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键

　　

　　提起耆英，可是个近代史上有名的大反派：作为钦差大臣赴南京与英使璞鼎查谈判，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复于两广总督任上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或章程，他与英国公使约定的两年后进广州城一说，又伏下列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祸苗。而咸丰帝惶急之际的一个荒唐决策，使得耆英再次出山，主持与四国公使在天津的谈判，是那段暗黑岁月的一个小插曲。

　　“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出于民国间一位外交官之口，满含亲历者的痛切感受，也不无愤激委屈与偏执。大国之弱，最能招来觊觎者的飞扑撕咬，还要承受国内上下四方的压力，对主谈者的品格才智要求更高，一味强硬会决裂挨打，全盘接受必然带来骂名。耆英曾被历史浪潮推上外交舞台，也曾长袖善舞、歌喉婉转，而一八五八年夏在津门后则左支右绌。短短几日间，钦差大臣耆英艰难斡旋，不断遭拒与受辱，以七十一岁高龄镣铐加身，在宗人府引颈自缢，虽说是其个人与家庭的悲剧，亦处处映照出清王朝的衰败与冷酷。

港督宴会上的歌者

　　《清史稿》有《宗室耆英传》。宗室，此处指大清皇室，标志着一种显赫出身。耆英的六世祖穆尔哈齐为清太祖同父异母之弟，创业初期与兄长并肩血战，功勋卓著。数传而至其父禄康，官至内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兼任步军统领，几乎像乾隆晚年的和珅一样受宠，却颇有几分糊涂，就连府里轿夫赌博都管不住，受牵连降为副都统。嘉庆帝显然待之甚好，一年后又升为都统。作为长子的耆英未受影响，三十几岁便成为副都统、内阁学士、护军统领，俨然一颗政坛新星。

　　关于耆英的记述不多，大致可知他是一个高大英俊、放旷豪爽、精强明练的人。嘉道间满人多耽于嬉玩，做皇帝的心中忧急，不断发出训喻，提倡族人尤其是皇族要讲“体面”。耆英就是一个“体面人”，以故在仕途上一路飞升，历任礼、工、户部尚书、步军统领。步军统领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俗呼“九门提督”，负责京师警卫与治安，非最得信任的贵胄大员不得简任。孰知他与父亲一样，又栽在赌博上—受命审办一帮太监的赌案，因“瞻徇释放”被降职。耆英被贬为兵部侍郎，不久升热河都统，再升盛京将军。时值朝廷严禁鸦片，东北旗民中也出现贩食之人，耆英下令十家联保，并在旅顺口、锦州、山海关各处海口设防，保持高度戒备。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琦善先后解任，调耆英为广州将军，不久又颁给钦差大臣印信。此前已派出两位宗室大将军：先命奕山为靖逆将军，督师广东;数月后命奕经为扬威将军，统兵浙江。两位天潢贵胄离京时皆信心满满，抵达战场始知外敌之凶横，一变为畏怯。耆英赴任时主战场已转移到浙江沿海，受命留驻御敌。情势危急，定海、宁波、乍浦接连陷落，而奕经仍设法瞒骗朝廷。耆英目睹实况，也听取了与英人打过交道的伊里布的意见，在密奏中力主议和。接下来的情势更严酷：一八四二年六月，号称天堑的吴淞口东西炮台被摧毁，江南提督陈化成英勇战死，素来高喊忠君爱国的两江总督牛鉴则狼狈逃跑;七月，英军攻入镇江城，满洲副都统海龄阖家死难;八月初，英舰进逼南京，并派人登陆测量，摆出一副攻城架势。耆英受命赶到南京主持议和，《清宣宗实录》卷三七八有一段君臣的隔空对话，耆英奏称：“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顾理之是非。”道光帝御批：“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致事机一至于此？于万无可奈之中，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耆英并非想不到国人对和谈的反憎，心事沉重，而皇上则把主要责任揽下。

　　签约之后，耆英留任两江总督，先是说好说歹，让英舰尽快退出长江，并劝回闻风而来的法国舰只;接下来办理善后和整顿军队，重订水师章程，提出水兵以“熟习大炮乌枪为要务”，一扫旧日考试弓马的陋习。他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对炮台、炮架、水师舰船进行改革，并加大铸造火炮和抬枪、鸟枪的力度。这些举措仍有许多不切实用之处，但姿态是积极的，其“训练士卒，讲明纪律”的思路也是对的。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耆英奉旨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于五月二十六日轻装简从，乘坐英方火轮船至香港，与港督璞鼎查商酌“通商章程及输税事例”。协商顺利，两人也成为好友，璞氏送给耆英不少洋玩意，其中有一批精致枪支，耆英转呈皇上，认为可以仿制。道光帝亲加检验，称赞“绝顶奇妙之品”“灵捷之至”，复感慨：“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时魏源《海国图志》尚未出版，“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传播未远，耆英已有了同样的思考并试着付诸实践。

　　回任南京，耆英愈加关注水师的训练，却在三个月后改调两广总督。两江总督虽是要缺，可广州事关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实在是太需要他了，皇上掂量一下还是将之调去，颁给钦差大臣旗牌印信，不久又加了个内阁协办大学士头衔。外国人对他也有很高评价。作为译员参与南京談判的巴夏礼写道：“我有点喜爱耆英的风度，因为他有着一种雄伟的正派的外貌和愉快亲切的神色。”新到的美国公使顾盛接受了耆英的劝告，不再坚持率舰队北上，还赞誉他“高贵、聪明而真挚”。而耆英抵广后也是狠抓战备，选拔和保举将领，加固炮台与强化演练，铸炮造枪，甚至要求满营马队练习射击。

　　此时港督正办交接，奉调回国的璞鼎查向他介绍了继任者德庇时，一个出色的汉学家。德庇时为耆英驾临香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英国记者发现他完全不像一般清朝官员那样麻木愚钝，表现得“和蔼可亲，富有幽默感，高超的外交技巧与良好的教养……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但又极有分寸”。耆英还“主动唱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满文歌曲”，令在座者深受感染。德庇时曾作为译员随阿美士德使团进京，深知大清高官是多么傲慢粗俗，而眼前的老耆乃正一品宗室大员，真的太不一样了。耆英在次日设宴答谢，再次引吭高歌，在他的力邀下，德庇时与驻港英军司令、大法官等人“也都表演了歌唱”，气氛极为欢洽。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英国人（盡管不太情愿）归还了一直强占的舟山。

　　就这样，耆英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人物。还有一个与他相关的故事：因缔约获益的英国商人为表达对耆英的感戴之情，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搞到一艘中国平底帆船（一说是大清水师的舰只），命名为“耆英号”，雇用一批中国水手驶往美欧，在纽约和伦敦都引发巨大轰动，就连英国女王也登船参观。

“先帝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

　　友好坦率的沟通对外交是有益的，但想以私人感情改变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则属于一厢情愿。香港会晤后不久，英人引据各条约与章程，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靠着老耆一通劝说，得以暂缓。过了一年，英舰突入内河，直接开至城外的十三行停泊。虽说是很快撤回，也让耆英心惊。自此英舰来来往往，清军试图阻拦，根本拦不住。更丢脸的事情发生了：三艘英军火轮船驶入虎门海口，逼近上下横档炮台和镇远炮台，各台守军连忙关闭大门，英军乘划艇登岸，竖起竹梯爬上炮台，将炮眼一一钉塞，然后扬长而去。老耆不敢向英方抗议，在奏报中自请处分，并说已将充塞物拔出，不影响火炮点放。后来他又密奏，英军见各炮台加强演练，故意损坏炮口，意图让那些熟练官兵受罚离开，换上一批生手，建议朝廷不要中敌人的诡计。这样的解释真是匪夷所思，皇上也觉难以置信，警告几句也就了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岁末，耆英奉旨返京，赏双眼花翎，半年后擢升文渊阁大学士，与掌领枢阁的穆彰阿关系密切，混得风生水起。那是老耆的人生顶峰，皇上夸他在总督任内一切都料理得当，钦赐“有胆有识”“有守有为”二匾，荣宠为一时之冠。孰料道光帝突然病逝，一朝天子一朝臣，耆英情知咸丰帝奕詝对自己印象不佳，多次请辞。可看到新帝下诏求言，这位叔辈宗室大臣可能是觉得帝师杜受田太过迂腐，生怕他带歪了年轻的奕詝，忍不住发表一通宏论：“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所谓君子小人的区分甚难，但这种言论显然不妥。御批“持论过偏，显违古训，流弊曷可胜言”，予以申斥。

　　奕詝为皇子时，对主和的内阁首辅穆彰阿与议和的耆英等人很憎恨，一登基，即起用林则徐，并对把持枢阁的穆、耆二人频频敲打。当年十月，下旨将二人逐出权力中枢，穆彰阿革职，耆英降为五品顶戴，可谓“断崖式”降级，而且没有实职。差不多过了三年，耆英算是补了份差事，“在巡防处效力”。而其长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因事革职，流放黑龙江，违规自备马队，耆英也因知情不举，被革职圈禁半年，即拘禁于宗人府高墙内，不予枷号，算是一种优待。

　　这样的人生落差，使老耆难免有怨愤情绪。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耆平日实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奖耆‘有守有为之语，于是耆相大书一联悬之客厅，云：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此罢官时考语，故意令人见之。”清代野史中常可见此类生动记述，事件的逻辑与因果关系似乎合理，但可信度不高。讥讪君上属于大罪，耆英岂敢！核查当日原谕，咸丰帝斥责耆英“无耻丧良”“畏葸无能”，与穆彰阿“同恶相济”，措辞更重一些，却没有“无才无能”四字。

“办理夷务黄箱”被掠

　　耆英离任回京之前，广州的局势已然严峻：英人因入城屡次被拒，以各种招数显示肌肉，不断挑衅滋事;而面对英人的骚扰欺凌，城乡的士绅百姓益发难以忍耐，一呼百应，群起抗争，不光坚决不许英人进入广州城，甚至见到落单或少数洋人就想动手。《南京条约》第一条的确写着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设立领馆、货栈，并携带家眷居住，总督大人很为难，但也拣到了一张“民意牌”—不是本督不愿意，是老百姓起来反对，众怒难犯，就请稍微等等吧。

　　就在这时，广州郊区发生了“黄竹歧事件”，据耆英奏折，大致情节为：六名英人驾船至城西集镇黄竹歧游逛，与村民发生冲突，掏枪打死打伤村民各一名，被愤怒的当地人包围痛殴，将六人全都打死，抛尸河中。他们是在十三行做生意的商人，家属得知后立刻要去报复，外国商人看到找回的几具尸体，也纷纷凑集军费，以求一逞。德庇时率军舰驶至广州城外，要求抓捕杀人凶犯，审明后押至黄竹歧，在英人监视下正法，并声称“将黄竹歧及毗连之滘表、坑滘二村洗平”。言词之凶横残暴，已见不出那个翻译中国诗词的汉学家的影子。为了息事宁人，耆英命属下抓捕了十五人，将带头的四人处以死刑，其余的发配远地。德庇时坚称必须将十五人全部处死，并将三村夷平，“否则自行前往办理”。耆英见光说好听的不行，遂强硬驳斥，“力折其骄盈之气”。这是他在密奏时写的，具体情形如何，无从验证。此举为耆英招致诛杀同胞以媚敌的骂名，使他的威望一落千丈。

　　耆英回京后，德庇时很快也去职回国，接替的是文翰，曾被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讥为天生胆小，做不了什么大事。文翰几次重提入城之事，也采取了一些行动，都被继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巧妙化解。徐总督和新任巡抚叶名琛都是坚定的反入城派，甚至接奉谕旨允许英人入城一游（没准是老耆的主意），仍强烈反对，指出一堆危害性，就中不乏虚构和渲染。这是两个廉正且勇于任事的官员，但眛于国际大势和对强敌的了解，缺乏平等外交的意识，“方向不明决心大”，一步步将事态挽成死结。二人的招数还是民意，声称广东民风彪悍，各村社都已准备好与来敌死磕，也命士绅联名向港督发出《广东绅士劝导文翰公启》，总之是誓死不许洋人入城。文翰斟酌再三，为避免贸易受损，在十三行等处贴出告示，表示暂不入城。徐广缙飞奏朝廷，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请求皇上奖励属下各官，道光帝大喜过望，即予表彰并赐与二人爵位。

　　广东水师搜查悬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走私船

　　其实文翰并未放弃入城之念，英国政府也不断给他施压，遂于一八五○年六月乘舰亲至上海，声称转递外交大臣的函件和自己致耆英的信，又派舰只直趋天津海口递信，要求必须履行入城之约。耆英虽明显不受新帝待见，仍建议“应请体察时势，非计出万全，似未可轻动”。据徐广缙奏报，送信的火轮船曾在大沽口外拦江沙搁浅，“坏去右轮，船主威巴索银修补”，还说文翰等人得知“天津口内藏兵二万，乃中国最厉害之兵”，为之气馁。呵呵，都是皇上爱听的消息。不过经此一番折腾，文翰不再提进城之事，直到灰头土脸地离任。

　　第四任港督是原广州领事包令。他的政治野心与语言天赋都非同凡响，号称能懂百余种语言，也是一个汉学家，会说广东话。包令对林则徐极为敬佩，称之为“中国爱国志士的骄傲”“万圣之圣”，却也丝毫不影响其殖民主义立场。他在履职后立刻约见两广总督叶名琛，叶督表示愿意在城外任何地点会晤，就是不得入城。包令即联络美国公使麦莲驱舰北上，法国公使也派出秘书哥士耆随往，停泊在白河口外，声言要进京谈判。清朝派盐政崇纶等在大沽口炮台下设帐会晤，包令提出十八条诉求，包括使臣驻扎京津、修约、准许鸦片进口，其中第十五条就是“准英人进入粤东省垣”，等了几日，自然是大部分被驳，三国来使无奈返航，已心生动武之念。

　　咸丰六年（1858）九月，英军借口“亚罗号”事件，悍然派舰队突入内河，占据炮台，不断轰击广州城。城墙被轰出一个缺口，一百多敌兵蜂拥而入，不见清军阻击，顿觉胆壮，也有三五人闯进空荡荡的督署转了一圈，随即撤出。英军此次入侵仍带有震慑性质，并未占领广州城，在城郊炮台盘踞数月，也就撤离内河。其间叶督悬赏杀敌，清军也策动过几次并不成功的反击，却成为向皇上奏报击退英军的依据，又是一次虚假宣传的胜利。

　　岂知英国正在调兵遣将，还拉上法国和美国，大批炮舰兵船陆续开到，一年后再次轰击和攻入广州城。叶名琛依然镇定无畏，炮火中端坐署衙，老父与眷属都不撤离。而这次英人不再是“到此一游”，肥肥的叶督在跳墙时被抱住抬到英舰上，广州将军、广东巡抚、都统等大员一一被活捉，这耻辱悲惨的一幕并非本文描写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这些高官不仅不作抵抗，束手就擒，就连档案和库银也不知提前妥善转移。在人去院空的督抚等衙署，英军抄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其中就包括“办理夷务黄箱”。

　　清朝体制，凡与外国贸易通商事宜，一律在广东办理，以两广总督兼管通商事务，也是外使巴巴地赶到津门，总被告知返回广东协商的原因。历任两广总督将有关文件和密奏副本分类保存，形成一整套办理夷务专档，至于是否因有皇上谕旨而用黄色木箱，是一个箱子还是多个，皆不得其详。当情势危急之时，南海知县华廷杰奔往督署，“辕门内不见一人，冒烟入，见一家丁李姓名善者，询以叶相何在？引至花厅，见叶相袍矜上挽，独在此寻检紧要文件”，无法确定哪些属于叶名琛要找的紧要文件，不知是否包括“办理夷务黄箱”，也不知他在匆忙转移时带没带走黄箱，可知的是英军很轻易地就拿到手了。两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数十年后俄军攻占齐齐哈尔，也是没有妥善转移或销毁档案，多数为侵略者掠去。

　　在天津谈判中，这个“办理夷务黄箱”，可要了耆英的老命（虽不能说一定是起到关键作用）。

起用于危难之局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时，英法联军八艘战舰驶入大沽口，与已在口内的炮舰会合，分别冲向两岸炮台。清军立即射出排炮，由于炮架固定，难以随机调整炮口，况且每发射一次，都需要有好几分钟的间歇才能发射，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但将士们打得很英勇，在敌舰的密集炮火中坚持回击。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写道：“炮架被打坏了，许多大炮也就倒在地上，或炮口都给炸碎，这样就全都不能使用了。然而中国人却还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继续奔向那些还没有被打坏的大炮，他们的炮手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我们灵活的射手所击中，然而却立即就有人替补。”北岸炮台先被攻占，由火器营防守的南岸炮台坚持稍久些，也落入敌手。后路蒙古骑兵正欲冲锋，遭到敌军的密集射击，只得退回。带头逃命的是总兵和副将，而前线败溃，后路各军跟着败溃，钦差大臣们无一向前，都是管自奔逃。直隶总督谭廷襄出身翰林，号称能吏，面对狂奔而来的败兵，力斩数人亦未能制止，自己也被裹挟着一退再退。第一次大沽口之戰中被摧毁的清军炮台

　　五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已推进至天津近郊，占据望海楼一带，京津一片惊恐。战，苦心经营的炮台群只支撑了两个多小时，八千精锐一击而溃，再战更无底气;防，强敌距北京仅两百余里，途中无险可守;优先的选项是讲和，可数月以来一直把和谈放在前头，无奈英使额尔金要价太高，动不动就叫嚣要去京师。既然打不过，再难谈也得谈。二十八日，内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受命前往天津，二人决定分别会见四国使节，但把英国排在第一个，于是就有了海光寺的一幕：额尔金乘八抬大轿，军乐前导，三百卫队持枪跟随，来到后旁若无人，拿出女王签发的烫金国书，见桂良等人所持谕旨仅“白折一开，楷字数行”，即行变脸，嚷嚷一通拂袖而去。接下来法美俄三使来见，“猖獗情形，大略相同”。桂良乃奕訢的老丈人，历任多地督抚至阁老，却不得进入军机处，乃决策圈外之人，被派议和也是个受苦的差事，只得忍气周旋。

　　咸丰帝也对桂、花二位缺少信心。担任巡防大臣的惠亲王绵愉提议起用耆英，利用他的影响力和经验主持和议，一众军机大臣都积极附议。谭廷襄在密折奏报：英使听说朝廷要派桂、花前来，明确表示必须像前大学士耆英那样，有“全权便宜行事”衔名，可以做出决定，否则还是要进京，而且是走陆路，“若无人强阻，不敢多事;倘有人强阻，亦必抵御”。

　　类似的话，额尔金在抵达之初就说过，要求查验主谈大臣所奉谕旨，看看是否与耆英在广东时“奉旨从权便宜行事”相同，谭廷襄也已奏报皇上。那时君臣都不识外敌之悍恶，嗤之以鼻。而额尔金发来正式照会，其中有“检查前于壬寅年成皇帝特派耆、伊两大臣，与我钦差全权大臣璞面决彼此未妥各款，专办善定”，坚称清方大员的授权必须“同前大臣耆、伊相匹”。法使葛罗也在照会中说“查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间，前钦差大臣耆、伊办理外国事务，业已奉到便宜行事之权”，要求谭廷襄奏明朝廷，在六日内补办手续，“与前钦差大臣无异”。这些言之凿凿的材料，显然来自“办理夷务黄箱”，清廷读后应有些懵圈，但还是一拒了之。

　　炮台失陷与精兵溃散，令清朝君臣清醒了不少，于是有了惠亲王等人的提议。咸丰帝也放下那一脸的嫌弃，秘密召见耆英，问询之际印象不错，即委任他以侍郎衔前往参与谈判，随后又传谕“所有议抚事宜，专归耆英办理”，“所有文武委员，即著于直隶地方营汛内调派委用”。即由耆英主谈，不光直督谭廷襄等靠边站，桂、花二钦差也排到后面去了。而耆英倒没有把话说满，召对时表示“力任其难，看奴才造化若何”，意思为：我来试试吧。

　　起用耆英，京师顿时出现质疑之声—让一个老投降派去主持谈判，合适吗？恭亲王奕訢要求耆英在会见时，必须严厉叱责英法的侵略行径，“先折其气，而后俯顺其情，不可一味示弱，致蹈从前覆辙”。皇帝哥哥深以为然，立刻追发一道谕旨，命耆英接见英法公使时，先责其在广州背约兴兵，再痛斥他们在天津先行开炮，闯入内河，然后才是和谈。话虽这么说，皇上也颇能体谅此事艰难，提前设计了一个准驳模式：对各国公使所提的关键条款，命桂、花二人先作反驳;待尔等再提出来，则由耆英批准几项，作为最后决策之人。清朝大臣的一个必修课，就是官位的忽上忽下、忽废忽用，桂、花的职分大于老耆，也只能顶到前面去铺路架桥。咸丰帝已把宝押在耆英身上，颁发钦差大臣印信，又补发一旨，告诉他到后亲自接见来使，不必事事与桂良等商量，并表示：“何事可行？何事不可行？耆英必有把握，朕亦不为遥制也。”看这份信重依赖，耆英能不感激涕零，肝脑涂地？！

斡旋何艰难

　　四月二十七日（公历6月8日），耆英抵达天津，若从皇上传谕起复算起，已经是第七日。七十一岁的老耆先是入宫聆听皇上训示，再经过深思熟慮，确定了“以夷制夷”的思路。虽说并非什么新玩意儿，但他与在京的俄罗斯馆一向交往密切，求得大司祭巴拉第一封书信，转托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为之说项，加以在广东留给英人的美好印象，此行就有了双保险。其实巴拉第早知英人已将黄箱中奏折译出，耆英对朝廷的欺隐造假令英人不齿，文句间对英方的贬损更使他们恼怒，原来的好感早已化为恨意。巴拉第虽说对老耆印象不错，却不漏一丝口风，倒是借机把京师的一些最新情形报告使团。

　　耆英的到来，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士民工商“以为必另有办理夷务妙策，群相欣喜”。自次日起，耆英即欲掀起一场外交旋风：请四国公使的助手在风神庙会见，约定分别会晤的日期，并向俄方转交了巴拉第的信。当晚七时，耆英首先与普提雅廷举行会谈，搞得有些诡秘，老普带来一个四五人的谈判班子，老耆则孤身一人，安排一个下属在门口把守着。他请求俄方出面斡旋，劝说英法撤兵，老普明确表示此时已做不到;退而希望得到一些建议，老普倒是很愿意，针对英法的诉求谈了不少，同时催促中俄尽快达成协议。临别时，普提雅廷想了一下，还是提醒耆英“如上英船，必须小心”，老耆不解其意，也没好意思多问。

　　二十九日，耆英排设仪仗，亲往英法使节下榻的望海楼拜望，未想皆推脱不见，搞得他一头雾水。接下来拜会美国公使，老耆仍显出气势不减，拿出皇帝敕书，要求列卫廉下跪拜受。列卫廉拒绝：“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耆英坚持说：“但皇上就是上帝。”记录下这段对话的是担任译员的传教士丁韪良—后来做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清朝档案则记载双方的会谈继续进行，谈得也颇有成效，可是发生了一件事情：老耆认为列卫廉等人不详签约过程，便以原订和约的当事人身份侃侃而谈，岂知列卫廉竟拿出一册《中美望厦条约》原件来，在上面指指画画，加以反驳。耆英很是讶异，拿过来细加检验，赫然是文件正本，忙问他们是怎么弄到手的。列卫廉倒也不加隐瞒，说英国人攻破广州城，缴获“办理夷务黄箱”，不但与美国所签条约在内，历年相关的督抚奏折与皇帝批谕，皆为英军所得。

　　耆英后来居前，主持对外交涉，职位高、到得早的桂良与花沙纳看不出有任何嫌忌与不快—此类和谈最是高危差使，终于来了个顶在前面的，顿觉松了一口气。而老耆生性豪爽，出将入相，至老年遭受一连串严酷打击，名利之心应已挫磨得所剩无多，与桂、花相交很诚恳。于是，津门的谈判三人组关系融洽，互相帮补，共同商酌，本着各个击破的思路，先与俄美两使形成协议草案。他们自知多数条款损害了国家利益，也能预想到事后的责难与惩处，“相对泣于窗下，朝不知夕死”。这句话转引于咸丰帝谕旨，不知哪个悄悄向皇上打了小报告。

　　五月初一日，英国使团的李泰国、威妥玛来到钦差大臣下榻的海光寺，威逼马上答复英方照会。这是两个“中国通”，尤以威妥玛精通汉语，甚至做过香港高等法院的广东话翻译。耆英出来与之见面，没想到二人极为无礼，拿出当年档案，指着密奏中“外夷性谲诈”“鬼蜮诪张”“该夷情等犬羊”等语词，对老耆挖苦嘲笑并声称必将报复。此举不光是要出一口恶气，也是一种谈判策略，告知清廷不要妄图打感情牌，并借以将清廷为数不多的外交熟手排除掉。果然奏效，大约是联想到叶名琛被活捉的前车之鉴，不独耆英沮丧惊恐，桂、花二人也觉得情形叵测。三人商议后，由桂、花的名义奏报皇上，讲述耆英抵津后与各国交涉情形，重点在于英人对耆英的痛恨，请求准许老耆回京。

　　咸丰帝的批复很快送到，质问耆英为何没有在奏折上列名，命耆英仍留津主持夷务，谕曰：“耆英系原定和约之人，于该夷一切情形，素所深悉……现在桂良等虽同是钦差大臣，而于夷情一切，未若耆英熟悉，何以忽有代奏回京之请？”岂知老耆腿脚稍快，谕旨到时已经跑到通州。

　　

最后的苍凉身影

　　去掉一来一回，耆英实际上在天津只待了五天，不能说没有努力，也不能说一无所为，但落得个灰头土脸。桂、花二人对他的遭遇深为同情，不顾嫌忌，奏请“准耆英进京面陈夷情”，对其突然离去也商量出一套说辞。老耆显然已被英国人吓破了胆，大约是怕像叶名琛那样被押往印度，是以桂、花在五月初二日专折题奏，次日一大早就踏上归程。

　　英人有扣押这位前总督之心吗？应该没有。他们的拒见与诘问，无非是一种谈判策略，为的是折磨对手，抬高要价。而作为三朝老臣，耆英应知道朝廷的规矩，桂良等人上奏之后，必须等候皇上御批。而咸丰帝的批示三天即到，却是不许他离开。

　　没见到对老耆离津情形的记述，推想也是容颜萧瑟、背影苍凉。而一旦脱离险境，耆英又会意识到不太妥帖，开始放慢脚步。初四，他到达杨村，与带兵驻守的直隶提督托明阿讨论战守事宜，也令人送了封信给统率重兵的晚清名将僧格林沁;初五到通州，会见僧格林沁，将津门的敌情详细告知。僧王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耆英交给他“白火药箭一支，以备照式制造，火攻尚属利器”。不知是否得之于普提雅廷，也能证明老耆并非全无抗战之心。耆英在通州接到皇上对桂良的批复，知悉要他留在津门，即发出一份奏折，讲述黄箱被劫的恶果，并说要向皇上面奏详情，聆听圣训，再作区处。

　　已经晚了！

　　却说僧格林沁接耆英信，也觉非同小可，而以惠亲王绵愉为首的三位巡防大臣刚离通州大营不久，急派专差飞速送达。绵愉与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都是保举耆英之人，得知他擅离职守，赶紧奏报，提出应将耆英在军营正法，并自责缺乏知人之明，请求治罪。奕訢与军机大臣受命提出意见，也说耆英“竟敢不候谕旨，擅自回京”，必须审讯严惩。咸丰帝立命“僧格林沁派员将耆英锁杻押解来京”，严加审讯;命对惠亲王等保举者分别惩处，也自我检讨无先见之明，表达愧疚。这一串神操作竟在一日间走完，老耆悬了！

　　所谓“锁杻押解来京”，即俗语的披枷戴锁。今天仍能見到耆英的三份供单，是他在受审时留下的，大体上还算实话实说，强调黄箱子被劫导致无法施展;也有些文过饰非，声称并非怯懦，而是有些情况不便写成文字，必须向皇上亲口奏报。可说啥也没有用了。领衔审案的大臣多是保举他重出江湖者，此时拟罪唯恐不重，倒是恭亲王稍微厚道些，说在《大清律》上找不到此类行为的定罪依据，拟了一个“绞监候”，即判处绞刑，暂不执行。会审定罪通常略重，为皇帝显示宽仁留有余地，最后定罪一般会降等。如琦善因出卖香港定为斩监候，奕山、奕经以误国误民判处斩监候，后来都减等并再次起用。不出意外，耆英应也是这个路数。

　　可意外发生了。正当红的户部尚书肃顺闻知，连忙奏上一本，慷慨激昂，说如果办理夷务者都如此“畏葸潜奔”，成何体统，要求将之即行正法。耆英的子女见势不好，四处托人营救，甚至几次找到俄罗斯馆的巴拉第，哭泣求告，可皇上之意已决，谁能救得？又谁敢去救？三日后咸丰帝发布长篇谕旨，历数耆英的辜负圣恩和用心巧诈，赐令自尽。

　　由于耆英的宗室身份，监禁他的地方乃宗人府空房。空房，又叫空室，是宗人府专门管理宗室罪犯的机构，也指宗人狱监室。耆英曾因长子违法在此圈禁半年，并不陌生，怕也不会想到这次竟会丢了老命。上谕下达当日，左宗正仁寿与刑部尚书麟魁奉旨前来，令耆英阅读皇上朱谕，加恩赐令自尽。

　　没有人详记耆英的最后一刻。而缪荃孙《艺风堂杂钞》卷三，却记载和珅被赐令自缢时，耆英作为宗人府司员就在现场，事后给别人讲述所见情形。此记载未必靠谱，那一年的耆英仅十三岁，不太可能成为司员，但由此知道，自缢之前是照例要叩谢天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