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吴应箕画像

　　崇祯年间的复社，与万历年间的东林书院，后先辉映，在历史上留下了耀眼的身影。复社成员都是年轻的知识精英，以文章道德气节相标榜，引领时代精神，澄清社会风气，时人誉之为“小东林”。继张溥、张采之后，吴应箕是复社的第三位领袖人物。

　　吴应箕，字次尾，号楼山，池州府贵池县人。面对岌岌可危的时局，他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挚友周镳说他，“每扺掌时政，奋髯垂涕，悲愤交作”。最令人称颂的是，他顶住压力起草《留都防乱公揭》，为惨遭阉党迫害的东林诸君子伸张正义，声讨妄图翻案的阉党分子阮大铖，在明末的南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全国为之震动。复社之所以被称为“小东林”，在吴应箕身上印证得淋漓尽致，他把复社的声望推向新的高潮。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给了他高度评价：“复社领袖也，言谕风旨士争趋之，公卿以下视其臧否以为荣辱。阮大铖在南都，应箕率诸名士噪而逐之。”

一、“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晚明文人结社的风气很盛，人杰地灵的江南尤其如此，先后有常熟的应社、松江的几社、太仓的复社，宗旨都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围绕科举考试，切磋学问;以后发展到关注社会，议论时政，影响超越一时一地。初创于崇祯元年（1628）的复社，原先是众多文社之一，由于“娄东二张”—张溥、张采无比强大的号召力，第二年扩大为众多文社的联合体，正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说：“阅岁，群彦胥来，大会于吴郡，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尽合于复社。”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崇祯二年在吴江县召开的尹山大会。《南疆逸史》 〔清〕温睿临撰上海国光书局排印本 1915 年版

　　之后，崇祯六年的苏州虎丘大会，使复社的声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友，“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盛况空前，人们赞誉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朱希祖《钞本复社姓氏传略跋》认为当时复社成员有三千余人，井上进《复社姓氏校录》统计出复社总人数为三千零四十三人，如此庞大的规模，是以前文社绝无仅有的。

　　这其中有吴应箕的一份功劳。撰写《明通鉴》的历史学家夏燮，在《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中写道：“崇祯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五歲。是年，娄东张天如吉士（张溥）与同里受先大令（张采）始创复社之会，苏松名士杨解元（杨廷枢）、夏考功（夏允彝）、陈黄门（陈子龙）皆附之;大江以上则先生（吴应箕）及刘伯宗（刘城）预焉。一时有小东林之称。”

　　夏燮的主要依据有两条。其一是刘城《贵池吴应箕传》所说：“当崇祯初元，三吴中创为复社，才十余人耳，不佞（刘城）与次尾（吴应箕）实共之。十余人者尚名谊，摈逆节同，而次尾好讥呵特甚。”其二是冒襄（辟疆）追记吴应箕的文字：“（复社）大江以上为吴楼山（吴应箕）、刘伯宗（刘城），大江以下为杨维斗（杨廷枢）、张天如（张溥）。然则此十余人皆执牛耳，主坛坫，为东林之中兴。先生（吴应箕）其一也。先生是时未至吴中，而声气之通若合符节。迨庚午（崇祯三年）金陵大会，复社之名遂闻于朝野。”

　　吴应箕是复社“执牛耳”者之一，他有诗称颂“主坛坫”的社友：

　　同时太仓张太史，下笔顷刻布连卷。

　　华亭陈子工作赋，宣城沈生书翩翩。

　　吾邑公干有逸气，吴门杨雄独草玄。

　　吾曹兄弟尚六七，眼前穷达相后先。

　　（自注：太仓张公溥，华亭陈公子龙，宣城沈公寿民，吴门杨公廷枢，吾邑公干刘徴君城也。）

　　崇祯三年金陵乡试时，吴应箕与同乡刘城率领复社成员成立“国门广业之社”，参加金陵乡试的生员（秀才）逢此大比之年，在南京国子监的广业堂中，论文考艺。吴应箕《国门广业序》写道：

　　南京故都会也，每年秋试，则十四郡科举士及诸藩省隶国学者咸在焉。衣冠阗骈，震耀衢街……自崇祯庚午秋，吾党士始会十百人焉为雅集。

　　崇祯三年金陵大会之后复社名闻朝野，与“国门广业之社”的助推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才有崇祯六年虎丘大会数千人的盛况。

　　正当复社声誉蒸蒸日上之时，内阁首辅温体仁企图把复社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指使其弟温育仁在虎丘大会时申请加入复社，遭到张溥严词拒绝。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事关系，深层的原因是政见分歧。

　　在此之前，崇祯四年会试，内阁首辅周延儒担任主考官，复社的张溥、吴伟业被录取为进士，成为周延儒的“门生”。崇祯六年温体仁把周延儒赶下台，升任内阁首辅，为了把周延儒的“门生”拉到自己麾下，指使他的弟弟温育仁加入复社，遭到拒绝。恼羞成怒的温育仁依仗兄长的权势，雇人编写《绿牡丹传奇》，讽刺挖苦复社，继而炮制谣言，污蔑复社。甚而至于捏造一篇声讨复社十大罪状的檄文，罪名十分吓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等，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诬陷不实之词。

　　温体仁执政以后，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打击东林君子不遗余力，钱谦益、钱龙锡、文震孟、郑鄤都是被他整肃的。在他心目中，复社是东林的延续，必欲除之而后快。崇祯十年，温体仁与蔡弈琛密谋策划，指示陆文声、周之夔攻击复社“把持武断”，干预政府事务，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件。

　　案件细节颇堪回味。太仓望族王时敏是前内阁首辅王锡爵的后人，与温体仁有两世通家之谊，由于张溥倡立复社之后，门墙炽盛，许多望族子弟多贽居门下，王时敏因此蓄怨于复社，对陆文声说：“相君（温体仁）仇复社，参之正当其机。但相君严重，不轻见人，而主局为德清（蔡弈琛）为政，宜就商之。”陆文声起草了一份奏疏，编造张采“结交上官，把持武断”等事，交给了蔡弈琛。温体仁看了蔡弈琛送来的疏稿，回应道：“谁为张采？不过三家村兔园学究耳，乌足渎圣听。今朝廷所急者张溥耳，能并弹治溥，当授官如（陈）启新也。”陆文声获悉此意后，修改疏稿，集中火力攻击张溥“结党恣行”。

　　皇帝看了奏疏后，命令苏松提学御史倪元珙查究。倪元珙请求苏松道冯元飏调查此案。冯元飏秉公办理，结论是：“复社多高材生，相就考德问业，不应以此定罪。”倪元珙据此报告皇帝：“结社会友，乃士子相与考德问业耳，此读书本分事，不应以此为罪。”

　　这是一个转折点，社友冒襄非常感谢冯元飏的正直气概：“即复社一案，先生（冯元飏）独不阿权贵，不奉严行，毅然抗疏为士子表正谊明道之功，于世道挽拔山举鼎之力，保全善類，曲庇清流。”吴应箕对此是有同感的。对于秉公办案的倪元珙，后人给予高度评价：“时张太史溥，张仪部采，倡立复社，四方名士络绎奔会。而苏州推官某，以漕兑事与张讦口，遂迎执政（温体仁）意，举以入告，几搆党祸。事下提学御史勘议，公（倪元珙）力护持，辨言：‘诸生引徒众讲习，实非党，无可罪者。且文章为上精心，即国元气，厉治士不便。”

　　但案件并未了结。温体仁下台后，继任内阁首辅张至发、薛国观传承温体仁衣钵，紧追不舍，复社岌岌可危。在家养病的张采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崇祯元年进士及第，次年出任江西临川县知县的张采，告病归家十余年。在复社危急之际，写了《具陈复社本末疏》，强调复社是为了科举应试而倡立的文社，遵循“楷模文体，习翼经传”的原则，没有一丝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他义正词严地指出，陆文声、周之夔之流“罗织虚无”，“事必诬搆”，愿意和他们在公堂对质，辩明是非曲直。

　　御史金毓峒、给事中姜埰等官员据理力争，还复社清白。皇帝终于明白真相，下达圣旨：“书生结社，不过倡率文教，无他罪，置勿问。”继而又明确指示：“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这位皇帝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但关于复社的表态令人敬佩，敢于直言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了不起！

二、触及时事的史论与策论

　　吴应箕二十五岁参加金陵乡试，到四十六岁第八次参加金陵乡试，都没有中举，始终是一名生员（秀才）。这令这位意气横厉的才子颇为郁闷，《题贡院壁》诗流露了此种心情：

　　自我低眉入，蹉跎二十年。

　　临文嗟战蚁，仰屋想飞鸢。

　　意气何堪此，功名况未然。

　　徒怜军抱足，起视月初圆。《牧马图》 〔明〕吴应箕绘

　　是他没有学问吗？是他不通世务吗？非也。由《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可知，天启年间的三次落第，明显是政治因素。阉党头面人物把持科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论策触珰忌”—考卷所写策论触犯阉党的忌讳;另一种是“阉党钻营，试差关节，贿赂公行”，最明显的例子是阉党头面人物崔呈秀之子在顺天乡试中举，周应秋之子在金陵乡试中举，当时称为“秽榜”。吴应箕“以不第为幸”。至于崇祯三年、六年、九年三次不第，原因在于科场舞弊，考生买通关节—开后门通路子，没有买通关节的考卷，考官根本不批阅，遑论录取！吴应箕《留都录》写道：“南都贿赂公行，司房多取夹袋之关节充数，余皆弃不阅。即予一人甲子、癸酉、丙子三科之卷，皆未动一笔。”至于崇祯十二年的落第，他认为原因在于“主考张维机、杨觐光张眊不省事，所出论策题浅俚不成文”。《楼山堂集》 〔明〕吴应箕撰 清粤雅堂丛书本

　　久困场屋之后，吴应箕有闭门著书之志，之后眼见时事日艰，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有关时务的策论。挚友陈子龙说他“博极群书，通世务，善古文，独慷慨负大略”。门人刘廷銮说他“于制艺外，发愤为古文，上陈王霸大略，下该近今之务”。

　　他的《楼山堂集》卷一至卷六，是历年所写的史论，点评先秦到唐宋的著名历史人物近五十名，夹叙夹议，透过历史评论，阐述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先哲有言，史论即政论，对吴应箕的史论亦应作如是观。

　　更加直接论述现实政治的看法，莫过于他的当代史著作。写于崇祯二年的《两朝剥复录》，是对这年三月公布的“钦定逆案”的呼应。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以后，顺应舆论的呼声，开展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运动，崇祯二年三月十九日公布阉党逆案名单，阉党骨干分子按照罪行分为首逆、首逆同谋、交结近侍、交结近侍次等、逆孽军犯、交结近侍又次等、谄附拥戴，分别惩处两百多人。皇帝要求无一漏网，除恶务尽。但是要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谈何容易！魏忠贤遍置死党，盘根错节，参与清查逆案的官僚，本身就与阉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阻力重重。李逊之《崇祯朝记事》说，主持此事的内阁首辅韩爌“持正有余，刚断不足”，具体操作者吏部尚书王永光曾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由他清查逆案，显然有“私庇同党”的嫌疑。吴应箕的《两朝剥复录》揭示天启年间的阉党专政到崇祯初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历史。夏燮《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崇祯二年条写道：“三月，钦定逆案示天下。先生（吴应箕）著《两朝剥复录》叙至南北二京察止。盖二察即逆案之张本也。按：二察皆以除逆案为主。”

　　写成于崇祯十二年的当代史著作《东林本末》，显然是针对温体仁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以及张至发、薛国观推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有感而发的。他态度鲜明地指出：“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又说：“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小人用“朋党”的帽子打压君子，万历时已经形成风气，到了天启时登峰造极，炮制黑名单《天鉴录》《东林点将录》和《东林党人榜》，请求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反对阉党的正人君子。因此之故，吴应箕说：“近时所角者皆朝臣，角之不胜，至借宦竖（太监）以扑之”;“然则不有东林，其可谓世有士人哉？”所以他要为东林书院正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人品理学遂上千百年未有之盛”。

　　到了魏忠贤专擅朝政的时候，“东林”二字成了阉党迫害正人君子的一项罪名，“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就是典型的冤案。为了给他们平反昭雪，吴应箕在崇祯十三年写了《熹朝忠节死臣列传》。他在引言中说：“初魏忠贤乱政，首撄祸杖死者万燝也后因汪文言狱，逮死者六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后又因李实诬奏，逮死者七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兵先逮周宗建、缪昌期也。以吏部尚书遣戍遇赦，为逆珰所抑，卒死于戍所者赵南星;以争梃击首功，为逆珰论劾逮死狱中者王之寀，各有传，共十六人”;“诸臣死十有余年矣，余恐后此听闻之言或失其实，则死者有知，谓当世何？”

　　为东林正名，也就是为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正名，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吴应箕针对当前朝政的弊端而写的一系列策论，旨在为朝廷出谋划策，较之史论更加直接而尖锐地触及时事。刘城《贵池吴应箕传》说：“又见国事日棘，中外大小臣碌碌取充位，无一能办者，既摩切历诋之，遂好奇计画策。”

　　《楼山堂集》收录了“拟进策”十篇，序言中说明：“崇祯丙子（九年），臣从邸报见天下更民言事者甚众，上皆报闻，至有骤荷进用者。臣窃览其章于天下大计俱有未当也，私以为言者皆负上，又以为天下事非一疏能尽，于是退而拟策十首。”他的策论不同凡响，正如门人刘廷銮所说，“他人揣摩十数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处得之;他人嗫嚅踌躇首鼠而不敢尽者，或乃冲口出之，虽触忌讳、犯势家，而不辞也”。

　　他的拟进策十条，第一条是最要紧的“持大体”，以张居正的过于操切来反衬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宽大，看起来似乎是“倦勤”，其实是“得体”，知道持大体，所以几十年海内晏如。然后话锋一转，一面表扬当朝皇帝远超励精图治的汉宣帝，一面批评他治国颇为失体。九年来大权独揽，过于操切，反而导致欺罔奸佞丛生，何以故？请看他的分析：

　　然臣固有虑焉，事无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无是非俱得达陛，使天下皆裹足不至者，奸佞之丛;大臣无所执持，小臣相为朋比者，衰乱之徴也。是故欲惩贪而贪以风之，欲革弊而愈以启之，何也？失体也。

　　他批评皇帝不善于“别邪正”，结果使得君子日趋孤立：“而其病由于人主不分邪正，复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杂进，于是君子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为小人。”如果能使“力攻朋党”的阴险小人无以售其奸，国家之治理可以计日而待。

　　此外，诸如谨信任、审言术、励廉耻、重变更、储边才、罢无用、养民财、塞贪源，都有的放矢，针砭时弊，指明改进的方策。

　　比吴应箕年轻二十四岁的侯方域，为《楼山堂集》写序，特别推崇他对于时势的忧危之言：“当神宗时天下无事，而《楼山集》多忧危之言，何其早见也。迨其后，天狼墉鼠，祸机将发，大臣将相又皆畏罪持禄，不为补救，甚且不惜以身为饵。余则尝见吴子张目奋袂而言之，祸福利害一不少动，盖其素志之定也。”确实，吴应箕本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很自负的，曾说：“文章自韩欧苏没后，几失其传，吾之文足以起而续之。”侯方域是认同的，联系到他以身殉国的结局，感慨系之：“韩欧苏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随于时，亦尝遭贬谪弹射，固未至断颈绝胫以殉之也，而当世见其片言只字，皆爱重之不衰。设以若韩若欧若苏，而且以大义断颈绝胫而死，则当世之爱而重之，后世之凭而吊之者，又何如也？”侯公子写这段话时，吴公早已碧落黄泉，无须阿谀，当是发自肺腑之论。

三、《留都防乱公揭》始末

　　崇祯元年清查阉党逆案，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向皇帝请求，为惨遭迫害致死的杨涟、魏大中、周顺昌等正人君子平反昭雪。死难诸臣的遗孤纷纷为亡父湔雪冤情，原任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的次子魏学濂的申冤奏疏特别强调，阮大铖、傅应星、傅继教、傅魁之流，务必严惩。他写道：“先臣（魏大中）之嫉奸者既甚，奸人之嫉先臣者亦从此眈眈。而倾危之阮大铖遂兄事忠贤之甥傅应星、傅继教，以固援于内，并率傅魁兄事应星、继教，以植党于外。既夜叩忠贤于涿州，进百官图，旁签王振、刘瑾故事，导之杀人，以肆毒于外。”揭发阮大铖乘魏忠贤前往涿州进香的机会，卖身投靠，进献类似于《东林点将录》的《百官图》，要魏忠贤仿照王振、刘瑾的榜样，杀戮异己分子。倘若说阮大铖之流是谋害杨涟、魏大中诸君子的帮凶，并不为过。然而崇祯二年颁布的钦定逆案名單，阮大铖仅仅以“交结近侍又次等”，定罪为“颂美赞导”，从轻发落，判处削籍而已。到了温体仁当权之时，为阉党翻案的妖风甚嚣尘上，阮大铖蠢蠢欲动，妄图东山再起，成为众矢之的。《读书止观录》〔明〕吴应箕著黄山书社 1985 年版

　　乘崇祯九年金陵乡试之机，吴应箕在南京举行“国门广业之社”的第三次大会，与会的有冒襄（辟疆）、陈贞慧（定生）、顾杲（子方）等人。会后，冒襄在秦淮河桃叶渡寓所，招待天启死难烈士魏大中、左光斗、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黄尊素、李应昇遗孤十三人。魏学濂向社友出示血书与疏稿，血书中提及，魏大中之死与阮大铖有关，与会众人义愤填膺，齐声痛骂阮大铖。冒襄回忆道：“丙子（崇祯九年）子一（学濂）以荫入南雍（南京国子监），怀宁（阮大铖）欲甘心焉。予大开桃叶渡寓馆，挟子一（学濂），大会死事同难诸孤儿……共十三人。陈（定生）则梁长歌，末句有‘独恨杨家少一人，以应山（杨涟）公子不至为恨。观者如堵，子一（学濂）出血书、疏稿及孝经，共展书画淋漓。齐声痛骂怀宁（阮大铖），意阻，楼山（吴应箕）大快。”

　　夏燮在吴应箕年谱中提及此事：“值大铖方居金陵，欲以新声高会，招徕天下，为夤缘起用地。复社诸君子适睹此疏，公愤填膺，于是始起留都防乱之议。”说得很正确。吴应箕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是在崇祯十一年，留都防乱之议早在崇祯九年的桃叶渡大会已经酝酿了。

　　崇祯十一年六月，吴应箕东游无锡，住在顾杲家中两月。其间，在顾杲陪同下瞻仰被阉党捣毁的东林书院废墟，感慨系之，吟诗道：

　　同展道南祠，而伤东林址。

　　东林何负国，草色已及纪。

　　不见崔魏时，金碧连云起。

　　巍巍九千岁，蓬蔂安所倚。

　　万古此东林，子无忘所始。

　　七月，陈贞慧（定生）也从宜兴来到顾杲家中，吴、顾、陈三人一起商议防乱公揭之事，吴应箕当即提笔起草《留都防乱公揭》。

　　崇祯十二年，又逢金陵乡试，吴应箕召集复社成员，正式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在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头的是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遭阉党迫害致死的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阉党逆案的老底—“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钦定逆案公以后，图谋翻案，“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复社诸君子誓与阮大铖不共戴天，公开声明：

　　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同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锧，轻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臣之必不容于圣世哉！

　　真是大快人心事。夏燮如此描述当时的盛况：“夏五月，（吴应箕）至金陵，始与归德侯公子方域定交。时四举国门广业之社，凡揭中一百四十余人大半入会中，周仲驭以至焉。于是留都防乱之揭传播南中。大铖与求解于侯公子不得，遂与社中人为水火之仇。”又说：“揭中之执牛耳者，布衣则推先生（吴应箕），荐绅则推仲驭（周镳），贵胄则推定生（陈贞慧），而东林之后推子方（顾杲），忠臣之后推南雷（黄宗羲），日置酒高会，辄集矢怀宁（阮大铖），嬉笑怒骂以为常。”

　　《留都防乱公揭》刊刻成“大字报”形式的传单，公之于世，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此举并非一帆风顺，有人反对，有人不以为然，签名的人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吴应箕在给朋友的信中议论道：“当刻揭时，即有难之者二，谓揭行则祸至。此无识之言，不足辩矣。又谓如彼者何足揭，我辈小题大做，此似乎有见，而亦非也。”他深刻分析批判阮大铖之流的必要性：“夫法加于人，有时而尽，邪根中于人心，逆气流为风俗，天下之患可胜道哉？使我辈不言，则将来变为从逆世界，必有以钦定者为非，而恨魏忠贤之不复出也。足下以为此可已乎，不可已乎？”在大是大非面前，复社诸君子义无反顾。人们津津乐道的明末四公子明辨是非，投身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他们是：吏部左侍郎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定生），湖广宝庆副使冒起宗之子冒襄（辟疆），湖广巡抚方孔炤之子方以智（密之），户部尚书侯恂之子侯方域（朝宗）。

　　阮大铖慑于清议的威力，不得已躲进南门外牛首山，暂避锋芒，派遣心腹四处收购《留都防乱公揭》文本，孰料越收越多，传布越广。彷徨无计之时，想到了刚刚来到南京的侯方域。阮大铖与侯恂有年谊，算是侯公子的父执辈，试图利用这一层人脉来缓和与复社的关系，派亲信王将军代他出面示好，用重金撮合侯公子与秦淮美女李香君的好事。李香君大义凛然，敦促侯公子抵制阮大铖的图谋。侯方域为李香君的气节所感动，拒绝了阮大铖的收买，写了一篇《李姬传》，收在《壮悔堂集》中，追记此事：

　　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美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壮悔堂集》（全三册）〔明〕侯方域撰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姬曰：“王将军贫，非能结客者，公子曷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言。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陈贞慧），其人有高谊;闻吴君（应箕）尤铮铮，今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因怏怏辞去，不复通。

　　夏燮《忠节次尾先生年谱》说，王将军代阮大铖做说客一事，成为孔尚任《桃花扇》“却奁”一折的蓝本，所不同的是做了文学性虚构—王将军变成了杨文骢。他认为可以理解：“传奇之体，装点排场，巧配脚色，义亦无嫌”。

　　由“却奁”中的一段对白和唱词，可以看到侯方域的犹豫和李香君的坚贞。请看《桃花扇》的原文：

　　杨文骢：“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阮大铖）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辩。每日向天大哭，说道：‘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所以今日谆谆纳交。”

　　侯方域：“原来如此，俺看圆海（阮大铖）情词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

　　杨文骢：“果然如此，吾党之幸也。”

　　李香君怒道：“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随即唱道：“不思想，把话儿轻易讲。要与他消释灾殃，要与他消释灾殃，也提防旁人短长。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侯方域唱道：“平康巷，她能将名节讲;偏是咱学校朝堂，偏是咱学校朝堂，混贤奸不问青黄。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只为这点义气，我若依附奸邪，那时群起来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

　　说“却奁”以史事为蓝本，并不错，错的是时间弄颠倒了。这一点，夏燮已经指出：“惟以侯生纳李姬，大铖办装，系之癸未（崇祯十六年）三月，则不然也。”各种史料表明，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二年，绝不可能发生在崇祯十六年。

　　《桃花扇》中“偵戏”一折，也有蓝本，巧的是，时间也弄错了—系之癸未三月，应该是崇祯十五年七月。汪有典《吴副榜传》根据冒襄的回忆，写道：“壬午（崇祯十五年），予（冒襄）又同楼山（吴应箕）、子一（顾杲）、李子建（嘉兴），看怀宁（阮大铖）《燕子笺》于鱼仲（刘履丁）河房。（楼山）大骂怀宁竟夜，多侧目楼山者。惟予知楼山五岳在胸，触目骇心，事与境忤，潦倒拂逆，奋袖激昂，或戟髯大噱，卧邻女旁，挝鼓骂坐，皆三年后死事张本也。”夏燮所写年谱，提及此事，考证道：“按：此见冒序，即《桃花扇》‘侦戏一剧之所本，其误与‘却奁同。”但是夏燮没有注意到，“侦戏”一折中，看戏的只提到宜兴陈定生、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遗漏了大骂阮大铖的主角吴应箕。不过，剧本中骂阮大铖的话倒有点像吴应箕的口气：

　　“为何投崔魏，自摧残。”

　　“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也不过仗人势，狗一般。”

四、“半世文章百世人”

　　崇祯十五年八月，吴应箕第九次参加金陵乡试，这次没有落空，中了副榜。所谓副榜，是科举考试的附加榜示，又称为备榜，并不授予举人身份，不能与举人同赴京城参加会试;如果下次乡试中举，方可参加会试。据说，此次副榜有一百余人，似乎是考官大发慈悲，给屡次落第的士子们一点安慰。这对于才高八斗，自诩韩愈、欧阳修、苏轼再世的吴应箕而言，简直是另一种形式的羞辱，即使退一步想，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人们对他的称呼，从吴秀才一变而为吴副榜，仅此而已。

　　然而报国之心并没有丝毫减退。

　　崇祯十七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建立，福王朱由崧登上帝位，实权掌握在马士英手中，阮大铖报仇的机会来了。

　　却说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出，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得力于复社名士张溥、吴昌时的助推，又得到冯铨、侯恂和阮大铖的资金赞助，多方打点。事成之后，阮大铖向周延儒讨官，周延儒回应道，你的名声不佳，碍难照办，不妨推荐你的代理人如何。阮大铖举荐自己的门生马士英，马随即出任兵部右侍郎、凤阳总督。计六奇对马士英的评语是“手长智短，耳软眼瞎”，这八个字可谓入木三分，此人大权在握，丝毫没有忧患意识，成天考虑党同伐异，结党营私，为了报答房师阮大铖的举荐之恩，起用他出任兵部右侍郎。

　　一旦权在手，阮大铖便谋划打击报复复社诸君子，编造《蝗蝻录》，将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一百四十多人，全部编入黑名单，仿照当年的《东林点将录》《天鉴录》，如法炮制。周镳、陈贞慧、黄宗羲被捕入狱，吴应箕得到消息，逃亡避难。他在《党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蝗蝻录》政治报复的实质：

　　天启间有所谓《东林点将录》及《天鉴录》，皆逆党藉朝臣之公忠清执者，号为党人，以肆其一网之术者也……于是前遗党未尽者则益恐，又作《蝗蝻录》一书……予闻其所籍姓名大要，谓“蝗”者多前二录之遗老，及今缙绅素有称之人;而“蝻”则皆未通籍之名流，以其为物害多而种繁，是即向者一网之故智，而但欲下锢草野，则意尤恶矣。

　　陈贞慧《山阳录》描绘阮大铖杀气腾腾的架势：“将尽杀天下，酬所不快，下周镳、雷演祚于狱发起端。时语所亲曰：‘吾五六年来，三尺童子见我姓名，辄詈而唾者非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切齿者十人列于上，曰：此拥戴潞藩以图不逞者。又造为十八罗汉、七十二金刚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绍徽《点将录》故事，一网杀之。”第一个被处死的是周镳，正当阮大铖准备大开杀戒时，迫于内外交困的马士英立即叫停，释放了被捕入狱者。

　　由于吴应箕起草《留都防乱公揭》，阮大铖恨之入骨，故意放出风声，如果向他道歉致谢，可以不再追究。吴应箕岂肯向阮胡子屈膝，对侯方域说：“今有欲吾谢大铖，可转祸为福者，岂不为范滂所笑哉！”真是掷地有聲，铮铮铁汉！范滂是东汉清流名士，不畏强暴，伸张正义，遭受“党锢之祸”;出狱还乡，南阳士大夫自发出城迎接，车辆达几千辆之多，显然把他看作衣锦荣归的英雄。吴应箕以范滂为榜样，绝不玷污清流名士的英名。

　　朝廷要迫害他，当朝廷处境危险时，他却不计前嫌，挺身而出。

　　崇祯皇帝朱由检死后，他的太子下落，成为明朝遗老遗少关注的焦点，关系到明朝国祚的延续。朱由崧和马士英出于自身权益考虑，讳莫如深。弘光元年（1645）三月，太子抵达南京，朱由崧和马士英极力扬言太子是假冒的。此举引起南明封疆大吏的强烈反弹，左良玉以此为借口，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从武昌发兵东下，声称“本藩奉太子密诏率师救援”，声讨马士英八大罪状。马士英一意孤行，把左良玉当作头号敌人，集中全部兵力去对付左良玉，竟然在朝堂之上大喊：“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

　　在此紧要关头，吴应箕写信给长江沿线四省总督袁继咸，希望他以朝廷大局为重，在九江阻挡左良玉：“今因左兵东下，南中一日数惊，而又实无一备，公卿虽多，事权不一，且大度者实少。”希望他从社稷起见，本着春秋出疆之义，力挽狂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江北的清军如入无人之境，逼近南京。五月初七日，朱由崧在清议堂召开御前会议，南京政府的掌权者马士英、王铎、蔡弈琛、钱谦益等十六人，竟然主张投降，美其名曰“纳款于清”“降志辱身”。南明小朝廷的都城竟然如此这般不设防不抵抗，等待清军来接收。朱由崧、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率先逃跑，五月十五日，清朝豫王多铎率领清军进入南京，弘光小朝廷分崩离析。

　　国破山河在，各地义勇奋起抗击清军。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金声在徽州绩溪起兵抗清，吴应箕在池州发兵响应。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担任官职—南明唐王政权授予的池州府推官监纪军事，在家乡招集义勇攻打池州府城，后又攻打建德县、东流县。

　　金声兵败被杀，形势岌岌可危。十月间，吴应箕写信给家族父老：“夫尽忠而妻死节，夫何憾乎？但恐乡里不安耳。死者为我收敛，生者烦为我安顿，我此身已置之度外矣。”这年深冬，他在泥湾山中兵败被俘，死于贵池县之石灰冲，时年五十二岁。

　　他的绝命词已经散佚，只留下一句：“半世文章百世人”。

　　这一年，他的长子孟坚十一岁，次子穉圭十岁。多年以后，孟坚带领儿子整理编校《楼山堂集》和《楼山堂遗文》，使得吴应箕的声音流传于世。

　　改朝换代之后，吴应箕的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侯方域的祭文写道：“呜呼，次尾死矣，余早决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时时见吾次尾之面冷而苍，髯怒以张，言如风发，气夺电光，坐于我上，立于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