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

　　最近忙里偷闲，居然接连看了三部青春小说：萨莉·鲁尼（Sally Rooney）的《聊天记录》（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和《正常人》（Normal People），以及王维科（Weike Wang）的《化学》（Chemistry）。萨莉·鲁尼（Sally Rooney）

《聊天记录》

　　说是青春小说，自然是因为作家和小说主人公都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青春女性。

　　书都是从图书馆借的电子版，两个星期的期限，然后在Kindle上阅读。图书馆纸版书的期限是三个星期，且可以续借;电子版却只有两周期限，于是拿到电子书后就有紧迫感：两个星期以内必须看完。这个“期限”，其实于读书是大有好处的。手头书太多，最先读的，必然是马上要到期的。于是三本电子书都读完了，书架上的纸版书还在那里排队攒灰。

　　我首先看的是《聊天记录》。匆匆忙忙，白天上班，晚上家务，成块的零碎时间翻译，看小说就是更零碎的时间，睡觉前， 跑步机上，甚至捧着饭碗时。于是恍然便回到了学生时代，在课业繁忙时，偷看“闲书”，心里牵挂着闲书里的主人公的命运：她怎么样？他怎么样？后来呢？一边还偷偷不时回头看看，担心让父母或者老师抓住，犯了“作业还没做完就偷偷看小说”的“弥天大罪”。

　　《聊天记录》，是一个踏在成年人门框上的年轻女性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四个人物，“我”（弗朗西丝）、博比、梅丽莎、尼克。弗朗西丝和博比二十岁出头，博比也是女孩子，梅丽莎和尼克是一对夫妇，梅丽莎是作家、摄影师，尼克是演员，他们的年龄比弗朗西丝和博比大些，三十多岁了。

　　二十出头这个年龄段有它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它本身的共性，无论你在哪个时代，无论你在哪个国度，成长期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必须做出且无法回避的选择，以及更多的可能性。也因为告别青春、成长的烦恼和苦痛，少年奔放的情怀和高远的志向，又总是伴随着现实的残酷和自身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于是，青涩少年少女长大成人（coming of age）的故事，便总是令人百看不厌。

　　更何况，这本书叫“聊天记录”，叙事人弗朗西丝脾气好，性子好，做事有分寸，下笔也温柔，让我们这些“偷窥”她最隐秘的感情生活的人也不觉得尴尬。

　　打开《聊天记录》，里面的题记：“在危机时，我们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决定，我们究竟要爱谁。”

　　二十出头的健康男女，“聊天”自然不光是语言的聊天。主人公们是先有了性爱，然后才谈恋爱的，也就是先用身体聊天，然后才通过语言在计算机或者手机上聊天，之后才发现对方生活的种种琐细，最后似乎翻越了万水千山，得到相互之间你侬我侬、一点温柔的怜惜。里面的性描写很多，但并不是色情猎艳，而是更多着眼于新恋人们之间的种种好奇、迷恋、试探、犹疑、猜忌，打着感情上的太极拳或者跳着探戈，但一切又似乎十分日常，并无振聋发聩、出奇制胜之处—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义。这本书确实是一部娓娓道来的“聊天记录”，作者是在轻轻耳语，并不是大张旗鼓地玩悬念、架结构，但标新立异地让我们在结尾大吃一惊。

　　弗朗西丝在温柔的水中漫无目的地游走着，这一片水域里，碰巧还有博比、梅丽莎和尼克，每个人之间都有不同性质、不同时段、不同程度的感情纠葛。也就是现在下笔写这段读后感时，我才会想到同性恋、婚外恋、双性恋等种种标签。

　　说到不同，小说里的几对关系，倒是有明显的不同。

　　梅丽莎和尼克是三十多岁、略有所成的作家和演员。而且，他们有钱。相对于博比和弗朗西丝，他们处于优势地位。在涉世未深的弗朗西丝眼里，他们拥有的一切，令她羡慕，又略感厌恶。

　　博比和弗朗西丝是同龄人，但博比外向、有侵略性，而弗朗西丝则内向收敛。

　　尼克和弗朗西丝一样，也是内向收敛，两个人都犹犹豫豫、窝窝囊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着，身体已经结合，感情上却一直若即若离、欲迎还拒，然后又缩回自己的蜗牛壳，让人实在不忍心责备他们。

　　和其他三位比，弗朗西丝来自低收入家庭，加之又是穷学生，他们之间的隔阂还是很显而易见的。但这种隔阂，也被温柔地掩饰起来，尤其是尼克，顾及弗朗西丝的自尊心，他要鼓足了勇气，才敢在她饿肚子的时候给她一小笔零花钱。

　　弗朗西丝号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她的信仰、观点、立场，不是由自己的叙述讲出来的，而是在和朋友聊天时，由朋友替她说出来的。若是她自己长篇大论讲政治，小说可能会失去目前这种很私人、很贴心、邀请你代入的感觉。

　　说“选择”，似乎十分理性，但钻进弗朗西丝的头里，穿着她的衣钵在故事里游走，经历着她的感情生活，却是十分随意、被动、随波逐流的，她并没有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

　　一篇好故事，按中小学老师的八股教学法，无非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可是，一本好小说读下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竟然都不重要，虽然故事里这些也都有，因为叙述中，作者总是需要一个坐标，要有几条蛛丝，串上这几条马迹。然而，和“故事”本身相比，这些蛛丝马迹，也不过是蛛丝马迹而已。

不正常的《正常人》和逃避化学的《化学》

　　相形之下，同样也是萨莉·鲁尼写的，《正常人》就不像《聊天记录》这样好看。首先肯定是因为我看到《正常人》时已经忙得差不多了，少了一些“作业还没做完就偷偷看小说”的乐趣;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女主人公玛丽安和弗朗西丝比，不那么“正常”，故事超出普通人的日常经历，而且都是令人不快的体验和经历，超出了我这个“温室里的花朵”一类低端读者的舒适范围。这也罢了，读小说，本来就是为了扩充我们的世界，“偷窥”别人的世界和内心。问题是，《正常人》这篇小说里，似乎总是能够感觉到作者的存在，也就是萨莉·鲁尼在那里讲一个故事，而且她時时一定要披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衣钵，把玛丽安的“不正常”追溯到她的童年生活和学校里的霸凌行为;更有甚者，为了强调事态之严重，她还不惜让男主人公康纳也得起了抑郁症。沉重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还有说故事的人的动机。忧郁症确实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我甚至还能够觉察到作品中作者企图探讨社会问题的努力。然而，哪怕这社会问题是真切而又重要的，我还是觉得，这种“铁肩担道义”的功用主义，减少了这本书的文学性和魅力。

　　《化学》读起来障碍最大，因为作者和里面的女主人公离我的地理距离都太近：后者也是在波士顿地区读博士;而时间和阅历上的距离又太远：我和她的父母年龄更接近，她所挣扎的一切，对当年也是二十多岁的我们来说，都是顺理成章、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来的东西。于是，这一道代沟，就明明白白地橫亘在那里。

　　碰巧，就在读完《化学》之后几天，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喝咖啡聊天。朋友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当教授，那儿正是《化学》里的女主人公读博的地方。朋友提到她的两位学生，一位是像主人公的男朋友埃里克那样按部就班、勤勤恳恳、“出活儿”的学生，另一位就是像女主人公这样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无所适从的学生。对于像女主人公那样的学生，朋友是真心实意地不理解：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她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呢？做不出来，为什么不更加努力呢？

　　读《化学》的坐标，与《聊天记录》有些不同，大约是因为读《聊天记录》可以忽略“记叙文的四大要素”，更关注小说本身的情绪和节奏，而《化学》则很难忽略这些。女主人公的身份就在那里，是在我居住的城市里读书的第一代华人，是我们的下一辈，与我们有着不同的品性、不同的人生态度，读到女孩子顽皮调侃的时候会心，读到她徘徊犹疑甚至绝望时又会心疼，但终究只能是旁观，没有切肤之痛。然后又不由自主检讨自己是否是虎妈，或者是站在她父母的立场上为他们辩护。总之，没有读《聊天记录》时那种非常投入的感觉。

　　碰巧，《聊天记录》读到一半时，去“康科德作者节”听了眼下在波士顿大学当驻校作家的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的讲座。努涅斯的爷爷是华人，故国内有人称她为华裔作家;但她并不会讲中文，她的思维方式、写作内容和风格也与中文毫无关联。她的小说《朋友》（The Friend）于二○一八年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这本书正在被翻译成中文，而她写的苏珊·桑塔格回忆录《永为苏珊：苏珊·桑塔格回忆录》（Sempre Susan： A Susan Sontag Memoir）已有中文版。

　　努涅斯说，她在写小说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想象力自由发放，情愿选择一个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她去过罗马、佛罗伦萨等地，没有去过威尼斯，所以她写故事时，就专门把它放在威尼斯。忘记了“体”，才能让想象力自由放飞。我马上想到，《聊天记录》中最吸引我的，正好是来自作者想象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些内容，是超越作者本人具体经历的带有普遍性的内容。

　　如今的世界，无论是好是坏，全球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不可逆转，网络发达、交通和交流便利，使得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都有惊人的一致性。从《聊天记录》里，我读到的，似乎是每一个刚刚告别童稚即将成为大人却又没有完全成熟的人，都必须经历的种种新奇、选择、徘徊。也就是说，时间、地点、人物都个个不同，“事件”却总是会演绎发生，这种一致性，也使跨越语言的阅读和理解成为可能。

　　再次佩服一下国内的翻译界，《聊天记录》二○一七年五月出版，中文版二○一九年七月就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对出版周期略知一二，知道这应该算是无缝对接了。试读了几段，文字非常流畅—一旦读起来，你就忘记了语言本身，想不到它原本不是中文，因为你已经很自然地就进入了弗朗西丝的视觉。

　　小说看完，再去看别人的评论，原来大家都称萨莉·鲁尼为“千禧一代”的作家。这样叫当然也不错，萨莉是一九九一年出生的爱尔兰人，但我读起来却毫不觉得有隔膜。故事里的弗朗西丝是不是萨莉·鲁尼，甚至也无关紧要。就像萨莉·鲁尼在创作谈里说的，故事讲来讲去，她还是想说，她就是想发现，无论有多少危机，也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最终，爱，还是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