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

　　沈昌文先生是我的前辈，也是科班专业之外，使我受教最多的师长。

　　一九八六年三月的一个上午，我第一次到沈先生的办公室，那时他还在朝内大街一六六号办公。我是怀着朝圣之心去的，沈先生却毫无居高之意，甚至对我也没有长幼之节。聊了两个多小时，他讲了三联书店的过去和现在，讲了三联书店和《读书》联络的各路作者和朋友，他听我说起校园情况和一些热门话题也很感兴趣。使我略有意外的是，沈先生办公室里的东西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和书有关，一类和吃有关。和吃有关的，除了食品、餐具之外，还有好几只锅。

　　回来后，我和罗孚先生说起这些，罗先生笑着说，海派文人有许多都是这样，据说以前的三联前辈也有许多是这样，他自己在香港的办公室也是这样，这是报人、出版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当时没怎么理解这句话。之后不久，沈先生的办公室搬到了东四六条的一个半地下室，我又在那里见到了王世襄先生，那时，香港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他的《明式家具研究》，但他和沈先生却大谈美食和烹饪，我记得有关杭州面点“片儿川”的十几种做法及其细微差别就说了很久，沈先生听得如痴如醉。我当时想，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仅仅存在于南方的文人当中。

　　但是，多年来，我却没有怎么听过沈先生专门谈“吃”。有时候，沈先生对“吃”也不怎么肯定。有一次他给我讲起吕叔湘先生，从中突然插了一段说，我们上海还有一位吕思勉先生，他几十年都不出来吃饭应酬，一心一意研究和著述，他生活淡泊、安步当车，非常令人敬佩。

　　以后的十年，我到沈先生那里去得很频繁，也渐渐熟悉了三联书店和《读书》及其周边，跟着沈先生参加过不少的饭局。在沈先生那里，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和书有关的事情，我知道了许多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和《读书》文章背后的故事，看到了编辑怎样对作品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特别是知道了编辑的思想怎样和作者交互，又怎样体现到作品中去。这可以说是打开了我知识层次上的“另一扇窗”。

　　许多年来，沈先生更多的是打开了我心灵上的“另一扇窗”。他推荐我读了许多书，也给我讲过许多书背后的人和事。他听说我在读杨小凯的《经济控制论初步》，就给我讲了杨小凯的经历并给我看了这位作者的另一本书，还给我讲了许多有关《新湖南报》的人和事。在沈先生那里，我见到过舒芜先生，沈先生也曾多次推荐我读舒芜先生的书和散文，还送给我一本当时已经非常稀缺的书《周作人概观》，并给我讲了与这本书相关的故事。沈先生还给我讲过一些舒芜先生及其周边的人和事，使我意识到人性的复杂和特定历史环境的凶险。

　　大约是一九八八年年末，沈先生给我看了一篇《读书》文章的校样，那是胡伟希写的《殷海光的心路历程》，我第一次知道了殷海光这位大师。不久后，沈先生又送给我一本陈鼓应等编写的《春蚕吐丝》，他还告诉我，中国文化书院庞朴先生等人策划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非常值得看。有一次，我对沈先生说，殷海光曾自叹把过多的精力用在写时论文章上，而没有写出更多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沈先生说，不然，学者写结合现实的普及文章作用更大，越是大学者，越会写这样的好文章。我最早知道顾准，也是沈先生推荐给我的，在他那里，我看了许多顾准写的文章和回忆评述他的文章，也听沈先生讲了不少顾准的故事。关于沈先生讲的顾准早年在上海参与工商业改造的一些事情，多年后我读到和听到了更多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录，知道沈先生并没有为贤者讳。沈先生推荐给我读的书，多数并不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如钟书河先生编的“凤凰丛书”等，也有一些海外出版的。

　　一九九六年年初，沈先生从三联书店彻底退休。我原以为，他一下子从忙碌的编务中撤出来，多少会有一点失落感。那时，沈先生推荐我读《百年潮》杂志，说那里面有不少通常阅读中读不到的东西，显得有些动情，我隐约感到沈先生可能会到那里去主持编务。但他最终也没去。

　　那一年秋天，沈先生对我说，家有千金千般好啊，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给他做了白内障手术，另一个女儿带他到美国去了一趟，他现在又可以做一点事情了。我感觉他有点成竹在胸了。不久，我就看到沈先生开始主持自己的“工作室”，开始的时候，就在自己家楼下的小平房里。这里比他原来的办公室里堆了更多的书和“未成书”，虽然离家近，但还是有许多和“吃”有关的东西。他比以前更忙，但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好。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工作室”实际上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一个编外部门。

　　多年以后，我感觉，退休、做手术、去美国这一段时间似乎是沈先生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后的几年应该是他事业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沈先生显然更有自我发挥的余地，真正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专心致志地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前四十年的积淀，终于使他在此刻的这个平台上走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书趣文丛”和“新世纪万有文库”两套大型丛书和新《万象》杂志以及《欧洲风化史》等上百种思想人文图书都是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他曾在回忆录中说：“做了大半辈子出版，说实话，到了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我才真正尝到了编书的甜头。”一个人的幸福和满足，莫过于实现自己的所思所想。我认为，从这个时期沈先生主导编辑出版的书来看，他的出版追求可以用“前卫远见、丰富广博、趣味易读、简朴务实”这十六个字来概括，此时他把这个“沈氏风格”完整展现在读者面前，也在出版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沈先生常说，读书要好玩，要有趣。“书趣文丛”六十册，我读了一多半，觉得每一本都是严肃的著作，但都易读、耐读，值得认真思考和玩味，我想这就是沈先生说的“有趣”。我读得最多的是《万象》杂志，用随笔和散文的写法讲学术，这比起沈先生主编的《读书》来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大概也是一种“书趣”。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王世襄先生写的《北京鸽哨》，从未近距离观察过鸽子，也没有见过鸽哨的我，一口气读完，真没有想到这里面有那么多的奥秘，阅读的乐趣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沈先生有一位莫逆之交蔡其庭先生，那段时间蔡先生也是沈先生辦公室推门就进的常客。蔡先生是诗人蔡其矫的胞弟，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退休后往来京港两地。蔡先生酷爱电影和音乐，还喜欢各种各样的笔。那时，沈先生的工作用笔大都是蔡先生送来的。蔡先生曾说，老沈这段时间用笔越来越多了，他编的书越来越像他自己了。

　　一九九七年春节过后不久，乐美真先生来沈先生的办公室拜访，饭后，乐美真先生欣然赋诗一首《戏题沈公退休》：“曾上阁楼夜话长，昌文犹使钝刀枪。帮闲花甲终开眼，尽兴相知始热肠。下海无薪可报款，行船租借不贪赃。坊间脉望新书劲，细数京城小菜香。”

　　這首诗，大概就是沈先生在那几年间的一个写照。乐美真先生不仅是台湾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家学渊源、才情并茂的诗人，寥寥数笔，就准确生动地把沈先生描绘了出来。

　　“曾上阁楼夜话长”，沈先生主编《读书》时写的编后语题为“阁楼人语”，后来汇集成书出版。沈先生常说，他非常留恋老上海的四马路，学徒的时候常去四马路的书店看书，许多文化人包括三联书店的前辈们都曾在那些书店的阁楼上工作，许多思想、许多作品都是在这些阁楼上诞生的。“阁楼”在海派文化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一位朋友说，追寻“阁楼”有时让我有一种“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感觉。我想，四马路上的阁楼应该和沈先生的办公室有几分神似，堆满书和书稿的狭小空间，还有和“吃”有关的东西……

　　我曾经多次向沈先生请教，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多年有什么经验可谈？他总是笑而不答，从来没有具体讲过，但他也总是让我和一些朋友去看《阁楼人语》。细读《阁楼人语》，联想到沈先生多年的言行，我感觉到有两点值得一说之处，也可以说是两“后”。

　　一是“后学术”。这个“后”，不是“后现代”“八○后”的“后”，而是专注研究、融会贯通之后的“后”。也就是说，作品要把深奥的理论和问题用通俗易懂、浅显明白的文字表达出来，使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够看得懂，但这是在对一个领域作了深入的研究，有了深刻的见地之后的。所以他说，越是大学者，越会写这样的好文章。有人能写这样的文章，是编辑之幸;能从作者那里把这样的好文章约到手，则是编辑的本事。沈先生把《读书》定义为，能够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有所获益的高级消遣品。沈先生编的书和杂志，追求的正是这种深入浅出、寓深刻道理于浅显文字中的表达方式。

　　二是“向后看”。这句话是李慎之先生提出的，沈先生对此很是推崇，在回忆录里还以此为题专门写了一节。闹“非典”的时候，和沈先生一起见到李慎之先生，听到李先生讲，“向后看”是一种“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要用这两种眼光来找回以前失去的东西，看待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向后看”，其实就是补课，补上启蒙这一课。沈先生说，“这高见我心悦诚服，以后逐步做起来，简直让我受用无穷”。在沈先生看来，要研究和出版那些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老书”。这些“老书”和其中的思想，构成了沈先生四十年来编书、出书、策划书的主要方向。他在这个方向上作了大量的探索，我想这是他在出版界的最大贡献。回想沈先生许多年来给我推荐的书和讲到的人和事，其实都是要我“向后看”。

　　“昌文犹使钝刀枪”，乐先生在笺注中说，沈先生的编后语切中时弊，自己却戏称“钝刀子割肉”或“瘀血文化”。我想，美真先生用“刀枪”这个词可能是为了押韵，但“刀枪”的说法毕竟有点过于生猛。然而出版不易，很需要渡边淳一所说的那种“钝感力”，或者说“迟钝的力量”。沈先生身上有的应该就是这种“钝感力”。“钝感力”可以这样理解，“钝”是“迟钝”的“钝”，“感”是“感受”的“感”，“力”是“力量”的“力”，是一种慢功夫，有如蠹鱼蛀书。这又使我想起了当时流行的一部电影《阿甘正传》，阿甘在一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的环境中，表面看起来傻乎乎的，但他始终按照母亲给他的那几句“常识”去生活。其实他的“智商”并不低，面对复杂的外界环境，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既定的思路去做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钝感力。我觉得，这也是沈先生和一些前辈略有不同的地方。

　　“帮闲花甲终开眼，尽兴相知始热肠”，其谓“开眼”，是指沈先生那时做了白内障手术，可以看清一切。实际上，这更是他心智的开阔，眼界的提升。“尽兴相知始热肠”，这正是许多作者和朋友与沈先生沟通以后得到的感受。在沈先生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期间，许多著作的出版、许多文章的发表、许多问题的解决乃至危机公关的背后都有着这种沟通的感人故事，这在业界早已不是秘密。退休以后的沈先生，更是如此。美真先生解释说，“尽兴”是指沈先生举办的《读书》服务日活动，“无开头、无结尾、无主题、无主持，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这项活动和这样颇有“魏晋遗风”的组织方式在三联书店一直延续至今。

　　“下海无薪可报款，行船租借不贪赃”，我觉得对这一联最好的注解是沈先生自己说的话。近十几年接触沈先生的晚辈，都觉得他是个老顽童。他善于把非常正经的事情说得很“不正经”。在描述那段的工作状况时，沈先生自称是不拿工资的“帮闲”，还有二十个字的“工作流程”，即“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他曾对一位记者解释说，“吃喝玩乐”指招待作者，“谈情说爱”是跟作者联络感情，建立良好关系，以便搞到作者的无形资产，这就是“贪污盗窃”的意思。“出卖情报”，是将自己掌握的作者和版权信息提供给出版界同行，“坐以待币”就是让为之服务的单位报销其必要的费用。完全是正经出版人的做法，却说得很“不正经”。

　　“坊间脉望新书劲”，正是沈先生这一时期的描述，也是沈先生以出版为志业的人生写照。据古书记载，蠹鱼“蛀”书的时候，三次“蛀”到“神仙”这两个字，就会化为脉望。读书人在读书时看到“脉望”，就会成为神仙。自比“脉望”的出版家，沈先生是第一位。见“脉望”而成仙，这是出版人乃至传播书籍的人和所有读书人的一种情怀。万圣书园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我曾凑了一联“座中醉客延醒客，坊间一圣览万圣”。“万圣”的“圣”，自然不是指万世师表的圣人，可以说是指智慧的精灵，当然也可以说是中国化的“脉望”。从写书到编书、出书、传播书再到读书，“脉望”传递着一种价值。作者、出版者、书业者和读者，都会成为“脉望”，这个“脉望”当然不是鸡犬升天的神仙，而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明白人。我想，这应当是沈先生心目中的“脉望”，也是沈先生的情怀。

　　“细数京城小菜香”，这是全诗中最意味深长的一句。美真先生一笔道出了沈先生最喜欢的“工作”方式。沈先生熟知他办公室周边各种风味的菜馆，也对许多菜品津津乐道。记得那一段时间，他比较喜欢绍兴菜。他说，绍兴菜用料平实，不奢华，讲究刀工和清淡的味道，价格也不贵，是一种“知识分子菜”，应当说是“小菜”。我曾通读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从中读到，请客吃饭是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的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沈先生与作者和潜在作者的沟通，大都在饭局上。沈先生更是说过：“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必先征服作者的胃。”他也经常把好吃的东西分发给编辑和来客，也经常和人边吃边谈。纵观沈先生四十年来的饭局，都无不和一件事有关，这就是编书和出书。但我认为，沈先生不是美食家，正如扬之水书中记载：“有时他也喝一点酒，但所醉不为酒也。”所醉者为何？就是在吃饭这个“仪式”中营造的那种轻松愉快、互相信任、平等相待、真诚相见的交流氛围。一句话，吃饭只是形式，沟通、理解、共识才是根本。现在，沈先生已是耄耋之年，我和他的见面交谈，多在俞晓群召集的饭局上。见到沈先生，我常想：“可堪回首，脉望蛀书，喜见一滩草鹭。凭谁问：沈公八八，尚能饭否？”沈先生的“京城小菜”之“香”值得“细数”，要让这个“香味”绵延流长。

　　美真先生的一首“戏题”，也是对沈先生一生的诗意解读。沈先生的回忆录名为“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是颇有诗意的。他自己解释，用这句词概括一生的志业和人事，是说自己的一生相对风平浪静，既没有走上巅峰，也没有大的坎坷。沈先生从一九四九年进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从事出版至今也有七十年了，七十年沧海桑田，一生风雨，过眼烟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是东坡境界。

　　要用一句话来描述沈先生，我想说“自成一派的出版家”，在一个转型和快速变化的年代，在一个“座中醉客延醒客”的饭局上，他用自己的方式讲了一个属于大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