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伙夫”新诗人

　　说起沈尹默，人们熟知他是书法家，《鲁迅全集》的书名就是他题写的，周作人“苦雨斋”斋名也是他题写的。但是，他在五四新文学初期也是一位新诗弄潮儿，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一九五○年五四纪念前夕，沈尹默写了一篇《回忆五四》，文中说：

　　说起五四运动，我自己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我在当时不是队伍中的一个战士，不过是伙夫之流，说得好听点，也不过是一名卫士，或者是一个伙夫头儿罢了。（《新文学史料》1979年总第3辑）

　　沈尹默一九一三年初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史教员，一九一七年初，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迁址北京。一年之后，沈尹默的大名开始出现在《新青年》上。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新辟“诗”专栏，发表沈尹默和胡适、刘半农写的九首白话诗，标志着新诗首次向文坛展示自己的丰姿。沈尹默创作了《鸽子》《人力车夫》《月夜》三首，前两首与胡适所作同题。《月夜》短短四句，总共才三十一字：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当时另一位新诗人康白情认为《月夜》“在中国新诗史上，算是第一首散文诗。其妙處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1922年）。陆耀东肯定此诗“意境表现了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意象内涵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特色”（《中国新诗史》第1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谢冕则强调此诗“是一首有别于旧诗的全新的诗。传统诗中月夜的景色淡去了”，诗中的“我”，没有传统的“把盏”“歌吟”和“对月怀人”，只是与那树并排而立。全诗不仅“与传统的意境绝缘”，也“打破了旧诗原有的格局和体式”（《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以《月夜》等为契机，沈尹默以很大的热情投入新诗创作。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月、四月、七月、八月和十二月，他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宰羊》《落叶》《大雪》《除夕》《雪》《月》《公园里的“二月蓝”》《耕牛》等新诗。次年四月和十一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生机》《赤裸裸》《小妹》。直到一九二○年一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发表《白杨树》《秋》之后，沈尹默的新诗创作才暂时休止。他在《新青年》上总共发表了十七首新诗。再录有名的《三弦》：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阑，让他直晒着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青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胡适特别推崇《三弦》，认为“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谈新诗》，收入《胡适文存[一]》），后来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也选了这首《三弦》。

　　以发表时间论，沈尹默写新诗比鲁迅早四个月，比周作人早一年，与刘半农同步，只比胡适晚十一个月。刘半农后来编《初期白话诗稿》，沈尹默入选新诗九首，最多。无论从写新诗时间还是诗作成就，他都不能称之“伙夫”，而是真正的中国新诗先驱之一。

说豫才

　　沈尹默在五四新文学初期活跃了一阵之后，就离开了。他先致力于旧体诗词写作，后又钻研书法，蔚然成一大家。一九五一年十月，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沈尹默写了一篇虽仅八百余字却颇为别致的《忆鲁迅》。到底是老朋友，他在此文中自始至终不称“鲁迅”而称“豫才”（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沈尹默说：“第一回和豫才见面，已经记不清楚，大约是辛亥革命后，我住在杭州时候。”但是，鲁迅日记中首次明确记载沈尹默是一九一三年三月，在北京。一个月前，沈尹默才到北京大学预科担任文史教员，而鲁迅已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任上。三月一日鲁迅日记云：“晚季巿宴友于玉楼春，为之作陪，同席者朱迪（逷）先、芷青、沈尹默、陈子英、王维忱、钱稻孙、戴芦舲。”原来此次欢聚是鲁迅好友许寿裳（季巿）作东，很可能是为到京不久的沈尹默、朱逷先接风。此后，两人或在友人宴席上相遇，或在逛厂甸时邂逅，虽有来往却并不密切。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沈尹默和鲁迅见面一年不过二三次。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两人交往史上有整整两年的空白。

　　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沈尹默与鲁迅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当年八月十日鲁迅日记云：“晚得沈尹默信并诗。”两天后鲁迅“下午寄沈尹默信”。这就不排除如下可能：鲁迅在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等三首以后，沈尹默与之切磋新诗诗艺，甚至可能请鲁迅改诗。鲁迅后来也为胡适删过新诗。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鲁迅与沈尹默又共同赴宴，当天鲁迅日记云：“刘半农邀饮于东安市场中兴茶楼，晚与二弟同往，同席徐悲鸿、钱秣棱、沈士远、君默（即沈尹默）、钱玄同，十时归。”这是鲁迅与徐悲鸿唯一一次见面。

　　据沈尹默回忆，他当时和鲁迅及《新青年》同人相聚，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如下三件事：

　　我不善于谈天，却有耐性听人谈天，豫才的话不甚多，但是每句都有力量，有时候耍笑一两声，他的笑声是很够引人注意的。玄同形容他神似猫头鹰，这正是他不言不笑时凝寂的写真。

　　他住在会馆一个小偏院里，有两三间小屋，书案向着一扇方格糊纸的窗子。有一次，我发现窗纸上，有一个胖而且大的壁虎，很驯熟的样子，见人来了也不逃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喂养着的，每天都要给它稀饭吃。右手墙上挂着一个篾条弯的小弓，他说是用来从窗缝里射那些正在院子小门边墙角小便的人们的，我常常想这个暗箭，究竟能够不能够伤人，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向住在会馆中的绍兴同乡们一问。由这种地方看去，可以了解他平生对于人物的爱和憎。

　　鲁迅喂养壁虎，章衣萍也写到过，但不如沈尹默生动，而鲁迅笑声引人注意和不言不笑时“神似猫头鹰”，以及用小弓暗射随便小便的人们，却都是沈尹默的独家披露。沈尹默虽不常写文章，但这三个日常生活场景写得如此细致和贴切，鲁迅的音容笑貌和独特个性完全跃然纸上了。这才是他记忆中的豫才，他心目中的豫才，对鲁迅不是仰视而是平视才会这样写。后来的鲁迅研究者似都未注意到这篇《忆鲁迅》，鲁迅传记已出版了很多种，似也未引用沈尹默这些回忆，实在可惜。

　　

说胡适

　　胡适与沈尹默五四时期是执教北京大学的同事，也是《新青年》同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沈尹默在上海参加“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后以《胡适这个人》为题刊于同年十二月六日上海《大公报》。次年一月五日，在美国的胡适读到了香港《大公报》转载的《胡适这个人》，在日记中写下了“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等语。

　　六十七年之后，《胡适这个人》毛笔手稿惊现北京“泰和嘉成”拍卖会。人们这才发现，当年发表的《胡适这个人》原来是删节版，除了必须有的表态，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不见了。此文第一段中如下这些话发表时就全被删去：

　　那时我们常有茶话和餐会，开始胡适也参加，后来大家就不喊他来，他问过几次，大家都含糊着应承，下次仍不喊他，他也觉得无趣，就不再问了。只是（与）大家心里不痛快，总是想着要把这口气挣回来。因此在《新青年》和北大事务上常会与大家发生矛盾。起始大家觉得亏欠，毕竟是我们首先要拒绝他的，就忍让着他。恰好《新青年》是从上海搬到北京的，大家又多是太炎先生的门生，连我也是挂着章门弟子的头衔，才得以到北京预科教书。他于是指我们与青帮无异，门规森严，外人进不得，说事也容不得耳闻。

　　这里说的“大家”，指“当时在北大的李大钊、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和我”。《胡适这个人》中又说到一件事，以进一步证明胡适的为人。蔡元培在北大拟新组教务处。沈尹默的说法是：

　　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

　　然而，胡适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日记对此事也有记载，说法却大相径庭。胡适的说法是：

　　蔡先生遂以废学长之名义去仲甫，教务长之议遂实行。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当时我声明要推举俞星枢，开会时我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当时景阳不曾投票，故结果为星枢与寅初各三票，蔡先生加寅初一票，遂举寅初。

　　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可见沈尹默与胡适的矛盾和分歧由来已久。但胡适当时说自己不想当教务长，沈尹默后来说胡适其实很想当，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可信，或换种表述，更接近真实？沈尹默一九七一年就逝世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已重新评价胡适，如果他还健在，对胡适的看法会不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