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胜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爱琴海边，年轻愤懑的德摩斯提尼在寒风中裹紧袍子，抓起几粒大理石石子塞进嘴巴里，面朝怒涛，练习发声，克服口吃。也是，在雕塑之风盛行的古希腊，找几粒大理石石子还不是俯拾皆是？据说，经过如是这般刻苦的训练，他终于成为一位杰出的演说家。

　　这是德摩斯提尼留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形象，尤其是对口吃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心灵鸡汤、多么励志的一尊神像！我早年口吃，非天生，而是在八九岁时通过嘲笑并模仿一个口吃的孩子得来，口吃如一只被诅咒的兽，一直跟随我近三十年，一度还非常严重。每一个口吃的孩子，几乎都会被告知含石子练习发声可以矫正口吃。

　　随着阅历的加深，口吃的自我矫正，德摩斯提尼的神像又开始松动。因为我开始从“怀疑”到之后的“不相信”。德摩斯提尼真的会把石头塞进嘴巴里？

一

　　由于其父亲过早离世，德摩斯提尼在三位监护人的看管下长大。不过，等到他刚满二十岁成为正式公民之后，德摩斯提尼立即对其三位监护人提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指责控诉。从保存下来的控告监护人阿弗波斯的两篇演说《诉阿弗波斯一》和《诉阿弗波斯二》来看，德摩斯提尼集中运用了情感手段，他多次述求陪审团对他给予同情和怜悯，并且激发陪审员对被告阿弗波斯的愤怒。此外，他还使用了非常情绪化的叙述。例如，他在指责阿弗波斯时夸张地说，如果监管期再长些，他将得不到任何财产，甚至会被监护人饿死。（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

　　此次诉讼的结果，据普鲁塔克所说，德摩斯提尼经历了险恶的过程，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胜诉，被人侵占的遗产能够拿回很小一部分，最大的收获在于在演讲方面赢得了相当的自信和经验。

　　不过，德摩斯提尼初次在市民大会发表演说，却遭遇了很大的挫折，备受听众的嘲笑。普鲁塔克说，是因为他的演讲姿态极其怪異，而且口齿非常笨拙，语句冗长，再加上论点刻板，让人难以入耳。他的声调有很大的缺陷，言辞不够清晰明白，气息短促，经常使得长句中断而无法连贯，影响到语言的表达能力。

　　德摩斯提尼气馁之余只有愀然离开会场。当他心情沮丧踽踽而行之际，遇见了一个名叫优诺穆斯的人，这个人指责德摩斯提尼的言辞“颇能具有伯利克里的风格，只是性格过于懦弱，遇事畏缩不前，无法勇敢面对群众的叫嚣，体能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需要，怠惰疏忽以致于精神不振”。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德摩斯提尼”章同一节罗列了上述两条看上去矛盾的史料，读来似乎让人费解。不过，在我看来，其中也留下了几点合理的信息。

　　口吃的产生与矫正，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每一个口吃者几乎都做不到立一个明确的时间目标，比如在二十岁成年前一定改掉口吃，像德摩斯提尼一样，可以大胆控告三位监护人。这样的做法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会给口吃者带来更大的压力，让口吃更严重。所以，德摩斯提尼未必口吃。

　　可以想象，面对三位监护人，德摩斯提尼做了万全的准备，且感情真挚，所以能很好地驾驭现场。不过这和他初次面对市民发表演说会紧张，并不矛盾，这也是人之常情。据《阿提卡之夜》作者奥卢斯·革利乌斯所说：“塞奥弗拉斯特，这位在他的时代最善辩的哲学家，在对雅典民众做一篇很短的演讲时因羞涩而缄默不言;这样的事在德摩斯提尼与腓力国王谈话时也发生了。”也许，羞涩与面对强大人物时的恐惧，是我们人性中的一部分。

　　从制度上推敲，德摩斯提尼口吃的可能性其实也很小。

　　正如《“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一书作者李尚君所说：“在古典时期的雅典人看来，对政治家进行全面了解是民主制的体现，而这种了解不仅是政治家在公民大会中进行提议演说时的公共形象，更包括他作为雅典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从演说辞证据来看，政治家有必要公开展示私人生活以证明自己品格高尚，这在雅典民主政体中似乎是一种制度要求，即所谓的‘资格审查。”

　　古典时期的雅典，政治人物在不得不展示自己的私生活以表高尚的同时，各种不光彩的事也无处躲藏。我们只要读一下德摩斯提尼和他政敌的演说词，对此就有直接的体会。可是呢，我们没有在德摩斯提尼，以及和他同时期的人包括政敌口中，得到有关他口吃的信息。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李尚君在《“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一书中主要考察了演说的表演属性与政治属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他指出，雅典人对演说技艺的态度是正反并存，作为“精英”的演说者虽然接受过演说技艺的教育，却声称不善演说，而作为“大众”的演说听众对于演说者掌握演说技艺的事实以及不善演说的伪装都给以默许。

　　与德摩斯提尼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出警告，要将讼诉演说的功能局限于“阐明事实”以向陪审员提供准确的信息，并将情感手段视为对此功能的损害而予以排斥。雅典人对利用演说技巧在政治演说场合取悦、欺骗甚至误导雅典民众，以至于破坏城邦法律和民主政体的人，感到忧虑重重。

　　明白了这个背景—在我看来，这处处都透露出雅典人的怀疑与忧患、防范意识—我们才能体会到德摩斯提尼为什么会一再嘲讽自己的政敌埃斯基尼斯，“曾经训练过发声技巧，希望能够在悲剧表演中利用自己的嗓音来征服观众，结果被哄下台，他于是结束演员生涯，成为现在的政治家”。在《金冠辞》里，德摩斯提尼重申这一批评，讽刺埃斯基尼斯嗓音的洪亮及其在朗诵技巧方面的刻意训练。同时，德摩斯提尼还对埃斯基尼斯在诉讼现场的演说表演进行攻击，称埃斯基尼斯借助诉讼的机会进行其个人“演说与发声技巧的展示”，而非审判政治家的罪行。

　　我们假设，如果德摩斯提尼真的是早年口吃，通过塞石子进嘴巴的方式，刻苦练习“发声技巧”，那无疑会被埃斯基尼斯抓住这个致命的要害，狠狠倒打一耙。

二

　　关于德摩斯提尼口吃的说法，目前能看到的最早文献，出自古罗马的西塞罗，而这时离德摩斯提尼自杀已经过去两百多年：

　　他还须得模仿那无疑被认为是最富有演说力量的著名的雅典人德摩斯提尼，因为传说此人具有如此巨大的热情和如此顽强的能力，他首先靠自己的勤奋磨炼和刻意追求克服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当他如此结舌，以至于不能发出他所从事的这门技艺的第一个字母时，他通过不辞辛苦的练习，终于到达了被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发得更清晰的水平。其次，当他呼吸比较短促时，他达到了演讲时能这样地保护呼吸—他的演说辞可以表明这一点，即在一个连续的语段中包含两个声调升高和降低。此外，传说还称，他曾经练习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放开声音一口气连续朗读许多行诗，并且不是站在一个地方，而是漫步着，甚至缓缓地登上陡峭的山坡。（《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此处所说的德摩斯提尼“不能发出他所从事的这门技艺的第一个字母”，是指字母“R”，在古希腊语中“修辞学”一词是“rhetorica”。除了塞石子进嘴巴里之外，上述这段关于口吃的描写可谓非常真实。每一位口吃的人，都有几个特殊的音死活发不出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影片《国王的演讲》原型）年轻时曾饱受口吃之苦，他不能回答一半的一半是多少，因为他无法拼读出“quarter”（四分之一）这个单词，单词开头的辅音字母对他来说太难读了。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这个词会给口吃者带来巨大的压力暗示。

　　可是呢，《论演说家》里的这段表述很曲折。原话是克拉苏斯说的，被安托尼乌斯引用（这两人都是西塞罗的演讲老师），再被西塞罗写在他的书中，可谓是转了又转的说法。在转了好几转的说法里，又是引用了“传说”，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后来的注释者在西塞罗《论演说家》的此处位置，往往会补上普鲁塔克的说法：“据普鲁塔克说，德摩斯提尼为了克服这一先天不足，曾避居乡间，口吞石子，反复地练习这个字母的发音，最后终于练成功了。”（西塞罗《论演说家》）在两位杰出作家的相互印证之下，德摩斯提尼口含石子的说法似乎真实了几分。

　　比西塞罗晚一百五十多年出生的普鲁塔克，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第二十篇里把德摩斯提尼和西塞罗两人的传记放在一起，他在“德摩斯提尼篇”这一章提到他的口吃：

　　费勒隆人德米特流斯告诉我们，说是德摩斯提尼到老年时曾经提到，他过去曾经努力克服身体的缺陷，为了矫正口齿不清和说话结巴的毛病，他在嘴里含着小石子来练习讲演。他边跑边走爬上陡坡，在气喘不已的状况下高声朗诵讲词和诗句，借以训练音调的强度。（《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

　　这又是一个转了好几转的可疑出处。

　　《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不断出现轶闻逸事和流传的八卦消息，普鲁塔克也经常脱离主题，描述不实的传闻和无中生有的故事，这样一来使得传记不至于过于枯燥，更为生动有趣，可是不少史家对这种写作的方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甚至有人将他贬入说书者之流（席代岳《〈希腊罗马名人传〉译序》）。

　　丹麦研究古希腊的顶尖学者汉森在他的《德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之中，也打了普鲁塔克一耙，他说：“普鲁塔克学识渊博，跟其他历史学家相比，他常常援引和讨论他的史料;所以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我们重要的史料，因为他依据的原始材料早已消失。然而他写得很像逸闻趣事，而且富于个人态度，与其说讲述雅典政治制度倒不如说讲述五百年之后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帝国：因此，历史学家援引他的著作时还得谨慎。”

　　实际上，普鲁塔克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第十七篇《亚历山大》中跳出来夫子自道：“大家应该记得我是在撰写传记而非历史……因之要请各位容许我就人们在心理的迹象和灵魂的征兆方面多予着墨，用来追忆他们的平生，而把光荣的政绩和彪炳的战功留给其他作家去撰写。”普鲁塔克说得很清楚，他在意更多的是传奇，而非真相。

　　席代岳也提醒我们，对普鲁塔克要多点宽容。希臘人和罗马人都将历史看成文艺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的著述不在于历史的观点和法则，完全采用文学的表达方式或戏剧的表现手法，就像是西塞罗这样的大学者，也将历史纳入修辞学的范畴，他曾经明确指陈：“修辞学家有权校订和改变历史的事实，进而达到最佳的叙述效果。”（席代岳《〈希腊罗马名人传〉译序》）

　　也许，对西塞罗和普鲁塔克来说，让（或者说相信）德摩斯提尼口吃，符合他们对俊杰的想象与期望。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真相往往少了许多传奇色彩。比普鲁塔克晚出生数十年的奥卢斯·革利乌斯在他包罗万象的读书笔记《阿提卡之夜》里多次提到德摩斯提尼，他只说德摩斯提尼与腓力国王谈话时说不出话来，却没有提到—或者说他并不相信—德摩斯提尼口吃这个流传已久的传言。

三

　　历史大河中的德摩斯提尼站在何处？

　　他站在民主的雅典即将坠毁、谢幕之时，要面对的敌人分别是腓力、亚历山大和安提帕特。

　　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马其顿乘机保存实力，在雅典和斯巴达衰落之时，马其顿趁机崛起。从体质上来说，马其顿人要比南面的希腊人强壮，骑兵战士皆披铠甲，坐骑也远较一般希腊所产马匹高大，在战争中屡次表明他们比色雷斯部队优越。修昔底德曾形容，马其顿骑兵“无人可挡”。腓力乃一代雄主，精于军事、外交，明暗运用自由，他锻造了当时世界所曾见过的最可怕的战斗部队—传奇的马其顿方阵。

　　从制度上来说，腓力和德摩斯提尼都看到了民主城邦难以克服的诸多弱点—长年累月的派系斗争、强大行政力量的缺失、快速决策的无能、公民大会投票时不可预知的怪异反常、使严肃的长期规划变得不可能的年度选举、业余的临时征兵（彼得·格林《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

　　所以，德摩斯提尼才会一次次地走上公民大会，希望公民奔赴战场，而不是每次都倚靠越来越无用的雇佣兵。雅典此时招募的雇佣兵可谓乏善可陈，在马其顿兵的围攻之下，奥林图斯向雅典求援，就明确指出，请派出公民部队而不要派雇佣军。

　　而马其顿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他拥有所有土地，手握战争最高指挥权，是法官、祭司和财政首长，能够在出国时授予监国。马其顿还是无偿征召兵员的国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书作者彼得·格林动情地写道：“腓力第一次感觉到，马其顿深受其他希腊人鄙夷的过时制度有可能变成对付这些对手的力量源泉。纵其一生，他通过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民主的无能—常常是同时利用—取得了他最大的进展。”

　　公元前三四六年八月，腓力占领温泉关，眺望已再无屏障可守的阿提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候雅典的悲剧就已经注定。公元前三三八年八月的恰龙尼亚之战，只是乘势而为。在这场战役之中，希腊方阵被撕开一个口子，亚历山大带领骑兵“伙伴”冲入缺口，腓力的部队把他们赶进一个山凹，在这里杀死了一千人，俘虏了两千人。在另一边，被亚历山大的骑兵包围的神圣旅也全部被歼。希腊全军溃败。

　　德摩斯提尼、弗西昂（雅典一位稳健的将军，普鲁塔克形容，城邦很像一条快要沉没的船只，他却无可奈何地在掌舵，被雅典人看成亲马其顿派）、亚里士多德都“见证”了这场战役。德摩斯提尼明白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反腓力阵线彻底溃败;弗西昂因此更忧虑，而亚里士多德想到自己学生的面容时会很骄傲，亚历山大甚至觉得自己是神，他最能感知自己也是凡人的时刻是“在性爱和睡觉之时”。

　　腓力和亚历山大驾崩时，德摩斯提尼每次都欢欣鼓舞，以为事业大有可为，重新启动反马其顿工作。他后来才明白过来，相比腓力和亚历山大，安提帕特最为可怕，因为安提帕特是一个决心要铲除所有抵抗他的势力的将军。

　　安提帕特在雅典建立寡头政府，通缉德摩斯提尼这些鼓吹雅典参战的演说家。公元前三二二年，德摩斯提尼在卡拉鲁尼亚的波塞冬神庙被找到。这个神庙是当地一座很著名的神庙，用来藏身似乎太过招摇，所以，德摩斯提尼也许是不想再逃了。他服了毒，准备离开神庙以免污渎圣台，但在祭台边倒毙了。这样一来，雅典的自由就在这一年彻底结束了。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里把德摩斯提尼和西塞罗放在同一篇，是有深意的，都是哀叹一个时代的谢幕。

　　《阿提卡之夜》作者在第十三卷谈到德摩斯提尼和西塞罗的死亡：

　　暴力导致的死亡并不被看作是出自命运。西塞罗看起来是追随了德摩斯提尼这样一位智慧和雄辩同样出色的人的观点。后者在其杰出的演说《论桂冠》中这样说道：“那些仅仅认为自己是为父母而生的人，不过是在等候宿命或注定的死亡罢了;而那些认为自己是为祖国而生的人，则会决意为国牺牲以免见到她蒙受奴役。”西塞罗称之为“命运”和“自然”的，德摩斯提尼很久之前称之为“宿命”和“注定的死亡”。“注定的死亡”与自然的、命运的死亡一样，不包括因外来暴力所致的死亡。（虞争鸣译）

　　最后，我们平心而论，塞石头进嘴巴（如果真的下不了手，可以拿几粒硬糖代替）练习发声，会出现两个大问题，一是字词的发音会变异，二是徒增压力，感觉自己的怪异。不少矫正口吃的书里都提及，真有口吃的人塞石子进嘴巴练习矫正口吃，都是徒劳。假使德摩斯提尼能知道，许多年之后会有人如此做还说是模仿他，他一向忧郁的面容一定会笑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