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一九二四年，在波兰小镇维尔诺，一个俄国女人在面对邻居的嘲笑时说：“我的儿子未来会成为法国大使、作家、荣誉军团骑士，甚至会成为将军，找伦敦最好的裁缝做衣服！”邻居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大笑，身旁，一个卷发犹太小男孩沉默不语。那位邻居不曾想到，往后余生，男孩都在为实现母亲的愿望而努力。这个小男孩就是未来的罗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一位两次获得龚古尔奖的传奇作家。原名罗曼·卡谢夫的加里出生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人社区，父亲做皮货批发生意，母亲经营妇女服饰。一九一五年，由于父亲被强制招入俄国军队，小加里和母亲被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经受饥饿和严寒，当他们五年后回到故乡时，维尔纽斯已经更名为维尔诺，被划分到波兰境内。

　　加里从小颠沛流离，目睹父母离异、故乡沦丧，他是一个游荡者，对民族或国家的口号充满警觉。十四岁后，加里来到法国，加入法国国籍，迁徙的生活才告一段落。一九三八年，他应征入伍，两年后投奔戴高乐，成为自由法国部队的一员。他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获得十字军功章，但比他的军事生涯更显著的是他的文学生涯。

　　加里凭借长篇小说《天根》荣获龚古尔奖，又用半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获得国际声誉，而他最传奇的事迹，要数跟法国文坛开的一个玩笑。一九七五年，一个名叫埃米尔· 阿雅尔的作家横空出世，以小说《来日方长》（La Vie Devant Soi，又译《如此人生》）斩获当年龚古尔奖。但诡异的是，之后长达五年时间里，文坛都不知道这个埃米尔· 阿雅尔究竟是谁。他就如同那位写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埃莱娜·费兰特，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加里开枪自杀，他的友人才公开：埃米尔·阿雅尔就是罗曼·加里本人！

　　加里出身卑微，但他没有被生活的屈辱所折服。他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加里式的人物—被抛弃但与生活抗争的孤儿形象，比如《来日方长》里的毛毛、《童年的许诺》里的罗曼、《欧洲教育》里的扬内茨，他们形象各异，但都有一颗坚韧的心。其顽强斗争的一面，在小说《欧洲教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欧洲教育》以作者的参战经验为参考，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一群在波兰维尔诺进行抗德斗争的游击队员的故事。在这本书中，加里不受固定文体的限制，文字轻盈驰骋，在小说、信件、诗歌里穿梭;但他的轻盈不是碎碎念的，当你阅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文字里那充沛的力量，那股源于史诗年代的英雄激情和对生命的热爱。也是在《欧洲教育》中，他书写信仰，这信仰不在远方，而在对具体的人的体恤。当欧洲的祥和被战火燃烧，“行刑队、奴役、酷刑、强暴—摧毁一切令生活美好的东西”，一批战士冒着血的代价守护心中的良善。斯大林格勒危机四伏，纳粹的子弹随时让人殒命，战士们不是神明，他们害怕死亡，但他们知道，必須有人去战斗，为了人民，也为了他们所珍惜的价值。

　　作为一个战士，加里珍惜和平，也用文字守护着具体的爱。西蒙娜·薇伊说：“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在《欧洲教育》里，爱是守护和平者纵身跃进现实的地狱;而在《童年的许诺》中，爱既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教育，也是儿子哪怕流落他乡，灰头土脸，依然把对母亲的许诺铭记在心。通过《童年的许诺》，我们能看见加里心中对母亲的羁绊。某种程度上，正是他的犹太母亲塑造了他的人格，顽强、勇敢、挑战命运的决心，和那夜深人静时不为人知的脆弱。加里背负着母亲的影子生活，即便在功成名就后，他印象最深刻的，仍是那段童年与母亲共同甘苦的岁月。

　　可贵的是，在塑造母亲的形象时，加里并未选择美化。他书写了母亲这一角色的坚强、善良，也毫不避讳她的自私和控制欲。“我妈妈为了教会我如何骄傲地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因此，也鼓励我读一本名为《杰出法国人的一生》的厚重书本。她总会亲自高声地读给我听，在念过了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圣女贞德，以及法国民族英雄罗兰骑士的功绩伟业之后，她将书搁在膝头上，对我投以一种载负着期盼与温柔的深远眼光。”这种期待，无形中压在儿子的肩上，儿子拼尽全力，只为达到母亲的期待;但是，这种疲惫的生活、英雄的圣光，却也让他喘不过气。加里借这段母子关系，探讨了两代人教育中那微妙的感觉。

　　母亲的犹太背景，也让加里对种族冲突有更深的体会。在俄国、在波兰，当加里还不是一个战斗英雄时，他在别人的冷眼和嘲笑中过活。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本就是一段错综复杂的伤痕史，迁徙的背后，是种族偏见下的驱逐与屠杀。尤其是在“奥斯维辛”后，加里对种族议题有了更强烈的书写意愿。于是在《来日方长》中，他书写了巴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聚居区里底层人的生活。在浪漫、繁华的巴黎，有那么一群人过着卖淫、乞讨乃至偷窃的生活，小说的男主人公毛毛和“卖了一辈子屁股”的妓女罗莎夫人相依为命。出身妓院，家境贫穷，让毛毛从小体会到人间的不公，也对人性之恶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恶的普遍，反衬出善的高贵，毛毛在那些被污名化的群体里，同样感受到了善意。罗曼·加里在描写他们时，流露出恻隐之心。所以小说最后的落脚点是“爱”，哈米勒先生告诉毛毛要相信爱，罗莎夫人也希望毛毛不要放弃，“趁年轻要好好地活”。他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但他们没有放弃和苦难生活抗争的决心。

　　在《来日方长》中，最令人动容的是罗莎夫人，她经历过集中营，感受过民族间的撕裂，为了生活忍受着贫困和自以为是的男人的言语羞辱;但另一方面，她抚养着几十个“二战”时妓女们留下的弃婴，为这本不必承担的责任，消耗自己的余生。唏嘘的是，罗莎夫人年老时的心愿，只是希望体面地离去。她说：“我的身子已经为客人服务了三十五年，现在再不能把它交给医生了，答应我！”她想要安乐死，但最后，她的死亡惨淡孤独，在偌大的巴黎，如一只蚂蚁被踩死一样寥人问津，唯独毛毛守在她尸体边，用一瓶瓶的香水掩盖腐臭，他知道罗莎夫人爱美，就竭力为这个死去的人保持容光，但他也知道，人是敌不过时间的。

　　小说《来日方长》改编的电影《罗莎夫人》（1975）中的毛毛与罗莎夫人

　　从《欧洲教育》《童年的许诺》到《来日方长》，“身份”成为加里小说的关键词。犹太人、阿拉伯人、土著、移民、妓女、孤儿……“身份”从一出生时就困扰着加里小说中的主角们。《来日方长》中的“我”（也就是小说主人公毛毛），从小失去双亲，他不知道故乡何处，也不晓得父母去了哪里，他听罗莎夫人说，自己叫穆罕穆德，是个地道的穆斯林，可是，“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任何出生证件，她怎么知道“我”是穆斯林呢？当“我”试图追问罗莎夫人，“我”的母亲在哪里，她为什么不来看我，为什么我会在巴黎时，罗莎夫人选择回避。这些孩子生来被迷雾笼罩，太多空白，让他们处于失根状态，对世界充满了怀疑。

　　“我”的困境，是很多巴黎孤儿的缩影，加里借助小说，想要探讨为什么在同一座城市里，人与人的童年会那么不同？为什么在付出同等甚至更多劳动的前提下，有些人却只能活在底层？在法国这个重视平等的国度里，阶层的区隔依然严重，基于人种和血缘的偏见，困扰着毛毛这样的少年。加里移民法国，对此感触颇深，所以他在赞扬一代代法国人改良社会的热情时，也呼吁人们放眼当下，不要对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

　　罗曼·加里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他看到造成罗莎夫人、毛毛等人悲剧的原因，并不纯粹是个体智力或努力程度的差距，悬殊的贫富差距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背后，是阶层流动性和整体资源分配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名流，加里能数次为底层发声，体现出他作为写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但或许正是囿于社会身份，让他的小说在制度批判上不能更进一步，而是转变为一种道德叙事，流向一个更抒情的维度。罗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

　　和加缪一样，面相忧郁的加里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小说里闪闪发光的人物，在道德上有强大的号召力。加里称颂的道德并不取决于人物的身份，罗莎夫人是个妓女，但她比很多王公贵族更有利他精神。《童年的许诺》里的母亲在苦难岁月里的乐观精神，以及她对孩子无私的爱，更是令人潸然泪下。加里曾说：“人类试图赋予命运某种形式和含义，神灵们对此心怀忌恨，对我猛烈追击，弄得我体无完肤，到处是血淋淋的伤口，但是神灵们对我的爱一无所知，他们忘了剪断这根脐带。我幸存下来了。母亲的意志、勇气和生命力源源输入我的体内，继续哺育着我。”在他笔下，爱成为黑暗中的花火，于绝望之境传承希望。这股力量如涓涓溪流，跨越山海与时间。

　　尽管在大众面前，加里像个完美的英雄，写小说，做飞行员，抗击纳粹，但细读加里的文字，忧郁、悲悯的色彩就会呈现出来。他不为强者写作，而是为弱者鼓与呼，在他笔下的不是将军的神话，而是老妓女和小男孩的无声告白。罗曼·加里与珍·茜宝（Jean Seberg）

　　二十世紀是一个制造强人的时代，一个强势的领袖能够打赢战争，也能让欧洲成为炼狱。于是，加里开始反思这种“英雄气概”，他警惕媒体对强者和牺牲的推崇，他曾说：“煽动英雄主义是对付无力者”，因此，“我最反对强者”。加里用笑的方式写悲的小说，他笔下的主人公多是弱者，他的文风也不是大气磅礴、高歌猛进的，而是细腻温婉，对小人物有深刻的共情。加里是那种用情感制胜的作家，和罗伯·格里耶、西蒙、杜拉斯这些法国新小说派相比，他的小说结构并不酷，叙事也不新潮，甚至透着股十九世纪的朴素，但他善于在朴素的文字中表达动人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描绘家庭关系的篇章，一点也没有矫饰的味道。

　　晚年，加里和好友加缪一样，罹患抑郁症。同样患有抑郁症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当红演员珍·茜宝（Jean Seberg）。因为被FBI污蔑（当时，FBI放出假消息给洛杉矶时报，称茜宝怀上了黑豹党头目休伊特的孩子），她背负了舆论的巨大压力，从此情绪低沉，在抑郁中度过晚年。加缪之死、爱人的抑郁，让加里备受打击，即便在珍·茜宝最受谩骂的时光，他仍力挺妻子。即便后来两人离婚，加里依然关心着茜宝。曾见过二人的美国作家威廉·斯蒂隆（William Styron，1925-2006）回忆道：“罗曼对于珍的关心，更像是父亲对女儿的关心。罗曼告诉我，珍正在接受治疗，而她生的病就是曾经同样折磨过他的抑郁症。”

　　许多和加里相处过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在缤纷的社交派对里，他也总是以乐观豁达的面貌出现，但回到家中，他会把头埋在灰暗中，他独自面对痛苦，在案头流泪，即便是爱护他的人，也不能解除他的痛苦，那是一种无法完全治愈的创伤，一种突然依赖的恐惧和脆弱，没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一九八○年的一天，罗曼·加里在自己的寓所内饮弹自尽。他死的那天，整个法国文坛都陷入哀悼，他们哀悼的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离去，也是一个忧郁的人道主义者不为人知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