏时，蜀汉人口仅九十四万;又据《郡国志》刘昭注，就在同一年（魏景元四年），魏蜀通计人口五百三十七万。减去蜀方同期数字，魏国人口为四百四十三万。当然，三国时期人口数据是大有争议的问题，王育民、葛剑雄等学者都认为过去史书所载大大低于实际人口数量，盖因计算方法偏差，或是忽略了荫户、屯民和军士等诸多因素（见各自所著《中国人口史》）。可即便如此，二者间人口比例依然具有参考意义。

　　在冷兵器时代，土地和人口是硬核，诸葛亮决定出师伐魏应该考虑过彼此实力。当然，决定战争胜负还有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及其他诸多因素。有关征伐的运筹决策，《孙子兵法》称之“庙筭”（“筭”通“算”，又作庙算），三国时期的庙筭早已不是原始的揲蓍方式，须切实掂量值不值得出兵，自己有多少胜算的把握。但看诸葛亮上疏之《出师表》，主要是强调“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使命，所谓“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是将现实危机感灌注于战斗理念。翌年冬天，第二次出征所上《后出师表》，尽管真伪难定，以其“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之语申明大义，是极富情感与意志的文学性表达。可见诸葛亮决意伐魏完全是出于复兴汉室的政治意识，而非胜算把握。在当日“天下三分”的割据态势下，他明知蜀汉较弱，忧虑以一州之地不能与敌持久，偏偏选择主动进攻，更像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慷慨赴义。作为既成事实的历史书写，这似乎本身带有预设的悲剧意概。蜀魏边境几处军事要道（作者绘）

二

　　唯一着眼于军事考量的是《后出師表》里这句话：“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诸葛亮逮着了一个天赐良机，一方面关中以西的辽阔地域本身使曹魏军队颇受拖累，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分兵三路与东吴作战，且于皖南石亭一带遭受重挫。不用说，此际出击是最好的机会，可使曹魏陷入两面作战的窘境。

　　先看蜀军第一次北征，《蜀志·诸葛亮传》记述始末如下：

　　[建兴]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这段话简要地交代了初出祁山的全过程。诸葛亮命赵云、邓芝在箕谷布置疑兵，佯装由斜谷向郿县进发，自己率大部队出祁山往天水方向出击。这样的部署显得很有章法，箕谷在沔阳东北，对应斜谷方向，可牵扯关中地区的魏兵。然而，有一点让人不解：诸葛亮将主攻方向摆在西边的祁山—天水一线，这大大偏离了“出秦川”的正常路径。如果说北伐旨在收复中原，关中地区自是首先要解决的目标，而陇右诸郡西去长安千里之遥。

　　倒是魏延提出一个突袭方案，自己带五千人从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率大部队由斜谷杀出（《蜀志·魏延传》裴注引鱼豢《魏略》）。从谭其骧地图上看，由子午谷向北最为近便，以魏延的说法“不过十日可克长安”。但诸葛亮觉得此计“悬危”，不予采用，决意“安从坦道”“平取陇右”。过去史家对此多有讨论，只是更多纠缠于魏延方案是否过于冒险，或曰不取魏延之策乃将帅不睦，等等。但关键是，以“出祁山”替代“出秦川”，战略意图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说走子午谷太冒险，为什么不取散关、故道或斜谷？那几处都可直插关中，后来诸葛亮第二次和最后一次北伐，就是由散关和斜谷向北楔入。

　　《三国演义》亦自提到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有谓“吾从陇西取平坦大道，依法进兵，何忧不胜？”这番言辞堂而皇之，不啻说魏延满脑子偏门左道。走大道还是走小道？这里已经脱离了军事意义，抽象为正邪之辨，在毛宗岗夹评中更是被解读为是否政治正确—“出师之名既正，出师之路亦取其正”。这就掩去了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进攻路线为什么要甩到西边？诚然，小说的叙事笔法亦模糊了地理方位。这样的模糊处理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如关兴张苞等攻打南安不下，诸葛亮忽引中军从汉中到来，给人感觉两地近在咫尺。文学描述往往忽略万水千山之跋涉过程，使人并不觉得“出祁山”与“出秦川”有多大区别。

　　诸葛亮此役的目标显然是在陇右，而非关中。戏出年画《空城计》中的司马懿，山东平度

　　值得注意的是，其传中“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这句话，史家这种表述相当含混，并未交代这三个郡是早已被策反，还是因蜀军到来而临阵倒戈。如果不是去接应叛魏的三个郡，何必舍近求远？一种可以推测的情况是，诸葛亮已获悉三郡叛魏的密报，此番出兵是去接收地盘，拿下他以为唾手可得的陇右地区。据《魏志·明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述朝议一节，明帝“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之断，亦可印证由祁山北进之意图。也许本来只是抓住机遇蚕食地盘的边境战争，但历史和文学书写都愿意扯上更为宏大的背景，理所当然地联系到他在《出师表》里慷慨陈述的“北定中原”的总体战意图。

　　诸葛亮北伐事业前后持续六七年光景，即建兴六年至十二年（228-234），这一过程在《三国演义》中展现为一系列拉锯式的战事，大抵自第九十二回至一百四回。这十三个章回占全书篇幅十分之一之强（其中少量情節出离蜀魏战事）。小说叙事自然不同于历史文本，但奇妙的是，它并未改易诸葛亮“出师未捷”的结局，却在总体上给人一种蜀方优胜之感。一方面地理方位的模糊处理使人摸不清诸葛亮的战略意图，而另一方面叙述话语的焦点亦在悄然转移—从汉末豪强割据之争到重扶汉室的政治路线图，愈益凸显其谋略、意志和政治理念。当北伐败局完全显现的时候，依傍家国大义的复兴之梦已被提升到悲剧的崇高境地。

三

　　不得不说，诸葛亮的初出祁山是失败之役，史书上都是这么写的。《蜀志·后主传》提到这次战役就一句话：“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魏志·明帝纪》叙说稍详：“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蜀魏边境东段 （ 魏国境内 ）

　　祁山靠近天水郡南端，诸葛亮从祁山向北运动，拿下了中心城镇冀县（天水郡治），但没有史料显示蜀军进入天水西边的南安和北边的安定，马谡率领先头部队占据的街亭是蜀军深入魏境最远之处。街亭在天水、安定之间的广魏郡，蜀军在这里遭遇魏将张郃有力阻击，结果使整个战局发生逆转，起初叛魏的三郡很快被人家收复。

　　纵观初出祁山这一段，小说与史书叙事实有诸多歧异。譬如，小说里赵云、邓芝一路并非以佯攻姿态在箕谷集结，却是投入正面战场而大显神威，第九十二回回目就是“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三郡”。注意，史书上说是“三郡叛魏”，这里却是“智取三郡”。小说里没让诸葛亮白捡便宜—对方并非主动归降，每一个城池都是用计谋赚得，借此以浓墨重彩表现诸葛亮的谋略叙事，自然亦是蜀方之优胜记略。

　　失街亭是此役失败的关键，小说里是将责任甩锅给马谡，其实这事情首先在于诸葛亮用人不当。马谡是诸葛亮喜欢的人，作为其高级幕僚，“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刘备白帝城托孤时提醒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这次祁山之役，军中皆以为魏延、吴壹等宿将可为先锋，而诸葛亮偏生力排众议让马谡统领前军（《蜀志·马谡传》）。事情让马谡搞砸了，诸葛亮自然难辞其咎，但事后上演挥泪斩谡一幕，在小说里营造了相当感人的效果，反倒成为一种严于治军、深于律己的典范。

　　此役失利，不仅失在街亭，赵云、邓芝在箕谷也吃了败仗。《蜀志·赵云传》谓：“[赵]云、[邓]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亦见《诸葛亮传》及裴注引《汉晋春秋》）看来箕谷-斜谷方向的佯攻不但未能奏效，反倒引火烧身，使汉中大本营处于危险之中。但小说不是这么写的，一头一尾皆是赵云的神勇表现，先是进军凤鸣山“力斩五将”，末了又在箕谷掩护蜀军撤退。作为蜀汉五虎中硕果仅存的老将，赵子龙算是得其善终。

　　避讳和转移都是小说的重要手法，尤其是叙事转移。小说叙述初出祁山最费笔墨，整个过程前后延续四个章回（从第九十二回至九十五回），但其中第九十四回竟是两个插入的单元，写诸葛亮破羌兵，又扯入之前司马懿擒孟达，这些故事跟祁山之役都毫不搭界，因而总体上显得零碎和杂乱。其实，这种转移话头的叙述恰是说话人/小说家的绝活，如果从头至尾聚焦于蜀魏战事，其蜀胜魏败的叙事逻辑就难以自洽。

　　诸葛亮抚琴退兵，《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试想，如果延续“智取三郡”的辉煌一路说下来，小小的街亭之失岂能影响大局，哪里会有后来被司马懿围堵在西城的困境？在不断虚构蜀军胜绩的同时，需要让整个叙事适时中断，不能让读者过于陶醉其中。跳转场景自是顿挫手法，为接下来的转折调整叙述节奏。接下来“空城计”一幕实在是可圈可点，既是表明战事转向最为糟糕的局面，也成了诸葛亮此役最大的得分亮点。“空城计”这块素材并非见诸正史，而是取自晋人郭冲条述诸葛亮五事之三（见《诸葛亮传》裴注），本身具有极好的文学性，这个段子在《三国演义》层出不穷的谋略活动中也算是格外抢眼，历来为人津津乐道。但“空城计”有一个叙事逻辑的转换作用，就是将无路可走的死棋变成吓退司马懿的活剧，丧事做成喜宴便是虽败犹荣，几乎让人淡忘了诸葛亮无功而返的结局。

　　当然，诸葛亮此役不能说是毫无收获，收纳了姜维，又从西县“拔”来千余家人口，尚可聊以自慰。姜维的归降与史实相合，却不像小说里叙述的那么复杂，那是因为天水太守马遵把他甩了。小说还有一个虚构的重要关节，就是将魏方的主帅换成了司马懿。起先让夏侯楙出场跑龙套只是根据裴注引《魏略》而来（魏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云云），实际上此役魏方主帅是曹真。《诸葛亮传》谓“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明帝纪》也说“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其时司马懿尚在宛城，督责荆豫二州军事，《晋书·宣帝纪》说得很明白，同年正月司马懿奔袭新城擒孟达后，即“振旅还于宛”。小说提前搬出司马懿，将他直接从新城拽到长安，又率二十万大军杀到前线，这是为何来着？很简单，输在曹真手里怕是有些掉份儿。跟诸葛亮演对手戏，须找司马懿这等硬茬。诸葛亮火烧上方谷 ，《三国演义》清初大魁堂本插图

四

　　对比小说叙事与史实之异同，是认识三国历史进入公众传播/接受过程的一种途径，从叙事话语变化中可以寻绎某些政治伦理和文化心理之来源与衍变。考虑到篇幅关系，对于诸葛亮以后几次伐魏行动，以下不再逐一做对比性提示。

　　诸葛亮之北伐通常概称“六出祁山”，这是毛宗岗在回评中的归纳。按《三国志》诸传记述，诸葛亮伐魏前后出兵确是六次，不过只有两次是从祁山方向北进，毛氏不辨地理方位，盖以祁山出之。查《诸葛亮传》，见有其中五次，概况如下：

　　[建兴]六年春……（前已引述，略）

　　[六年]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

　　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按：建威城在祁山以南，未出祁山）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

　　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

　　再看《后主传》，同一时期蜀魏间战事所记略同，只是多出建兴八年（230）的记事（不知何故《诸葛亮传》独缺传主这一年的活动）：

　　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坂。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是岁，魏延破魏雍州刺史于阳溪。《晋书》，明毛氏汲古阁刻本

　　顺便说一下，引文中的“西城”并非上演“空城计”的西城县，司马懿屯兵的西城在荆州西北部的魏兴郡（按：荆州北部为曹魏控制），而诸葛亮城头抚琴退兵之城则是天水郡的西县。这里提到魏延“破魏雍州刺史于阳溪”一役，亦见《蜀志·魏延传》，是诸葛亮派去“西入羌中”，与魏雍州刺史郭淮等战于阳溪。魏延这次出击很可能是从武都羌道向陇西临洮一带运动（未详阳溪其地），因史载简略，容易被读史者忽略。

　　合而观之，《蜀志》诸传所记这一期间蜀魏战事一共是七次，其中六次蜀方主动进击，只有一次是魏方分三路来攻（因大雨阻断，亦是无功而返）。蜀汉作为实力较弱的一方，屡屡开启战端，自然可以说是出于某种行为主义的政治意图，是将其政权存在上升为某种政治正义。在当日语境中，蜀汉企图借由刘姓血脉承祧汉室本来似乎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可是面对曹氏通过献帝禅让（当然是被迫禅位）已废汉建魏，诸葛亮如果不能将其“合法性”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正义”诉求，所谓“复兴汉室”只能是一场空梦，毕竟改朝换代（无论尧舜禅位还是汤武革命）的既定事实历史早已给出合法性解释。

　　所以，诸葛亮北伐之庙筭，都是家国天下的政治牌局，盖因执着于此，可不惜连年黩武，挑战强大的北方邻国。这种以弱搏强的故事自然具有传奇性和悲剧色彩，亦契合企羡出奇制胜的受众心理，很容易让人代入某种情怀—正义、忠勇、反抗，以及智慧与荣耀，等等。尤其宋元之后，中土沦丧之际，作为重述三国历史的平话、戏文和小说《三国演义》相继出现，刘关张的传奇叙事渐为人耳熟能详，诸葛亮北伐之军事冒险亦愈益写入拯救与复兴之社稷大义。这些都顺理成章，但具体说到上述六次用兵，实难以就其军事意义做出解读。

　　关键是，很难判断诸葛亮的战略目标究竟在哪个方向。除了建兴六年冬和十二年春这两次分别从东线散关、斜谷出击，其余四次都是在西线做文章，两次出祁山，还有一次是收复祁山以南的武都、阴平，至于魏延大战郭淮那次就更往西边去了。或以为进据祁山是为就地筹集军粮，当时有个说法“若趣祁山，熟麦千顷”（《魏志·邓艾传》），但建兴六年初出是在春天，未到麦熟季节，而三年后复出虽时节不详，却是“以木牛运，粮尽退军”，蜀军并不是靠小说描述的陇上割麦来解决给养问题。如果说前回出师有接应三郡叛魏的意图，后来又胶着于此就让人颇感疑惑。当然，曹魏西线防御相对比较薄弱，或是可以用武之地。对诸葛亮来说重要的是行动，是要闹出动静来。

　　东线进攻确是十分艰难。建兴六年冬，出散关攻陈仓，大概是对曹魏威胁最大的一次，但对方防守之严让人叹为观止。据鱼豢《魏略》，蜀军轮番采用云梯、冲车、垒土筑台和掘地道诸法，都未能破城，魏将郝昭是见招拆招。双方攻守二十余日后，诸葛亮无计可施，粮尽而退兵（见《明帝纪》裴注）。另据《魏志·曹真传》，在小说中被描述为颟顸之辈的曹真倒是有先见之明，料到诸葛亮“后出必从陈仓”，早已有布防。

　　诸葛亮再次从东线出击已是六年之后，那是他最后一次进入曹魏地盘。建兴十二年春，出斜谷抵渭水之滨。这回拟作长久之计，在渭南搞屯田，以解决军粮难以为繼的老问题。多年仗打下来，临末才想起这一招，而司马懿几年前就在陇上屯垦种粮。如《晋书·食货志》太和四年（蜀建兴八年），“宣帝（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又，青龙元年（233），“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司马懿当然不招人喜欢，这事儿不宜宣传。

　　从春到秋，割了一茬庄稼，却是东线无战事。司马懿这回采取坚壁拒守战术，就跟你耗时间。幸亏小说里还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火烧上方谷”，差点灭了司马懿父子，让人解气又觉遗憾，捶胸顿足之余觉得还是诸葛亮有本事。其实，诸葛亮进据渭南后无意往武功方向东进（武功是通往长安的要津），而是向西转入五丈原，司马懿见此便大胆断言“诸军无事矣”（《晋书·武帝纪》）。双方对峙百余日，到秋八月，诸葛亮卒于军中，一切便辄然而止。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五丈原远未终结诸葛亮神话。元刊《三国志平话》卷下有“秋风五丈原”一节，写诸葛亮病中仗剑禳星，虽说已无力回天，却以悲剧的共情制造出一种政治伦理的正义之慨。以后借助《三国演义》，更是将其“六出祁山”演绎成精神优胜的宏大叙事，而其本人也几乎被抬升至半神地位，恰如鲁迅所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五

　　有一个现象，很少被读史者关注，就是曹魏建国后很少主动进讨蜀、吴两国，至明帝时期一直克制用兵。文帝享祚甚短，未曾大动干戈。黄初三年孙权叛魏，文帝所谓南征只是做做表面文章。明帝在位十三年，对外用兵主要是这两次：一是太和二年进兵东吴皖城，再就是太和四年（蜀建兴八年）分三路讨蜀，两次战事持续时间都不长。文帝、明帝的兴趣似乎更多在于兴建宫庙、制作礼乐。这一时期，倒是偏弱的蜀、吴两方屡屡挑战实力强大的曹魏。

　　古代圣贤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有一种理想制度，经过秦汉一统天下建立帝国秩序之后，到汉末三国时期又乱套了。曹氏以魏代汉，自家就是朝廷，除了安内攘夷，当务之急是完善礼乐制度。问题是蜀吴二国并非甘居诸侯或霸府（按：曹丕受禅之初，孙权称藩，两年后即反叛），都以为自己更有资格去平定天下。孟子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这里“敌国”指地位相埒的诸侯国），诸侯之间打来打去就成了“春秋无义战”。然而，诸葛亮北伐之义就是宣示蜀汉承祧汉室的地位，这就不能定义为“无义战”。伐魏看起来是以弱博强，但诸葛亮的理念却是“上伐下”，讨伐的是篡汉的叛臣逆子。战争，有时候不一定以获取实利为目的，如果是借以确立某个政治命题，甚至不必以胜负而论。如《后出师表》所谓：“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其忧虑之中还寄托更多的情感内容。

　　闻诸葛亮归天，司马懿感慨“天下奇才也”，他在写给弟弟司马孚的信中，对自己的老对手却有一番讥嘲—“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见《晋书·宣帝纪》，此处“权”指权量）。说到如何估量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本身或是一种话语迷思。史家不像小说家那样将之视如神性之在，毕竟成王败寇的叙史法则限制了他们的想象。编撰《三国志》的陈寿认为诸葛亮有理政之才而缺乏将略，应该是较为中肯的意见。但换个角度看，国人心目中的诸葛亮却是《三国演义》写的那个人物，正是读者决定了诸葛亮的才能与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比陈寿这类史官更能够理解诸葛亮这个人物，或者说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活动所能承载的自我效能价值。在三国众多角色中，像诸葛亮这样可以让人作为精神依傍的励志型人物实在是极少（另一个是关羽），人们乐意从他南征北伐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中寻求精神慰藉，自然由此亦引入某种玉汝于成的悲剧感。小说家将史家记述的屡战屡败改写为屡败屡战，那些刮垢磨光的修辞背后自有难以梳理的心理积淀。

　　元杂剧里也有王仲文《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一种，可惜如今仅存残曲[双调·挂玉钩序]一支，那是武侯的弥留之叹。秋风落叶，残灯谯鼓，生命已淡出拥旄出征的辉煌，这又是另一个诸葛亮—

　　越越睡不着，转转添烦恼。我这老病淹淹，秋夜迢迢。抛策杖，独那脚。好业眼难交！心焦。助郁闷，增寂寞，疏剌剌扫闲阶落叶飘，碧荧荧一点残灯照。一更才绝，二鼓初敲。

　　这动人的曲词里掩去先帝事业和社稷大义，表达了人性的实际感受，“业眼难交”时分，终于回归个体的生命体验。

　　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