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凌

　　初冬的纽约，乍冷还暖，只有迎面扑来的风才能让你觉出飕飕寒意。跟以往一样，每次来纽约，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机。拥挤而嘈杂的地铁，处处带着工业时代的烙印。但在灯火通明的冬夜，透过黝黑狭长的窗口凝望对面等地铁的各色人物，竟有恍若身处歌剧院的感觉。穿过地铁通道里鳞次栉比的艺术广告，走进格林威治村的弯曲小巷，街灯映着鹅卵石的湿冷路面。一个小伙子突然冲到我前面，把街边的一个摆摊老头打翻在地，连揍了他好几老拳。行人没有惊慌逃散，有人不耐地喊了一声：“别打了！” 深夜的纽约毫无倦意，一切见怪不怪。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到了纽约，站在跟密苏里完全不同的土地上。在中西部，看到打人，行人会惊慌失措，会报警，会把被打者送进医院。在这里，挨揍的老头从地上敏捷地爬起，骂骂咧咧地掸一掸身上的泥土，回到自己的小摊继续吆喝。自然，在中西部，我不会深夜在街头游逛，也没有地方供我深夜游逛。

　　但人必须时不时偏离预设的轨道，做一些平常不去做的事，让大脑多分泌一些多巴胺，让神经突触多些连接。譬如这次来参加纽约的文学出版会议，抱的就是这个目的。会议由作者、文学经纪人和出版社三方组成，主办方是纽约的文学杂志与出版社团，简称CLMP（Community of Literary Magazines and Presses）。这家成立于一九六七年的文学机构，现在已经拥有五百多个会员，包括独立出版人和文学杂志等。它所主办的文学出版会議在二○一八年被《作家》杂志评为纽约州最好的作家会议。只要跟所谓的文学圈子沾点边的人就知道，大多数成功的文学代理机构都设在纽约或者它周边的地区。为什么？自然是因为纽约是出版商云集之地，不管是老牌的大出版社，还是新兴的独立出版人。

　　CLMP的出版会议在位于格林威治村的新学院（The New School）召开，这是一所世界知名的左派大学，主办方跟他们合作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今年的会议在西十三街的安诺德大厅（Arnhold Hall）举办。这座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大楼不高但很气派，在“安诺德大厅”几个字的上面，五颗褪色的红星隐约可辨。跟这所城市许多不再起眼的建筑一样，这栋楼也有一段辉煌的过去。它是梅西百货公司的旧址，见证了梅西在内战后辉煌的发家史。红星的标志据说是受创始人罗兰·梅西身上的一个文身启发，它是梅西在捕鲸船上做水手时刺上的。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上了全性别卫生间，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对镜理鬓，推门出去又和一个教授模样的瘦高个儿相撞，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一群新学院创意写作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的学生在为会议服务，顺便也参加座谈会和作品推销活动。我问他们对学校感觉如何，他们都说非常喜欢。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女孩的胸牌上写的姓是Chan，问她是不是华裔，她说是。又问她在写什么小说，她说在写日军对马来西亚的占领以及马来西亚慰安妇的故事。她的祖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她从祖母那里听了不少故事。我俩都感慨犹太人强调记住历史，而华人听说你在写过去的事，总是说事情都过去了，老记着有什么用。当年我曾经动过申请新学院创意写作专业的念头，主要是它的课程设置很新潮，很有特色。要不是因为生活费太贵，我说不定就上了这所著名的左派大学。文学杂志编辑座谈会

　　会议一共两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包括六个座谈会、一个招待酒会、一个下午的作品推销活动，类似商界的“电梯游说”（elevator pitch），跟经纪人面对面地推销自己的小说。不过我们的时间长一些，每场六分钟，你要在这六分钟的时间里介绍你的小说内容、你的个人背景及你的阅读市场。你的目的是要引起对方的兴趣，让他们代理你的作品，这才是会议的高潮、我们与会的真正目的。像人才市场，更像极速约会。拿到会议日程时我们才惊喜地发现，原定的两场推销会现在变成了四场。大家纷纷议论背后的原因，怀疑是不是到会人数不够，会方的解释是来的经纪人超过原计划的人数，所以就给作家们增加了场数。不管什么原因，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是送给我们的一份圣诞大礼。我在日程单上心情复杂地认出了几位知名经纪人，他们或者看了部分稿子后拒绝了我，或者看了全稿后拒绝了我。当然，在我的同行们看来，这么多经纪人愿意读我的手稿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很多人给几十家代理商投稿，每一封信都如石沉大海。

　　六场座谈会中，一场由三位资深经纪人组成，两场由新书作者、经纪人和出版商分享成功经验并签售新书，另有一场由出版人和市场营销经理畅谈如何组建媒体平台，一场由五家文学杂志编辑参与，包括《诗人与作家》杂志。我发现这些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男男女女其实一点也不可怕，他们都有很好的口才和幽默感，有很好的风度和谈吐，都十分慷慨温和。只有一个知名的老太太经纪人比较咄咄逼人，对每一个提问者都顺便打击一番。基本上所有的座谈会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无论是寻找经纪人还是出版营销。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出版市场，每一个过程都艰辛漫长和充满挑战。

　　我最喜欢的座谈会名为“个案研究—一本独立小说的出版历程”。小说有个很抢眼的书名，叫“The Not Wives”，指那些不是妻子的女人们。不是指情妇，而是指离婚和单身的女人们。作者卡利·莫尔（Carley Moore）是纽约大学教授写作和当代美国文化的教授。她出版过散文集、诗集和一本未成年人小说。这是她的第一本成人小说，记载了三个女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前和之间的生活。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这三个女人一个是正在离婚的单身母亲，一个是女同性恋却又受异性吸引的双性恋，还有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少女。书中大量惊人坦率的性描写，几乎可以和王小波媲美。这本书文笔非常好，里面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如实记录了中产阶级入侵纽约、白人抬高房地产价挤走黑人的过程。英文用“gentrification” （下层住宅高档化）来形容这一过程。这也发生在格林威治村。当夜幕退去，曾经是波西米亚主义“首都”和垮掉一代诞生地的格林威治村，现在却散发出浓郁的商业化气息。高涨的房租和房价已经不是艺术家和作家能够担负得起的了。

　　卡利的小说由女性主义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每年出版大约十五本书的小出版社，也叫独立出版社，由一位英语文学教授在一九七○年创立，专门以出版女性主义文学和其他边缘化声音为己任。这样的出版社当然非是以盈利为目的，它的出版过程很慢，但编辑和作者之间很来电，出版的书籍也会很新颖独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卡利的小说以及她和她的编辑劳伦·胡克（Lauren Hook）的对谈中看出。劳伦来自阿拉斯加，是在空军基地长大的随军小孩。然而，当空军飞行员的并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的单亲母亲。女性飞行员即便在今天也很少见，何况在几十年前？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解释她和女性主义的渊源。她介绍了The Not Wives的出版过程，并表示不喜欢出版回答问题的书，喜欢在混乱中提出问题的书。她说他们出版一本书首先问的不是它能赚多少钱，而是它的价值，它代表的东西，为什么它很重要和值得出版。她也说他们出版的书在巴诺书店、亚马逊网站和其他任何独立书店都能买到。劳伦谈到在独立出版社出书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它能帮新作者打开更大世界的一扇门。她提到有位作者在他们出版社出版处女作后成功地被代理，第二本书就签了三万美元的预付稿费。座谈会结束后，我找到一个机会跟她交谈，简单介绍了我的小说，她当即表示我可以把小说直接寄给她看，掏笔写下了她的个人电邮地址。跟經纪人面谈

　　最关键的时刻终于来临。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进会场就发现它完全改观了。我本来以为我们会和经纪人隔着桌子面谈，谁知完全是椅对椅的面谈，椅子旁边摆着一瓶矿泉水和一个写有号码的小牌子，主持人掌握时间，宣布每场会谈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会场的周遭也摆了几圈椅子，供等待入场的作者坐。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科学家，他感慨与会的经纪人以女性居多，我说美国阅读市场也是以女性读者为主，除了科幻和惊悚。我问他是不是写科幻的，他说不是，他写的是两位科学家的实验室故事。坐在左边的是我来这次会议交的最密切的朋友，叫吉妮·祖斯（Jeannie Zusy）。她是演员和剧作家，剧本在好几家外百老汇剧院演出过。我们一起出去吃了午饭，谈了各自的小说，实际上也是练习我们的推销词。她写的是她患有智力障碍和糖尿病的哥哥，他两年前去世了。在生活中，她的哥哥是一位如泰迪熊一般高大可爱的大男孩。她有七姊妹，但她独自承担了照顾哥哥的责任。小说中她把泰迪熊哥哥换成了一位喜欢骑摩托车、对糖有无休无止渴求的姐姐，书中的姐姐最后也死于糖自杀，书名也叫“Sister Sugar Lump”。“Sugar Lump”有方糖、糖块的意思，但如果某个人的昵称是“lump”，也有嫌这个人懒惰的意思，表明此人只是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吉妮从亲人的经历中学到，对亲人最好的爱就是尊重他们的选择，包括尊重他们离开人世的选择。我在她的脸书上看到她哥哥的照片，胖乎乎的，头发和胡子都很长，一双惊恐的眼睛，非常能激起人的保护欲，立刻明白了她为什么那么爱他。还看到一张她父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希腊克里特岛的照片，原来她父亲是美联社的记者，曾经在开罗、伊斯坦布尔和罗马分社做过社长。但她不知道父亲当时去希腊做什么。照片中她的父亲看上去像年轻时的马龙·白兰度，也像是意大利的黑帮头子。吉妮的家里似乎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相约新年后互相交换小说阅读并提意见。

　　主持人一宣布面谈会开始，我就看到一张张不停翕动的嘴和各式各样的表情。所有人都在尽全力表现自己。在我正前方坐的是一位亚裔面孔的男子，背朝我的经纪人眼睛似乎一直盯着别处，他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似乎对亚裔男子的谈话毫无兴趣。我心里替亚裔男子难受，心想可怜的人，等待他的一定是坏消息。结果第一场结束，亚裔男子坐到我旁边空出的椅子，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他说话的时候经纪人的眼睛一直看着别处，他以为他对他的小说没有兴趣，结果他讲完后经纪人要他把小说全稿寄给他看。这时他才明白经纪人的眼睛一直回避看他是为了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倾听。我好奇地问他写的是什么，他说是间谍的故事。我说难怪，这样的题材一定有市场！

　　终于轮到我了。跟我面谈的四位经纪人从名字上看是三女一男，但我上网查了一下他们的背景，发现其实是四位女性。那位从名字上看是男性的经纪人在公司网站上说得很清楚，已婚，有丈夫，强调如果作者写信寄稿，应该对其使用跨性别的尊称Mx。该君显然对写身份和性别政治的小说更感兴趣，因此我对Mx君没作太大指望。谁知该君不是一般的谦和，在听我的介绍时全神贯注，表现出的兴趣显得十分真诚。在面谈结束时从笔记本上撕了一张小纸片写下自己的电邮，让我将小说全稿寄给他。四位经纪人中有一位其实已经读过我的小说，并提了修改意见。但我从她的意见中发现她对我的小说的解读比较肤浅，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和这么一位经纪人合作，因此对她的电邮没有跟进。好在她似乎并不记得我没有跟进的事。我给她看了她写给我的电邮，说自己正在照她的意见修改。她显得很高兴，让我改完后再寄给她看。实际上我在与她谈话时心里还是决定不与她继续跟进。我记得有一位经纪人给我的忠告，她说现在出版市场非常艰难，只有一位非常理解你的小说并愿意倾心推销的经纪人才能将小说成功推向市场。她给我的小说的定义是纯文学，是历史小说。我愿意等待这么一位知音经纪人的出现。

　　极速约会的结果是皆大欢喜。我面谈的四个经纪人全都要我寄稿给她们看。吉妮也有两个经纪人要了她的全稿。面谈毕竟跟隔着电脑谈不一样，当面拒绝总有那么一点抹不开脸面。加拿大科学家说他二月份还会去波士顿参加另一个类似的会议。届时出席新学院作家会议的不少经纪人也会到场。他说波士顿的会议作家的选择面更大，面谈场次也更多，当然会费也比这次更高。不过我觉得这次花的每一个铜板都很值，不仅仅是成功地推销出了稿子，还认识了好几位作家朋友。除了了解出版市场，结交写作上的朋友可能就是参加这类会议的最大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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