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用審美愉悦来陶冶心灵，在我国是古已有之的人格修养方法。有因面向自然美而开阔心胸，有因鉴赏艺术美而澡雪精神。但这大抵是文人学士之事，与一般平民百姓无关。民间也有一些艺术活动，却以敬神娱鬼为多，缺乏人文精神;还有一些违背人情常理的宣传品在民间流传，如《二十四孝图》，什么卧冰求鲤、郭巨埋儿，更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

　　审美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

　　这种教育主张，始于欧洲。十八世纪德国诗人席勒写有《美育书简》一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审美教育的提出，与当时的启蒙思潮有关。我国的启蒙思潮处于后发状态，所以审美教育也提得迟了一些，那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之初了。那时中国面临列强瓜分之险，爱国志士纷纷思虑救国图强之道。有些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些人属意于变革政法，也有人想从文化思想的改造着手。审美教育的提出，就是文化思想改造的一种手段。

　　但是，各人的提法有所不同。王国维认为，对下流社会应该提倡宗教，使之以宗教为精神之寄托，对上流社会，则应提倡美术，使之以美术为精神之慰藉，并说：“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去毒篇》）而蔡元培则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以美育代宗教说》）他在民国元年出任教育总长时，还将美育列入国民教育五项宗旨之中，希望用行政手段予以施行。

　　但是，审美教育进行得并不顺利。蔡元培一下台，临时教育会议立即将美育从教育宗旨中删除，这说明那些教育家们对美育并不感兴趣，也并无认识。

　　审美教育未能顺利推行，就当时情况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缘于上层，当时军阀混战，官僚争权，根本无视百姓精神素质的提升;二是源于下层，当时的许多百姓，为衣食所困，无暇顾及审美。审美情趣的培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鲁迅说：“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说的就是这么种情况。

　　但问题是，解决了衣食之后的百姓，甚至拥有相当资产的富人，或者文化水平较高的学者，也仍旧缺乏审美情趣。他们购买书画，不是为了鉴赏，而是用来倒卖增值;他们出国旅游，无心欣赏名胜古迹和细看博物馆展品，却热衷于购买名牌衣物和拍摄“到此一游”的照片;甚至研究文学名著、艺术名作的学者，也难得有审美的情趣，他们匆匆忙忙，为的是完成基金项目，而这种基金项目的获得和完成，又直接影响到职称的提升和在学界的地位，故不能不全力以赴。更不要说，那种把名胜景点和寺院古刹当作敛钱工具的人，那是对美景古迹的亵渎。

　　这说明，衣食足虽是审美教育的必要前提，但不是全部条件;而且，文化程度也不能等同于审美水平。

　　那么，要推行审美教育，还需要创造何种条件呢？

　　我以为，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必要条件。因为审美本身是一种超功利性的活动。

　　美感的超功利性观点，是康德提出来的，经席勒加以发挥，而为我国许多美学家所认同。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蔡元培说：“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美学观念》）鲁迅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摩罗诗力说》）朱光潜则以人们如何对待古松为例，认为除了“实用的”与“科学的”两种态度之外，还有一种“审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把全副精神都注到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谈美》）。

　　但儒家重在政治哲学与伦理哲学，即使对于审美的文学艺术，也总要拉扯到“为君”“为父”的政治伦理上去，使之成为“教训文学”或“教训艺术”，弄得毫无美感可言。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艺术教育也就变成了耳提面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却忽视了审美愉悦。而正是这种审美愉悦，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就是艺术的无用之用。

　　鲁迅曾从书籍的版式和行文来透视国民精神，他说：“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外国的平易地讲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并由此推论道：“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忽然想到[二]》）

　　这里提出的“余裕心”，正是医治急功近利毛病的对症药，同样适用于审美教育。

　　美，是要慢慢欣赏，细细感悟的。朱光潜《谈美》一书最后一篇的题目是：“慢慢走，欣赏啊！”这是引用景物优美的阿尔卑斯山谷中公路标语牌上的话。作者说：“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宗白华的美学著作索性就叫作《美学散步》，书前有一篇《小言》，专说散步对美学研究的意义：“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兴趣的燕石。无论是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朱光潜、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这种成就，即是从“慢慢走，欣赏啊”和“美学散步”中得来。听说宗白华常常背着书包，拄着拐杖，挤着公共汽车，到处去欣赏自然美景或参观画展，把美的感受引入美学研究之中。蒋孔阳先生是他的学生，一九五四年到北京大学参加毕达可夫文艺理论学习班时，顺道去拜访老师。宗先生问他身体如何？蒋先生说，神经衰弱比较严重，经常失眠。宗先生批评道：“年纪轻轻的，那么用功干什么，把身体都搞坏了。跑得动的时候多玩玩，等玩不动时再用功读书不迟。”这话当然是针对他的身体情况而言的，但要他从书本里走出来，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道理，却是实在的。

　　其实，审美赏玩与研究学问相结合，并非个别现象，在当时有着相当的普遍性。记得我年轻时，在复旦宿舍小道里有时会听到老先生间这样的对话：

　　“最近在玩什么？”

　　“玩红楼。你呢？”

　　“哦，玩杜诗。”

　　于是，相视一笑，各自回家。

　　他们是把艺术赏玩与专业研究结合在一起，所以课讲得那样出神入化，富有特色。

　　王欣夫先生是文献学家，精于古籍的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家中有许多珍本藏书，有些书还是师母当了首饰帮他买来的，但他购书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赏玩，决不是去倒卖牟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打听得欣夫先生藏有一部康熙己亥徐志定真合斋磁活字本《周易说略》（〔清〕张尔岐撰），他是个行家，知道这种本子在版本学和印刷史上的价值，而且存世不多，就跑来动员王先生，欲以三千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三千元）为文物局收购此书。三千元在现在虽然不算什么，而在当时却是个大数字。但欣夫先生不为所动，用他那苏州话慢条斯理地说：“迪格末事，我自家要白相相格。”（这东西，我自己要玩玩的。）郑振铎也只好空手而归。正因为他有这种“白相”的劲道，所以在文献学上“白相”得远近闻名。二○○三年我到台湾东吴大学讲学，见到一些台湾学界研究文献学和古典文学的专家，提到欣夫先生，他们都非常敬佩。那时欣夫先生过世已有三十七年了，而他的主要著作尚未出版。欣夫先生生前勤于著述—临终前几天还抱病执笔，却不忙着出书。他的主要著作《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是死后由后辈同事鲍正鹄先生和学生徐鹏兄整理出版的，后又由再传弟子李庆编辑出版了影印本，欣夫先生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

　　老先生们的治学道路各有不同，但在治学态度上却有共同点，即不急于事功，不把学问和艺术用来牟利。

　　有一次，我参加上海美学学会的活动，与一位著名书法家坐在一起聊天。这位书法家很诚恳地对我说：“我们这些书法家实在算不了什么，真正的书法家在你们复旦。”我说：“复旦字写得好的先生很多，不知你是指哪一位？”他说：“当然是指朱东润老先生，他的字真有功力！”记得朱老说过：“写字总要写它六十年以上，这才能够写得像个样子—十五年练篆字，十五年练隶书，另外三十年再练楷书、行书、草书。”他自己就是天天写，即使在受难之时，也不废笔。但是，他從不以字牟利，也不用来扬名。他练字，只是一种修养。

　　赵景深先生以研究戏曲史著称，他除掌握大量的戏曲资料外，还亲自参与戏曲实践，曾经组织沪上昆曲社，定期与友人一起拍曲。除昆曲京戏外，他还能唱许多曲种，给我们上文学史戏曲部分时，常常是边讲边唱，有时还率师母及家人登台演出。赵门弟子虽多，但这一特色却无人能及，至今已成绝响。

　　当然，我并非要大家都像宗白华先生那样潇洒，或像其他先生那样多能，而是希望大家都有一种余裕心，不要急功近利，这样就会有更好的审美心态，而国民素质也能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