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翌霖

　　从进化论、生物进化来看待技术发展是很古老的一个命题，进化论有多早，这一视野就有多早。达尔文本人就在《物种起源》里，对生物进化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类比性进行过考察，用机器的发展史来帮助理解生物的进化史。他认为，生物的任何器官都不是突然之间产生的，而是渐进发展的，正如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发明出复杂的机器一样。马克思对达尔文很推崇，他在写《资本论》的时候，正值《物种起源》发表，因此他在《资本论》的脚注里还专门提到了《物种起源》。马克思在脚注里写道：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创造的。（《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

　　马克思认为达尔文注意到了自然的“工艺史”，将生物的器官比作自然的技术，反过来讲， 人的技术也就好像是人的器官。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自然的技术史，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技术史、社会的技术史，由此引申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是从技术史的视角去理解历史，是一种技术史的视野。

　　但同时技术史与进化论的类比也比较新。虽然近两百年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但到现在这一比喻始终还很热门。譬如凯文·凯利的《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还有其他学者不怎么平易近人的作品，比如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的《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等等。很多学者都从进化论的角度做类比去理解技术史。首先这一类比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结构上非常相似。技术史家约翰·齐曼（John Ziman）就曾指出，某些生物进化的过程与技术创新的过程之间，存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对比中世纪欧洲头盔的发展路径和人类颅骨的进化树，两者都是一个“原型”之后逐渐微调，一点点地按年代来发展。

　　由此可见，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理论，它首先是一种思想方式、思想纲领，所以在技术、科学史等领域也很好用。然而，表面上虽然这样的类比可以成立，但细抠下来两者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在《进化是什么》（What Evolution is）一书中，对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进化论进行了通俗的、经典的概括。他认为进化至少有五个主张：第一是“变化”，物种是变化着的;第二是“共同祖先”，物种有共同的起源（其实达尔文并没有谈进化，他谈的是物种的起源问题）;第三是“逐渐性”，进化是逐渐的，不是突然降临的，也不是剧变，而是一次次微小地的改进;第四是“增殖”，不断有新的物种产生;第五是“自然选择”。迈尔认为，这五个主张中，其实只有第五条是达尔文的创造，达尔文进化论就是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前面四条是一般性意义上的进化论，在达尔文之前，很多学者都提出过。

　　那么技术的进化是否能对应上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这五条主张呢？第一条不成问题，技术当然是变化的。但后面几条好像都有一点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根据这个脉络，来谈一些基本问题。

一、技术的起源

　　技术当然是有起源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技术的起源就是人的起源，即技术有一种原初的发端，这一发端在某种意义上和人是同根同源，或者是互相构造、互相发明的。这是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里探讨的内容。

　　技术和人是相同的。当我们在问什么是技术的时候，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人，从什么时候人开始被区分出来。生物学上说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一个是人科动物，一个是人属动物，一个是人种。人科动物的标志是直立行走，人属动物的标志是制造工具。这里存有着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先有直立行走，然后才解放了双手，给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提供可能性，所以是在直立行走的人科动物出现后，才出现了以使用工具为特色的人属动物。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个定义其实也反映出，人在起源上是和技术活动互相定义的。在某种意义上，有技术活动，才有了人。

　　人类直立行走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解放了雙手，同时，还有一个间接的但也很重要的影响，那就是直立行走造成了人类的普遍难产。相对于其他野兽来说，人类的生产是最可怕的。古代人平均寿命那么短，不完全是医疗问题，也因为大多数育龄妇女死于怀孕、生产期间，新生儿也经常会在出生后很快夭折。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和其他灵长类如猩猩相比，人类的新生儿普遍很小且孱弱。对此，生物学界就有了一个猜想，即“早产儿假设”：所有人都是为了顺利降生而早产的;如果长到与猩猩相同的新生儿体重比例的话，起码要怀胎十三、十四个月，但人类怀胎十个月不到就降生了。这就导致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幼儿时期非常漫长，而且非常孱弱，处于完全无能的状态，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教。人类的青春期也特别漫长，从出生到性成熟，能够顺利繁衍后代，起码要到十三四岁、十八九岁甚至二十几岁。

　　人类还有一个特点：人类妇女有更年期，这在动物界是非常罕见的，更年期之后，妇女失去了生育能力，但还有漫长的寿命。以古代人六十岁的寿命来算，一个人类个体，在幼儿期至青春期有二十多年不能生育，更年期之后还有二十多年不能生育，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进化论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自私的基因，一切都是为了基因繁衍，所有的生物特征都是为了促进繁衍才被保留下来的，而人类整个寿命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不能繁衍的。对此，生物学界有一个基本解释，即所谓的“祖母假说”：老祖母还活着，不是因为她能够繁衍，而是因为她能够帮助后代更好地成长;虽然她身体孱弱，不能打猎、捕食，但她经验丰富，能够照顾孩子并传授打猎、捕食的经验，所以她们最适合把一些后天的、外在的东西传授给后代。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生物学特色就是技术。技术不是先天长在基因里的，而是需要后天去学习、去创造、去磨炼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青春期那么漫长：人类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人类青春期的体型还是比较弱，正好适合老人去教。

　　斯蒂格勒认为人是一种有缺陷的动物。他给《技术与时间》取的副标题叫作“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爱比米修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物。相传神在造万物的时候，给了爱比米修斯一个任务，将不同的生存技能分配给每一种动物。但是爱比米修斯大手大脚，很快就把技能分配完了，剩下人类没有分配到技能。这就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他的哥哥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他的过失，从工匠之神那里偷来了火种，也就是盗取了技术，将技术传给了人类。因此，人类虽然先天不行，但后天可以依靠火，通过学习技术而生存。这个隐喻说明了人类的一个特点：人类这个物种能够站到食物链的顶端，靠的不是先天的强大，他的立身之本就是技术。这个故事回应了之前的问题，即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要结合人类的起源来看技术的起源，技术和人类本身就是互相构成的。

二、技术的渐进性

　　传统上认为技术是人的发明，好像是人类灵光一现，凭空出来的。

　　很多科普书都渲染说，苹果落地“啪”砸到牛顿的脑袋，然后“啪”一下牛顿就想到万有引力。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发明不是凭空出来的，有它一步一步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史需要有一种更客观的、还原的立场。凯文·凯利在《必然》（The Inevitable）一书中引用了法国人西蒙东的“趋势”概念，探讨“技术趋势”。他认为，某种意义上，技术的必然性体现并印证了技术发明的渐进性。在书中，凯文·凯利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在达尔文之前，除了“自然选择”之外，也有人提出过其他的进化思想。再比如发现太阳黑子的不只是伽利略，还有好几个人同时发现;除了拉瓦锡之外，其他两个人也几乎同时发现了氧气;还有电报技术的反复发明，好几个国家都发明了电报。为什么很多技术在同一个时代好像都有不约而同的竞争者？这意味着技术发明本来就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在相应的一个时代环境当中生发出来的，是环境的产物。

　　关于技术的渐进性，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蒸汽机的发明。教科书上基本都说蒸汽机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有很多故事说瓦特小时候很爱看着水壶，他问奶奶水壶怎么回事，奶奶说蒸汽在水壶上一顶一顶的力量很大，然后瓦特就很着迷，最终发明了蒸汽机。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纽科门蒸汽机是在一七○五年发明的，比瓦特蒸汽机早了五十年;在纽科门之前还有萨弗里蒸汽机;再之前还有法国人帕平发明高压锅的时候，一个副产品就是蒸汽机。那么瓦特的贡献是什么？纽科门蒸汽机的工作原理，是将蒸汽冷凝，形成真空，于是就能够利用大气压做功来拉旁边的传动装置，提供动力。但是纽科门蒸汽机运转时，因为热的蒸汽要不断地冷却，所以这个气缸一会冷一会热，热效率很低，有很多能量耗散在反复加热上了。于是瓦特加了一个单独的冷凝器，避免了反复加热当中的损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瓦特的发明并不是凭空来的，而是微小的改进。类似的例子在技术史上还能举出很多。

　　但在一种情况下，技术是突然降临的，而不是渐进的，运用生物学的类比就是“物种入侵”。比如东方的造纸术，在西方就没有一个渐进的发展，阿拉伯人把造纸术传到西方，这个时候造纸术在西方就没有它相应的文化土壤、技术土壤。在一般的自然状态下，物种的发展和扩散是渐进的，但现代人可以直接把一些物种从美洲带到欧洲，从中国带到欧洲。这就引起了很多全新的问题。入侵物种进入新环境后，往往因为没有天敌，肆意泛滥，造成破坏性的结果。但破坏可能是创造性的破坏，也可能是恶性的破坏。技术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在《技术垄断》（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这本书中，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就引了一些例子，比如殖民者将来复枪引入非洲社会，结果导致当地习俗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来用弓箭打猎，不仅仅是为了食物，还是一个仪式、一种社交活动—强壮的青年要专门去学习狩猎，在狩猎过程当中学习和大人打交道，学习成人的责任等等;换成来复枪之后，狩猎效率一下子提高，其他需求都没有了，好像随便拿起枪就能狩猎，于是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就瓦解了，整个文化也随之瓦解了。再比如“书写技术”与德鲁伊。在凯尔特人中，德鲁伊是口传文化的祭司阶层，文化经典以口述的方式传播，“书写技术”引入后，整个德鲁伊阶层就消失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剧烈地改变了西方的历史进程，原本它们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中引起的变化不大，可一旦脱离了原本互相制约、稳定的生态体系，到了另一个环境，就可能重塑一个社会的结構。

　　这也是生物学的视角能够给技术史、技术传播带来启发或者洞见的地方。

三、技术的单元

　　单元问题牵扯到如何看待“技术”，它与人类是共生还是寄生的问题。生物学中有一个基因的概念，自然选择的单元其实是基因，不同的基因在不同的环境下被选择。技术当中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当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创造了一个概念叫作“模因”，但是这个概念不是特别成功，因为它不像生物学的基因那样存在一个实体。

　　生物学还有一个概念“物种”。物种概念牵涉到了生殖隔离，即物种和物种之间不能繁衍，或者是顶多只能繁衍一代，所以说能够不断繁衍的就是同一个物种。物种可以通过它的繁衍来定义，那么对技术来说它的繁衍是什么？技术经常有交叉融合的一些现象，比如发动机。发动机就是气缸加活塞，本来两者是分开来的，通过传动杆等技术合在一块儿就变成一个发动机了。现代技术更是这样，一台手机是无数的不同的方面的技术整合在一块儿的产物。那么技术进化的单元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借用生物学的视角，提出几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