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德岁

　　霍普·洁伦（Hope Jahren）的《实验室女孩》曾是荣获二0一六年度多项图书奖的畅销书;一般而言，我对畅销书持有“敬而远之”的偏见。直到我在《卫报》的书评中读到书评人把它与海伦·麦克唐纳（Helen MacDonald）的《海伦的苍鹰》（H is for hawk）相提并论，才引起我的充分注意。诚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读过且十分喜欢《海伦的苍鹰》，我还向出版该书的人民邮电出版社推荐了译者刘健先生。当我看到《实验室女孩》的作者是生物地质学家并且是成长于明尼苏达州的挪威裔美国人时，我转而对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个中原因至少有二：一、作者是我的大同行，而且我的博士学位导师也是挪威裔明尼苏达人;二、由于漫长且寒冷的冬天，明尼苏达人普遍爱读书，而且我所喜欢的好几位当代美国作家都来自明尼苏达州，比如菲茨杰拉德、辛克莱·刘易斯、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比尔·霍尔姆（Bill Holm）等。美国文艺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作家，无论其目前有名或无名，都不可小觑。《实验室女孩》的作者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她本人也毫不掩饰地在个人网页的域名上写着，“霍普洁伦确实能写”（hopejahrensurecanwrite.com）。

　　和《海伦的苍鹰》一样，《实验室女孩》也是少见的、别具一格的文学自传。尽管前一本书的作者是剑桥大学的历史学者，而霍普·洁伦是自然科学家，但两人的写作风格颇为相似。她们都把自传部分与其专业研究内容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运用两条线交叉叙述，并使两部分内容达到了有效的平衡，收到了交相辉映的奇妙效果。

　　霍普·洁伦从她的童年回忆起，记述她父亲的实验室如何在她的内心播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她父亲是当地社区大学的物理与地理学讲师，在那里执教四十余年，是当地唯一可以称作“科学家”的人。他晚上带着女儿在实验室里备课，使霍普小小年纪就不仅熟悉了各种实验设备和材料—像玩玩具那样开心，而且了解到实验室的各项规则、程序以及注重细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霍普的母亲有英美文学学位，打小就培养霍普广泛阅读英美文学，尤其是狄更斯、莎士比亚等经典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霍普十分幸运，她从父亲那里熟悉了烧瓶、显微镜等实验仪器，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阅读与写作的灵气，C. P.斯诺先生（C. P. Snow）所说的“两种文化”，在她身上发生了罕见的融通。这一背景对本书的写作也至关重要，读者可以在阅读中发现，她对植物学的科学内容有许多充满诗意的描述，以至于《纽约时报》书评引用了纳博科夫名言来盛赞《实验室女孩》：“作家应该有诗人的精准和科学家的想象力”，霍普·洁伦则二者兼备。这一评价出自一向苛责的《纽约时报》书评，不能不说是对本书异乎寻常的赞美。

　　过去从我导师李力葛瑞文（J. A. Lillegraven）教授口中得知，明尼苏达州的挪威裔移民，大多是在大饥荒年代背井离乡，来到了气候条件与其祖国相近的明尼苏达州，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经受磨难的韧性和积极上进的毅力，都是可歌可泣的。在我看来，这在霍普·洁伦身上，一如在我导师身上，得以完美体现。因此，本书读来令我格外动容：

　　年纪尚幼的我已经有了决断，我决定走上崎岖难行的独木桥—做一个别人眼中“知道得太多”的人。

　　霍普在明尼苏达大学求学时在医院药房打工的经历，读来十分励志。大学毕业后，她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冷门专业的博士，年仅二十六岁就拿到了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位置，她在同辈人中应算是相当成功的了。谈及她的择业动机，除了父亲对她的影响外，她在书中坦言：

　　植物会向光生长，人也一样。我选择科学是因为它供我以需，给了我一个家，说白了，就是一个心安的地方。

　　霍普·洁伦在书中巧妙地运用植物生长的隐喻来记述她自身的成长，因此使两条线皆为丰满且并行不悖。她意识到，自己在学术生涯中，一如自然界的植物，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而斗争：

　　植物的敌人多得数不清。一片绿叶几乎会被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当作食物。吃掉种子和幼苗就相当于吃掉了整棵树。植物逃不开一波接一波的攻击者，躲不开它们永不停歇的威胁。

　　同样，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性青年科学家，霍普·洁伦在美国学术界的打拼，也历尽艰辛。所幸她在读博时就遇上了一位“蓝颜知己”—比尔，此人虽然性情有点儿怪异，却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终生支持和帮助霍普。可以说，没有比尔的帮助，霍普的学术生涯会更加艰辛。

　　《实验室女孩》的第二部分“枝与干”便记述了在科研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作者如何在比尔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室，如何做野外工作，并自驾一周去参加学术会议等有趣经历。作者对个中的艰辛看似轻描淡写，然而霍普与比尔的百折不挠精神却跃然纸上：

　　我非常清楚，如果一件事不经历失败就能成功，那么老早就有人做了，我们也没必要费这力气。然而，到目前为止，我都找不到一份学术杂志，能让我说说科学研究背后的努力和艰辛。

　　这本文学自传显然给她提供了宣泄这种情感的渠道。

　　在佐治亚理工大学的科研经费枯竭之后，她接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职位，并在那里为比尔也谋得了职位—继续做她的实验室主管，她也着实离不开比尔的鼎力相助。这就进入了书的第三部分“花与实”：她结了婚并怀孕生子—就个人生活而言，這确实算是开花结果了。但她的丈夫并不是比尔！比尔始终是她兄弟般的好友。怀孕期间，她被迫停止服用控制躁郁症的药，因而旧病复发，十分难受。雪上加霜的是，她在此间还遭遇了来自系领导的性别歧视;后来她愤然决意离开，和丈夫一起去了夏威夷大学—也是撰写本书的地方。此时人到中年，她的事业也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回首走过的路，她在书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时光也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对我的树的看法……科学告诉我，世间万物都比我们最初设想的复杂，从发现中获得快乐的能力构成了美丽生活的配方。这也让我确信，如果想让曾经有过却不复存在的一切不至于被遗忘，那么把它们仔细记录下来就是唯一有效的抵御手段。

　　……

　　身为一名科学家，我确实仅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力微任重，籍籍无名，但是我比我的外表更加强大，我还是一个庞然大物的一部分。我正和这巨物里的其他人一起，修建着让子子孙孙为之敬畏的工程，而在修建它的日日夜夜，我们都要求助于先人前辈留下的拙朴说明。我是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其中微小鲜活的一部分。我在数不清的夜里独坐到天明，燃烧我思想的蜡烛，强忍心痛，洞见未知的幽冥。如同经年追寻后终悉秘辛的人一样，我渴望把它说于你听。

　　大概这就是作者写《实验室女孩》的初衷吧？作为她的同行，我对书中下面这段话尤其感同身受：

　　科学研究是一份工作，既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差。所以，我们会坚持做下去，迎来一次次日月交替、斗转星移。我能感受到灿烂阳光给予绿色大地的热度，但在内心中，我知道自己不是一棵植物。我更像一只蚂蚁，在天性的驱使下寻找凋落的松针，扛起来穿过整片森林，一趟趟地搬运，一根根地送到巨大的松针堆上。这松针堆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只能想象它的冰山一角。

　　是啊，在浩瀚的未知世界面前，我们都是一只只小小的蚂蚁，努力往前人堆筑的蚁丘上，添加一星半点儿。也正像牛顿所说的那样：未知世界依然犹如一望无际的海洋，令我们常怀卑微谦恭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