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

　　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无论是对艺术本身的研究，还是对历史的研究，迄今为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新的研究如何有突破，如何更有深度和广度，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也一直是挥之难去的困扰。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从摆在案头的这部《市场·网络·媒体与中国传统戏剧研究》，我们看到了突破。突破在哪里？翻阅本书，给人以强烈的感觉，就是俗话所说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超越习惯的研究模式，摆脱既定的研究窠臼，本书便获得了“听唱新翻杨柳枝”的效果。

　　不再纠结于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本身的产生和流变，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书将中国传统戏剧置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将传统戏剧之毛紧紧附着在社会这张皮上，于是研究便有了深度和广度，形成了一览众山小的飞跃。

　　演剧需要场地，这是毋庸赘言的事实。不过，把研究视角从物理学意义上固化的“场”，延伸到无形而并非虚拟的市场之“场”，就体现了著者之别具只眼。生发于各个具体地域的小剧种，又如何演变为跨地域的大剧种，沿着这样的思路，著者又导入了网络的概念。戏剧本身是文化的一种具现形式，在现代社会发达的资讯出现之前，它作为一种媒体，透过艺术的形式，将精英乃至凡庶的理念传达给民众，在传统社会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于是，市场、网络、媒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便成为基点，架构起著者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市場·网络·媒体与中国传统戏剧研究》芦? 玲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从目录便可以窥见，这部论著是以广角镜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戏剧与社会的密切关联。第一部分“市场与剧场：清代的社会与京剧的形成”，讲到了交通与物流网络的交汇，笔触甚至还涉及盐商与扬州的文化消费和戏剧演出，为我们展示了地方戏剧进入城市的过程。并且由上及下，不仅讲到宫廷观剧的戏剧活动和乾隆下江南与地方戏剧整合的契机，还讲到北京的各地会馆与地域文化，具体到“徽班”进京与地方戏曲的融合。

　　本书尽管以京剧与社会作为主线，但并没有忽视对其他地域戏剧的考察。著者捻出的是广东地方戏剧演出的个案。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展开。在这一部分，著者具体考察了戏剧演出广告以及中介机构与戏剧演出市场，还论述了清代政府的戏曲管理政策、戏剧的社会功能，并指出了娱乐机构被操控的现象。把戏剧与社会结合得如此紧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所鲜见的。作为广义的社会文化史的个案研究，不仅在内容上充实可读，在方法论上也颇具启示意义，展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在史料运用上，除了常见的史料之外，著者还采择了不少收藏于海外的稀见史料，比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广东戏班文书等。

　　著者何以会想到从这样的视角来进行中国传统戏剧研究？我想这与著者芦玲的学术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长期留学日本，先后获得东京学艺大学音乐教育学硕士和东北大学信息科学博士，还曾到美国波士顿学院访学。跨学科的学术训练，培养了著者的越界意识和广阔的视野。而长期的留学和访学经历又让著者饱熏海外风。以他山之石，攻传统之玉，便成为著者的研究特色与擅长。

　　日本的田仲一成较早运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从事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重视祭祀与戏剧的关联。这样的研究视点与研究方法启发了著者。在此基础上，著者将研究对象中国传统戏剧置放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剧烈变动的社会背景之下，考察以京剧为主的中国传统戏剧从形式到内容的生成与演变。这样的研究对于清晰考察中国传统戏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挖掘艺术形式创造中的信息发生和传播变动机制，理解文化艺术生成与社会变迁的关联，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理解人类艺术活动及其相关条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近年来一直倡导有别于唐宋变革论的宋元变革论，在研究过程中导入了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宏区划分理论范式。阅读本书，发现著者也同样接受了施坚雅的理论启发。在施坚雅以“原基市场”理论制作的显示最小市镇与周边乡村关系图的基础上，著者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以最小市镇为小交叉点，以普通城市为大交叉点，将庞大的政治与经济都市作为各大交叉点的交汇点，以此来显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网络结构形态。在这样的理论范式下，处理中国传统戏剧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的研究方式主导下的考察操作，注定会超越不少既有的线性研究。这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起跳。

　　笔者研究宋元变革论，也从文化下移的视点关注到传统戏剧的演生和变迁。从南宋江南南戏的产生，到入元后北戏的南下，直接影响了明代的戏剧。而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印刷业的普及，又成为市民文化兴盛的促因。文化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王朝鼎革也不会带来本质改变的冲击，社会转型稳定而缓慢地潜行。著者所展示的中国传统戏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无疑是显现社会转型的一端。这也是笔者关注本书的理由所在。

　　以传统戏剧为研究载体，说到底，著者从事的还是一种历史研究。对于历史研究，无论领域和内容如何，我觉得都应当纳入思想的射程。历史，不仅如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如克林伍德所云“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传统戏剧本身是物化了的精神形态，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一切文化折射的都是一定的思想意识。长期上演的传统戏剧剧目，不仅给人带来艺术的愉悦享受，还在无形中把剧目浸透的思想意识传达给观众。这种思想意识的内涵，既有正统的部分，也有非正统的部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又有着超越时代的生命力。我以为，对这种文化现象的考察，也是戏剧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