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玮

　　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写了很多书，其中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是十年前出版的《网民的狂欢》。在我的印象中，那本书颇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那时候，移动互联网还没有诞生，智能手机也远未普及。虽然也有人读以短信形式推送的“手机报”，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公知群体也略有雏形，但路上遇到熟人，彼此注目、微笑、点头、问候的寒暄，还是常态。更显豁的是，当时大家都受益于互联网上共享着的海量信息，上传、下载、做种、传递，每个人都乐此不疲，大抵不知版权为何物。这时候，基恩忽然跳出来数落互联网，说它对人类价值观造成了伤害，传播的信息缺乏专业性和公信力，也缺乏对版权的尊重与保护，让人感觉有点不合时宜。

　　再后来他的《数字眩晕》又被译成中文，这位思想型新闻人的立场与观点仍很坚定，只是关注的话题更聚焦在人和人的隐私上。在他看来，新媒体所象征的“开放时代”，对传统的生活模式、伦理价值观都构成了冲突与挑战。置身互联网中，人就像生活在“聚光灯”下，新媒体就如一把锋利的小刀，一层一层地划开你身上的“伪装”，隐私被用作大展览。可信息越暴露，我们便越恐慌。为了突出这种观点，基恩不惜为自己的书取了一个又长又劲爆的标题—《数字眩晕：网络是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间谍机》。这种既批判互联网，又带有很强互联网“标题党”色彩的题目，让我颇不以为然。但我仍能明显感觉到，基恩在这本书中的论述较《网民的狂欢》已深刻得多。这位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确有批判性。

　　只是，光批判并不见人的本事，要显现出水平，还得有破有立，破立结合，边破边立，破中寓立。这该如何做？名义上做新媒体研究的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颇想知道答案。特别是在发现基恩还有一本迄今没有被中译的书，名叫《互联网并非答案》（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之后，“什么才是答案”，“我们凭什么面对未来”这样的问题，更让我兴味盎然，期待基恩的新书能回答出一个互联网之外的答案。可这次，基恩仿佛已经超越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他显现出更大的雄心，他要“治愈未来”。

一

　　其实，我工作的单位名字也很长，甚至很多老朋友都没法说齐全了，尤其在这个碎片化了的时代。我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教书，这个长长的名字总是让我既焦虑又称绝：前者是因为常遭遇单位名称被读错、写错的尴尬，后者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长达二十三个字的机构名称中，饱含着专业创建者对新时代的向往与期待。它以一所有着一百二十余年历史的古老大学开头，又用最富创新前沿意识的专业结尾，中间“走过”了技术变革、艺术变革，以及带有全球化意识的文化变革;它把目光聚焦在教育（大学、学院、学系）之上，但又没有忘记教育最终要通过传媒作用于艺术、社会，乃至“国际”。

　　老实说，我很爱这一科系的名称—每次说给别人听，总能听到“理念超前”之类的赞誉，但其实这科系创办迄今，已有十二年历史，可能是当年全国最早以“新媒体学”作为系名的机构之一—它给了我在新与旧、本土与国际、艺术与科技之间自由转换的最大“命名”空间。而我意识到这其中仍有“不自由”的存在，因为新、旧之间存在巨大冲突和彼此对抗，或曰“杯葛”（boycott）。

　　“杯葛”的形式极为多样，有技术上的新旧转换，有财产上的贫富差距，有创业与失业的对立，有市场自由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对抗，也有数字鸿沟、社会分化、信任缺失、经济走低、文化焦虑等原因……用本书作者基恩的话说，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精英已经和二十一世纪的民意脱节了”，而其导火索正是“互联网”这一新媒体的诞生，是新媒体技术促使了旧的稳定社会日趋解体，新的价值规范尚付阙如。何其不幸，我任教在“新媒体学系”。

　　何其有幸，我任教在“新媒体学系”。作为受传统文艺美学训练出身的学人，在这个领域中，我确实感到一种巨大的否定—基恩说，“我们把工业文明的许多方面都视作理所当然，比如工作的性质、个人的权利、精英地位的合法性、甚至是人的意义，在这个混乱的新时代这些都遭到了质疑”;特别是在《科技的狂欢》一书中，基恩更是把技术作为旧时财富的替代品，认定技术是新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尺，人只有驱动或反驱动（被碾压）两条路可以走。在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基础的中国，这种感受当加倍深刻、剧烈。但同时我又确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欣喜，以为考验人性的最高时刻，正在向我们走来。人类长期积累的各种文明形态、哲学思考，特别是对日常生活的本体依赖和对崇高精神的惯来向往，终于要在“技术奇点”时刻遭受拷问。

二

　　這一拷问是伦理意义上的，其牵涉极广，晚近以来中国媒介研究学界兴味盎然予以讨论的诸多话题，都与之相关。例如，关系到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的“被遗忘权”、新闻专业主义与自媒体传播语境冲突下的“后真相时代”、算法新闻推送导致的“信息茧房”、人工智能介入人体而出现的“后人类”问题……“数字革命”使得数据高度集中，市场趋于垄断，人们正在丧失自由选择权，“赢家通吃”的商业逻辑与跨国媒介一并成为现实。

　　做大了经济“蛋糕”的新媒体技术，并没有让所有人分享到创新的成果：公共空间不复存在，网络谣言四处散播，免费的产品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商业监控。就像基恩在《互联网并非答案》中提醒我们的那样，“互联网由大公司主导”，其民用运营彻头彻尾归资本家私有。而这些资本家是何等狡猾。如为逃避监管，Facebook就从不承认自己是媒体公司。它以科技公司自居，似乎在宣称“我们并不生产信息，我们只是信息的搬运工”;在互联网上，占据了头部位置的行业巨头，同时也把持着信息流的总闸（the masters witch）—这正是哥伦比亚法学院吴修铭教授在著作《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中的观点。

　　更糟糕的是，基恩说：“除了我们自己，一切都在不断升级。”一九六五年，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预言，硅晶芯片的处理能力每十八个月翻一番，此即谓“摩尔定律”（Moores Law）。但在这不断升级的物理空间中，作为主体的人及其身体（感官机制）机能却没有这种翻番加速的神奇能力，与身体发展相应的伦理观念也缺乏如此迅速演进的可能。于是，我们的旧的身体与伦理被新的技术与媒体给远远抛在了后边，一如《浅薄》一书的作者，被基恩称为“在美国非常受尊敬”的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所言：如果我们的大脑适应了浅层阅读之后，便在生理层面上发生了变化，我们将不可逆地丧失深层思考的可能。

　　该如何是好？这一问题摆在我们所有在“奇点”到来前仍能思考的人的面前。基恩的这本书所试图“治愈”（fix）的，也正是这种可能、可见的未来。

三

　　我常说自己是一位“面向过去的未来主义者”，而基恩—这位互联网时代的连续创业者，其实与我差不太多。可以说，基恩是一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故事就是对未来进行摧毁和对过去进行重建的循环，甚至连重建的方法都不曾有所改变。譬如“被遗忘权”，早在一八九○年摄影术出现时，就获得过关注。基恩在《治愈未来》里说，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雾霾危机导致数百人丧生，之后清洁空气活动家让污染空气的焚化厂不得不关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说：“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黏土，这种黏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茶叶里面往往掺上黄荆叶子及其他类似的杂物，或者把泡过的茶叶晒干，放在烧热的铜片上烘烤，使它恢复原来的颜色，然后当作好茶叶出卖……葡萄牙红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颜料、酒精等制成）。”而这样令人绝望的未来，却没有令当时的我们的祖辈、父辈止步，“立法者、创新者、公民、消费者和教育者的努力”，为“治愈未来”提供了多种叙事的可能。

　　这就是新媒体与旧伦理的辩证，用基恩在书中的话说，就是“恢复十九世纪的价值观，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或者，如柏林某次技术活动的邀请函上所写：“我们不仅需要把价值观付诸文字，也要写入互联网的代码和架构之中。”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一项需要多方协调的工程。基恩列举出监管、创新、教育、社会责任、劳动者的选择等五项“工具”，要用这五项工具的搭配组合、协同创新，“治愈”那个已经生了病的未来。“未来”的病灶在其技术迭代的加快，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罗萨就毫无掩饰地将其称为“加速社会”，判断其病症为“新异化”。但在我看来，这五项工具到底能不能生效，关键还在操持工具的人。

四

　　细心的读者会在《治愈未来》中发现几处有趣的描述，基恩必是有意而为之：他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名流、社会精英们的谈话，或在柏林仅存的几处十九世纪工厂厂房，或在仿造的十八世纪宫殿，或在修建于十七世纪的剑桥三一学院餐厅。就像雨果《巴黎圣母院》的开篇，基恩对环境细节的描写极为细致。在他看来，这是“黑客们正身处十九世纪的工业外壳里，制造二十一世纪的互联世界”的象征和隐喻。我不止一次听过导师王一川教授引用狄尔泰的话：“我们必须带着旧神去进入每一户新居。”而在基恩的描述中，这一现象正在吊诡地产生着双重悖论：我们贪恋旧的美学形式（建筑），但向往新的媒介载体;我们在旧的工业外壳中注入了创新的活力，可这活力的真正内核又只能是旧的伦理。这一伦理，乃是真正被我们带进了互联网这一“新居”的“旧神”，或者说，它是唯一的“神”。

　　那就是身处后隐私时代，个人必须为自己负责，替自己做主，“做自己故事的执笔人”;而比这更重要的，是重建人与人、个人与政府、个人与社会（包括企业）之间的信任。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我认为当前是“信任高于自由”。

　　在《治愈未来》中，基恩高度评价并时常援引莫尔的《乌托邦》，认为其写作的部分目的，就是要“治愈未来”。他甚至模仿“摩尔定律”，造出了“莫尔定律”（Mores Law），认定其内涵是“个人有服务所在社群的道德义务”。当然，在基恩所描绘的网络社会地图中，这一口号式的定律自有其具体的“化身”，或是诉诸监管，或是诉诸教育，或是诉诸社会责任，或是诉诸社会创新。基恩行走数十万里，四处寻访名流：总统、部长、企业家、媒体人、投资者、律师……他寄希望于劳动者的自主选择，也寄希望于立法者的平衡能力—歐盟二○一六年通过，二○一八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最终，基恩的落脚点大概也正如我在学校教授“视听新媒体”这门课一样—把目光投向了年轻人。这是一个愿意为互联网内容付费的群体。在我们这批八零后还在边咒骂边忍受在线视频长达九十秒的广告时，九零后们选择“包季”“包年”已是毫不手软，而零零后们绑定支付宝，直接按月扣款，更是轻松又自在。这是一个既新又旧的时代，年轻人把玩着手心里的数字产品，又“用起了手写笔记本，读起了纸书，听起了黑胶唱片”……除了部分成瘾者之外，他们早已能分清事实的深浅、审美的高低，乃至价值的取向、人性的冷暖。

　　于此，基恩又准又狠地提醒道：“国家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的新分歧已经取代了二十世纪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旧的政治争论—这意味着我们熟知的左右之争，已然或即将宣告终结。”时代在翻篇。那么，我们究竟凭什么去面对，不，迎接，不，治愈未来呢？基恩在《治愈未来》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们的孩子”，而我也意识到，历史正在从“救救孩子”转向“信任孩子”，甚至“依靠孩子”。

　　基恩的这册小书是我翻译的第三本知识性读物，前两本分别是讨论战争的《人性的瘟疫》和讨论跨族群媒介的《超级连接者》，三本书讨论的话题各异，但在我所关切和愿意思考的那个问题域中，它们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无论我看待什么话题、领域，心底始终只有一个叩问的声音：在这样一个“主体个体化，万物却互联”的时代，应如何重新连接我们的情感，连接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