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眠的世纪，我们需要一首摇篮曲

　　英国作曲家麦克斯·里希特（Max Richter）创作过一张长达八小时的环境音乐专辑，名叫《睡眠》（Sleep），音乐家称之为“一首献给当代世界的私人摇篮曲”，对我而言，这是一件配方温柔的疗愈性作品，同时也颇具某种抵抗主义色彩。我最早是在BBC的“贾维斯·考克的主日礼拜”（Jarvis Cocker?s Sunday Service）电台里聽到它的，那是一个午后，网络广播里传出贾维斯低沉的、懒洋洋的嗓音，当他开始播放里希特的《睡眠》时，我想我的身体—不仅是耳朵，不由自主地接收了音乐家发出的无言邀请。里希特采用了一种几乎与人类睡眠心跳同频的节奏，极简主义的旋律结构如海浪层层推进，期间浮现的女声吟唱像是从远方而至的塞壬之歌，神秘、孤独，但又夹杂着慰藉。我轻微感觉到眼皮被涂上了一层透明的地西泮冰镇糖浆，眼球的后方，连通鼻腔、头颅、躯干、四肢，乃至每一个毛孔，都在音乐的包围中慢慢松弛、打开，身体的能量从活跃的头部开始下沉，皮肤的边界感在扩散，并逐渐与我的房间、房间之外的街道和天空连成一片胶状的整体，意识正自由地游向幽暗的深处，它要去向哪儿？是修普诺斯的冥界还是索拉里斯星的海洋？到这时，几乎是在难以察觉到的一弹指间，我不再能继续思想，语言滑落了，一切无声地沉入了梦乡。

　　几日后，又因朋友机缘巧合的推荐，我接触到美国电子音乐人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的同类创作。他曾在二○○一年制作过一张名为《睡梦》（Somnium）的专辑，内容为七小时不间断的环境音乐，他和里希特都分别长期举办过一系列的“睡眠音乐会”（Sleep Concert），现场演奏陪伴到场的躺卧在床垫上的听众真正入睡，音乐会从夜晚持续至天亮。另一位美国先锋音乐家保琳·奥利维洛（Pauline Oliveros）早在一九八八年就提出了她的“深度聆听”（deep listening）项目，这也是艺术家本人用声音艺术对抗抑郁症的冥想实践之一。“失眠症”（insomnia）是二十世纪战后社会爆发式出现的人类集体精神征候，而我们所在的二十一世纪几乎已成为“失眠症的世纪”，哲学家齐奥朗曾言：“人类是一种失眠动物。”在当今法国，“音乐治疗”与“声音生态学”作为“音乐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被逐渐重视起来，尤其在针对失眠症的临床领域，艺术家、哲学家与科学家正合理研究以艺术的方式拯救睡眠的方法。带着对睡眠音乐的体验，我开始重新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周遭人的睡眠问题，其中最令我震动的是除夕夜在街边偶遇的一位电话亭睡眠者，他真正促使我开始着手研究并实践艺术、哲学与灵性等形式中的睡眠问题。

二、 电话亭睡眠者与睡眠的艺术

　　二○一八年除夕夜，我散步经过衡山路，地铁站旁零落着几个已不再有人使用的红色公用电话亭，我见一个男子浑身裹着厚棉被，正在一个电话亭里摆弄那扇年久失修的玻璃门，我问他是否需要帮忙，这是在做什么。他并不看着我，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我想睡觉。”他穿得干干净净，相貌清秀，被子也整洁厚重，不像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又想：这也许是一个艺术家在作行为艺术表演？或者，也许是一个因为家中变故导致暂时无法归家的人？又或者，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主动过着流动生活的都市流浪汉？我百般思索，却无从定论。之后的三天里，我都见到他每晚睡在电话亭中。他身上产生着一种强烈的拒绝外部的倾向，使我不忍去打扰睡梦中的他。我思索着，也许正如他所说，“一个人只是纯粹想要睡觉”。这本身就是一种全然正当合理的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去相信这种可能呢？不论这环境多么古怪，又有什么真的比一个人要睡觉来得更重要呢？我看到的也许并不是一个男人的无家可归，而是“我们人类的睡眠的无家可归”。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曾说：“失眠问题既非完全私人的又非完全公共的，它总是徘徊在专注自我与极端否定自我之间，并且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面前，每个个体是极难为此负责的，失眠症正是想象这种困难的方式。”这个男人，也许正是社会本身的化身，是世界自己需要显露的一种失衡警示、一种失眠的分形景观，同时也是一次靶向于自我个体的、极具隐喻针对性的求生信号。

　　这个男人的形象，直接让我想到了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无畏的睡眠者》（The Reckless Sleeper），这幅画作的上半部是一位睡在棺材状狭小木箱中的睡眠者，下半部是一些玛格利特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中标志性的日常物品：镜子、帽子、苹果、蜡烛、黑鸟和蝴蝶结，这些具有强烈弗洛伊德象征的，关于欲望、关系与身份的物品出现在睡眠者的梦中，它们神秘而不安，似能解开欲望主体焦虑的隐晦秘钥。另外一个联想是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雕塑《睡眠之所》（Sleeping Place），那些直接在加尔各答街边地上呼呼大睡的印度人给予了艺术家创作这件作品的灵感，汽车在睡眠者的耳边呼啸而过，行人在睡眠者身边穿梭，睡眠者岿然不动，仿佛无物能够撼动睡眠这种需求。这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张力也让我想到居伊·德波（Guy Debord）那句“景观表达的只不过是社会想要睡觉的欲望”。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幻梦墓园》（Cemetery of Splendour，电影）与盐田千春的《在沉睡间》（During Sleep，现场表演及装置作品）也都试图在个人与社会、沉睡与清醒、生与死、现实与梦境的二元混合悬置中提出对意识形态暴力的诘问。

　　在更靠近当代的语义轴线上，女性艺术家在睡眠议题上展现出了一种集中式的关注，犹如乔尔乔内笔下沉睡着的古老维纳斯在当代的电子梦境中逐渐苏醒，并在自身的神秘背景中以黑夜之眼观看到了这股存在的本身。“重回睡眠”的主张无疑是后人类式的观点，这意味着我们正在“非人”（异化）中试图回归人的甚至是前人的基本行为，而在这重回的行为中，又在另一种僭越的“非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察前提下主动放弃欲望主体的控制与不可持续的扩张消耗。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一九九五年在伦敦蛇形画廊的行为《也许》（The Maybe）就是这样一种回旋跨越的睡眠宣言，这同步映照了其在电影《奥兰多》（Orlando）中扮演的靠睡眠来进行情感疗愈、阳性主体解构、身份与类别转化的人物形象。当年蛇形画廊展厅的中央摆放着一只透明玻璃盒，斯文顿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白天的展览时间睡在这个玻璃盒内，她曾称奥兰多式的睡眠行为指向一种深层的“存活”（survive）含义。而另一位更为巫性的行为艺术教母玛琳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的体验性装置作品《梦之屋》（Dream House）更是邀请入住者直接参与睡觉这件事。该作品是为二○○○年首届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而量身定制的，装置被放置在一栋深山老林中的百年民宅内，住宅的采光系统被改造成红、黄、蓝、紫四种单色氛围光，房间内有一个灵柩状的长方形木盒，太空服般的睡衣与一本被称作“梦之书”的留言簿被配套摆放在其中。如同阿布拉莫维奇学院式的严苛纪律，入住者必须单独居住，全程保持沉默，且必须穿上睡衣再入木盒睡觉，次日醒来后再把前夜的梦境尽可能详实地记录在枕边的那本“梦之书”上，阿布拉莫维奇为此作品提出“为了面对自身，请你做梦”的发愿与邀请，回应了早前作品《精神之屋—失眠》中对意识觉醒的探索。中国女艺术家陈哲在摄影作品《向晚六章》中，则以图像与文学的互文形式展现了白天与夜晚之间神秘的过渡性时空，艺术家在失眠和回归睡眠的创作波段中反复确认并经验个体意识与身体、死亡与重生的胶着关系。睡眠与黑夜所表达的阴性特质与女性本具足的接纳的、幽暗的、合一的能量同构，而那些睡眠音乐所具有的共性也是某种子宫式的混沌溶解力，再想想那位在消费主义大都市中睡于狭小电话亭里的男子，这其中某种阴阳之间的图景似乎正表征着人类生命系统已处在崩塌临界点的震荡之中，而一种全面的清理、疗愈与自续调和行为也正在同时开启。

　　

三、睡眠作为一种诗意抵抗与精神修持

　　法国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har）在抵抗纳粹期间写下了著名诗篇《睡神散页》（Feuillets dHypnos）。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看到了无为（inoperosità）和无作（dés?uvrement）的至高智慧，他认为“解放的起义实践能够，甚或应当，化解为一种纯粹的无作的诗学”，这映照了前文在各类艺术作品中提到的大量战争/意识形态暴力与睡眠之间的对立关系。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以晚期资本主义和睡眠剥夺为背景，写了一本著名的书《24/7》，他在开篇就列举了一种鸟类，以此披露了睡眠和意识形态暴力之间的关系：“这种位于北美西海岸的白冠雀每年秋天从阿拉斯加迁徙至墨西哥北部时，可以保持七天七夜不眠的持续飞行。美国国防部耗费巨资研究这种鸟类的脑部活动，好几个实验室正在尝试发明无眠技术，包括神经化学药物、基因疗法和穿过颅腔的电磁刺激。这些实验的短期目标是发展出一套方法，使得一个士兵能够最少七天不睡觉地作战，长期目标甚至希望周期可以延长至十四天，同时还能保持旺盛的身体状态和高昂的斗志。”作为此番“宏伟大业”的一部分，白冠雀被迫中断来往于太平洋海岸的季节性迁徙，被带到了实验室，以此来协助将高强度、高效率的机器模型强行植入体内。但让克拉里更担心的是，这项与战争相关的发明创造最后可能被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他认为医药公司将大力推销不眠产品，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新选择，而最终会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人类将所有精力与欲望都倾注在虚拟景观与多重身份的构建中，只要wifi信号不断，大多数人都舍不得离开枕边的手机屏幕而主动选择久久不入睡，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医药产品的辅助，就可将睡眠超人地压缩到机体机能的极限—相比以往的政治强令下的被动睡眠剥夺，如今的睡眠剥夺是个体主动选择的日常生存方式，在人们二十四小时亮灯公开运营着自己无数个数据化人格的时候，克拉里认为，一种无差异化（de-differentiation）过程正弥漫到大众技术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梦虚构成可以进入和客体化，只是一个更大背景的一部分，即我们的生命不断被要求外在化为预制的数码格式。当景观社会的逻辑高歌猛进，自我就被重组成一个新的混合体，既是消费者，也是消费的对象。如果像梦一样私密和内在的东西现在成了高级脑部扫描仪的对象，在流行文化中被想象成可以被下载的媒体内容，对个人生活这些部分的客体化就所向披靡了，它们更轻易地就被移植进了数码制式中。我们被告知，不只是商务活动和各种机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网络身份，需要全天候展示自己的生活，以免被社会抛弃或遭遇事业上的失败。”这种恐惧与匮乏感需要无尽的、不间断的制造与消费—甚至是不惜消费睡眠本身来填补时间与线程的不够用，由此我们的精神空间成为永恒的白昼、真正荒芜的不夜城，在这永恒的、贪婪的阳性运作之中，我们错失了一种接近真正具有教益的只属于私人的阴性时刻—缩减的、静观的、独自的、无为的，甚至是等同于死亡的时刻。

　　西方新世纪流派的疗法往往视睡梦为通往“内增长”的路径，是一种向死而生式的自我理解、自我观照、自我疗愈的路径。在古希腊神话中，睡神修普诺斯（Hypnos）和死神达纳都斯（Thanatos）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学派将死亡看作是一场漫长的无梦睡眠，或睡眠也只是一次模拟的假死。庄子认为死亡只不过是一种“梦中的睡眠”，梦类似是一种中阴状态（生和死的中间），但不论到底是醒着还是睡着，我们实质都处在一个更为巨大的虚幻之梦里，而金刚乘又尤其强调清醒梦（梦瑜伽）以及死亡观想（破瓦法）的修持，可见睡眠本身具有“母体自身期待被玩家识破”的潜在特质。死滋养着生，如同睡眠滋养着觉醒的能力，那睡眠的幽冥之域是属于二元之外的，是不带评判的，那处所是主体与他者、生与死的概念消融的无垠空地。对于克拉里而言，睡眠无疑是抵抗全球资本主义无以复加之重量的最后途径，因为睡眠是资本主义想要铲除的“最后一种自然障碍”，他鼓动在这个时代的个体守护住这个睡眠的黑夜堡垒，在著作的结语中他以充满希冀的口吻写道：“在睡眠这个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无奇的地方，可以一再上演更重要的开端和新篇章。”或者，黑塞的诗句更能唤起那始终在我们精神深处的睡眠之愿：

　　白日已耗盡我的精力，

　　我当热望满怀，

　　把满天星斗的夜迎纳，

　　当它是个困倦的小孩。

　　双手，放下一切活计！

　　头脑，忘却一切思考！

　　我一切的感观

　　都要睡个好觉。

　　而我的灵魂将无拘无束

　　把自由之翼轻拍，

　　好在夜的魔圈中

　　深情地、千倍认真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