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伍德有一句关于小说细节的有趣论述,他说文学作品里有一种细节叫“告密的细节”,比如“侦探注意到卡拉的发带出奇地脏”。契诃夫在中篇小说《草原》中一时“疏忽”写下的一句话,也成了一个“告密的细节”,不过此告密非彼告密,“告发”的不是作品中人物,而是作者契诃夫本人。纳博科夫特别强调观察细节的重要性,但现实中往往是我们被“搁浅在细节上”,契诃夫被自己的细节搁浅了吗?
一
“即使太阳也有黑点,有一次,当我和契诃夫谈论《草原》的时候,我就向契诃夫指出了他文笔中的一个小瑕疵。”俄罗斯作家、剧作家伊万·列昂季耶维奇·谢格洛夫在写于一九○五年的悼念文章《回忆契诃夫》中如此写道。
谢格洛夫第一次见到契诃夫是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契诃夫正好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来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此时的契诃夫是俄罗斯文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年龄不大,却已写出《变色龙》《一个文官的死》《苦恼》《万卡》《吻》等多篇小说,深受读者喜爱。此次,喜欢写作的谢格洛夫也是听闻契诃夫在彼得堡的消息,约定见面。
两人会面的情景颇具喜剧色彩。契诃夫此行下榻于莫斯科旅馆,恰好谢格洛夫本人也时常在莫斯科旅馆的餐厅以文会友。契诃夫之所以选择这里,亦可能看重其文化氛围。按照约定时间,谢格洛夫来到契诃夫入住的房间,却没有见到人,他给契诃夫留了一张便条,直接去了餐厅,坐在入口处一张临窗桌子边上,点了一杯茶,边喝边看报纸。正当谢格洛夫聚精会神读报时,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柔和、温雅的招呼声”:“您想必是……谢格洛夫吧?”谢格洛夫放下手中报纸,抬头看到了“一个身材匀称的青年,他穿着很不讲究,非常朴素,有着开朗、动人的脸和向后梳的浓密、蓬松的黑发。他的眼睛含着笑意,左手轻轻地捻着刚长出来的胡子”。谢格洛夫随即也反问了一句:“您想必是……契诃夫吧?”于是两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年契诃夫二十七岁,谢格洛夫三十一岁,两位文艺青年都处于人生中的风华时期,虽未曾谋面,但已然熟读过彼此的作品,早已成为彼此心灵中的知己,所以两个人一见如故,对于文学的共同爱好吸引着他们畅谈一个通宵,甚至在这个夜晚的后半时间里更是转换了场所,跑到巴尔京饭店继续这场两个人的文学盛宴。
二
不過,谢格洛夫在文中所说他向契诃夫指出《草原》中有一个小“瑕疵”一事,并不是发生在这次,因为此时《草原》还没有写出。
《草原》是契诃夫第一部中篇小说,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动笔,一八八八年二月完稿,全文八万多字,同年三月发表在俄罗斯大型文学杂志《北方导报》上,前后花费了三个月时间。这三个月的时间改变了契诃夫以往小说创作中一个突出的特色,即一篇小说的诞生绝对不超过一天时间的短平快写作方式,所以《草原》被认为是契诃夫写作生涯中标志性的转折点。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草原》是一部游记散文(契诃夫在原标题后面标注为“游记”),以搭乘了一辆破旧的卖羊毛车到遥远的城市求学的九岁男孩叶戈鲁什卡的视角徐徐呈现夏季草原上的景和人,具有浓得化不开的抒情色彩—“看不清从哪儿开头的,到哪儿为止”的一望无际的草原,永远走不到头的淡紫色的远方,“摇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风车”,在一道光带中苏醒的带着露水的草原清晨,“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乏味似的”老鹰,犹如孤独的诗人般傲立在矮山上的一棵白杨树,“仿佛有个肉眼看不见的幽灵在草原上空飞翔”的农妇的低抑、冗长、悲凉的歌声。处处细节,处处风景,整部作品似乎是在以诗化的语言解读一幅俄罗斯风景油画。契诃夫擅长于从孩童视角审视人间生活,如《万卡》《渴睡》,还有这部《草原》,孩童的眼睛是最纯真的,也许最能够呈现生活的原汁原味。
契诃夫是讲故事的人,他的作品简洁凝练,意味隽长,所以詹姆斯·伍德说:“契诃夫的简洁太迷人了。”然而《草原》是另一种景象,无论是在篇幅的长度上还是在内容的叙述上,都抛弃了曾经的言简意赅,呈现出对契诃夫小说来说相当陌生而新鲜的洋洋洒洒、浩浩荡荡的气势,像极了该文标题—一片绵远壮阔的夏季大草原,装满了有声的、无声的以及有生命的、无生命的世间所有景象。在这里,如笔下善变的草原天气一样,契诃夫扮演了一个善变的魔术师角色,一改惜字如金的喜好,变得细腻、抒情、浪漫甚至有时是滔滔不绝、汪洋恣意,似乎感觉他以前一直是在默默做功课、在热身,而现在是水到渠成,要开花,要怒放。《草原》是一席文字的盛宴,虽然契诃夫依旧是那个如纳博科夫所说“穿着休闲装去参加舞会”的契诃夫,依旧不会用银盘托着那些“华丽的词藻、刺激的动词、热烈的形容词、薄荷甜酒似的表述词”呈上来,但他成功了,他自己曾经说过:“《草原》是我写得最好的作品,我不可能写得更好了。”
《草原》的名气和意义如此重大,谢格洛夫为何说他指出了一个“瑕疵”,而且还将之比喻为太阳的黑点呢?这个比喻的分量及其含义确实不可小觑,虽然话题所指是黑点,但谁都无法忽略其主体—太阳,唯有光芒四射的太阳才有资格拥有黑点,那么,由此可以理解为,唯有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普希金奖金”的契诃夫,才有资格拥有犹如太阳黑点般的“瑕疵”,不得不佩服作为作家谢格洛夫的文学才能。
那么这个黑点究竟是指什么呢?
谢格洛夫在文中写道:“不知怎的,我忆起了《草原》开头部分(写祖母去世)中的一句话,当我初次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在这儿顿了一下:‘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就跟这差不多的一句话。”
“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这是《草原》中一段陈述,搭乘一辆没有弹簧的破旧敞篷马车赶路的叶戈鲁什卡在经过一个绿色墓园时,想起躺在这里的已去世的父亲和祖母—
在围墙里的樱桃树阴下,叶戈鲁什卡的父亲和祖母齐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后,装进一口狭长的棺材,用两个五戈比的铜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现在呢,她睡了,睡了……
在去世以前,谁不是活着的呢?从所要表达的意思来看,这确实是一个病句,或者说是一个正确的啰嗦话。那么,契诃夫如何看待自己这句话呢?据谢格洛夫回忆,发生在历史那一刻的那一幕颇有一番意味。
当契诃夫听到谢格洛夫说他这句话是一个小瑕疵之后,他做出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然后更是迫不及待地去核实—
“不可能吧!”契诃夫叫了起来,立即从书架上取下了书,找到了那个地方:“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来松软的面包……”契诃夫笑了起来。
契诃夫先是叫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不太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契诃夫特别注重遣词造句,一篇稿子反复修改,一句话不断推敲琢磨,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契诃夫时常把自己写作技巧传授给同道者。他曾给梦想成为作家的女友莉·阿·阿维洛娃写信说:“您不大修饰您的作品,可是女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却不应该在纸上写,而应该像在纸上绣花,细心、缓慢地一针针地绣。”“您在造句上没有下功夫,而句子是必须推敲的—艺术就在于此。”
在核实完自己居然写出如此被人诟病的句子后,契诃夫笑了,隔着一百多年的时空,我们仿佛看见他那温和而略带调皮甚至是自嘲般的笑容。契诃夫笑着说:“确实如此,我不知怎么会这样疏忽。”他笑着说着合上了书,随即便把这个“瑕疵”也合上了。
谢格洛夫此文一九五四年被收入《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一书。阿·康·科托夫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里提到,契诃夫去世后一下子冒出众多自称是好友的人纷纷撰写回忆文章赚取名和利,他还对关于契诃夫与谢格洛夫的友谊特别作了一番交代:
同一年,契诃夫和谢格洛夫相识。一开始契诃夫就预言对方在写作方面会有所建树,但后来谢格洛夫辜负了他的期望。如果说刚认识时他们的关系还比较亲密的话,后来契诃夫和他基本没有什么来往—这是因为谢格洛夫作为一个作家缺乏原则性,做事不择手段,庸俗不堪,他和新闻界的一些反动分子越走越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契诃夫只是偶尔和他通通信,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文类,是记忆的再现,记忆又与认知等人类大脑活动密不可分,由此回忆录不可避免地带有记忆或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选择性,其特征正如温斯罗对回忆录所下的定义:“作者把那些来自个人的知识、记忆或特定信息源的材料进行整理写成事件的一种记录,但并不打算写成完整的历史。”谢格洛夫作为契诃夫生前熟人,记忆中自然保留着关于契诃夫生活或创作上的各种片断,不过他愿意在回忆录中呈现的契诃夫,就是记忆或认知的一个选择性结果。
另外,为了增加传记文本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回忆者喜欢透露传主的所谓趣闻轶事,但这些趣闻轶事多发生在不确定范围内,或者回忆者是唯一见证者,缺少相关人物佐证,因此其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更有甚者在流传过程中被以讹传讹或夸大其词,以至面目全非。这也是传记作品真实性时常遭遇研究者质疑的根本症结所在。
当然,时过境迁,谢格洛夫在写作这篇回忆文章时当事者契诃夫已去世,无法考证关于围绕这段文字所发生的真实一幕究竟如何,所以留在文学史上的“真实”便是:当谢格洛夫说这句话是瑕疵时,契诃夫惊讶之外一笑了之。
三
关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从来都是多元化的。伊格尔顿说:“所有的文学作品,从降生那一刻起,都是孤儿。就像子女成人以后,父母不再控制他们的生活,诗人也无法左右自己的作品会被放到什么样的情景下,作出怎样的解读。”文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无独有偶,詹姆斯·伍德在《破格》一书中也注意到《草原》这句话并作了一番分析,不过有意思的是,詹姆斯·伍德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病句,反而另辟蹊径地指出,这是契诃夫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创新之举,是他写作生涯中另一个新的起点。
在詹姆斯·伍德看来,这句话是契诃夫通过意识流创作手法,替代作品中人物,把他的“心思倒出来”—在一个九岁男孩心里,祖母去世之前一定是活着的,所以詹姆斯·伍德说:“不仅一个小男孩会这样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想死亡的,只在心里偷偷说:在去世之前,她是活着的。”并将这种心理认知状态形容为“一种意外的庸常”。
詹姆斯·伍德以这句话为切入点,发现了契诃夫创作所呈现的新的艺术技巧,他认为,从《草原》开始契诃夫运用意识流手法,并一发不可收拾,“在之后的岁月里便成了契诃夫革新舞台艺术的基础”。契诃夫最著名的话剧《海鸥》中妮娜的大段大段内心独白,正是意识流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手法。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作为心理学术语的意识流,一九一八年才被引入文学领域,英国小说家梅·辛克莱在评论陶罗塞·理查生的小说《旅程》时首次使用意识流概念来解读其作品。而写作《草原》是在一八八八年,契诃夫和谢格洛夫自然不知道让作品中人物作内心独白就是意识流手法。也许,正因为如此,契诃夫以为自己这段有异于正常叙述的句子就是一个瑕疵。其实,作为一种写作技巧,内心独白并不是新鲜事物,在契诃夫之前,一八七七年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结尾就让列文作了一大段的内心独白,非常符合意识流手法特点,属于直接内心独白。
《破格》出版于一九九九年,作为一名资深而且禀赋异常的文学评论家,同时又非常欣赏契诃夫,詹姆斯·伍德不太可能没有关注过出版于一九五四年的《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也不太可能没有关注到谢格洛夫关于这句话的回忆一事,当然,这也关涉传记中细节的真实性,我们无从查证。不过,詹姆斯·伍德另辟蹊径的解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使是在意识流还未被引入文学领域的那个年代,契诃夫这句话亦不是一个病句,也许是契诃夫有意为之,是他新创的一种写作手法。
文学史上运用修辞学表达深远意义的例子并不缺少,其中一个经典例子是鲁迅《秋夜》中那句著名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关于这句话的讨论未曾停止过,看似病句,实则是修辞学方面一个成功的典范。《秋夜》不是一篇单纯的描绘风景的散文,鲁迅把枣树当作暗喻,比喻与自己有着同样革命思想的志同道合者,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那样的一个人,其深层含义可以延伸到鲁迅在《故乡》结尾所写:“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契诃夫作为文学大家,深知文学的社会功能,他曾说:“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所以契诃夫塑造的“人物都是因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痛苦着的人”,既有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探索上苦闷的知识分子,如《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尼古拉、《精神错乱》里的法律系学生瓦西里耶夫;亦不乏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穷苦劳动人民,如《厨娘出嫁》里的厨娘佩拉格娅、《瞌睡》里的十三岁小保姆瓦丽卡等等。那么,《草原》里这句“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有没有延伸或者是深层含义呢?
《草原》中关于祖母的描述不多,上述百余字即是全部,寥寥数句,把祖母去世之前和去世之后的情况交代得十分完整:她活着时是快活的,“常常从市场上买回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她留戀着快乐的生活,不愿闭眼,所以她去世后,“用两个五戈比的铜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一位快乐而坚强的俄罗斯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其实,简练里蕴含着多元意义,透过平常的现象揭示生活的本质,正是契诃夫写作艺术的精髓所在,他深谙语言的力量,曾说过所有的语言都有弹性,甚至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此意:“强调一个女申请人的贫困,用不到说许多话,用不到写她可怜、不幸的外貌,而只消顺便提一下: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外套。”由此可以说,“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并不是一句病句,蕴藏着契诃夫深层的含义,表达一个九岁男孩对祖母的眷恋之情,对一个马上要背井离乡的小男孩而言,童年时代的精神依靠祖母的形象,永远是活着的。
此外,有意思的是,“她是活着的”这句话中“жива”这一俄语单词本身是一个多义词,既有活着的意思,也有生机勃勃的意思,契诃夫能不清楚“жива”这一词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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