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忠

　　说贝多芬的艺术影响力现在已经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所取代，此话听来有些夸张，但马勒交响曲在当今世界的艺术辉煌和超高人气大有赶超贝多芬音乐之势确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作品本身还是从音乐接受的层面来看，这一艺术现象的存在及其人文意涵值得我们思考。一言蔽之，马勒其人其乐的重要意义与当代影响力是一个应该面对的问题。

　　今日的“马勒热”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马勒复兴”（Mahler revival），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股热潮不仅没有降温的迹象，反而呈现出不断高涨的态势。打开积淀丰厚、内容多彩的西方音乐史册，几乎看不到类似情形的发生。我认为，“马勒形象”能够在当代视域中不断被放大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高度关注，显然与马勒音乐的独创性所传递的哲理蕴意及其“现代性”指向密切相关。作为作曲家，马勒一生的音乐创作主要集中在交响曲和管弦乐伴奏的艺术歌曲这两种体裁，他让世人着迷、震撼的正是其风格独特与蕴含深意的交响哲思。

　　当马勒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指挥之余初试交响曲创作之时，这一西方音乐最重要的大型器乐曲形式已经走过了约一百六十年的历程。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到门德尔松、舒曼、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德奥作曲家始终牢牢掌控着音乐王国中这片神圣的领地，交响曲的“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c）品格和纯器乐形式的艺术样态，使得与交响曲打交道的作曲家对之都怀有一种庄严感和敬畏心。马勒同样敬畏于身在其中的德奥交响曲传统，他懂得这一器乐曲形式之历史的伟大和荣耀，亦知其艺术风貌的宏阔和多姿。但是，马勒从没有供奉交响曲于神坛的心态，而是把交响曲看作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世俗化”与“主体性”是他对交响曲本质的个性化理解。因此，马勒要在这个交响世界中纵横驰骋，创造性地尽情表达他对世间沧桑的体悟，对人生意义的探寻。马勒的交响曲就是这个时代之子的精神写照和内心之声。

　　“马勒复兴”与“马勒热”的形成与不断发展的马勒研究（Mahler studies）紧密关联。大半个世纪以来，马勒研究的专题深化和论域扩展成为当代音乐学领域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然而，对音乐学专业之外的广大“马勒迷”来讲，最感兴趣的并非对其“交响—奏鸣”结构处理的深入探讨，也不是对其管弦乐写作色彩布局的详尽分析，而是想多多了解马勒音乐人生中的精彩“故事”，从而进一步理解这位晚期浪漫派音乐大师交响曲作品的艺术蕴涵与表现意义。换言之，马勒其人其乐的内在联系是激发众多“马勒迷”艺术兴趣与偶像认知的关键所在。所以，说“主角”、讲“故事”、有“评论”的音乐家传记显然最能满足爱乐人品讀与体悟大作曲家创作生涯和艺术风采的心理需求。

　　关于马勒的生平研究与传记写作历来是马勒研究的重要方面，成果颇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学者格兰奇（Henry-Louis de La Grange，1924-2017）的多卷本传记，这是迄今为止对马勒生平与创作最为详尽的“档案式关注”。格兰奇的马勒传记堪称西方实证主义传统的音乐家传记写作的典范：他几乎将马勒生平（艺术生涯）按年月的顺序全部呈现出来。由于格兰奇掌握的资料丰富详尽，考证功夫扎实，他向我们描述的马勒一生是丰满的、立体的。如今，格兰奇宏富的马勒传记已成为每一位马勒研究者案头必备读本。格兰奇贡献的这套多卷本马勒传记属于学术性的传记写作，坦率而言，这种以音乐界专业人士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传记文本显然不太适合爱乐大众的阅读。令“马勒迷”高兴的是，二0一0年在马勒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一部很对他们胃口的爱乐专著Why Mahler？问世。此书的中译本《为什么是马勒？》已于二0一八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同样受到中国乐迷的追捧。

　　“为什么是马勒？”这个以提问方式呈现的书名很吊人胃口，更吸引眼球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不得不佩服此书作者的聪明和十足底气，他亮出的这一具有“标题党”特色的醒目书名堪比京剧“角儿”的出场亮相，一登台就得“碰头彩”，光彩照人，气场宏大。能想出这样书名的绝非普通作家，也不可能是静坐书斋只关心纯粹学术的学者，必定是能够在音乐界内外潇洒行走且人气旺盛的码字高手。不错，此书作者正是在当今世界乐坛颇有影响的英国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在中国的爱乐圈，莱布雷希特也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名字，很多乐迷亲切称他为“老莱”。中国乐迷不仅喜欢看他的古典音乐专栏，也被他几部译成中文的专著所吸引，尤其是那本在西方乐坛激起波澜的《谁杀了古典音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更是让人大开眼界，惊叹西方乐坛背后有如此劲爆的内幕。莱布雷希特关于古典音乐那些人和那些事的著述文字好看，论说有趣，特别是文中显露的强烈的批评性介入（常常转化成一种刚强的战斗姿态）成为其音乐言说的鲜明特征。莱布雷希特是一位有个性、敢发声的音乐评论家，当他将这种展示反思精神和人文情怀的音乐审视投入其深爱一生的马勒探究中时，我们就看到了一种角度独特、论域开阔的音乐家艺术人生的个性化评说。

　　莱布雷希特这部马勒论著之所以很受大众欢迎，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始终以非学院派乐评人的姿态和感觉来论说马勒其人其乐，其写作可谓激情投入，汪洋恣肆。通常来讲，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领域传统的传记书写强调作曲家生平史实的严谨考证，注重生平与创作之关联的深入分析，以研究的姿态冷眼观察和客观叙述传主的一生是这类“学术性传记”写作的基本路向。这样的传记文本无疑是历史音乐学研究重要的学术积累，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音乐学术圈内部。然而，这样的“学术性传记”对普通乐迷来讲就显得过于沉重，阅读兴趣自然会大打折扣。非音乐科班出身的莱布雷希特太熟悉像他一样的“马勒迷”的阅读兴趣：他们并不需要学术考证方式的马勒生平“再现”，而是渴望聆听一位同样热爱马勒的“说书人”来叙说马勒一生的“故事”。他们期待的是有“料”、有趣的马勒艺术人生的“爱乐评说”，这样的其人其事的“重构”方能满足他们“马勒崇拜”的好奇心。莱布雷希特正是这样一位能满足“马勒迷”需求的“说书人”，《为什么是马勒？》则是他个人热爱马勒音乐、探寻马勒精神世界和艺术创造力的心路记载。

　　与学术性音乐家传记不同，《为什么是马勒？》的全书构架与论述建立在作者个人“主体介入”的叙事模式基础之上，这是一种叙述者主观渗透、个性色彩强烈的人物解读与“爱乐书写”。莱布雷希特笔下的马勒评说如同民间说书人手中握有的“话本”，追求“故事”的吸引力和通俗易懂的“畅谈”，这种向读者敞开心扉的“马勒寻踪”确实让众多乐迷读来津津有味，颇具新鲜感。

　　马勒的故事之吸引力与那个所谓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年代大有关系。马勒生于一八六0年，与他同时代的著名作曲家有多位，其中有埃尔加（1857）、德彪西（1862）、理查·施特劳斯（1864）和西贝柳斯（1865），他们分别作为“英国音乐复兴”的主要人物、印象主义音乐的创立者、晚期浪漫派音乐大师和芬兰民族乐派的杰出代表，在西方音乐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关键阶段都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的影响力能与马勒相比，因为他们的成就和艺术影响主要是在音乐圈内，而马勒音乐创作中的艺术探索在震撼音乐界内部的同时，其创意迭出的交响话语所展示的诗意哲思已经作为一种“现代性”指向渗透到更为深阔的人文场域。

　　讲到马勒对交响曲体裁品格特性的认知及其创作追求，人们总要提到他与同为交响乐大师的西贝柳斯的“对话”，因为他们对交响曲本质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西贝柳斯崇尚交响曲体裁建构所特有的严密、深层的逻辑关系，马勒则强调交响曲应当“包罗万象”。对马勒而言，交响曲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音乐”，而是一种能够承载人文蕴涵和展示人生意义探寻的特殊艺术载体。必须指出的是，马勒的交响曲创作并没有走整个十九世纪盛行的“标题音乐”（program music）的路子，而是以充满哲思气质和主观性体验的音乐表达来呈现其独特的“交响叙事”。虽然马勒交响曲中的有些部分也有画面感或情境描述，但这类给人“标题性”联想的特殊部分都被有效地整合于诗意哲思的“交响叙事”的艺术逻辑之中，其目的就是用音乐话语表达他对人生意义的不懈探寻。这种探寻贯穿于马勒整个的创作生涯，他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是他对人生终极意义探究的一次新的努力，正是这样的作曲实践和创作追求使得马勒的音乐人生显现出非同一般的艺术精彩。

　　“马勒的故事必须以二十一世纪的观点来叙述，这也是这本书出版的目的。”莱布雷希特这一坚定的写作诉求使得他的马勒评说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和个人的书写立场。在这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马勒探究之旅”的乐评人看来，马勒绝不是已作古的巨石标本，而是一位可以用当代眼光来审视的我们的“同代人”—在当今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骚动世界里，马勒“是一位能与音乐家及听众感受互动的创作者”。

　　马勒的一生都在矛盾中度过，旁人看来他事业辉煌，先是享誉全欧，后又名扬美国，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痛楚：“我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被当作一个波西米亚人，在德国被当作一个奥地利人，而在全世界又被当作一个犹太人。对任何地方来说我都是一个闯入者，从来不受欢迎。”这种失去精神家园的苦恼、愤懑既导致了他永远的乡愁，又激发了他孤傲之中的不断奋进。研究马勒的生平与创作，他的犹太血统及其文化背景总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同为犹太人的莱布雷希特显然对这一话题极感兴趣，做足了“功课”后强势发力—他对马勒整个艺术人生的叙述与解读都建立在对其犹太文化背景及其影响的考察之上。莱布雷希特指出：马勒成长过程中，作为犹太人“母语”的意第绪语对他的思维方式、人格构建与创作呈现都有着深刻影响。这种语言混杂了德语、希伯来语、阿拉姆语（Aramaic）以及语法完全独立的斯拉夫语词汇，它常作为“密语”被用来在犹太人之间进行交流，尤其是内含双重否定的用法在彬彬有礼的言说中暗藏玄机，语义暧昧与指向双重的表述蕴含着外族人难以理解的真正意思。莱布雷希特认为，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母语言说及其文化内蕴导致了马勒创作思维与交响话语中最为典型的反讽品性。

　　反讽（irony）本是一种修辞，即字面与语词内在的真实表意形成对立，其用意是以显性指称表达隐性指向，这种修辞手段通常深藏机锋，暗显力道。马勒的创作思维中确实有着强烈的反讽意识，当他将这种联通内心真实情感的创作意识化作具体的交响语言时，我们就听到了别具一格的音乐话语，其耐人寻味的艺术涵义等待着接受者的解读。例如，《D大调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的音乐构建就呈现出多重的反讽意味：戏仿性质的葬礼进行曲，乐章中段表现爱之欢乐、爱之悲伤的矛盾，“死亡音乐”与“爱情之歌”之间的强烈反差。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马勒反讽意识带来的音乐思维特性，这种强调“混杂”、有意突出矛盾化形象并置的音乐展示都出自作曲家的心灵感知和艺术表达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对马勒音乐情有独钟的大指挥家伯恩斯坦的一段话可谓一语中的：“不论你在马勒的音乐中听出哪一种质感，嗅到哪一种意义并试图去定义的时候，请记住它们的对立面同样成立、同时存在。”作为一种音乐创作的“原动力”，反讽的意识与呈现矛盾的表现诉求不仅清晰地勾勒出馬勒交响曲写作的个性风貌，而且在深层次上表明了渗透创作者思维、人格、禀性之“基因”的人文寓意。

　　马勒音乐中的反讽品性及对立性“姿态”固然值得关注，这种由具体乐思、音乐语汇和“交响语法”带来的表征性音乐意象及其特性化语意转换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意味。但是，我认为更应该重视的是马勒作品中独有的“开放式呈现”，这是一种在更大格局中才显真义的音乐品质，宏大的交响叙事传递着平易近人的音乐抒怀，它期待着艺术知音间的理解和体悟。这种“开放式呈现”的艺术表达与马勒音乐所承载的丰富的“音乐外的内涵”（extramusical connotations）密切相关。毫无疑问，马勒的交响曲反映的是他个人的思想与情感，但音乐中具有的“音乐外的内涵”给予有一定修养且用心聆听的听者极大的想象空间。因为这些“内涵”并无限定性的“标题内容”（program）和确切的音乐语义指向，只是在宽阔的语境中显示创作者的感觉、心境、意绪与情怀，所以马勒交响叙事的“开放式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每位听者的感情邀约，而听者融入个人聆听体验所形成的丰富想象促发了对马勒音乐多重理解和多重诠释的可能性。其实，马勒本人就曾暗示：“音乐中最精妙的部分永远不可能在音符中找到。”对马勒所擅长的这种“言外之意”的交响话语及其表现特性，我想每个热爱马勒音乐的人都是心领神会的。

　　有一个典型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升c小调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小柔板”可能是广义古典音乐中最受欢迎的浪漫派抒情曲之一，这个以弦乐队与竖琴演奏的优美乐章本是马勒向阿尔玛表示爱意的情感倾诉，旋律的美妙动听以及音乐整体流动中显露出的柔情深意令无数人为之感动。然而，正是这种呈现开放性态势的深意抒情在形成基本审美意态的同时，也为人们转换意绪的情感表达提供了可能性：失意的惆怅、怀旧的感伤、梦幻的甜美、孤独的沉思，甚至是对逝者的怀念，这样的“情状”改变无疑在更宽阔的场域内为此曲“抒情”蕴涵的意象转化和意义衍展开启了通道。其中最著名的意象转化当属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1906-1976）在其一九七一年的影片《威尼斯之死》（Morte a Venezia，又译为《魂断威尼斯》）中的“音乐借用”。这位深谙马勒音乐之美的意大利导演将这个“小柔板”作为影片的主题音乐，极为贴切地表达了影片主人公作曲家阿申巴赫（托马斯·曼小说原作中则是作家）内心深处的情感纠结与难以名状的心理变化。

　　阅读《为什么是马勒？》，除了关注书中叙述的内容，莱布雷希特此书的写作路数及其意义也值得再思考。这本英文原著二0一0年出版时曾受到过不少批评，对其诟病的焦点在于：这种以第一人称“现身”和夹杂传记文学表述的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客观史实与主观臆想之间的界限。由此，批评者的结论便是：这种带入作者个人经历和混合传主“故事”与“煽情评说”的传记文本并无意义。但细读此书可以发现，莱布雷希特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当然明白这种爱乐姿态的另类写作具有的风险。因此，在此书的引言部分他就明确告知：自己多年苦寻马勒后的写作诉求已不再是音乐传记，“更想在书中试图解决以下问题”：谁是马勒？为什么是马勒？为什么马勒会再度受到关注？为什么马勒在今天会变得如此重要？马勒的音乐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会影响我们……显然，这一系列的问题已构成有意识的“凝视”，实实在在地形成了作者投入写作的动力。“问题意识”本是研究性写作的出发点和“贯穿线”，但它在非学术性写作的文本中同样能在整合内容与突出要旨的同时，形成明畅且富于逻辑性的叙事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渗入“问题意识”的非学术性写作通常会显现某种智识底蕴和有一定深度的艺术见解。“为什么是马勒？”不仅是促动莱布雷希特写作此书的“问题意识”，也是他向热爱马勒音乐的读者提出的一个有力度的核心问题。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让莱布雷希特敢于打破传记文体已有传统的束缚，尽兴沉浸在他个人对马勒的艺术人生和音乐影响力的解读之中。

　　我认为，对这样具有“问题意识”的非学术性人物解读和个性化的“爱乐性评传”应该予以适当的肯定。至少，这样的爱乐文本让我看到了关于马勒其人其乐另类评说的话语能量和爱乐旨趣。我还想说的是，书中关于马勒和十九世纪末维也纳文艺圈的诸多“八卦”的确吸引了不少乐迷的眼球，但这位人气旺盛的“说书人”所说的一些颇有见地的话更值得爱乐人去思量。例如，莱布雷希特书中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就值得细细品味：“并非所有文明人都能感受马勒，但马勒的作品犹如不朽的宏伟建筑，总有一些适合进入的缝隙，人们在其中得以寻求自我。于是乎，在那样的瞬间，马勒不再是一座堡垒，反而成为每个人的私人庇护所。”

　　作为一名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学者，我对马勒及其音乐创作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除了研读与马勒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献，我也很有兴趣浏览论说马勒的爱乐文章和非学术性书籍，包括莱布雷希特的这本《为什么是马勒？》。阅读此类文章和书籍，我最大的感受是马勒音乐的艺术能量势不可挡，尤其是因为有了众多爱乐人对马勒音乐的深度鉴赏和相关话题讨论的热情参与，“马勒热”作为一个特殊的艺术现象，已让音乐世界内外感受到越来越强劲的人文脉动，它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期待着多向度的再审视。回应本文开头提出的话题—贝多芬与马勒之当代影响力的对比，在这篇文章结束时显然有必要呈现我本人对这一话题的理解和审思。二0一一年，为纪念马勒逝世一百周年，我曾写过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马勒百年祭》，较充分地表达了我对伟大作曲家马勒及其音乐创作之艺术价值和人文意义的再认识。今天，我依然相信我的“马勒观”具有超越音乐学研究和爱乐感知壁垒的人文意义。在此，我呈现这篇论文的结语段落，对真正热爱马勒音乐并有意再思马勒之音乐史地位的读者，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贝多芬的音乐相比，马勒的音乐显然更贴切我们这个时代的脉动，因为从中能体悟与我们生存情状联系更为密切的哲理命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马勒复兴”到今日“马勒热”的持续高涨，半个世纪的历程告诉我们：马勒音乐的人文意义已经愈来愈深入地渗透到当代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生思考中。一百多年前曾困扰过马勒的人生疑问如今依然搅动着当代人的心灵。毋庸置疑，这五十年是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丰富异常的科技成果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信息化革命与高科技成就将世界（部分地區）的物质文明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令人激动的科学进步和技术文明并没有让这个世界得到安宁，人类仍然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和生存压力：贫富差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文化冲突、恐怖主义、地区性战争等。面对人生的困境，我们更感到人文关怀的价值—当人生意义的逼视愈显尖锐时，精神的光照才能通透内心的澄明。马勒的“音乐情绪”中显然早已隐喻了人类的不安全感与现代社会的浮躁。马勒音乐的“现代性”意义在于他将焦虑时代的敏感与反思转化成艺术表达中的人生意义探寻，他个人体验并艺术化呈现的时代的矛盾、生活窘境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面对的严峻现实并促使文化反思的继续，而他满怀激情的理想追求与生命礼赞又给我们当代人的生命审思与人生奋斗增添了一份激励。马勒的创作是一种蕴含“现代性”深意的强有力的“音乐言说”，它在充分表达作曲家的个人情感和人生意义思考的同时，也折射出我们当代人的心态与面对生存环境的思绪。尽管马勒音乐中体现的人生意义探寻蕴含着某种悲壮的文化品尝，但这种“未来生活的先现音”闪耀着强大的人性光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大作曲家”马勒的“声音”已经形成特殊的力量而渗透于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人文关怀。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精神“启示录”，马勒的音乐必将长久地与人类进程相伴，因为它的艺术与精神价值保证了它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