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六年是一个不存在的年号，却明确载入一份历史文献，见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备登基之日，祭告天地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刘）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玄牡”是作为祭物的黑色公牛，《三国演义》第一回写桃园结义就用到此物，俗称“乌牛”。刘关张结义是文学虚构，但不妨作为一个假定的历史起点，想象中江山社稷应该来自这种歃血叙事。
汉献帝的建安年号至二十五年（220）已然终结。是岁正月，曹操薨，曹丕即魏王。三月，曹丕改元延康。十月，献帝禅位，曹丕做了皇帝，魏国年号为黄初元年。故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将此定为三国之开端。第二年蜀汉建国，刘备升坛祭天之日，自然不能以曹魏年号为标识，也不用曹氏改元的延康，便衍用献帝建安年号，于是这个不存在的二十六年就成了刘备“祚于汉家”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蜀汉章武元年（221）。
刘备立国之由，可追溯到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构想，那是建安十二年“隆中对”的宏大旨意，当时刘备栖栖遑遑寄身荆州刘表那儿，诸葛亮陡然给他打开了空间想象。
一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兵败赤壁，始见三分天下之局。此际刘备根基未稳，荆州北部数郡仍是曹操的地盘。刘表大公子刘琦死后，刘备领荆州牧，但孙权命周瑜为南郡太守（实任而非遥领），而洞庭以东几乎都在东吴控制中。这跟《三国演义》的叙述不大一样，小说里赵子龙取南郡，因有“一气周瑜”的故事。其实刘备很憋屈，只能将州治挪至江水（长江）南岸的油江口（更名公安）。名义上得了荆州，但实际掌控的范围却很有限，主要是南郡之江南部分，加之战后所占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南部四郡。后来曹魏出兵汉中，刘备为结援东吴，又让出一半地盘，双方以湘水为界“遂分荆州”，也就是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详《吴志·吴主传》建安十九年）。
换个角度看，战后的局面不妨说是三分荆州。处于东吴与曹魏挤压之中，刘备处境依然艰难，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须尽快付诸行动才是。刘皇叔要复兴汉业，须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历史的书写往往提供了榫卯对接的机遇—建安十六年，曹操派钟繇进剿占据汉中的张鲁，这让益州牧刘璋“内怀恐惧”，便采用张松之策，请刘备入蜀讨伐张鲁（《蜀志·先主传》）。
对刘备来说，这正是天赐良机。倘若让曹操占了汉中，继而蚕食益州各郡，他这边“跨有荆益”的设想岂不成了画饼之谈。之前，孙权已向刘备提出两家联合取蜀，刘备当然不愿东吴插一杠子，自是坚辞回拒。东吴久已觊觎巴蜀之地，早在建安五年，鲁肃与孙权对榻而谈，擘画了一幅“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拓疆宏图。鲁肃原初设想是划江而治，与曹氏二分天下。尽管刘备拒绝联合取蜀之议，孙权还是派孙瑜（孙权从弟）率水军进驻夏口，打算溯江而上。但通往巴蜀的水道要经过荆州西部，无奈这西进路线就卡在刘备手里—“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刘）备自住潺陵”。孙权无奈，只得暂且撂下取蜀之念（《蜀志·先主传》裴注引《献帝春秋》）。
到这会儿，汉末诸镇只剩益州尚未陷入董卓死后的兼并战争，曹孙刘三方都盯着这最后一块肥肉。不过，曹操眼前还有麻烦事儿，马超、韩遂诸部盘踞关中已构成威胁，派遣钟繇讨张鲁只是虚晃一枪。胡三省《通鉴》注称之“伐虢取虞之计也”，有谓“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军入关中，西凉诸部果然俱反。曹军陷入渭水恶战，不遑进讨汉中。
汉中的张鲁实是刘璋的肘腋之患，此际双方已剑拔弩张。汉中郡（今陕西汉中市）地处益州东北部，东邻荆州，北边与雍州接壤，从长安通往益州的官道必经此郡地界。张鲁以五斗米道集合信众，盘踞汉中多年。过去刘璋老爸刘焉保州自守，对张鲁实行绥靖政策，纵容其“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又封为“督义司马”（《蜀志·刘焉传》），以致米贼愈益骄恣而嚣张。到刘璋这时，张鲁已是完全不听招呼。刘璋一怒之下杀了他老母一家。事情闹大了，刘璋这“牧二代”对付不了张鲁，又怕曹操插足其间。
其实，之前刘璋多次遣使“致敬于曹公”（《蜀志·刘璋传》）。原本大概想请曹操帮他搞定米贼。他派张松去见曹操，人家正忙着追歼刘备，又逢赤壁战败（按陈寿说法是“军不利”），无暇搭理这位使者。结果张松回来“疵毁曹公”，劝刘璋断了依傍曹操的念头。不过，陈寿这段叙述有些混乱，将张松出使之事扯到建安十三年之前，从刘备襄阳大撤退直到赤壁大战之后，好像张松一直羁旅曹营，等着听信儿。这说法显然不靠谱。传中又说曹操征荆州之前“已定汉中”，亦明显有误。张松受曹操冷落大概不假，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亦作此说。
张松的恚忿在《三国演义》中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小说综核诸史，描述张松转而往荆州访刘备，献西川地图，又与法正、孟达密谋引刘备入蜀……这一系列情节丝丝入扣，相比史家叙事，小说家这儿显得清晰而合理。当然，不全是张松的个人意气，他和法正等人之所以暗投刘备，小说大抵归结为“良禽择木而栖”的动机，或曰弃暗投明，或曰士为知己者死。当然，这也是烘托刘备的政治正确和人格感召力的手法。
不过，在陈寿笔下，同样是无间道的戏码，却完全是利益驱动。《先主传》称“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刘备在这两人身上花了大价钱，所以他俩不遗余力游说刘璋。傳中又谓刘璋派法正带领四千人去接刘备入境，而法正得了刘备的好处，便是“因陈益州可取之策”。
曹操没来，刘备来了。这是建安十六年。
二
《蜀志·先主传》谓：“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虽说“跨有荆益”是诸葛亮早已拟定的战略规划，但借此机会拿下益州却是庞统的建议（见庞传裴注引《九州春秋》），刘备碍于刘璋同为宗室之裔，本不欲“以小故而失信义者于天下者”，听庞统亟言“五霸之事，逆取顺守”云云，思前想后只得痛下决心。所以，这回将诸葛亮留在荆州，带上庞统作为军师。
刘备入蜀，乃沿江水溯流而西。《刘璋传》载述：“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江州即今之重庆嘉陵江北岸，由此进入江水支流垫江（今称嘉陵江），向西北至涪关（今绵阳市东）。刘璋率三万人马从成都赶到涪关，来为刘备接风。传谓宾主“欢饮百余日”，那鱼水欢娱的场面背后杀机重重，刘璋竟浑然不觉。
据《先主传》和庞统、法正诸传，张松、法正和庞统都撺掇刘备及早出手，趁着涪关相会将刘璋拿下。小说虚构的一场鸿门宴（第六十至六十一回），正是表现庞统亟欲攫取的手段。但刘备的想法迥然不同—“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君臣之间这种分歧不仅是战略性的，亦出于不同的政治伦理考量。
刘备欲以仁恩驭众，庞统等人则想着以诡道取胜。此中大率可见儒家与法家、纵横家的不同套路。汉末三国是政治伦理的一个转型期，各方博弈或犹似战国七雄之绞杀，但经历过秦汉之局，各方以武力攫取之外，不能不考虑政权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所以，曹操着眼于制度与吏治，孙权笼络江东士族为依托，刘备则以“仁政”树立形象。涪关相会之后，《先主传》有这样的记述：
（刘）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是岁，璋还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这里所说“并军”，指刘璋将自己带来的三万步骑并入刘备的军队。刘璋还让戍守白水关（在今四川青川县境内）的部队听刘备节制。除此，又送上大量粮草军资。按《刘璋传》裴注引韦曜《吴书》之说：“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这时节彼此好得像是穿一条裤子。陈寿未细述刘备如何“厚树恩德”，如何以亲民举措笼络蜀中百姓，但有一点很明确，刘备挥师向北，只到葭萌关（在白水关东南方向，今四川广元市境内）就收住了。葭萌关是通往汉中的必经之路，刘备屯兵于此，却未向汉中进发，大约滞留一年之久。其实，刘备此际正是荷戟而彷徨。
此番本意自然不是打张鲁，却也不便翻脸就去打刘璋。这时庞统献策，庞传叙其有上中下三计：上计谓“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不用大部队是考虑到刘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庞统认为采用小股精兵偷袭必能奏效）;中计是设套擒杀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进取其兵，乃向成都”（这是大部队推进战法，但先要解决白水二将，以绝后顾之忧）;下计乃“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退到白帝城等于放弃，此计乃逼刘备取成都）。庞统还警告说：“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
刘备沉吟之际，自是碍于所谓信义与道义。如何将同室操戈、鸠占鹊巢的故事演绎为一种正义叙事，实是一大难题。要迈过这道坎儿，须诉诸更高的政治伦理原则，那就是《三国演义》一再强调的“匡扶汉室”之大义。小说陈述的这个大目标确立了三国历史叙事的终极伦理，即目标之崇高自可兼容手段之卑劣。但陈寿的叙事中对此却不无质疑，如斩杀杨怀、高沛之后，刘备于涪关“置酒作乐”，《庞统传》有这样一个对话场景：
（刘备）谓（庞）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庞统一句“非仁者之兵”的揶揄，无疑戳到刘备痛处，其辩为“武王伐纣”，正是后来小说家引申的政治大义。但刘备说到底未能免除仁与不仁的道义罣碍，待要追问“阿谁为失”，庞统检讨“君臣俱失”，是说不该哪壶不开提哪壶。在陈寿看来，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然而，这样的历史书写本身即表达了一种疑问。
陈寿撰史虽说不以刘备的大目标建构合法性叙事，却亦把握着运化机杼。时间与事件，悬置和延宕，都恰到好处，适时引入某个契机，提供某种对称性解决方案。终于，张松暗通刘备之事被其兄张肃告发，让刘璋收斩。这一来，宗室兄弟的蜜月期即告结束，如《先主传》所称“嫌隙始构矣”。继而，刘璋敕令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实际上已将刘备视为异己。到頭来是刘璋先变脸，刘备成了后发制人。
刘备采纳了庞统所谓中计，除掉白水关杨怀、高沛，转身南下取成都。据赵一清《三国志补注》所引史料，刘备是以设鸿门宴方式拿下这白水二将（《御览》卷三百四十六引《零陵先贤传》），其情形可参见拙文《伏甲设馔，掷杯为号》（《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2019年7月11日），这里不多说。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将这场鸿门宴改写为杨怀、高沛“各藏利刃”谋刺刘备的饭局，只是被庞统识破，才当场拿下（第六十二回）。本来由“嫌隙”演变为杀局，怎么说刘备也做得过分，但小说为维护先主仁厚形象，将主客双方挪了个位置，这就变成了“你不仁，我才不义”的叙事路径。
据《先主传》所述，刘备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却被阻于成都北边的雒县（治今四川广汉市北）。雒县，又作雒城，按如今公路里程距成都仅五十多公里。刘璋的长子刘循在此守城（小说中主要是刘璝、冷苞、张任、邓贤四将的戏码），有谓“被攻且一年”，可想围攻雒县的战事艰难而惨烈。庞统就是率众攻城时中流矢而亡，小说写他在落凤坡死于乱箭之下，自是虚构手法。小说中庞统死后，刘备唤诸葛亮入蜀，看《先主传》则在围雒之前—“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这时刘备已下决心“毕其功于一役”，非拿下益州不可。
刘备于建安十六年入蜀，十七年滞留于葭萌关，十八年围雒县，十九年取成都，这盘棋前后整整三年。然而，刘备拿到的益州尚缺好大一块，汉中还在张鲁手里。
三
建安二十年，曹操亲征张鲁，“大破之”（《魏志·武帝纪》），张鲁“乃奔南山入巴中”（《张鲁传》）。曹操平定汉中，派人招抚张鲁，又降巴东、巴西二郡。
小说第六十七回写讨鲁之役，叙事颇精彩，如庞德力战张郃、夏侯渊、徐晃、许褚四将，尽显神勇，又因曹操反间计被张鲁抛弃等，尽是小说家结撰。但有一事所言不虚，就是拿下汉中后，司马懿建言火速进兵西川，趁刘备立足未稳攻取益州。但曹操不听，挖苦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这段八卦实有史家记载，见于《晋书·宣帝纪》。曹操征汉中原本是有取蜀之想，因掾属刘廙上疏劝阻，以为刘备此际“虽弱必固”，重兵出击未必奏效，不如待其“自溃”再做打算（见《魏志·刘廙传》）。
也许正如司马懿所言，若趁势进讨蜀中，或能改变整个局面。当然，历史进程不能做此假设。只是从力量对比看，曹操能轻易拿下汉中，刘备当时却远没有这个实力。事实上，刘备占领成都四年之后才搞定汉中。
要从曹操手里攫取汉中，远比翦灭张鲁要困难，但刘备无论如何不能让老曹卡住自己咽喉。汉中之重要性在蜀魏双方实非等量齐观，各自投入力量与决心恐大不相同。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进兵汉中，自是志在必得。时移势易，刘备取蜀后又经数载休整，实力大增，这回对手尽管强悍，却不足为惧。关于汉中之战，《先主传》所述如下：
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同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夏侯）渊、（张）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
纵观刘备鞍马一生，汉中之战是他最精彩的手笔。虽说赤壁之战刘备亦是赢家，但那场战役主导方是东吴，况且更有诸葛亮为之擘划。这回刘先主亲临前线指挥，先是大破夏侯渊（上述引文中斩张郃有误），后又拒险坚守，终而逼退曹操。小说第七十回至七十二回，从张飞与张郃对阵严渠寨（史书作“宕渠”），到黄忠计夺天荡山，定军山斩夏侯渊，再到曹操进退维谷的“鸡肋”之念，其中虚构情节自是不少，但主要环节并未偏离史书记述。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拿下汉中。是年秋，自封汉中王，即于定军山左近沔阳（今陕西勉县）设坛升位。
在上表献帝的文告中，刘备回顾早年与董承等“图谋讨操”的失败经历，仍痛惜不已，又举述曹操“穷凶极逆”的罪状，重申“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之志。《先主传》载录的这篇文告不能视为一般官样文章，此与传为诸葛亮所作《后出师表》“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之说，实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纲领，其关键是以社稷大义统率一切，将士者之仁义、道义纳入政治正确的轨道。后来《三国演义》演绎的一整套“忠勇节义”的价值体系，即由此而阐发。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受禅，魏国始立。之后，蜀、吴相继建国。献帝既废（且有传闻被害），给刘备提供了承祧汉室的机会，刘备于次年四月在成都即皇帝位，自称“祚于汉家”。这是申明其建国的合法性。不过，孙权迟至九年之后（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才做皇帝。曹魏是代汉，蜀汉是祚汉，东吴则去汉而立。《吴主传》裴注引《吴录》载孙权祭天文告有谓“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称孙权是承命“天意”而登基。至此，三分天下以国家政体形式而确立。
从刘备入蜀到建国，整整十年。在小说里，这段叙事前后跨越二十一个章回（第六十回至八十回），其间穿插关羽单刀会、水淹七军至败走麦城等几桩大事，曹操弑伏后及讨张鲁，东吴与曹魏的几次交战，还有曹操身亡及曹丕篡汉，等等。
四
马上得之天下，未能以马上治之。当初陆贾告诉刘邦，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乃治国平天下之道。起初庞统跟刘备说过逆取顺守的道理，拿下益州后则是法正教他如何用人。承祧汉室的刘先主虽说“不甚乐读书”，却颇为看重书生。
确实，按陈寿说法，刘备“盖有高祖之风”，只是“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先主传》评曰）。在陈寿看来，对于这类影响历史的大人物来说，政治操守不重要，怎么做都是“机权干略”，谋略与手段而已。不过，刘备的执政方针跟曹操不一样，他要施仁政，便着眼于风俗、人心与教化。建安十九年占领成都之后，实行怀柔政策，刘备将刘璋政权的旧班底几乎整个儿接了过来，如许靖、法正、董和、刘巴、黄权、李严、吴壹、费观、王连、张裔、秦宓、彭羕……这些人在新政权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还有许慈、孟光、来敏、尹默等益部学者，甚至收罗了周群、杜琼这类占候家。翌年，曹操破汉中，听说张鲁逃亡巴西，刘备还派遣黄权迎张鲁，未料人家已降曹操。
益州人士中，法正是一個极为重要的人物，自暗中投效以来，直到蜀汉建国之前，一直是刘备最主要的智囊。《蜀志·法正传》举述其评价许靖一例，足以说明他是怎样影响刘备的用人政策和执政理念的—
十九年，进围成都。（刘）璋蜀郡太守许靖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流播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于是乃厚待靖。
按法正之说，许靖有“虚誉”而无其实，但这样的人未必没有用处。法正亟陈必须用许靖的道理。刘备的礼贤下士本来还讲究人格节操之类，听法正如此点拨，便顾不得那些忌讳，即用许靖为长史，以后又为太傅、司徒。用这样一个空心大佬“以眩远近”，可见法正心机之深，亦反映了刘备施政的礼治特点。
从本传看，法正不仅有政治头脑，军事上亦非同一般，既有策算，亦擅阵前指挥—
二十二年，（法）正说先主曰：“曹操一击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之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
二十四年，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夏侯）渊将兵来争其地。（法）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汉中之战，法正是谋主。拿下汉中无疑为蜀汉建国奠定了基础，此公可谓居功至伟。刘备是一向看好法正，刚入成都时，就让他做了蜀郡太守，蜀郡乃京畿地区，故传云“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及刘备成了汉中王，法正便是尚书令，直入权力中枢。无奈天不假年，刘备称尊之前，法正就死了，怎么死的并无记载，只说卒年四十五岁。在小说中，连法正什么时候死的都未做交代，只是第七十九回从孟达口中道出，好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之前，庞统也是英年早逝，庞与法两人是蜀汉立国最大功臣。按说还有诸葛亮不是？说到这里想起差点被遗忘的诸葛亮。可是刘备入蜀以来，诸葛亮几乎不在史家视线之中。
据《蜀志·诸葛亮传》，建安十六年以后这十年中，前期诸葛亮与关羽留守荆州，入蜀后的军事活动只是两句话带过，一曰“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泝江分定郡县”，一曰“与先主共围成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需要展开。至于《三国演义》所述“诸葛亮智取汉中”那些事，实为小说家虚构。刘备讨汉中时，诸葛亮并未随同前行，本传说的很明白：“先主外出，（诸葛）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自然有一大堆日常政务，还要负责给前方输送给养和补充兵源，但人们眼里的诸葛亮并不只是这样一种劬劳勤政的台阁大吏。他的智者形象，他作为刘备的股肱之臣的地位，不意间已被法正取代。
诸葛亮毕竟是更有头脑的智者，好像不在意法正夺了他的风头。《法正传》说：“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据史家记述，二人之间至少相安无事。法正为蜀郡太守时，颇为骄横，有谓“一飡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云云。有人让诸葛亮给刘备递话，以“抑其威福”。诸葛亮对法正自然看得透彻，也许是不愿多管闲事，反正这事情说了也没用，不能对其有所抑制。不过，诸葛亮对此有一番解释，说得很有意思—
主公之在公安也（按：指在荆州时），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按：法正字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他知道是法正让刘备摆脱了“进退狼跋”的处境，现在人家成了主公的心头肉，动不得也。章武二年（222），刘备伐吴不成，败退白帝城，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话说得很严重，刘备到后来只听得进法正的谏言。他掂量过，自己对刘备已经没有那种影响力了。
五
试想，如果法正（还有庞统）能够活到蜀汉建国以后，刘备亦未因东征而殒命，他们之间还能“以公义相取”吗？这种假设自然不能成立，却亦并非毫无意义。问题不在于诸葛亮地位是否安稳，而是“公义”是否继续存在。
刘备以“逆取”而谋事，借“承祧”而立国，其光复汉业的诉求无疑是凝聚部众的路线与纲领，蜀汉之正义叙事即缘于这种向心力。问题是，庞统和法正那套“逆取”天下的智术一旦行于体制内部，极有可能改变帝国叙事的公义色彩。
陈寿《三国志》固然以曹魏为正统，不承认刘备祚汉的合法性，却不得不赞叹蜀汉政治之清明。《先主传》评曰赞尚刘备与诸葛亮之间“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乃基于蜀汉内部少有权斗与背叛的事实（不能说没有，但相对曹魏和东吴几可忽略不计）。所谓君君臣臣，作为儒家先圣描述的理想政治图景，在蜀汉这边得到近乎完美的体现，读史者往往从中领受某种超越混乱之上的公义或正义精神。《三国演义》改写了陈壽的述史立场，反以蜀汉为正统，除了代入某种情感因素（三国文学叙事自有其美学旨趣，应联系宋元以后中土沦丧的现实悲境，笔者在别处有论述），另一方面，亦是从陈寿的记述中发现了理想的组织形态和礼治范式。其实，无论历史还是文学，按说很难容纳步调一致的纯粹性，但纯粹性偏生具有极大的诱惑。这让人想起与《三国演义》齐名的《水浒传》，亦同样表现了“以公义相取”的纯粹性原则，写梁山泊一百零八人，竟既无内斗亦无背叛，完全是以理想调动情感、整饬人心的叙事策略。
诸葛亮“跨有荆益”构想给刘备立国规划了最初的蓝图，自建安十六年开始，是庞统和法正逐步推进取蜀步骤和建国大业。可是，刘备得了益州，失去了荆州，这一脚跨过来，身后却已崩塌。刘备实现了承祧汉室的正义叙事，却以割舍仁义、信义为手段，暴露了其政治伦理之悖谬。刘备称孤前后，关羽、张飞相继死去，诸葛亮亦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新桃换旧符亦是权力再分配。若法正还在，按诸葛亮的说法，就不会有白帝城托孤一幕了。即使托孤，可想也是托与法正。若法正还在，很难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冥冥之中的人事安排。庞统遽亡，法正夭折，先帝崩殂，蜀汉只能靠诸葛亮扶持刘禅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于是君臣之间得以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于是汉家嗣息好歹又延续四十余载。不过，这种“承祧”并非顺理成章的承绪，只能理解为争取某种合法性的说辞，古今史家极少将蜀汉计入后汉世系。
刘备以“建安二十六年”这个空白年份宣告登基，虽然可作“祚汉”之说，却未必不是陈寿撰史的曲笔。汉家世系既已终结，却让蜀汉贴附于那个逝去的王朝，与其认为是完善从“匡扶”到“承祧”的表达，毋宁说故意打上某种牵强的印记，暗示“祚汉”之虚妄。
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记述刘备的登基祭文竟有两个不同的时间标识，嘉靖本按《三国志》作“建安二十六年”，毛本却改为“建安二十五年”—毛氏故意让刘备提前一年登基，不是不知道这有违史实，而是分明意识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断层，如果让蜀汉奠基于一个不存在的时间（年号），所谓汉家统绪岂不成了虚妄之谈？其实，时间断层本身不是问题，东汉光武中兴之前，隔着王莽新朝，汉家统绪更有十几年间断。问题是，刘秀既得天下，用不着跟谁去争合法性，这与刘备眼前的局面迥然不同。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唯独刘备的登基祭文中署有年号，而之前之后称帝的曹丕和孙权两份祭文均未出现纪年标识。曹丕因献帝禅位而登基，《魏志·文帝纪》仅见献帝册文（乃代汉之合法性所在），但裴注引《献帝传》所录曹丕祭天文告，起首曰“皇帝臣（曹）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文中未署年号及月日。不知为什么，《吴志·吴主传》亦未录孙权登基祭文，但据裴注引《吴录》所述，其文告格式与曹丕略同，首句亦作“皇帝臣（孙）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同样未有年号及月日。东吴在孙权称帝之前已有黄武年号，亦竟未用自己的年号标识登基之年。其时开国之君祭天文告不用纪年或是正例，再看《后汉书·光武帝纪》所载刘秀登基之日“燔燎告天”的祝文，亦未署纪年。
在三国开国皇帝纪传中，《三国志》仅载入刘备登基的祭天文告，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的处理方式。
二0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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