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莹

　　写这篇文章的起源，是在台北的重庆南路书街淘到一本书—图书馆学家吴文津先生所著《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这本书勾起了我二○一六年十月随复旦大学图书馆一行访问北美几所图书馆的记忆，一路上遇到可爱的人和事，很有记录下来之必要。

　　一、亨廷顿图书馆

　　由于航班关系，我们抵达美国加州已是中午，为了抓紧时间，全体成员一致商定放弃午餐，直奔我们计划中的第一站—位于圣马力诺庄园的亨廷顿图书馆。下午两点，加州的阳光热烈如火，几位复旦的校友在馆门口已经等候多时。身着一件亮黄色T恤的刘冰先生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老朋友，年逾八十的他在洛杉矶经营长青书局二十五年，那是全美最大的中文书店。荣休之后，刘冰先生给研究院捐赠了大量善本书籍，并开始为修复专业的学生上课。还有其他几位，是熟悉图书馆情况的学者和为图书馆捐资出力的校友。现在回想起由这一群可爱的长者们陪伴我们度过的那个下午，依然觉得很温暖。

　　亨廷顿图书馆（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是一座风景迷人的花园式图书馆，四周密林环绕，可远眺内华达雪山。同时，这里也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私人图书馆。简称图书馆，实则是集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设施。在加州发家致富的铁路大亨亨廷顿（Henry Edwards Huntington）是一位热诚的读者和藏书爱好者，在六十岁退休之后，致力于珍版图书、手稿及艺术品的收藏。一九一九年，亨廷顿夫妇二人将自己名下的两百零七英亩（折合约83.8公顷）的圣马力诺庄园，连同自己的收藏品一起，转给了非盈利教育托管会，由此创建了亨廷顿图书馆。一九二七年，亨廷顿去世时托付给董事会的图书馆里，一共包含十七万五千册印刷书籍、两百万份文件及手稿。此外，他还留下了八百万美金用于图书馆的管理。亨廷顿图书馆于一九二八年正式对外免费开放，一九七二年开始收取门票，每年的来访者达到五十万人次。

　　今天的亨廷顿图书馆总藏书量在六百万册左右。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大量手稿和超过一百万册的珍本，包括十九世纪末之前英国几乎所有著名作家的手稿及初版本书籍：莎士比亚戏剧的对开本、四开本，雪莱的手稿;还有由葡萄牙地图专家一五四七年在印度果阿印制的根据葡萄牙文翻译的英文版中国南部地图，以及马可·波罗的第一版中国地图。我们在图书馆的主展厅里看到了西方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英国中世纪著名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手稿、美国总统林肯手迹文稿、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手稿等。

　　在亨廷顿图书馆修缮室的参观，由年轻的华裔馆员Lee wei-yang博士带领，他就是那位在整理书籍时发现了一册两卷《永乐大典》嘉靖抄本的重要人物。虽然是从无以计数的藏书中发现了《永乐大典》的功臣，但他却非常谦逊、低调，没有名片，以至于我都不知道他名字的写法。Lee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书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碰巧被他发现了。该册《永乐大典》原藏于北京翰林院，一九○○年义和团放火焚烧翰林院，被人从乱堆中捡出，用来封堵使馆房屋的窗户，直到义和团的圍攻被解除后，才被传教士约瑟夫·怀挺（Joseph Whiting）发现，并于同年带到美国，再到一九六八年，被他的女儿捐赠给了亨廷顿图书馆。图书馆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我们又询问了有关亨廷顿图书馆在一本藏书中发现大航海家哥伦布遗嘱的事情。Lee向我们介绍，他们发现的这份遗嘱是哥伦布在一五○二年写给儿子迭戈书信的手抄本。在信中哥伦布指示儿子，万一他不幸死在海里后应该做些什么，并对他的生意和个人事务提出意见。十七世纪初，历史学家把这封书信的原文抄写到关于波图加尔（Portugal）家族（哥伦布的孙女嫁到这个家族）的历史著作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亨廷顿图书馆从一家英国拍卖行购入此书。除了严谨、严肃的学术讨论，在Lee的研究室，我们发现了很多可爱的与棒球相关的纪念玩偶以及最新的电影海报，写字台上放着一部商务印书馆的铅字中文打字机，字盘和大部分字符都保存完好。

　　亨廷顿图书馆的修复人员不多，我们到时有三四个人正在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拥有双学位，比如历史学与图书情报学，获得学位的国家也不单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藏书量巨大的图书馆，修复人员的数量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他们修复的标准是对于一些要进行展出的展品，作一些有限的、必要性的修复，以保证其能够正常展出。展示中正在修复的一本羊皮书来自法国贵族的私人图书馆，装订使用的是十八世纪的摩洛哥山羊皮。遗憾的是，我们发现他们用来修复的纸张大部分是和纸，也有一些是泰国机器制造的纸张。

　　亨廷顿艺术馆主要由三幢藏馆组成。根据展品的不同被简称为“欧洲馆”“美国馆”和“特展馆”，藏品包括了十八、十九世纪的雕塑，十五世纪至二十世纪早期的装饰艺术以及十九世纪名家的画作。由于时间不够用，我们只能参观到其中的一部分展品。老校友告诉我们，美术馆里有两幅画必须要看，简称“blue boy”（庚斯博罗的《蓝衣少年》）和“pink lady”（罗姆尼的《米勒斯夫人》），均为英国乔治亚时代肖像画的代表。乔治亚时代的其他艺术品，比如风俗画、水彩画、铜版画等，馆内也有收藏，因而此处也成了除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所在的伦敦之外，研究乔治亚时代绘画的第二选择。

　　没有来过中国的亨廷顿十分喜欢中华文化，收藏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工艺品和珍贵书籍。亨廷顿图书馆之后也一直秉承这一脉喜好。我们去时，馆内正在进行中国木刻版画的展览，以“园林、艺术和商业”为主题布展。展品除了图书馆自身的收藏，大部分是从中美两国的古籍收藏机构和个人处借得。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都提供了古籍原本，参加此次展览。南京图书馆提供的《樱桃梦》一书此前还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所有展品中，让我驻足良久的是从哈佛大学艺术馆借来的清乾隆苏州桃花坞印版的彩墨纸本木刻版《全本西厢记》。版画内的人物好像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如此真实、呼之欲出，使我不禁想象着每一个厢房里的人们那一刻正在交谈的内容。带我们看展的林逸欣女士告诉我，此类作品也被称为“姑苏版画”，其画风是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加入西洋艺术的远近透视法和明暗阴影法，形成一种中西合并的特有风貌。她还说，日本的个人和美术机构收藏有很多“姑苏版画”，日本的画师们最早便是从“姑苏版画”中找到浮世绘创作的灵感的。

　　亨廷顿生前一直希望能在他的植物园里建造一座中国庭院，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苏州园林为蓝本的“流芳园”。流芳园于二○○三年由苏州园林设计院打造，整个园子以水池“映芳湖”为中心，园内的四个花园中分别栽种了代表不同季节的花卉，以展现春夏秋冬的四大意境。爱莲榭、玉茗堂、落燕洲、赏鱼桥、活水轩，移步换景之间是浓浓的中国写意山水情调。园内有从中国海运过去的太湖石，以及在美华侨赞助的凉亭、花窗、桥桩等，全部由中国工匠手工打造完成。加州是地震多发地区，所有的建筑都要符合防震的等级，而江南园林的亭台楼榭一般为木质结构。因此为了保持中式原汁原味的建筑风味，又要达到防震的要求，最终采用了主框架钢结构，外包木板的方式。加州阳光下的江南园林，如此风光迤逦，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有一种还在中国的错觉。

　　亨廷顿图书馆的植物园内有不同风格的花园十五座，其中数流芳园的面积最大，同时它也是海外最大的中国古典园林。图书馆特别邀请了精通中国文化的专家组成咨询委员会，为园林命名，其中包括翁同龢的后人旅美学者翁万戈。“流芳”取自曹植《洛神赋》中的诗句“步蘅薄而流芳”，也隐含了以园林山水画著称的明代画家李流芳的名号。亨廷顿图书馆近年来开展的中国文化艺术活动也都以“流芳园”为舞台。园内的茶馆供应中国的传统小吃，是华侨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聚会的好地方，茶馆的楹联还是复旦南加州校友会前会长朱裕民先生的字。老校友们自豪地告诉我们，流芳园建好之后，亨廷顿图书馆这道西方文化景观里增添了更多的东方活力，也弥补了长期以来以日本庭院来代表东方文化的缺憾，他们每次带友人来都会去。

　　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活泼的小松鼠，蓝得像幕布一般的天空，高高耸立的伯克利塔，多得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还有早就想一睹尊容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固定车位，在还没有进入作为考察主体的图书馆之前，我已经被校园里的各种美丽与活力深深吸引了。伯克利分校的主图书馆位于校园南边，门口是马克·吐温的铜质雕像，摆出正在看书的姿势。这位家喻户晓的文学家的文书和档案是该馆的重要馆藏。伯克利分校的东亞图书馆在校园的北边，迎接我们的中文部主任何剑叶女士早已在约定处等待。她思路清晰、语速极快，仿佛身上有着无穷的能量和热情，让人备感亲切。很快我们来到了东亚图书馆，其主体建筑还曾荣获二○○九年美国建筑协会大奖。

　　周欣平馆长是位儒雅的学者，他是武汉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图书情报学硕士、语言学博士。语言学研究出身的他心思细腻，极富审美情趣。他本人亲自参与了图书馆设计方案的定稿，介绍起来满含情感，我们因而也有幸得知了很多建造背后的逸闻趣事。作为美国大学校园第一座有独立建筑的东亚图书馆，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于二○○七年十月投入使用。设计师是纽约华裔女建筑师钱以佳（Billie Tsien）和她的先生威廉姆斯（Tod Williams），据悉他们不久之前还中标了预计耗资五亿美元的奥巴马图书馆的设计。周馆长告诉我们，他认为每一栋新图书馆的建造一定是从功能到设计，而不是从设计到功能。很多时候对功能的重视反而会催生出设计的美感。东亚图书馆在刚开始建设的时候，他们就向设计师提出明确要求，既要采用自然光源，又不能有阳光直射。因为加州的阳光太强烈，过高的室温既影响所藏图书，也不利于读者安心阅读，如果全部使用空调来调节室温则对环境不友善。于是，建筑师在屋顶开出了一个北向的横跨几乎整个平面的天窗，使得自然光线能够柔和地布满较深的内部空间，并配之能反射光线的穹顶。呈斜角状的墙顶，保证光线的流入，又隔绝了过多的热量。这一以功能为本的设计成为了图书馆的一大亮点。周馆长形容说：“当读者走进图书馆时，会感觉自己沐浴在阳光之中，却又有人为他们打了一把伞。”

　　图书馆的外立面罩了一扇巨大的中式花窗，铜质的竹子形象，全部在杭州定制，价格不菲，除了装饰功能外还具有遮阳节能的效果。馆内的每一层平面都有一些错层的效果，让不同楼层的人互相望去有不同的观感。随着太阳光线的变化，光影和气氛也随之微妙改变，花窗倒映在图书馆的地面上、书橱上、墙壁上，烘托出浓浓的中式书房情调。据说当时为了墙顶灯光的方案，设计师和馆方还经历了好一番争论，设计方案里为顶楼的阅读区配置了密集的点状LED节能灯，被图书馆认为太过繁复或者是实用性能不高。为了寻找最佳方案，他们进行了几轮实景灯光实验，并邀请全校师生参与投票，最终设计师的方案获得了肯定。特别是晚间，从外部看，图书馆的房顶就像是星空，吸引着大家走进馆内，徜徉在星空下享受书香。东亚图书馆也因此成了点缀校园夜景的标志性建筑。

　　好的设计都是以细节取胜的。在图书馆的二楼阅览区，有一个小小的类似阳台的设计，周馆长让我们走上“阳台”感受一下，并猜一猜它的用途。这是一处绝佳的位置，正对着图书馆的正门，外墙的花窗、大堂、主楼梯都尽收眼底。我们纷纷猜测这个视觉制高点是用来找人、放松、观景的。周馆长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偶然间发现的秘密。有一次也是国内学者们来交流，人们站在阳台上讲话，他在大堂区域就十分清晰地听到了所有对话的内容，转头一看，场景像极了西方阳台演讲。于是，后来这里就被利用了起来，申请在图书馆举行的讲座和课程有一种就可以让演讲者站在阳台，听众坐在正对的台阶上。不过，要在东亚图书馆申请举办演讲或展览，需要符合一些苛刻的条件，比如展品和艺术家、演讲者要有一定国际知名度，展览和授课的内容要与东亚图书馆的研究项目、收藏主旨密切相关，而且展览的形式要与东亚图书馆的风格一致。图书馆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资源，也希望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改变了原来藏、阅分离的状况，全部采用大开间开架阅览的方式。

　　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八九六年，曾在江南制造局参与译书的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受聘出任伯克利加州大学首任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之后他便将自己的两百余册中文图书存放在大学图书馆内，供该系师生使用。其中大部分是明清刊本，最重要的藏品是他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主持翻译的一百余种西文科技著作，是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珍贵资料。一九二八年傅兰雅去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将这些图书留给了伯克利分校。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年间，江亢虎接替傅兰雅担任中文讲师的工作，他承诺将祖父收藏的一千六百种图书，共一万三千六百余册捐赠给图书馆。一九一六年，由美国公使馆派船将这批藏书运到了伯克利分校。

　　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早期馆藏主要依靠私人捐赠。接替江亢虎担任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的威廉姆斯（E.T.Williams）曾在美国国务院的驻华机构工作二十多年，他在伯克利分校一直任教到一九二八年，随后也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学校，进一步充实了东亚图书馆的馆藏。一九四七年东亚图书馆成为大学总图书馆的分馆。在获赠的各种基金的帮助下，伯克利分校收购了日本的三井文库，总共十万多册的书籍同时丰富了中、日、韩三个语种的善本馆藏，其中有大量的中国碑帖拓本、日本屏风卷轴等。进入二十世纪，东亚图书馆的馆藏得到了持续的扩充，并得到了来自友人的珍贵捐赠，捐赠者中有二十世纪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密韵楼主人蒋汝藻的孙子蒋绍愚，著有历史还原小说《沉默》并获得过芥川龙之介奖的日本著名作家远藤周作等。与此同时，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也开始收集不同形式的出版品。在他们的影音资料库，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港台电影拷贝和宣传海报。二○一七年四月，东亚图书馆公布这样一则消息：他们已经成为北美地区收藏中国电影档案最多的地方。

　　在周馆长的办公室，我们看到了一幅被裱挂起来的胡适的字：“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读书无用斋主人 胡适”。周馆长告诉我们这是胡适写给赵元任的。赵元任的全部档案都保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幅字正是周欣平从卷帙浩繁的档案里找出来的。赵元任在伯克利分校度过了三十五年的时光，因此他本人把自己从出生到去世的所有档案都捐给了学校。除了日记、文书、手稿和讲课资料，他还有大量私人信件，包括他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很多重要人物的往来信函，如胡适、傅斯年、杨联陞、梅贻琦、裘开明等。周馆长的老师郑锦全是赵元任的学生，他也就相当于是再传弟子了。周欣平认为赵元任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语言学方面的成就，也不在于写了《叫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而在于他实际上把西方现代的学术思想、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带到了中国。赵元任的这部分材料一直由伯克利分校的档案馆管理，但没有好好地整理和编目，在周館长的努力下才暂借到东亚馆，由他们开始编目的工作，随后还会有年谱长编和数字化的成果。

　　三、耶鲁大学

　　二○一三年，我曾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度过了夏天。从熟悉的百老汇大街穿过一座座寄宿制书院，天好的时候一直走到山上的神学院;几乎认真地看过了每一个艺术馆和博物馆，不断地在各个图书馆里和复旦大学的学生们偶遇。在耶鲁大学呆过的人，都熟悉哈克尼斯塔那童话般欢快神秘地流淌而出的各国乐曲;熟悉光线变幻下，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的大理石窗户形成的一幅幅印象派画作;熟悉被马克·吐温喻为全美最美街道的希尔豪斯大道（Hillhouse Avenue）的雨后、星期天圣玛丽教堂门口面带微笑的人群，以及所谓“上山（跳舞）下海（捉牡蛎）”的意味。当时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在翻新，整个外墙都被包裹起来了。三年后，整修后的图书馆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迎接我们的是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孟振华博士，他曾在台湾东吴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获得政治学和图书馆学硕士，并先后专管密歇根大学和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以及莱斯大学的亚洲馆藏。我们到访时他正在撰写《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该书作为中华书局《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新一批成果已于2019年3月出版）。作为此次访问的延续，二○一七年六月十三日孟博士还受邀来到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为学生作讲座，从收藏于耶鲁大学的一封美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从广州发出的邮件开始，将耶鲁近一百七十年的中文古籍收藏史娓娓道来。

　　耶鲁大学东亚馆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美国更多地关注到了远东地区。一八五○年，耶鲁大学校长西奥多·伍尔西（Theodore Dwright Woolsey）担任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副会长，耶鲁人文学科的很多顶尖学者都加入其中。一八五五年，美国东方学会将藏书存放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美国东方学会会员、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阿狄森·范内姆（Addison Van Name）率先在美国大学进行东亚语言的教学，并且成为建立东亚图书馆馆藏的第一人。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容闳（1854年毕业）回国后倡议母校在课程中设立汉语课，并表示只要耶鲁愿意设立教授中文的教职，他就将捐赠个人的藏书。一八七七年，传教士卫三畏受聘开始在耶鲁教授中国语言文学。一八七八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重回美国，担任清政府驻美副公使。出于对母校的感谢之情，他后来捐赠了一千两百八十册图书，其中包括一部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同文书局印行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七一六年版《康熙字典》，以及其他善本。卫三畏于一八八四年去世，也将所有私人藏书捐给耶鲁，进一步充实了中文馆藏。

　　在图书馆入口处，我们看到了由张充和所提写的“东亚图书馆”匾额。她是合肥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张充和随夫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来到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等校任教。一九六一年，傅汉思被耶鲁大学聘为东亚系教授，他们从此定居纽黑文。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中国文学，张充和在该校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同时开设昆曲选修课。二○○六年至二○○七年间，在图书馆整修的过程中，她授权图书馆使用这一匾额。

　　此外，今天的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能有单独的馆藏空间，还要归功于芮沃寿和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夫妇。一九五九年，耶鲁从斯坦福挖来了这两位中国史专家。芮玛丽在延安收集到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目前仍是西方收藏到的唯一一份原件。她还曾在北京琉璃厂各个书店仔细搜寻，并用斤数计价买到一整套要以废纸出售的光绪宣统时期出版的政府公报。夫妇俩加盟耶鲁之后，最终促成了将普通书架上的东亚图书抽出，组建成独立的东亚文献馆藏。

　　在访问之前，我们将每一位老师的简历和研究方向都附在邮件中，负责接待的孟老师则根据每一个人的专业准备了相应的材料。我们看到了一本上海话土音字典。一八五五年之后，上海方言记录形式开始多样化，美国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夫妇等通过借鉴汉字古老的反切法，为上海方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拼音文字—上海土音字，一方面缓解了自身学习中文的困难程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接近基层会说不会写的百姓。上海土音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只是在字形上借鉴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每一个土音字都由韵母、音韵和声调三部分组成。随后，他们相继出版了多种用上海土音字编写的宣教类图书和科技小册子。但根据高第丕自己的估计，前后学习过的上海人有一两百，并未获得普遍推广。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捧着这本字典颇有些激动，根据这些音节读出来的上海话是非常标准的本地味道，仿佛还原了那个时代上海人的语言方式。由此不得不佩服传教士们的智慧和努力。另有一本关于语言的小册子是提供给美国军官学习汉语所用的，中英文对照，基本对话是要告诉中国民众美国人是来帮助中国抗战的。

　　访问期间，我们还得到了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苏珊·吉本斯（Susan Gibbons）女士的热情接待。她非常年轻，二○一一年加入耶鲁大学图书馆，这之前，在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也有十一年的教龄，对于图书馆业务相当熟悉，尤其在数字化、新媒体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创意和想法。二○一五年一月，苏珊升任学校的副教务长并担任图书馆馆长。孟老师告诉我们苏珊的父亲是印度人，这样的背景在美国很受欢迎。在她的带领下，耶鲁大学图书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耶鲁大学拥有一千五百万册纸质藏书和电子书，分藏于十五座图书馆之中。最主要的是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科学及社会科学图书馆。学校还在纽黑文郊区设立有藏书库。耶鲁的藏书中包括善本、手稿、档案、地图、照片、音像制品、乐谱、艺术作品和其他独特的研究资料。整修后的主图书馆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还特地增加了几幅油画，上面描绘的是耶鲁培养的第一批女博士们。苏珊告诉我们，收集、保存和传播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任务，因此图书馆就尤为重要，就像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入口处刻着的那句话“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作为研究型的图书馆，耶鲁的图书馆以学科服务为中心，资源指导为己任，要求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并应当完全融入学生教育和教学之中。每一位大学本科的学生都配备有一名个人馆员，帮助他们在一、二年级熟悉图书馆，获得最好的体验。

　　美国的学科馆员（subject specialist）服务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服务内容包括为本馆师生和社会读者提供深层次的参考咨询、协助发展馆藏、参与学校教学和培训，几乎覆盖到了每一个学科。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学科馆员也是一大特色，人数众多、体系强大，在主页上显示出的是一百二十三个学科方向。馆员是一对一模式和一对多模式并存，比如孟振华博士对应了中国研究，有一位李唐老师则对应了四个方向，包括中国研究、东亚文字和文学、韩国研究等，打开其个人联系主页，她提供服务和指导的专业内容包括了十七项，例如“伊斯兰在中国”“中国丝绸之路中的社会史”“东亚的种族、性别表现”等有趣的子目。苏珊馆长还向我们介绍了耶鲁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的经验，以及校内学术资源库（repository）的情况，并提议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修复专业的学生来耶鲁开展定期交流。

　　四、哥伦比亚大学

　　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迎接我们的馆长程健先生是复旦中文系校友，获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和图书馆信息学两个硕士学位。由于在图书馆东亚电影收藏以及相关电影传播与研究方面的贡献，他荣获二○○八年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评选的“美国图书馆学界年度风云人物”称号。他告诉我们，东亚图书馆所在的肯特大楼（Kent Hall）是该校法学院的建筑，阅览大厅非常气派，经常被作为电影拍摄的场地，据说租金很贵。太阳透过阅览室东侧描绘着“正义”图案的彩绘玻璃照射进来，提醒着我们谁是这里先前的主人。图书馆于一九六二年搬入，改善了原先图书馆藏书拥挤、光线不好、通风不良的状况。

　　哥大现存的中文藏书约三十四万册，以家谱和地方志居多而著称于世。所藏家谱有一千零四十种，是西方大学中最多的一批。最有特色的收藏包括甲骨残片、金石拓片和宋元时期的善本。程馆长向我们展示了翁方纲的经学手稿、钱谦益的佛学手稿，还有一套石刻的满文经书，所用的材料为制作端砚的石头，每一个字上还描有金粉，应该是皇帝御用。第一次看到这样珍贵的实体文书，大家纷纷拍照收藏。

　　关于哥大收藏中文资料的起源有一个传奇。一九○一年，哥大校友卡朋蒂埃将军（Horace W. Carpentier）捐给母校二十万美元，设立“丁良中文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ship）。据说丁良是他的中国用人，在被卡朋蒂埃发怒辞退后，仍于第二天准备好早餐才离开。卡朋蒂埃很感动，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为人宽容的处世方式，值得宣扬和学习，于是捐款以“丁良”之名设立。根据吴文津先生的文章，丁良自己也捐出了一万两千元来设办讲座。哥大校长罗氏（Low）曾写信给当时美国驻清廷公使康格（E. H. Conger），希望能在美国设立一个中国图书馆和一个中国博物馆。一年后，慈禧太后赠送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清光绪二十年上海同文书局影印本）给哥大，这就是哥大中文藏书的起源。

　　哥大还有一批特殊的中文资料。自一九五八年开始，由韦慕廷（C. Martin Wilbur）和何廉教授发起了中国口述史项目，对当时居住在纽约市区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名人进行访问，访问稿由被访人审定后，再翻译成英文供学者研究使用。被访问人包括张学良、胡适、顾维钧、吴国桢等等。由于访谈中涉及的人物很多，指定的部分材料需暂时保密，现在只是公开了大部分内容。这些口述档案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不过，这批材料并不在哥大的东亚图书馆，而是在哥大图书馆的特藏部。我的导师金光耀教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曾在哥大訪学，埋头于这批档案的研究并接触到顾维钧的家人，向唐德刚教授当面请教，后完成了顾维钧与巴黎和会等一系列研究。金老师和我们提起过，口述史档案由于一些叙述者年事已高，对事物的记忆难免出现移花接木的情况，因此需要对照其他人的口述并一定要调阅其他历史档案来求证。哥大是我们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由于要赶下午的航班回国，与友人夫妇的相聚只能匆匆选在哥大图书馆。正午的阳光下，我们在台阶上留影。金老师看了合影之后留言，说他当年要抓紧时间看档案，常常坐在台阶上吃完一个三明治，继续跑回阅览室，因此他对这个台阶很熟悉也很怀念。二○一九年四月中旬，金老师回到哥大参加口述史会议，与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程健馆长以及哥大口述史项目主任玛丽·克拉克（Mary Clark）女士交流口述史研究的体验和心得。我悄悄问他，午餐是否考虑在老地方吃个三明治，他说，想过，可惜哥大的老朋友们已经把他所有的用餐时间都“霸占”了。

　　本文记述的三所学校都有着在北美享誉盛名的东亚图书馆。北美大学的东亚馆藏，也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东亚文献资源基地。回国之后，我阅读了周欣平馆长曾提到的他在二○一一年主编的书《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1868-2008》，其中全面地介绍了北美二十多所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以及东亚典籍流传和分布的情况，由三十多名学者供稿编写而成。他认为，北美东亚图书馆馆藏史就是东方学术思想在西方传播的缩影。在图书流动、传播、收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西方的汉学家、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和文化使者，他们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了美国人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敬重。通过吴文津先生的著书以及回顾二○一六年那次难忘的图书馆之旅，我们也看到：一大批华人学者的努力与传承，在这一事业中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裘开明先生一九二七年创办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一九三一年被聘为汉和图书馆首任馆长，他是第一位在美国担任东亚图书馆馆长的中国人。钱存训先生一九四九年被聘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一九五九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一九六五年接掌哈佛燕京图书馆。现在活跃并服务于东亚图书馆的可以算是第四代华人学者，他们热爱图书馆事业，同时进行着自己领域里的研究，也关心着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

　　每一座东亚图书馆，都有一段故事，都是中西方交流的佐证。书籍作为跨越国界的文化宝藏，它的流传实际上是在寻找东西方学术思想的交融点和学术思想传播的轨迹。每个藏馆的创建与成长都具有独特的时代和地域文化背景，都有一批具有智慧和远见卓识的开拓者们在辛勤投入。书籍的流传与东西方学者间代代相传的交流昭示了一种通往未来的长久联系。这种关系超越了急功近利的短见，并是一种最终能达到心灵交汇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