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

　　众所周知，汤显祖（1550-1616）是明代大戏剧家、大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与剧本，受到后世的景仰，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明史·汤显祖传》对汤显祖这个人初登历史舞台，有非常简短的描述：“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很隐晦地指出，汤显祖年轻的时候文章写得好，闻名遐迩，以至于首席大学士张居正都想将他罗致于门下，与他的儿子们一同去应试科举。谁知道汤显祖居然不领情，不愿意接受当朝第一权臣的邀约，恃才傲物，拒人于千里之外，显示了年轻人狷介不群的气骨。后果则是连续落第，直到张居正逝世之后，“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而煊赫一时的张家此时已遭到抄家处分而覆败。

　　《明史·汤显祖传》写汤显祖与张居正的关系，落笔非常矜慎，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与社会关系，看不出什么大名堂，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汤显祖如此狂妄，“不识抬举”，连当朝宰相诚意相邀，都不放在眼里，敢于断然拒绝。这里所说的历史情况，虽然在邹迪光（1550-1626）的《临川汤先生传》中说道：“丁丑（1577）会试，江陵公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但是，仍然是云里雾里，没说清楚张居正罗致才俊的具体事实。深受汤显祖赏识的钱谦益（1582-1664），比汤显祖晚了一代，在他的《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对汤显祖拒绝张居正的笼络，有着具体而戏剧化的描述，让我们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了清晰的理解：

　　显祖字义仍，临川人。生而有文在手。成童有庶几之目。年二十一，举于乡。尝下第，与宣城沈君典（懋学）薄游芜阴。客于郡丞龙宗武。江陵有叔，亦以举子客宗武。交相得也。万历丁丑（1577），江陵方专国，从容问其叔：“公车中颇知有雄俊君子晁（错）、贾（谊）其人者乎？”曰：“无逾于汤、沈两生者矣。”江陵将以鼎甲畀其子，罗海内名士以张之。命诸郎因其叔延致两生。义仍独谢弗往。而君典遂与江陵子懋修偕及第。又六年，癸未（1583），与吴门、蒲州二相子同举进士。二相使其子召致门下，亦谢勿往也。除南太常博士。朝右慕其才，将征为吏部郎，上书辞免。稍迁南祠郎。

　　钱谦益叙述汤显祖前半生，首先指出他生有异象，“有文在手”。这个说法有故意夸张之嫌，生下来掌中就有“文”，其实是大多数婴儿都有的现象，并不能显示文曲星下凡。但是汤显祖童幼时期聪颖突出，令人瞩目，却是实情。这里说他“有庶几之目”，指的是有聪贤之才，可与孔门弟子最优秀者媲美。《易·系辞下》：“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颜氏之子，指的是颜回，强调的是聪贤的性格。王充《论衡·别通》也说：“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 更明确指出，儒家后学读书有成，是庶几之才。钱谦益反复强调的，就是显祖天生有才，比诸孔门才俊，当之无愧。

　　汤显祖受到张居正的重视，是由于张的亲戚（张居谦，不是张居正的叔叔，是同父异母弟）在太平府江防同知龙宗武处，也就是今天芜湖北边的当涂，结识了显祖与沈懋学，认为他们是当世英才，极力向张居正推荐。那时张居正身为首相，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儿子科举夺魁，为了避免物议，怕有人批评他操弄科举，便希望有些当世著名的青年才俊同科高中，以杜悠悠之口，于是接受了亲戚的推荐，邀约汤显祖与沈懋学，企图将他们纳入门下。岂料显祖居然不给面子，只有沈懋学前来，当然惹得权倾朝野的首相不满。发榜之后，沈懋学高中状元，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一甲二名（榜眼），汤显祖落第。钱谦益记载“君典遂与江陵子懋修偕及第”，讲得不清不楚，容易令人误解，以为沈懋学与张懋修同榜，其实不然。这段记载，混淆了丁丑（1577）与庚辰（1580）前后两次会试科考，张家两次笼络汤显祖，而显祖两次拒绝张家罗致的故实。丁丑年状元是沈懋学，榜眼是张居正的二子张嗣修;庚辰年的状元是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同榜还有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而汤显祖再次落第。

　　关于汤显祖第二次受到张家罗致，再次不合作，狂狷依旧，拒绝首相的青睐，邹迪光的《临川汤先生传》叙述得非常清楚：

　　丁丑（1577）会试，江陵公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庚辰（1580），江陵子懋修与其乡之人王篆来结纳，复啖以巍甲而亦不应。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公虽一老孝廉乎，而名益鹊起，海内之人益以得望见汤先生为幸。至癸未（1583）举进士，而江陵物故矣。诸所为席宠灵、附薰炙者，骎且澌没矣。公乃自叹曰：“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而时相蒲州（张四维）、苏州（申时行）两公，其子皆中进士，皆公同门友也。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馆选，而公率不应，亦如其所以拒江陵时者。

　　邹迪光与汤显祖是同龄人，常州府无锡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崇尚风雅，热爱诗文戏曲，与汤显祖挚友屠隆来往密切，对汤显祖十分倾倒，也熟知当时士大夫圈子的传闻。他记载的具体情况，有名有姓，而且详细反映了汤显祖不愿意攀援权贵的心态，既狂且狷，应该是有所本的。说张家两次“啖以巍甲”，或许是事后的夸饰之词，但意在邀请汤显祖进入张氏权力集团，一旦科举得魁，便是张家的政坛亲信，则是可信的。

　　邹迪光记载，汤显祖性格狷介，谈到自己不愿依附权势，把科举晋身的途径，比作处女出嫁，不可以轻易“失身”于权贵的宠幸与提拔，强调的是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做随人驱遣的佞幸之徒。在汤显祖的心目中，张居正是操弄权术的“权相”，即使不是奸恶之徒，也僭越了人臣輔政的身份，把朝政玩弄于股掌之中。自己若是屈身被他罗致，固然可以青云直上，在官场上荣耀一番，但也就成了张居正权力集团的一员，归队站边，听从差遣。汤显祖不愿失身于权贵的心态，到了张居正死后抄家，整个政治集团遭到整肃，似乎得到心理补偿，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令他感叹万分：“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这也就使得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不肯依附掌握政府大权的首辅，不愿参与官场的权力运作与斗争，宁愿选择远离权力中心的清简职位。所以，当张居正集团覆败之后，接任的首辅张四维与申时行都想要笼络他的时候，他依然故我，一概拒绝，坚守自身的人格清白，也就自己断了官场飞黄腾达之路。

　　二

　　在一五七七年到一五八三年的六年间，汤显祖两次不理睬张居正的垂青，第一次或许是恃才傲物，像杜甫形容李白那样，“飞扬跋扈为谁雄”，发扬蹈厉，展示青年的狂放不羁之气。第二次依然故我，狷介不群，给张家一个软钉子吃，摆明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第一次拒绝，还可说只是理念不合，看不顺眼张居正权势熏天，在官场上横行霸道，连士子心目中神圣的科举净土都敢于染指，完全违背了公平原则的正义性，也不容于汤显祖的儒家道德信念。第二次拒绝，就有了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因为看到了张居正为了控制朝政，专断独行，以致他的至交好友因为“夺情”事件，反对张居正蔑视道德规范，批评张居正违背权力运作的祖制，而经历了血淋淋的痛苦折磨，甚至遭遇惨无人道的迫害，显示了权相霹雳手段的残忍。

　　汤显祖是江西大儒罗汝芳的学生，笃信老师教导的阳明良知学说，相信人性有道德向善的追求，认为发挥“赤子良知”的精神才是美好社会的正道。他对张居正翻手为云覆手雨的权谋手段是看不上眼的，尤其不满张居正为了肃清言路，设置专断独行的思想管制，订定禁止讲学、打击探讨心性之学的政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泰州学派，禁锢了罗汝芳一脉的思想传播。

　　这里我们要打个岔，先讲讲阳明学泰州学派与江右学派对汤显祖的影响，也就是他的生长环境与师友关系对他人格塑造的影响。汤显祖从青少年时期就深受罗汝芳思想的熏陶，当他进入社会的具体历史处境，面对张居正以事功业绩及现实利益为主导的政治舞台，便不屑屈身于官场的蝇营狗苟。由此不肯依附张居正的经历，可以看到汤显祖耿介与狂狷的性格，是如何从萌发到成形，再经过长时间的淬炼与磨砺，终于造就了自主独立的个性。终其一生，汤显祖秉性刚毅决绝，像他笔下创造的杜丽娘，坚持理想的初心，九死而未悔，追求梦中理想的“至情”人生，是一位思想独立自主的大文学家。

　　十六世纪前后，出现了全世界的大变局，是早期全球化、东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先声。晚明江南经济的繁荣，社会结构的松动，以及追求物欲与奢华心理的迸发，在万历年间逐渐席卷中国东南半壁，是与早期全球化大趋势出现有关的。在全球化浪潮尚未波及中国之时，中国文化思想的结构，已经开始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心理变动—这就是阳明学派的兴起。阳明学派在明代中晚期兴起，跟王阳明这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认识有关。他最有开创性的思想，是在儒家的孔孟传统当中，从孟子的性善论，推衍出个人本体良知自主性的重要。也就是说，你要成为圣贤，或是循着圣贤之道发展完善的人格，不是按照本本主义的方法，读圣贤书中的道德规条，按照官方正统的规范，循规蹈矩，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像写八股文通过考试那样，成为服服帖帖的“道德奴才”。王阳明心目中的真正圣贤之道，是要有一种自己本体的内在体悟，所以要“致良知”，要“知行合一”。这个内在的体悟，跟个人的心性本体有关，跟个人的人格发展有关，是阳明学派中很重要的东西，强调的是个体心性的自主与自由。

　　阳明学派强调个体认知的自主性，给心性探索开拓了相当自由的空间，很自然就在弟子阐释师说的过程中，对圣贤之道出现不同的理解与分疏，形成许多不同的分支学派，其中与汤显祖有直接关系的是江右学派与泰州学派，特别是提倡“解缆放帆”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讲过“满街都是圣人”，所有人都可以成圣，有点像佛家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受禅宗影响，至少在传道说法的途径上是类似的。王艮传徐樾，徐樾传颜钧，颜钧传罗汝芳，而罗汝芳就是汤显祖的老师，可谓一脉相承。由于泰州学派强调教化的手段，有点像佛家的普度众生，吸收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参与，讲学大会聚集成群的信众，又人人各指本心，往往出现个人自由化倾向，这就引起官方的疑虑与担心。张居正最讨厌这种非官方的讲学活动，更对泰州学派激进人士到处串连、扩大影响的行动，极为忌惮，怕会造成反对官府权威的群众势力，因此尽量打压。张居正捕杀思想激进的何心隐，就是为了防止何心隐组织江湖势力，企图铲除泰州自由开放思想的显著事例。

　　泰州学派的思想激进，主要是个人内心世界的思想激进，有时形之于言，也只是思想言论对自主意识的独特表述，除了何心隐是个例外，不必然涉及社会行动，更没有进行社会运动的迹象。然而，在统治者的心目中，思想言论的自由不羁，有可能转化为挑动社会秩序的星星之火，则有曲突徙薪之考虑，必须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及早扑灭于未发之时。因此，张居正打压泰州学派，禁止阳明学说引发的普遍讲学风气，限制罗汝芳传播发抒个人主体性的自由追求，以维持官方正统思想的稳定性。作为罗汝芳的忠实弟子，汤显祖坚信老师教导的“天机泠如”的心性取态，反对以官方律令压制阳明圣学思想自由的“活泼泼地”特性，就对张居正滥用权威的行为不满，这也就是汤显祖第一次拒绝张居正罗致他的思想与时代背景。

　　有趣的是，汤显祖的好友沈懋学也是罗汝芳的弟子，却接受了张居正的邀约，成了张氏权力集团的一员，得以金榜题名，高占鳌头，当上了举世钦仰的状元。汤与沈的家世与教育、抱负与志趣，本来是相当一致的，这才结为挚友，没想到面临一场仕进的诱惑与考验，所作出的选择是如此不同。从落第的汤显祖眼中看来，真是应了杜甫的诗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然而，官场的翻云覆雨也不是容易承受的，沈懋学中状元半年之后，就撞上了张居正“夺情”事件，在道德伦理的大节与现实利益的小惠之间又要作出选择，他委屈了自己青云直上的机会，作出违背张居正意旨的决定，告病辞官，自称寄情诗酒声伎，避开政治斗争的追杀。其实也就是风光了一时，悔恨了一世，年仅四十四岁，抑郁以终。

　　三

　　汤显祖第一次落第，沈懋学高中状元，曾在汤显祖的寓所住宿，赠诗一首以作安慰：“独怜千里骏，拳曲在幽燕。”似乎为好友落第叫屈。汤显祖虽然也感到两人的关系起了变化，但还是写了一首长诗《别沈君典》，向飞黄腾达的朋友告别：

　　去年三月敬亭山，文昌阁下俯松关。今年俊秀驰金毂，表背胡同邀我宿。妙理霏霏谈转酷，金徒箭尽挝更促。人生会意苦难常，想象开元寺中烛。开元之烛向谁秉，君扬龙生姜孟颍。按席催教白纻辞，回船斗弄苍龙影。别在长干不见君，天上悠悠多白云。衣带如江意回绝，孤踪飒飒吹黄蘗。取得江边美桃叶，细语如笙款如蝶。燕幽道长不可挟，自有韩娥并宋腊。游人得意春风时，金塘水满杨花吹。玩舞徘徊顾雙阙，西山落日黄琉璃。落日流云知几处？云花叠骑纵横去。旦暮惟闻歌吹声，春秋正合穷愁著。夫子才华不可当，华阳东海并珪璋。辉辉素具幕中画，慨慨初登年少场。年少纷纭非一日，喜子今朝拚投笔。一行白璧自倾城，再顾黄金须百镒。吏隐郎潜非俊物，谁能白首牵银绂。银绂桃花一路牵，空纱户縠染晴烟。春丝引飏云霞鲜，窗桃半落朱樱然。江南人归马翩翩，金陵到及鲥鱼前。天地逸人自草泽，男儿有命非人怜。归去蓬山蓼水边，坐进金楼翠琰篇。丹蛟吹笙亦可听，白虎摇瑟谁当怜。如兰妙客何处所？若木光华今日天。我今章甫适诸越，山川未便啼鸣鴂。都门买酒留君别，况是春游寒食节。孟门太行君所知，鬼谷神楼非我宜。王孙碧草归能疾，公子红兰佩莫迟。昨日辞朝心苦悲，壮年不得与明时。处处抚情待知己，可似南箕北斗为。

　　汤显祖落第南归，给朋友写了一些诗，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落寞的心境，同时不断提起古人的隐逸生活，似乎是在抚慰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他经过南京，在归舟之中遇上风雨，给知心好友龙宗武写了四首诗《下关江雨四首寄太平龙郡丞》。第一首有这样的句子：“天意岂有端，倏雨无恒晴……空江寡人务，惟闻鱼鸟声……而余阙芳侣，不及春禽嘤。”感到独行无友，又逢雨阻，心情相当凄楚。第二首写到他高堂父母与妻子兄弟，都期望他高中荣归，朋友也对他寄以厚望，“念此欲飞奋，秉耜及时苗。终知不可得，抒愁寄久要”。事与愿违，也是无可奈何。第三首回忆起赴京之前，在龙宗武处的诗酒风流光阴，想起来还是美好的邂逅：“忆我旧行游，浮荣散飞藿。芜阴遝亭闇，歌呼事如昨。”芜阴指的就是龙宗武的驻地太平府，当时歌诗乐游，又有道义之交的联翩遥想，总是令人感到欣慰的。第四首则是自述平生用功读书，为了经世济民，报效国家：“精诚亮有鉴，振羽来天墀。翰音不可闻，毛理未成蜚。浩浩故应白，悠悠君讵知？暄凉人未异，心迹自先违。”岂知遭遇的情况与预期不同，拳拳之心不受朝廷重视。而且世态炎凉，让人违背了早先的自我期许。这首诗的结尾是：“为德苦难竟，叔牙我心希。”显然是批评了有人为德不卒，本来希望是管鲍之交，互相激励，精诚不变，到头来或许落空了。汤显祖写诗给龙宗武，感叹有人为德不卒，是谁呢？说得影影绰绰的，还希望继续作为知己，是谁呢？我们只要仔细想想，显然就是跟他一道进京赶考，邀他同住在表背胡同，“铜驼杯酒旧殷勤”的沈懋学了。

　　汤显祖的家乡好友谢廷谅，是一起成长的地方才俊，也写了诗，安慰落第的汤显祖。徐渭后来读到，误以为谢廷谅写诗给汤显祖，是自己顺利登榜之后，抚慰显祖落榜的心境。其实，谢廷谅也是科场失意，他科举生涯的坎坷，比显祖更甚，要迟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才成进士。汤显祖接到好友的慰问，回了三首和诗《谢廷谅见慰三首，各用来韵答之》。第一首：“草泽邅回讵不逢？ 美人遥忆泪沾胸。才轻贾马堂难造，眷重求羊径有踪。生意数看塘上柳，繁云高翳谷中松。能游剩有东山屐，知在云林第几峰？”第二首：“本自同时赋上林，归来徒剩紫芳心。江城露淡蒹葭浅，磵户云屯松桧深。独坐偶然临素卷，相思时与惜青衿。知君更欲询贤贵，十二云衢冠盖阴。”第三首：“峨峨双阙屡经过，畏景回途荫荔萝。过尽花时红落少，遥临松晓翠浮多。俱将玄白嘲杨子，独写丹青赞卞和。垂榻无言自羞涩，来诗牵率勉酬歌。”

　　这三首和诗用了不少典故，特别是来自汤显祖长期浸润的汉魏六朝文学，乍读只感到辞藻绚丽，似乎有点卖弄文字功夫。但是，细读之下，清楚了用典的蕴意，就可以看到，汤显祖的第一首诗显示了相当的骄矜，自觉可以媲美汉代的大文学家贾谊与司马相如，却得不到赏识，只有故乡的老相知谢廷谅，如同求仲、羊仲那样，依旧跟随他的行踪。诗中用典十分冷僻，来自赵岐《三辅决录》：“蔣诩字元卿，舍中三径，唯羊仲、求仲从之游。二仲皆推廉逃名。”陶潜晚年的《与子俨等疏》也说：“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指的是希望身边友好都是廉洁隐退之士。接着引用了谢灵运的诗句，谢灵运受到政敌排挤，退居永嘉，在山水之中寻求文学烟霞之乐，写了《登池上楼》，展示了著名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也就是他汤显祖目前落第的心境与向往，“生意数看塘上柳”，退隐到山水之中。第二首诗强调的是，原来是有本领选入翰苑，像司马相如那样写出《上林赋》的，可惜现在只能归隐园林，寻求隐逸修道的途径了。落榜的自己回到故乡读书，而高中的贤达则在京城通衢之间风光。第三首则明言，自己实在不适合留在煊赫的京城，生活在崔嵬宫阙的阴影之中，不如从繁花锦簇之中脱身，回到苍松翠柏的初心。像卞和怀有璞玉，遭受冷眼不说，还经历无穷无尽的打击，但是和氏璧的珍贵最终还是会有人认识，并为后世歌颂。

　　由这些落第之后写的诗，可以看出汤显祖的不满与愤懑，同时，也显示了他的狷介个性，不愿意为了晋身官场而委屈自己，为当权者作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