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强

　　在早期《申报》历史中，蒋芷湘无疑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但该报这位总主笔留下的资料少得可怜，这种状况跟《香港华字日报》主笔陈霭廷十分相似。陈霭廷被香港《循环日报》主笔王韬形容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巨擘”，最后辞去报馆职位赴外洋履职，但关于此人的资料十分稀少，也因此所知有限。比较而言，王韬算是最幸运的，尽管早年以假名与太平天国军通信被清廷发现，被迫离开上海逃亡香港;但他终得以游历欧洲，并由此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供职报界，最终在清廷的默许下终老上海。三人之中，最让人惋惜的，就是这位《申报》的首位总主笔蒋芷湘了。在传统世界的评价体系中，与陈霭廷和王韬相比，蒋芷湘的才华和政治地位，无疑是最高的，但蒋芷湘最终没有冲破其观念局限，因而亦未能有出色的文化作为。

一

　　蒋芷湘从《申报》创刊之日起即开始履职，他甚至可能参与了这份报纸的筹备工作。在《申报》创刊号上，可以看到一篇新闻报道，名为《驰马角胜》，介绍在上海英租界中留居的英国人的赌马盛况。《申报》这篇不长的报道如是写道：“西人咸往观焉，为之罢市数日。至于游人来往，士女如云，则大有溱洧间风景。”作者还说，观看赛马者华人众多，拥挤异常，景况非凡。两天后，在《申报》总第二号中，可以看到一首名为《观西人斗驰马歌》的古体诗，开篇有言道：“春郊暖寰杨丝风，玉鞭挥霍来花骢。西人结束竞新异，锦鞯绣袄纷青红。”续写此一赛马盛况。不过此诗与前作不同者，在题目下有“南湖蘅梦庵主”的作者署名。此一文一诗，概应出自同一人之手，即这位“南湖蘅梦庵主”。经多位学者考证，就是《申报》的第一位总主笔，蒋芷湘，原名为蒋其章，浙江杭州出生，祖籍安徽歙县，以商籍居住于杭州，蒋芷湘是他在《申报》做总主笔时所用的名字。而在《申报》创办的第一份综合期刊《瀛寰琐纪》中，蒋芷湘以“小吉罗庵主”的名义，为《瀛寰琐纪》创刊作序。他又化名“蠡勺居士”，翻译了一篇名为《昕夕闲谈》的英国长篇小说。

　　《瀛寰琐纪》中出现的蒋芷湘十分忙碌，比在《申报》上的“蘅梦庵主”更为丰富多彩。《申报》上的“蘅梦庵主”少有发言，只是偶然在一些评论的后面看到他的点评;而在《瀛寰琐纪》中，蒋芷湘不仅是杂志创刊宣言的作者，为翻译小说《昕夕闲谈》写了一篇有名的关于小说观念的序文;同时，他还以“小吉罗庵主”的名义为“蠡勺居士”翻译的《昕夕闲谈》作评点。此外，在《瀛寰琐纪》前几期上，还可以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字，为不少文人墨客的诗作随笔写评点。看下《瀛寰琐纪》，会对那位“小吉罗庵主”旺盛的创作力感到惊叹。他是杂志的主持人，集编者、译者、作者、评论者于一身;此外，每天还要处理大量与《申报》有关的事务。不能不说，此人既是多面手，又精力过人。

　　蒋芷湘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当一八七二年他在《申报》任职的时候，不过年届而立，而此时他已经是位“举人老爷”了。在《申报》诸多总主笔、主笔中，蒋芷湘的这个身份是唯一的;而以“举人老爷”的身份，接手一家现代报馆总主笔的职位，一方面说明这位举人有着不俗的视野和胸襟，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接受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却可能也暗示出彼时身居上海的蒋芷湘，似乎经济上并不宽裕。他的家族虽历代多有明经出身的士人，但多级别低微，并无经历显赫之人。他的祖上以商人身份从安徽迁往杭州，估计亦非巨贾富商。蒋芷湘曾在杭州、上海两地求学，一八七○年中举，但他如何结识《申报》的投资人埃内斯特·美查（Earnest Major）？在《申报》就职之前，他还有过哪些经历？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考证。仅就他个人在《申报》的经历，也有诸多未解之谜。

　　现在十分确定的是，蒋芷湘参加了一八七七年的丁丑进士科考试，以殿试三甲第四十九名及第;随后被光绪帝钦点为即用知县，履职甘肃敦煌。但一八七七年蒋芷湘并未就任，翌年才携家眷一同前往。

　　关于蒋芷湘从报馆离职的消息，有一个可以间接供参考的材料，就是《瀛寰琐记》连载小说《昕夕闲谈》的突然中断。《昕夕闲谈》被认为是蒋芷湘和美查联手翻译的，从《瀛寰琐纪》第三期开始连载，一直连载了二十六期，及至《瀛寰琐纪》第二十八期出版后却戛然而止。此时《昕夕闲谈》并未译完，就再无下文，因为这份刊物也停办了。《瀛寰琐纪》创刊于一八七二年十月，至一八七五年一月，《瀛寰琐纪》出完第二十八期就停刊，但停刊原因不明。随后就在这年二月，《申报》馆即开始编辑出版同类杂志《四溟琐纪》。在《申报》上，《四溟琐纪》最早的广告是一八七五年四月十日，但刊物标明的出版日期比实际出刊要早两个月。而在这份新刊物中，已經见不到蒋芷湘的笔名了。这意味着《瀛寰琐纪》停刊不是因为销路不畅，而可能与内部人事变动有关，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可能与蒋芷湘要准备因光绪登基而特开丙子恩科有关，他无暇再从事期刊的编辑工作了。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瀛寰琐纪》最后一期刊载了同治十三年（1874）各期总目录，而此前两年都没有这份东西。这个总目录还是有些意味的。从这一系列情况看，蒋芷湘离开《申报》馆的时间大概在一八七五年上半年。

　　蒋芷湘在《申报》上究竟刊发了多少文字，已很难统计。有些文字比较容易认定。比如《申报》总第六十号有《朱烈妇传》一文，下署“泽古堂初稿”。通过检索蒋芷湘科举资料，可知他有文集名《泽古堂集》，所以此文当出自蒋芷湘之手。这位朱烈妇其实是蒋芷湘的长辈，她终身未嫁，一八六一年太平军攻陷杭州之后，为免遭羞辱自杀身亡。蒋氏为自己长辈作传，再正常不过。但可以这样认定是他所作的文章并不多。一八七二年三月曾国藩去世，同年五月《申报》刊载长文《太傅曾文正别传》，在总第七号和八号上连载了两期。随后第十号又刊载评论《书上海七日录曾节相谥文正后》一文，这篇文章很重要，毕竟是评点当朝大员别传的事情，应当由馆内要人操刀。但文章并未署名，此文是否出自蒋芷湘之手，现在没有资料能够证实，只是说很有可能。另如《申报》每期第一版，总有一篇十分重要的“论”，这个“论”是需要有分量的人来写的。除了一些外人投稿，有明确的署名外，相当多的“论”是没有署名的，这意味着这些文字多来自于《申报》馆内部。身为总主笔的蒋芷湘，应该写过不少，但难以确定哪篇应挂在他名下。蒋芷湘在《申报》馆有多个笔名，但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比如但凡诗稿，他通常用“蘅梦庵主”的笔名，而翻译小说《昕夕闲谈》时，因写的是古白话，署名为“蠡勺居士”;而在《瀛寰琐纪》上刊发古文和评议时，则多用“小吉罗庵主”的名字，有时也会用“蘅梦庵主”的名字。但是，《申报》上倒是很少出现他的署名文字。

　　

二

　　有一点可以肯定，蒋芷湘应该是较早接触现代西方科技文明的中国人，多少受到过西学影响。《申报》早在创刊后的第六号上，即刊发了科学文章《地球说》，论证地球是球形，颠覆了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一八七三年《申报》曾预报过月食的发生，并刊文以现代科学观点解释其成因。在《瀛寰琐纪》第二期上，有人以“苕溪包书子”笔名发表《开辟讨源论·地震附见》和《天中日星地月各球总论》等科学文章，前者介绍天地起源，后者则是介绍恒星、行星和附星（卫星）的特点。这位作者似乎是西人—两文标题下，均署“苕溪包书子氏述”，似乎表明，这两篇文章是“苕溪包书子”口述，由他人所记录。在《天中日星地月各球总论》一文结尾，作者附加一笔写道：“有华儒问予曰：子之所论果何由学而知之耶？”中国士人显然不会称对方为“华儒”。可见两篇文章当为中外两位作者合作而成，这跟迻译《昕夕闲谈》的情况相似。虽然不能肯定蒋芷湘就是上述两文的合作者，但他在编辑《瀛寰琐纪》时，至少是看过文章的。

　　此外《申报》版面上还有大量介绍电报、铁路、轮船、制炮、开矿等科技新事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对于当时组织学童赴美留学，报纸上也发表专论予以肯定支持，并详细刊载这些学童的名字和家世。一八七二年在《申报》总第八十号上，刊载了一条消息，名为《拟制造局新刻西学书十三种总序》，介绍新翻译出版的涉及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书籍十三种，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开矿、火药制作、轮船航海等科目。虽然也是广告手段，用语多有夸张之处，如称十三种书“美矣，备矣，于西学已可谓大集其成”云云，又谓：“国家振发有为，加意于富国强兵之道，取其所长，集其所善，吾知制造之奇巧，测算之精微，格致之通彻，将可以穷绝古今矣。岂不美哉，岂不美哉！”但文中张扬现代科学技术，追求富国强兵，亦反映了当日知识界的先进理念。身为总主笔的蒋芷湘，不可能置身于这些报道事外，应多少受有浸染。

　　《瀛寰琐记》第二期刊载署名“小吉罗庵主”的文章《人身生机灵机论》，可以视为蒋芷湘运用现代观念分析人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一次尝试。当然，由于作者的知识局限，难以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诸种现象进行理性科学的分析，文章观念依然没有超出传统知识观念体系，而且文字还有些神秘色彩。但总的说，这种尝试表明作者不乏追求新知的冲动。

　　不过遗憾也在这个地方，蒋芷湘对于现代科学观念的接受，似乎也就止步于此。最典型的，莫過于他以“小吉罗庵主”的名字在《瀛寰琐纪》第二期发表的《长崎岛游纪》一文。据文中记载，他于同治十一年十月初十日，乘船前往日本长崎游玩，前后共十天左右。作者记载游览经历，可谓事无巨细，从起航、饮食到船上舱室布置，均作了详细的描述。尤其对彼时日本的尘俗世风，也作了精微的刻画。作者还注意到，从长崎铺设到京都的电线，正是这座城市开始步入现代世界的一个标志。但也只此一笔。此后，作者就沉入到当地风俗风景的叙述中，而无暇顾及其他。从蒋芷湘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游记追奇览胜的思路，作者对当地的世风世情也有所臧否，而对于长崎步入现代世界的标志性形象—电线，作者似乎殊无兴趣。在文末，作者再次以“蘅梦庵主”的名义对此游记予以点评，说此文刻画描写颇为不俗，可上追柳子厚、徐霞客了。显然，从中可以看出，蒋芷湘的观念总体上已经相当陈旧。事实上，我们对比一下日本一八六二年向中国上海派遣“千岁丸”号访问船，日人在船只进入上海港后，感慨清王朝领域多为外人所控制，甚至本国民众遭受欺辱，王朝的官员都无权处置。这一方面让这些日本人颇多同情，但也更加激发了他们向西方学习以自强的决心。来访人员中，就有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高山晋作和五代友厚。复如王韬，在欧洲的游历改变了他对待世界的总的看法，后来回到香港办报，成为中国现代公共舆论建构的开创性人物。

　　所以，蒋芷湘从根本上还是属于传统世界的，他尽管不排斥新生的科技工业文明，但从总体上接受有限。从《瀛寰琐纪》办刊的倾向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局限。在办刊序言中，蒋芷湘说此刊是仿照北京的《中西闻见录》，并在最初的两期中的确刊载了一些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文章。《中西闻见录》创刊于一八七二年八月，其刊首发行说明中明言：“《中西闻见录》系仿照西国新闻纸而作，书中杂录各国新闻近事，并讲天文地理格物之学。”其刊物内容确实涵盖了地理、物理、化学、天文、数学等现代工业文明的科技知识。但《瀛寰琐纪》在蒋芷湘的主持下，刊物风格越来越近于一个传统士人的刊物，其中诗词曲赋、传记奇闻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现代科技类文字，乃至时政类文字都越来越少。比之于大量的古文诗词文章，以古白话翻译的《昕夕闲谈》就显得有些另类了。这种变化，尽管有着一定商业利益的考量—英国人美查是典型的商人，而不是传教士—确也反映了蒋芷湘的认知和价值局限，其文化实践离其在序言中所说的“思穷薄海内外寰宇上下惊奇骇怪之谈，沈博绝丽之作，或可以助测星度地之方，或可以参济世安民之务，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开弄月吟风之趣，博搜广采，冀成钜观”等言，相去愈远。所谓测星度地，济世安民，格物致知，多已不见，剩下的就是吟风弄月，博采搜奇了。

　　要求《瀛寰琐纪》像《中西闻见录》一样传播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确有些过于苛刻了，而且《申报》馆供职人员的知识结构也难以符合这一要求。这也正是蒋芷湘们在面向新的世界时，其旧有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带给他们的局限，而他们对现实的反应也成为一个数千年文明在面对新的文化挑战时，身处穷困之境的缩影。

三

　　在传统中国的农耕文明中，诗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农民耕地是需要技术的，对时令、物候变化的感知，对土地生熟的了解，对农作物种植、生长、成熟的判断，还有对粮食收割、脱谷、保存的方法，这构成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综合技术，成为农民炫耀自我的资本。写诗也是需要技术的，当传统士人丧失了征伐攻战的能力后，“诗”就成为传统士人技术的直接体现，何况《论语·阳货》中有“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论断。由于《诗经》中记载有大量农耕时代农民桑麻耕种的场景，诗的记忆与认知功能得以凸显，写诗也就具有了博学和实践的意义。但这还不够，写诗更多地体现了人的“心志”，在一个严格的等级世界中，这种心志是高度贵族化的，而贵族又自以为秉承天命，这“心志”就因此而被神圣化了。“文”，则是农耕时代士人的论辩武器，比之于诗的高贵典雅的位置，文直接关乎士人及其所服务君主的现实利害，也因此，文具有更为鲜明的工具属性。文能够获得比较高的地位，显然是汉以后的事情了。汉人以文稽考古之圣贤的种种圣迹，对现实世界中的国君、诸侯、大夫予以臧否，将文发展为一种预测、占卜、定名、显圣的方式，这在强化了文的工具属性的同时，也赋予了文以历史的神圣感和现实的神秘感，并为文的地位的极大提升奠定了基础。也是自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世界中文体上的“诗文体制”。而自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度，则无疑强化了这一文体制度，诗和文不仅成为个人心志的表达形式，还关乎个人的现实利害、家族荣誉、政治前途;它与中国传统世界由经史子集构成的知识体系相结合，构成了传统士人内在的精神结构和外在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