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手稿

　　或许，我们是最后一代有保存手稿习惯的读书/写书人。经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换笔”运动，还会有个别人坚持用毛笔或钢笔撰写文章或著作，但绝大部分写作者，我相信都改用电脑了。年轻一辈除了考试答卷以及填表签名时手写，其他场合，已完全脱离了笔墨纸砚。

　　我第一次购买个人电脑是一九九三年七月，书写习惯很快便改弦易辙，除了个别短文，已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手稿。记得当初北京大学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曾规定晋升职称必须考电脑知识，从IBM的历史，到DOS操作系统，再到实际输入技巧。刚刚“换笔”时，说实话，我是兴高采烈的。可如今，面对那些难得一见的墨迹斑斓的手稿，又有点惆怅若失。

　　去年秋冬，北京三联书店的美编为我的《学者的人间情怀》重刊本设计封面，提出要一页此文的手稿。于是，我只好“动手动脚找东西”—书庫与居室不在一处，多年堆积杂乱无章，戴上口罩奋斗一整天，收获了不少早年手稿，可就是没有这一篇。此文初刊《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颇受论者及选家的青睐，我自己也很看重。曾向《读书》杂志编辑求助，希望找到原稿，被告知当年编辑部地方狭小且屡次搬家，只保留七十岁以上名家的文稿，我的众多文章不在其列。

　　找不到《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手稿，幸亏有《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的手稿可以顶上。任务是完成了，但总觉得意犹未尽。闲暇时，翻看这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果，思绪逐渐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个社会及学术急遽转型的时代。前些年演讲并最后撰成《遥望八十年代》（《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那是大家都熟悉的题目;今年春节假期因新型冠状病毒而人心惶惶，躲在家里欣赏这些手稿，并不纯然出于怀旧，更像是一种自我的学术史清理。

　　早年看重印成铅字的，文章一经发表，草稿不再保留。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稿侥幸得以保存的，一是文章写好了，但最后没送出去，如原定作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九章的“从‘举人到‘留学生—两代人知识结构的差异”，文稿很完整，明显是誊抄过的。一九八七年夏天，书稿送出去前，自己重读一遍，感觉此章思路虽好，但内容单薄，于是压缩成“导言”的第四小节—此章文稿因而得以保存下来。二是出版社退回来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书里书外》两部书稿，上面有各种编辑标记，且因历经不少手民，颇有残破或污秽处。查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三日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出版社书稿档案管理办法》，其中有这么一条：“作品出版以后原稿（手迹）归作者所有，除双方合同约定外，一般原稿保留两三年后，退还作者，并办理清退手续。”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先后接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电话，问原稿是否需要，若需要可寄还，若不需要则销毁。我灵机一动，要回来了，不知有多少粗心的作者，从此痛失原稿。不过，关注原稿，我也是后知后觉。当初以为，既然河已经过了，桥拆掉也没关系。前几年听京城某藏家提起，某人藏有诸多名家书稿的原稿，是出版社流散出来的，正待价而沽呢—想想就替那些原作者惋惜。

　　略为清点，我现存手稿，集中在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终点很好理解—一九九三年夏秋我开始使用电脑写作。至于八十年代完成的书稿，还有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大概是离得太近了，反而忘记退回原稿。至于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刊行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属于论文结集，当初我提供的多为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也就无所谓原稿了。

　　想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几年（1990-1993），我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与写作，主要成果体现在《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和《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二书，还有日后收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中的若干篇章。保存下来的文稿，以《千古文人侠客梦》最多，除了誊抄清晰的总目、作为“代序”的《我与武侠小说》，还有第四章“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第五章“仗剑行侠”、第八章“浪迹天涯”，以及附录二“类型等级与武侠小说”。那篇《剑与侠—武侠小说形态分析之一》初刊于《中国文化》第二期（1990年6月），发表时遵从主编刘梦溪先生的意见，将副题改为“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书中好几章送杂志刊发时，都以“武侠小说形态分析之一”作为副题（如初刊《上海文论》1991年第3期的《浪迹天涯—武侠小说形态分析之一》），站在编辑的角度，确实不理想。让我惊讶不已的是，第四章“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手稿竟然是复写的，干净利落，没有涂改，但未见题目，显然是一鱼二吃，送给杂志发表与留作书籍专章，需要分别拟题。查看索引，果然此章连载于《文艺评论》一九九一年第一、第二两期，题为《书剑恩仇儿女情—二十世纪武侠小说论》。

　　初刊《学人》第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的《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以及初刊《中国文化》第七期（1992年11月）的《求是与致用—论章太炎的学术取向》（发表时题目略有更改），都是定稿，当初提交给杂志社的，应该是复印件。有趣的是，留在我手中的《求是与致用》一文，前五页为原件，后四十四页为复印件。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并非有先见之明，知道手稿日后很珍贵，而是便于看校样。至于初刊《学人》第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的《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有较多的涂改痕迹，看起来不像定稿。以上三文，日后都收入了我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

　　《千古文人侠客梦》目录页手稿（局部）

　　《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随想》一文初刊《二十一世纪》第十期（1992年），发表时改题《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此文以及初刊《文学研究》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的《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初刊《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的《小说类型研究》（发表时改题“小说类型与小说史研究”），日后都收入了《小说史：理论与实践》。这三篇都只是初稿，上面密密麻麻的补充与批注，可见当初的思考及写作状态。那时我很喜欢八开五百格的大稿纸，就因为便于修订。至于“又是一度荷花开”那两页，乃《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小引”的最后一节，不仅留了原稿，还有一份复印件，可见当初就很珍惜—不是文章，是心情。

　　专业论文之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撰写过若干文化评论，自认为较有分量的是以下四篇《未知死，焉知生》（《读书》1990年第11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二十一世纪》1993年6月号）、《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未知死，焉知生》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漫说文化”丛书之《生生死死》撰写的序言，本来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当初父亲看后表示赞赏，说我终于成熟了—第二年父亲不幸病故，故此文对我很重要。《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则是刻意保存的，涂改液的痕迹很明显，当初送出去的是复印件。

　　这回清点文稿，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用的稿纸竟如此庞杂：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广播出版社稿纸、北京大学稿纸、北京大学出版社稿纸、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稿纸、香港中文大学稿纸，而用得最多的北京电车公司四百格稿纸，质量最差，但随时可买到。翻看这些稿纸，方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写作的“不讲究”—那既是经济，也是心态。

　　一九九二年，我曾为《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撰写书评《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读书》1992年第6期），其中提及：“翻阅这册精美的书信手迹，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名人之讲究笺纸的雅致，多集中在三十年代上半期。这一时期，恰好是周作人先生祈求平和冲淡，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闲适，苦茶庵里吃茶和双凤凰砖斋里玩砖成为一时佳话，小品文杂志流行，‘生活的艺术化成为时髦的口号的年代。摩挲这些清隽的诗笺，观赏各具特色的书法，很容易忘却书信的具体内容，沉醉于前人的文雅风流。”语气中略带讥讽，其实心里很向往，也曾与朋友们商议，自制些精美且实用的信笺及稿纸。可很快地，电脑时代来临，自制笺纸的计划也就风流云散。直到前年有朋友病中需要消遣，希望我用自制的稿纸及信笺钞几段旧文给他，以作纪念，这才想起我曾有过此风雅计划。当初没有一鼓作气，今日再来补做，总觉得不太像。世事大多如此，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后悔或埋怨都没用。

　　翻阅这些文稿，也有让我信心倍增的，那便是以一种特殊形式记录了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一九九一年元旦撰写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说来惭愧，九十年代第一春，我居然埋头于‘满纸杀伐之声，而忘却了‘到处莺歌燕舞。花一年多时间研究这‘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到底值不值得，只有天知道。好在凭借这一工作，我重新感觉了生活的意义，也重新理解了学者的使命。”在我所有著作中，此书传播面最广（包括四种外文译本），当初选题不无赌气成分，但进入状态后一气呵成，那种行云流水般的写作状态，很让我怀念。

　　在《学术史研究视野中的“述学文体”》（《读书》2019年第12期）中，我曾提及“两则让我感慨万端”的文稿，一是《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一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后者结尾那段话，近乎画龙点睛：“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此文乃作者提交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日至15日）的论文，那是我第一次赴欧洲参加学术会议，与王元化先生同行，且日后多有请教。另外，那次会上我认识了不少好学者，但谢绝了出国留学或长期进修的建议，因我坚信留在国内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为了在政治转型及经济大潮冲击下保留若干读书种子，我受章太炎启示，坚信“学在民间”，希望通过“张扬私学”来力挽狂澜。一九九一年我和王守常、汪晖在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及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了民间学刊《学人》;一九九二年又与北京的钱理群、葛兆光，以及香港的陈国球、陈清侨、王宏志合作，模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等学人的“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合资刊行《文学史》集刊（第一辑的“编后”写于1992年7月，正式出版是第二年4月）。前者存活了十年（1991-2000），共发行了十五辑，当初影响很大，在中国学术史上多少留下了印记。后者只刊行了三辑（真正自己出钱的只有第一辑，另外两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及香港中文大学支持），但我相信其悲壮的身影，更值得后人追怀。当初为了保护集刊免受干扰，不敢大張旗鼓，相关序跋，集成初刊《美文》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的《〈学人〉与〈文学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在一个社会/学术急遽转型的时代，作为敏感但脆弱的读书人，没有迷失大方向，及时调整好心态，在有限的空间里多少有所作为，这点我很欣慰。时隔多年，抚摸这些不无沧桑感的文稿，追忆那个早已消逝的大时代，甚至不无某种骄傲。仔细想来，“游侠”之特立独行，拒绝大一统立场，乃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与“私学”背后之强调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还有“人文”之情怀、意志与定力，三者其实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既指向身份及职业（人文学者），也体现立场及追求（私学），还兼及精神及气质（游侠）。如此说来，这三篇文稿因其蕴涵着时代风云与个人心境，其生命力并不一定很短暂。

　　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