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小麦

　　二○一九年是塞林格诞辰一百周年，经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授权，译林出版社在国内首次出版了他的一套四本的全集，我也第一次把他的作品看全了。

　　比起他笔下那些富有个性的人物，我更关注的是创造出这些人物的塞林格。他为什么要在声名鹊起的时候选择隐居，而且长达半个世纪一直到死？他为什么一直勤于写作却不愿再让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他为什么一再爱上十八岁少女，却又迅速冷落她们？……太多好奇，在读了他女儿玛格丽特（昵称佩吉，下文统称佩吉）写的《梦幻守望者：我的父亲—塞林格》、他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写的《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他的粉丝保罗·亚历山大的《守望者：塞林格传》和全球最权威的塞林格研究者坎尼斯·斯拉文斯基的《守望麦田：塞林格传》，以及黑龙江学者王立宏的《J.D.塞林格小说的文化阐释》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塞林格为什么要隐居五十年？

　　可是真正在写作过程中我又发现了不断冒出来的材料，作家苗炜曾经翻译过一本《塞林格》，是同名纪录片导演沙恩·萨勒诺和作家大卫·希尔兹采访二百人之后写成的。还有传记片《麦田里的叛逆者》、电影《穿越麦田》……材料丰富，于写作而言是件好事，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塞林格这种复杂而神秘的人物，像一个浮在云端的日渐模糊的背影，每个对他兀自评论的人都是盲人摸象，斩钉截铁也好，含糊其词也好，其实说的都是自己心里的那个塞林格。我也一样，我也只能在这些仅有的資料中，在我褊狭的认知范围内，来理解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美国作家。

　　生命中受过的那些伤

　　我想先从塞林格受过的那些伤说起。

　　塞林格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婚后改了犹太名并改信犹太教的天主教徒，也就是说，塞林格是一个半犹太人。在他出生长大的年代，犹太人在美国并不受欢迎，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有着强烈的反犹风潮，在这种风潮下，犹太人必须更加抱团;而因为母亲的缘故，他又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这意味着在犹太人与纯正美国人两个阵营中他们家处于两头不靠的局面，家族历史成了需要避忌的事，佩吉在《梦幻守望者》中说：“这种讨厌问及家庭背景，讨厌问及从英伦岛屿到新大陆的社会关系种种，在我们家成为一支母脉。（回忆一下《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吧：‘……我要是细谈父母的个人私事，他们准会大发脾气。对于这类事情，他们最容易生气，特别是我父亲。）”同样是在《梦幻守望者》中，他的姐姐多丽丝说：“在那些日子里，半犹太人不好过。是犹太人也成不了资本，但至少你属于某地。半犹太人等于你既非鱼类，也非禽类。”在他的第一篇作品《小伙伴》发表时，署名是“杰罗姆·塞林格”，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名字，而到了他发表第二篇作品《坦白》的时候，署名就成了我们熟知的“J. D.塞林格”，消除了犹太特色。可是改了名，却改不掉身世，对一个生性敏感的人来说，半犹太人的处境还是经常会让他难堪。

　　他也像书中人物霍尔顿一样屡次转学，甚至被逐出校门，学校生活对他来说并不友好。他曾入读的福吉谷军事学校更是一个反犹太人的大本营，他的姐姐多丽丝就认为福吉谷的反犹对弟弟来说就是个地狱。后来他又上过三所大学，但都没有毕业就退学了，可以想见，他敏感的个性和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让他在集体生活中就是一个异类，但大学的反犹情绪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可是当塞林格后来向女儿佩吉回忆这所学校时却说他“简直高兴极了，终于逃脱了父母的羽翼”，看来，严酷的军校给塞林格的心灵创伤都不如被控制的家。

　　塞林格从小喜欢演戏、喜欢写作，父亲从来不理解他的这些追求，总觉得他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帮忙做生意，父子关系应该也是他早期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创伤，直到晚年，塞林格对父亲曾给他的负面评价还是耿耿于怀。幸好母亲对他无条件信任，他一直与母亲关系良好，《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的时候，他将此书献给母亲。

　　一九四一年，塞林格认识了乌娜·奥尼尔，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他深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姑娘，但是爱对他来说也根本不是生命的全部，为了能在写作中获得更多的生活阅历，他报名参军，远远地离开了乌娜。之后，乌娜爱上了大她三十六岁的好莱坞明星卓别林，刚满十八岁就与他结婚。这个消息被媒体大肆报道，乌娜的前任塞林格无可避免地成了报道中的花边材料，塞林格不仅失恋了，而且公开丢脸，在另一部电影《塞林格》中，他的战友惊呼：“你是第一个在报纸头版被甩了的人！”恋爱时有多高调，现在就有多丢人。

　　这次失恋应该是塞林格一辈子都没能解开的心结，他后来多次在作品中说到他讨厌电影，讨厌好莱坞，甚至还在与朋友的通信中用恶毒的文字丑化乌娜与卓别林。从此，塞林格只喜欢二十岁以下的姑娘，她们长得都很像美丽的乌娜，同时她们身上又有些与他的共性。他追求克莱尔是因为她有才华，他主动给乔伊斯写信是因为她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并配了一张照片。

　　可惜，大多数姑娘和他都不长久，那些爱慕他才华横溢、只会用崇拜的眼光仰望他的姑娘，很快就对他的隐居生活不满起来，她们不是他的盲哑姑娘，她们是活生生的人。克莱尔和他离婚，乔伊斯几十年后写了一本书，她们都让他不省心。

　　对塞林格来说，更严重的心灵创伤来自战争。从一九四一年入伍到一九四五年退伍，塞林格全程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淋淋的近距离杀戮场面，给这个敏感的文学青年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塞林格参与诺曼底登陆，他在后来的文字中反复提到诺曼底登陆，却又对其中细节三缄其口。在斯拉文斯基的研究中，他与三十名战士挤进一艘登陆艇，经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而死里逃生。他写过一个从未发表的作品《魔术般的猫耳洞》，小说取材自诺曼底登陆之后几天的战场，也是他的作品中唯一正面描写残酷战争场面的，小说中他将愤怒与绝望指向战争，并且发出天问：“上帝在哪里？”

　　可是在死里逃生之后，他并不知道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十一个月，他和战友们还要继续经历地狱般的连续作战，包括最为残酷的赫特根森林之战。

　　斯拉文斯基写道：“森林里那日复一日的恐惧把士兵逼到了极限。他们被困在幽暗的森林里，死亡随时能发生，而且不知在哪个方向发生。这里的敌人都在暗处，所以战士们不敢有片刻马虎，紧绷的神经早晚要断裂。连道上的烂泥和不停的雨水里都弥漫着疯狂。”赫特根森林之战在二战史上被认为是一场失败的战役，士兵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战役也极大地改变了塞林格。被这场残酷战役改变的还有海明威，他当时的营地与塞林格只相距一英里，后来他曾公开大骂这座森林。两人成为至交，其中原因当然是共同经历的战争，虽然塞林格对海明威的作品并不以为然。

　　《九故事》中，《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里的西摩因为战争创伤而自杀，《为艾斯美而写—有爱也有污秽》里的参谋军士X就是一个严重的战后心理综合征患者，塞林格用他笔下的人物，一点一点将他的心理创伤表达出来，但仅仅是表达而已，距离疗愈还有很远很远的路程。

　　身份认同之伤、父子感情之伤、初恋之伤、战争之伤，共同构成了塞林格心中的累累伤痕，这些伤在他生命的前半程叠加成一腔没有出口的愤懑，流淌到笔尖和纸上，成就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就是那部充满愤怒与不平的、貌似青春小说但对世界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青春范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可是这种成功不仅没有抚平他的伤痛，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焦虑与烦恼。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些伤痛与焦虑继续发酵、变形，再勾兑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与信仰，变异成一种独属于塞林格的思想体系，为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林中怪杰一般的隐居生活埋下伏笔。

　　远离人群，远离误解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经开玩笑说：“塞林格写出一部大作《麦田里的守望者》，还告诉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给作家打电话，后来他藏了二十年，为的是不接电话。”确实，塞林格的隐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逃避与别人打交道。

　　刚开始住到科尼什，塞林格并没有打算真的隐居，他结交了一大批十几岁的孩子，经常在家里招待他们，去附近温莎小镇的咖啡馆与他们聚会聊天，还用车载男孩们去看篮球赛、护送女孩们去舞会。他迅速成为少年们最喜欢的人，是他们遇到烦恼时可以倾诉的知心大哥哥。后来，一个叫雪莉·布兰尼的女孩说要为校报上的一篇文章“和他聊聊”，他们聊得很愉快，布兰妮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答案，可是很快，布兰尼的文章在新罕布什尔的日报《克莱里蒙鹰报》而不是在学校报纸发表，这让塞林格大为生气，他觉得布兰妮和她的伙伴们出卖了他，他迅速与所有的孩子断绝了关系，当他们坐车来找他时，他就装作不在家。不久，他在屋子外面建起一圈高墙，把孩子们彻底挡在了外面，也把世界挡在了外面。

　　这让人想到《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霍尔顿夜里想给妹妹菲比打个电话，可是又猜想这个时候妹妹一定睡了，电话很可能被父亲接起。霍尔顿就像塞林格一样，何尝不想有個与世界好好沟通的渠道？他喜欢妹妹，或是邻居高中生，可是在他们面前都横亘着巨大的风险，与妹妹沟通的风险是父亲，与高中生沟通的风险是他们的背叛。

　　正如他的女儿佩吉所说：“在父亲的世界里，有缺点就要被放逐，有过失就意味着成为叛徒。”他笔下的小女孩都是完美无暇的，霍尔顿的妹妹菲比、听西摩讲香蕉鱼故事的西比尔、要求“我”写一个极其污秽极其感人的故事的艾斯美。而他真实的女儿却觉得自己只能“大部分时间做到不使他丢脸，让他感到自豪”。在他的《最后一次休假的最后一天》里，他写道：“假如你不能成为聪明的姑娘和了不起的姑娘，我就不希望看见你长大。”对身边真实活着的女性来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要求，无论是他的女儿还是他爱上的姑娘们。

　　女儿为了取悦父亲，只能努力去做那个聪明而了不起的姑娘，然而这样做的代价相当高昂，分裂成了佩吉前半生的主题，她一直在和失眠、噩梦、习惯性偷窃、过量服用药物作斗争，写《梦幻守望者》对她来说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一样，他爱上的完美的十八岁姑娘，后来大多离开了他，或者被他赶走，除了陪他走到生命终点的最后一任妻子柯林，不知道这个当过护士的女子，是不是正好符合他心中那个“美丽的”“又聋又哑”的姑娘的想象？

　　他笔下的人物也经常帮他说出这种对他人的苛刻。格拉斯太太曾这么说祖伊和巴蒂：“如果你们不能在两分钟里喜欢上某个人，那么你们就永远不会喜欢他了。”她告诫祖伊：“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带着这么强烈的喜和恶。”这如同塞林格的妈妈在对他说，可是没有用，就像祖伊一样，只是“怔怔地看着她，然后微笑了一下，转身去看镜子里的胡子”。（《弗兰妮与祖伊》）

　　塞林格无法容忍他人，无法容忍不合乎他内心的任何事物，他笔下的霍尔顿和弗兰妮因为忍受不了外界，只能大病一场。他还更多地让他笔下的人物因为无法容忍这个世界而死去，格拉斯家族的天才大哥西摩选择自杀，霍尔顿最喜欢的弟弟艾里病死，刚刚向陌生人宣讲完灵魂理论的泰迪转头就摔死在游泳池里，笑面人则是捏碎装着可以救他命的鹰血的瓶子，扯下面纱倒下死去。死去，是逃避这个社会最彻底、最决绝的方法。

　　在现实中塞林格没有让自己死去，也没有像更多的愤怒的、迷惘的年轻人一样随着年龄增长终于和这个世界和解，他选择的是一退再退，退回到那个他亲手建成的只有树木、群山、悬崖作伴的家中，筑起高墙，远离人群，孤独终老。

　　逃进森林，专心写作

　　写作是塞林格的终生挚爱，没有之一。躲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写作，也是他隐居在丛林深处的重要原因之一。

　　塞林格的作品除了打动无数青少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名声很大的《九故事》，还有两本只有忠粉才知道的《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在他隐居的五十年中可能还写了大量作品。二○○八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他成立塞林格文学信托基金，将全部三十九部作品的处置权委托给信托基金管理，不让任何个人独占他的作品。

　　三十九部，这就是他全部的作品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女儿佩吉的《梦幻守望者》中我们能找到线索，她通常不被允许进入他的书房，“此生被邀请进去过也许两三次”，她看到的是“几个大的顶天立地的保险柜”，保险柜里是他仔细归档过的文件，用红蓝两种记号一一标记，假如他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就死了，标有红色记号的可以“按‘此本发表”，蓝色记号的“可发表，但得先编辑一下”，不过由谁来编辑，佩吉就不知道了。后来这些作品的处置权应该是交给了信托基金和她的弟弟马特（在《梦幻守望者》中译本中被译为马修）。

　　关于塞林格最动人的形象，在书评人戴新伟眼里，是他带着午餐独自走向工作室去写作的那个背影。在《守望麦田：塞林格传》中，斯拉文斯基写道：“在他那个小天地里，他不必因外事分心，最后丰富的艺术以生动的方式变成了生活。在他这座寺庙之内，现实与想象得以贯通，所以暗室才能成为格拉斯一家的领地。暗室里塞林格笔下的人物说一不二，将那些故事讲给作者，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灵将信息传递过来。”

　　女儿佩吉从小就会独自一人走过树林到父亲工作的小木屋给他送饭，爸爸的绿屋子是煤渣砖盖的，漆成松树一样的暗绿色，里面只有一间小房，除了床和几个书架，还有一把放置得高高的用来做椅子的旧车座，他会用两腿盘在身下的莲花坐姿坐在上面。写字台是一块架起来的平木板，上面有一台老式手动打字机，书桌周围到处贴着小黄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字，不过她从来不敢仔细看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这便是塞林格一直写作的地方，直到一九九二年，一场大火令这个书房化为灰烬。

　　《西摩：小传》中塞林格借“我”—格拉斯家族的老二巴蒂之口说：“我一直都是一个叙述者，但我是一个有着极端迫切的个人需求的叙述者。我想介绍，我想描述，我想散发回忆录和护身符，我想打开我的钱包把里面的快照传个遍，我想跟着感觉走。”写作之于他的意义，是一种不得不表达的迫切、不得不跟着感觉走的必然，是发自生命深处的需求。

　　在《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中，男主角“我”好容易找到一份函授美术老师的工作，在大量狗屎作品中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天才，但他眼中的天才艾尔玛修女后来被修道院女院长要求放弃函授学习，“我”开始对此痛心疾首，但最后他想通了，在日记里用法语写下：“我还艾尔玛嬷嬷以自由，她要按她自己的命运向前。世人皆修女。”是啊，世人皆修女，塞林格也是，他的写作如她的绘画，是表达生命的需要，但如果为了更伟大的信仰，那就顺其自然好了，可以写，也可以不写，于生命来说二者没有区别。

　　写作本身就是他的需求，写出来就功德圆满了，至于要不要让读者看到，于塞林格倒不是重要的事，反而对此他还很有顾虑，《西摩：小传》中巴蒂说：“哦，上帝，这是多么崇高的一份职业。我对读者到底知道多少？我可以向他倾诉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让我们彼此任何一方感到难堪？”既然作品出版之后总是难免被误读，难免陷入这种难堪的局面，那么，把它永远地藏起来也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

　　努力写作，不问出版，或者说努力做事，不问结果，于塞林格而言也是有信仰支撑的，在《弗兰妮与祖伊》里，西摩和巴蒂房间里的写字板上写着：“你有工作的权利，但只是就工作本身而言。你无权获得工作的成果。绝不能把对获得工作成果的渴望作為你工作的动机。……带着期待成果的焦灼而完成的工作，远远比不上在投入自我的宁静中完成的工作。”这段话摘自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中的《福者之歌》，这也是后来塞林格的精神宝典之一。

　　写作也是他的救赎，可是在写作中找到的出路一旦面对现实就崩溃了，因为他要的快乐是与生命融为一体的、顿悟式的，被他的情人乔伊斯称作“液体般的快乐而不是固体般的幸福”。对这种快乐的追求，恐怕还不是写作所能做到的。他还要开辟出另一条路，让深深的丛林将庸俗的凡人挡在外面，而他终日吸食自然天地之精华，在最简朴的生活中滋养出他的长寿的一生。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译林出版社邀请马特·塞林格来到上海思南读书会与读者做了一场分享，有读者问他塞林格是不是还有大量作品没有发表，会不会被发表？他说：“我想在他的百年诞辰之际，他的读者会得到一些答案。我想让他的读者知道，他在之后的五六十年里继续写作，他写的那些东西会被出版。但是时间没定，我们会尽快，但是你不要抱什么期待，像书的封面一样，是一片空白的。”

　　修行之路

　　无论是心灵创作、社交厌恶还是写作，都不是让塞林格隐居五十年的真正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就是他在丛林中开辟出的那条修行之路。

　　塞林格的信仰谜般复杂。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说：“我算是个无神论者。……我爸妈的信仰不同，我们家到我这一代全是无神论者。”这恐怕就是塞林格家的真实状况。

　　战后，深受战争创伤所苦的他开始向别的信仰体系寻求救赎。二十世纪中期，佛教，尤其是禅宗成为美国青年的新欢，被“垮掉的一代”当作精神圣经的《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仔细研读了禅宗经典和寒山的诗，“空幻”“寂灭”等说法引起了他强烈的精神共鸣，并将禅宗当成他的精神指引，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塞林格的战后心理创伤与西渐的东方哲学相遇，不啻长久在黑暗中踽踽独行的人突然看到乌云中探出一轮明月，本心、迷失、开悟、轮回等观念让一直笼罩在死亡与恐惧阴影下的他得到了极大的慰藉。一九五○年，他与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相识，铃木的思路与塞林格的口味不谋而合，来自东方的禅宗与他本身的信仰系统完美结合，写作也成了他坐禅的一种方式，这样的结合使得他开始将一切妨碍他写作和修行的东西弃如敝履，比如名利和世人的关注。

　　后来他接触到印度经典《摩诃婆罗多》中的《福音之歌》，印度的吠檀多追求统一与和谐，这也成为塞林格精神追求的重要特征，各家各派复杂的体系在他身上神奇地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自洽的系统，并成为他隐居五十年最根本的精神寄托。

　　他在作品中一再写到迷失方向的年轻人寻求精神安慰，《弗兰妮和祖伊》中，校园生活和爱情都无法拯救弗兰妮，她需要的是心灵的宁静。虽然她的信仰被祖伊大肆批评。而祖伊相信超脱、无欲应该存在于日常生活、一粥一饭中，比如妈妈端上来的那碗鸡汤里，比如弗兰妮最应该从事的演戏里。他们的分歧不在于信不信，只在于信的方式不一样。

　　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六岁的塞林格和克莱尔·道格拉斯结婚，婚后不久，他们就开始修习瑜伽，接受咒语仪式和呼吸训练。但是在克莱尔还对瑜伽死心塌地的时候，塞林格对此已经兴趣索然。他一度喜欢上排除忧郁的精神疗法，还去拜会了这种疗法的创始人哈伯德先生，后来，灵修、顺势疗法、针灸、长寿食疗法等各种信仰与修行方式轮番被他青睐。

　　关于他的信仰来源，他借《西摩：小传》里的巴蒂总结说：“我倾向于把我自己认作是一个四流的羯磨瑜伽行者……我深深迷恋经典的禅宗文献，且斗胆每星期在大学教一个晚上的禅宗以及大乘佛教选读……”看，其实塞林格并不想给人们留下太多谜，一切他都准备通过作品留下答案，可是他的答案与他的人生都太过离奇，人们即使找到了答案，也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停止寻找。

　　《九故事》的最后一篇《泰迪》，是一篇非常古怪的小说，塞林格借一个如同造诣深厚的先知的十岁孩子，直接表露了他以禅宗和吠檀多交织而成的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泰迪自称前世是印度哲人，他相信灵魂转世理论，认为挣脱人生桎梏的关键在于抛弃理性和知识，他想做的事是“先把所有的孩子聚集起来，教他们如何冥想。……而在这之前，我还得先让他们把他们的父母以及所有别的人告诉过他们的一切都清空”。他认为，只有以直觉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彻底摆脱生死轮回，与神秘的神之精神同在。

　　这才是他的终极追求，也是让他五十年安心待在密林深处的小房子里的根本原因。

　　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柯尼什的家中去世。或许，他只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彻底解脱了。

　　马特·塞林格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上说：“我觉得他（父亲）有一颗东方的心灵，相比他西方人的外表，内心更偏东方人多一些。人们一直会讨论他关于印度教的一些爱好，尤其是对非二元论的喜爱，但是事实上相较于印度教，其实他自己对于道教和儒家的东西会更感兴趣，他会读老子、庄子的东西。”

　　始终有一种说法，说塞林格其实只是用隐居这种方式将自己永远地留在文学史上，也就是说他的隐居只是一种想要更受关注的策略。这实在太低估了塞林格，也高估了人类社会规范对每一个个体的影响。

　　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身为普通人，也不妨多一个看待天才与非凡之人的新视角，我们可以将那些最有才华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看成是一种有特权的人，无远弗届的灵感与激情是上天賦予他们的特权，如“自嗨”一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人类创造出最富激情的艺术作品和最深奥的思想体系，如果没有他们，人们没有机会得以一窥宇宙间最美的存在和最神秘的原理，他们可以一边是浪子、怪物、谜题，一边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人。

　　而塞林格，就是这样的浪子、怪物和谜题，同时也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以一种激进的隐居度过他的大半辈子，在我眼里，他那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其实才是他最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