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菊

　　二○一九年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诞辰二百周年，新英格兰文化重镇康科德为他准备了两场纪念活动，第一场，是五月四日的一场独角戏，由莎士比亚风格演员史蒂芬·柯林斯（Stephen Collins）扮演惠特曼。

　　第二场，是正式的纪念活动，也有人扮演惠特曼，这次的“演员”是历史学家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他之前也曾扮演梭罗。这一次的活动，我当然不会再次错过。

　　五月初，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信步乱走。第五大道上有繁华的商家，也有庄严的圣派特里克大教堂，更有朴实敦厚的纽约公共图书馆。远远地看见公共图书馆的正门门廊上，高高地挂着惠特曼的一张照片，宣告着诗人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照片中的惠特曼还年轻，只有黑色的胡子，还没有后来那遮天蔽日的灰色大胡须。他左手插在口袋里，右手叉腰，歪戴着帽子—仔细看时，帽子歪着，其实主要是脑袋也歪着。

　　初读惠特曼，自然是在饥不择食、见书就读的少年时代。到北京上学后，和中学同学写信，不知怎么说起惠特曼来，然后他就从武大图书馆里借了《草叶集》给我寄来。其实我差不多天天去泡图书馆，图书馆也有《草叶集》，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舍近求远。书是寄来了，肯定是没有读完，或者甚至根本就没有读。翻遍当时的读书笔记和日记，看不到任何关于惠特曼的摘录或者感想。

　　之所以还记得同学帮我借书的事，是因为—说起来难为情—我把书寄还给他了，他却一直没有收到。究竟是学中文的，同学分析书没有寄达的原因时，还用了个文绉绉的词：“遇了洪乔。”我查了字典，才知道洪乔原来是个言而无信的坏信使，有人托他捎信，他却将人家托付的信件扔进河里。

　　再读惠特曼，已是几番斗转星移之后。要阅读《草叶集》，早不必叨扰远方的同学，也无须再次叨扰洪乔。图书馆、书店、家里都有无数种版本的惠特曼诗集，而且无须借助翻译，都是惠特曼当初写作的诗句。网上搜到一八五五年第一版《草叶集》（Leaves of Grass）的网页，诗句上方嵌着一张小照片，轻轻点击一下，便是这首诗原来出版时的样子，泛黄的书页，带勾勾的字体，是一百六十四年前原书的模样，再加上岁月留下的痕迹。

　　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挂的惠特曼照片就是这张，摄于一八五四年，他的《草叶集》则于一八五五年第一次出版。

　　波士顿今年春寒，昨天还阴雨绵绵、寒气逼人，今天却已经是温暖夏日。惠特曼诗朗诵活动在镇中心的第一教区教堂举行，我去时，听众已经三三两两地聚在门口。理查德·史密斯主持朗诵会，一边介绍惠特曼的生平，一边让四位女士轮番上台，朗诵惠特曼不同时期写过的重要诗篇。朗诵完毕，大家围在一只蛋糕面前，为惠特曼唱起《祝你生日快乐》。

　　爱默生：期待“美国诗人”

　　惠特曼生逢其时，是时代的产儿。美国诞生之后，一切仍在草创和建设阶段。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独立，一八三七年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美国学者》宣告了美国的精神独立，而一八五五年《草叶集》应运而生，宣告了美国的文学独立。

　　一八四四年，爱默生发表了《诗人》，呼唤美国文坛要有自己的诗人，用创新、非传统的方式，写出美国人自己的诗篇。

　　多情的孩子，通晓世事，

　　用快乐的眼睛追逐着游戏，

　　明眸似彗星择路飞翔，

　　自身的光环冲破了黑暗：

　　它们在地平线的终端互相交错，

　　用阿波罗的锐眼俯瞰搜索;

　　越过男人女人，星辰大海，

　　看见大自然在远处曼舞;

　　越过世界种族，观点时代，

　　辨别音乐节律，韵律对仗。

　　奥林匹亚的吟游诗人，吟唱着

　　山下神圣的思想，

　　永远发现我们青春年少，

　　佐助我们永远青春年少。

　　惠特曼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读到了爱默生的论文和诗歌，但《草叶集》却在十年以后才出版。除了爱默生的“诗人”理想以外，他还需要其他很多养料和准备。用惠特曼自己的话说，爱默生更像是催化剂、助燃剂：“我在慢火炖着，炖着，炖着;爱默生让我沸腾了。”

　　一八五五年七月初，爱默生去康科德邮局取了一份邮件。里面是九十五页的薄薄的诗册《草叶集》，收有十二首诗。书的封面是草绿色的，烫金的书名，每个字母都延伸出树叶和草根。书上没有印出作者的名字，但提供了一些关于作者的线索：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照片，版权所有人为沃尔特·惠特曼。

　　爱默生不知道寄信人的姓名、地址，所以没有马上回信，直到七月二十日在报纸上看到《草叶集》的廣告，才在七月二十一日写了一封信，寄给《草叶集》的出版人。爱默生的信照例充满了对青年人的热情鼓励，他告诉《草叶集》的作者，这是他第一次读到美国前所未有的“最杰出的充满灵气和智慧的作品”。它内在的思想“自由而勇敢”—这是爱默生通常用在梭罗身上的形容词。

　　亲爱的先生：

　　对《草叶集》这份珍贵的礼物的价值，我并不是视而不见。我发现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所贡献出的最杰出的充满灵气和智慧的作品。我很高兴读到这本诗集，因为伟大的力量总是让我们感到幸福。它达到了我一向对似乎看起来总是荒凉和吝啬的自然所提出的要求，就像过多的人为机巧，或者是气质中夹杂了太多的纯净之水，让我们西方的灵智显得笨拙、卑劣。我为你自由和勇敢的思想感到万分欢欣。我在其中得到了无穷的快乐。我发现它无与伦比地叙说着无与伦比的事物，恰如所期。我还在其中看到了令我们感到如此钦佩、只有恢弘的感知才能激发的勇气。

　　我在你的远大前程开启时向你致敬，有这样的开端，它一定有很长时间的前期准备。我揉揉我的眼睛，看看这道阳光是不是一种幻觉;但是，这本书确实存在，这是一个庄严的事实。它有最优良的品质，亦即，强化和激励的品质。

　　昨天晚上我才在报纸上看到这本书的广告，才知道这个名字是真的，还有邮址。我希望见到让我得到如此享受的人，我特别想抛开一切杂务，到纽约来向你表达我的敬意。

　　R.W.爱默生

　　爱默生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也极力赞扬和推荐惠特曼的诗歌。他对山姆·沃德（Sam Ward）说，惠特曼的诗歌“特别杰出，有一种东方式的囊括一切的恢弘，是美国的大佛”。他还告诉即将前往欧洲的朋友卡萝兰·斯托吉斯·塔潘（Caroline Sturgis Tappan）：“你走之前要看看这本奇异的书，或者把它带在身边—一本叫《草叶集》的小册子……这是所有有才之士写下的关于美国（哲学）佛教的最好文字，骨子里完全是美国的，加上前因后果，尽管它有些粗鄙之处，还有像库房清单一样奇怪的罗列，尽管扉页上的相片不太出众，它仍然包含有天才之笔和令人难忘之处。布鲁克林人，叫沃尔特·惠特曼。”

　　爱默生和惠特曼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布鲁克林第一次会面，这一年，爱默生五十二岁，惠特曼三十六岁。很多年以后，爱默生告诉一位朋友：“我在纽约见他了，请他来我的酒店吃饭。他高声喊着要一‘铁缸子啤酒。然后他有一个闹哄哄的救火车聚会。他把我带过去，兴高采烈的，像个小男孩儿一样。”

　　一八五六年，惠特曼在《草叶集》第二版中加入了给爱默生的回信，感谢爱默生当初寄给出版社的那封信。爱默生本人、惠特曼的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都对这封信心存芥蒂，爱默生自己就说，早知道惠特曼会拿一封私人信件大做文章，他写的时候会稍微客观一些。惠特曼不以为忤，他的目的很明确，《草叶集》就是为大众写的，命中注定会被美国大众接受，因为它超越了所有不成功的政治和社会机构，强调的是美国文化中所有的进步和正面因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惠特曼不择手段，包括勉强爬上巨人爱默生的肩膀。他称爱默生为自己“亲爱的朋友和大师”。

　　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精英”

　　初遇纽约的红脸汉子

　　惠特曼的诗歌没有马上就被大众接受，不过，还是慢慢接近了知识阶层。一八五六年十月四日，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重要成员布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前往布鲁克林拜访了惠特曼。阿尔科特注意到了惠特曼典型的粗放打扮：宽肩，灰胡子，穿着红色法兰绒衬衣，衣领敞开，露出晒得红红的脖子。出门时他再套上一件带条纹的印花布夹克，牛皮靴，随意歪戴着的圆礼帽，这顶帽子惠特曼室内室外都戴着，是青年惠特曼挑战斯文社会的招牌打扮，新英格兰文质彬彬的超验主义者们见了都无一例外地觉得新奇。

　　阿尔科特带着新英格兰文人的文字洁癖，特别留意惠特曼的遣词造句，他注意到，惠特曼说到诗歌时，把“Poem”说成了“Pome”。

　　两相比较，惠特曼有多粗放，阿尔科特就有多清教徒。惠特曼的母亲细心地为阿尔科特切了一片肉，等他离开后，才发现他只吃了蔬菜、面包和蛋糕，肉却纹丝未动。他是个素食者。

　　十一月十日阿尔科特再访惠特曼时，带来了梭罗。梭罗三十九岁，比惠特曼大两岁。惠特曼带他们参观了他的家，带着他们上了两层楼，看了他的卧室。惠特曼的房间里到处是书。简陋的墙上挂着赫克里斯、巴克斯和林地之神萨堤尔（Satyr）的画像。角落里是一张床，床铺没有收拾，能够看见沃尔特和他智障的弟弟艾迪睡觉压出来的痕迹。

　　惠特曼送给梭罗一本一八五六年版的《草叶集》，梭罗很喜欢其中“勇敢的哲思”，称之为“不可超越的布道”。惠特曼描写性爱的段落让他觉得不适，不过，他觉得不适，不是因为里面有多脏，而是担心人们还不够纯洁，不能正确地阅读描写性爱的文字。

　　阿尔科特觉得，梭罗和惠特曼见面时就像两头野兽，都在琢磨是该出手攻击，还是扭头就跑。

　　惠特曼传记作者大卫·莱诺兹认为，这就是惠特曼和梭罗二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惠特曼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反对政府，要在普通美国人这里找到出路。在反对权威这一点上，惠特曼欣赏梭罗无政府主义的一面，他称梭罗的无政府主义为“他的无法无天—他的异见—他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哪管地狱燃烧着熊熊烈火”。梭罗后来单独来访时，惠特曼还有机会见证到了梭罗版的“个人主义”。梭罗来后，发现惠特曼不在家，看到炉子里烤着蛋糕，也没有和惠特曼的母亲打声招呼，就径直走到炉前，从炉子里拿出一只热烘烘的蛋糕。

　　其实，与其说这是梭罗的个人主义，更多的，大约是梭罗的孤僻性格，梭罗的不通人情世故。

　　惠特曼赞赏梭罗独立自主的精神，但他认为梭罗太精英。《瓦尔登湖》和《草叶集》都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产物，其来源都是对社会和政治现状的不满。不同的是，梭罗从不满走向了孤立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惠特曼则走向了一种与激进的民主主义相结合的个人主义。后来，惠特曼说过：“梭罗最大的问题是藐视—对平头百姓的藐视：他不能享受日常生活。”

　　尽管爱默生和他周围一些人都对惠特曼擅自使用爱默生的名字宣传《草叶集》略有不快，但是，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三位主将都接受了惠特曼。

　　爱默生和他的超验主义朋友们，尽管热爱自然，并且也躬耕劳作，梭罗和阿尔科特还会盖房子，但他们骨子里还是精英文化人，与惠特曼有阶层和文化气质的区别。不仅是爱默生，后来的阿尔科特和梭罗，都毫无例外地首先注意并记录了惠特曼与他们不同的外表。

　　阿尔科特详细地记下了惠特曼从头到脚的装束，还专门提到了惠特曼的红脸和红脖颈。梭罗也注意到了惠特曼的红皮肤，心下还纳闷，不知道惠特曼是不是全身都是这样通红。这个谜后来解开了：爱默生派去见惠特曼的信使蒙库尔·康威（Moncure Conway）和惠特曼一起在没有人迹的海滨裸体游泳，他发现惠特曼“那晒得通红的脸和脖子下面，是百合一样的白皙和肌肉停匀的身体”。

　　距离与敬仰

　　惠特曼和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们的区别，不仅仅是外表穿着，也不仅仅是举止谈吐，还有文学气质和哲学上的差异。《草叶集》第三版的出版过程，再一次表明了爱默生和惠特曼之间的距离。

　　一八六○年三月至五月，惠特曼来到波士顿，筹备《草叶集》第三版的出版事宜。爱默生带他去雅典娜图书馆（Athenaeum Library）办理借书事宜，两个人在波士顿公园的榆树下散步。爱默生苦口婆心地给了惠特曼一番忠告。忠告的主题是性。爱默生能言善辩，口才出众，为了说服惠特曼，用尽了自己所有说服人的手段，想劝惠特曼删除他的诗歌中那些涉及性的形象。他的意思是，惠特曼应该缓和一些段落的语气，或者把《亚当的孩子们》的一些诗篇中露骨地赞赏男女人体美和性爱的文字全部删除。惠特曼“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恭恭敬敬地默默听着康科德圣人的忠告，最后却还是谢绝了爱默生的建议。他认为，必须公开描写性这个主题，否则，《草叶集》就不成其为《草叶集》了。

　　很多年以后，惠特曼回忆说：“爱默生反对《草叶集》中的一些‘出格段落，不是因为道德或文学的原因，而是为了我世俗的成功着想。……人们误解了爱默生的立场;他根本没有从精神上反对这本书。……如果他的立场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地方，那就是他以为可以删除某些诗篇，《草叶集》还会是《草叶集》：他没有意识到我收入书中、并且绝不放弃的那些性因素的重要性，他没有意识到，如果我把性删掉，我还不如把整本书全删掉—整本书将不再存在—它最敏感的部位将会被冒犯。”

　　一八八一年九月，惠特曼来到康科德，住在他的记者朋友弗兰克·桑伯恩（Frank Sanborn）家中。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多次提到过桑伯恩。惠特曼详细记录了与爱默生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十分生动、动人。九月十七日，桑伯恩在家聚会，布朗森·阿尔科特和女儿路易莎·阿尔科特也在场。惠特曼在人群中坐着，从别人不注意的角度，偷偷欣赏着爱默生—不光是他的容貌，还有微笑、温暖和风度。

　　同一天晚上。我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和爱默生一起度过悠长的充满祝福的夜晚，我想不出还有更好的不同的方式。差不多两个小时，他就那样平静地坐在那里，离我不远，我能够在最好的光线下看见他的脸。……（我很少插话，在满屋子人面前，毫无疑问我看起来很傻;但是，正如一个瑞士谚语所说的那样，我自得其乐。）我的座位和其他座位安排得正好，我可以大大方方地看着E.， 而不显得失礼，或者有任何不当之处，而我两个小时中大部分时间就一直盯着他看。进门时，他对在场的几个人简略地、客气地讲了几句话，然后就坐在他的椅子上，往后推了推，尽管他一直在听着，而且是很专注地听着，他在整个座谈和讨论期间一直一言不发。……他的气色很好，眼神清澈，脸上挂着他那著名的甜蜜的神情，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朗明晰。

　　第二天。在E.家待了几个小时，在那儿吃了晚饭……当然，那一天（1881年9月18日，星期天）最好的时光还是见到E.本人。就像我前面说的，气色很好，目光炯炯，欢快的神情，说话不多不少，也就是說，必要的时候说一个字或一个小短句，而且说话时几乎总是带着微笑。

　　这一年，爱默生七十八岁，惠特曼也六十二岁了，他坦然写出这样的羞怯、紧张和兴奋，倒像个追星的小女生。其实，爱默生晚年失忆，英雄豪气远非当年。那次会面半年以后，爱默生与世长辞。

　　在爱默生家吃完饭以后，惠特曼走到老屋（The Old Manse），参观了北桥和民兵雕塑，去睡谷的作家岭拜谒了霍桑和梭罗的墓地，还去了瓦尔登湖，在梭罗小屋遗址的石堆上留下了一颗石子。

　　爱默生的朋友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对《草叶集》评价不高，但他有一句评论却广为流传：惠特曼的诗歌，用“人们从未听过或者见过的词语”，制造成了“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和纽约大嗓门的合成品”。惠特曼的一位追随者也说过，惠特曼本来就是一个“野性化了的爱默生”。《草叶集》一再扩充、再版，惠特曼也终于成为爱默生呼唤的、美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的好诗人”（the good great poet）。

　　参考书目：

　　Emerson Among the Eccentrics： A Group Portrait， by Carlos Baker， Viking， New York 1996;

　　Walt Whitmans America： A Cultural Biography， by David S. Reynolds，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