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叶

　　现在，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能够看到各种华丽的、秩序井然的城市图景，这些图景暗示着，城市是美好的，是一种秩序的体现。然而，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观看城市的时候，我们是被隔绝在城市之外的。而一旦置身在这个场景的内部，我们就无法感受到这样的景象。

　　人终究是生活在现实当中，城市毕竟是由具体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互作用而培养出来的。我们肉身所根植的这个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于人类的思考、想象与欲望当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灵肉合一的生活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人类与其所在的世界始终是互相敞开并不断产生互动的。如果没有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实践，任何科学符号、理性思考、规则标准以及影像符号都将不再具有意义。

　　故而当我们置身于城市图景内部的时候，包裹着我们的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模糊空间。这种模糊空间，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的、纷繁复杂的场所。

作为城市根基的模糊空间

　　借用西班牙建筑家、理论家伊格拉西·德索拉·莫拉莱斯（Ignasi de Solà-Morales）的说法，所谓“模糊空间（terrain vague）”指的是发生了某些事件之后的、遭到废弃的空白场所，其中也具有“空虚”“开放”“暧昧”等微妙意味。这样的空间往往存在于那种好像是被遗忘了的场所，过去的记忆看起来比现在更有优势。尽管与城市活动完全背离，但是仍然还留存着少许价值。这样的奇妙场所存在于都市的效率性网络以及生产结构的外部。从经济上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工业地带、火车站、港口、危险的住宅区以及遭到污染的区域。这样的空间已经不属于都市。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查城市空间中的各种元素以及城市自主生发的隐性秩序的时候，就会发现，类似这样的“模糊空间”几乎无处不在。它往往呈现为一种既外在于城市日常使用，又内在于城市本身的某种空间，是一种游离于城市管理之外的、外在于城市政治学范畴的空间，是现代城市系统的否定式存在。这样的“模糊空间”对于主导现代城市规划的意识形态而言，具有某种他者性与未知性，是城市无意识的集合体。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有很多建筑物、很多规划好的地区最终因为不符合人们的生活现实，而被改造、遗弃、解体。显而易见，我们生活的场所具有强大的力量，即便人们按照某种美好的意愿去构想并建设，最终都会被那种模糊空间包围、消化甚至消解，让城市呈现出更为丰富、更为混沌的一面。因此，城市中的“模糊空间”是外在于城市政治学的一种自然生成的城市秩序，是城市生命力的根源，是城市存在的根基。

探求自由实践的摄影家

　　摄影术自发明伊始，便与城市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直以来，摄影家都是通过照相机将自己的视线投向城市，并接受来自城市的视线，让自己融入城市的时空之中。通过摄影，人类才可以与城市进行这样的双向交流。在摄影发明之前，人们是无法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在城市作为影像成为人类的经验之前，甚至连城市的概念都还不清晰。而摄影也正是仰赖其所具备的“无差别性”才得以让其他表现手段无法实体化的那一部分东西—城市的无意识—深深地印刻在照片影像之中。而这种城市的无意识所建构的正是城市中的模糊空间。近两百年来，已经有无数的摄影家在城市中穿行、探索、观察，用相机为城市造像，通过无数的影像让城市的潜意识浮现出来。之所以摄影有这样的功能，其原因就在于摄影家与生俱来的那种最根本的独立意识与敏锐感受力。

　　真正的摄影家，总是能让自己成为一片敏锐的土壤，能够开放地接受各种感受在自己身体上、知觉上快意地回荡起伏波动肆虐，并且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感受与认知。这样的独特性是摄影家用身體为我们展示出来的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我们通过他们的创作，来重新反省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因此，摄影家是影像世界里的探险者，他们永远在找寻一种属于自己的自由实践。正因为如此，摄影家的视线总是会扎根于城市里的模糊空间。他们用自己的视线去捕捉并理解乖离于城市政治学之外的那种秩序。

模糊状态下的模糊空间

　　在今天这种全球传播时代，影像作为最基本的表意符号，以报纸、杂志、广告、摄影、电影、电视以及网络等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增殖、传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消费为导向的视觉文化形态。与以往那种以理性思考为主的语言文化相反，这种文化形态以视觉性为其精神内核，旨在通过直觉感受对最表层的、最具有诱惑性和驱动力的快感和意义不断进行再生产。而摄影家所从事的视觉生产也相应地随着视觉文化的全面扩张而呈现出诸多新的面相。

　　从二○○七年开始，常年关注上海城市变迁的摄影家郑知渊便自觉地摈弃以往主导摄影视线的透视法则，积极地采用某种近似于散点透视式的方式为上海这座城市造像。面对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象，他尽可能地在摄影中去除自我意识，“更希望现实事物能在画面中得以真正地、自然地呈现，从而使内心与现实能在一个主题中较为平衡地表达出来”。通过接受事物的存在感，他让自我的感受、思想、情绪与包围着自己的这个世界相交流、融合，交织出一种全新的视线。

　　在《上海面目》这个系列中，郑知渊的城市影像完全背离既有的影像审美与价值标准，以“物自体”集合体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影像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发出独立的声音，成为具体的、特殊的、体验式的主体，并于无形中相互协调在一起，让城市本身的“模糊空间”视觉化地显现出来。这种影像的存在无异于阻隔了人类意志的通路，让视觉惯性陷入等价物的迷宫之中，从而逼迫观众放弃先验式的认知与标准，服从现实本身的美学体系与视觉逻辑。

　　如果说郑知渊的城市影像是从“物自体”的角度出发表现客观存在于城市根基中的那种模糊状态的话，那么日本摄影家西野壮平则是将自己融入城市之中，然后将自己的记忆与影像相互交融，最终拼贴出一种他自身主观感受到的城市模糊状态。

　　我觉得这是由人的记忆与印象堆积起来的暧昧之物，在这个系列中，我希望能够将这种暧昧之物有形地表现出来。我所制作的这些“一座城市”的照片，是将它作为一种人类心中最大公约数的城市印象来考虑。只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提出什么“城市论”。因为我在城市中非常平静舒畅，所以，它们很自然地就拍成这种样子了。

　　因此，他创作的Diorama Maps系列，表面上看就像是俯瞰城市的航空摄影作品一般，但再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些超大幅照片是由三万张左右的接触印相照片拼贴而成的“都市肖像画”。这些照片之间并没有绝对紧密的时空联系，而是根据西野壮平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组合起来。他将自己的这种拼贴行为视为“再一次俯瞰自己在那些地方所处的时间”。通过这种手段探索出来的影像造型方式，让城市的模糊状态与人本身的模糊状态相互沟通杂糅，形成了一种主观式的模糊空间。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向内探求自己对自己所处城市的印象的话，估计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也就是这种断片式的毫无逻辑的模糊空间吧。

　　不论是郑知渊拍摄的城市影像还是西野壮平拼贴出来的城市肖像，这些影像都在提醒人们不应该被各种亮丽辉煌的广告图纸所迷惑，不应该被既有的标准与意识所左右，而应该从现实本身、从自身的实际感受来认识城市。

模糊空间的内在精神

　　城市中的模糊空间源自于人类生活、经验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任何依靠客观知识体系建构出来的理论、数据都是基于一定的片面标准而对人类模糊经验的筛选，这样筛选的结果往往以一种貌似准确客观的结论提出，对商业运营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进行规范。而事实上，这些理论数据仅仅是为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是一种遵循简单性原则、排除经验主体介入的架空经验。当这些理论数据面对人类复杂多变而不可预测的生活经验时，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危机，产生完全与生活意义脱节的一些肤浅的所谓科学事实。

　　因此，要理解城市的模糊空间，不能简单地根据现代科学建构出来的那种理论体系，而必须从城市还没有被贴上科学标签之前的状况着手。城市居民的经验向城市敞开并与城市发生互动，因此，贯穿于城市模糊空间之中的是基于人自身的感知体系以及对客观现实的实际反应而形成的模糊经验。摄影家作为用摄影媒介感知世界并对世界作出反馈的人，其行为的结果—摄影作品—往往能够非常准确地凸显人们生活中的那种模糊经验。

　　长期工作生活于上海的摄影家姚瑶是一个都市漫游者。在生活中，她每时每刻都在利用自己的手机与现实世界进行互动。她所拍摄的数量庞大的照片就是她自身模糊经验的最佳写照。她并不关心“现实是什么”，而是关心如何与现实交流，如何获得自身经验的反馈。因此，对现实世界的感受、联想、体认才是她最关注的内容。她通过摄影准确地将这种不可见的感觉捕捉住。因此，在她的摄影作品中，所捕捉到的，并非是现实的记录、复制或者营造某种超现实主义式的造型，而是经由现实碎片的折射而形成具体的感知经验。

　　与此同时，她随时随地将那些通过手机拍摄的影像上传到社交网络，快速而密集地接受来自网络另一端的回馈，互相交流，生成新的信息与认知。这样的摄影方式与我们的身体感受、思想意识紧密纠缠在一起，互相渗透，直接对人形成影响，甚至导致摄影行为中多种因素同时发生变化。

　　作为漫游者，姚瑶的目的不在于对都市进行意向性抵抗，也不想把自己放置在观察者的位置上对都市进行收集、记录，更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审美意识以获得某种表层的交流，而是通过手机摄影这种方式，用自己的身体与这个世界进行交流，从而获得“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最为抽象的情绪”，而这便是她最真实的生活经验。

　　同样关注城市生活细节的上海摄影家严怿波，则更多地想要通过摄影来把握隐藏于城市深处的某种“暗流”。关于自己的作品《暗流》，他是这样阐述的—

　　居住在这样一个巨大且剧烈变化着的城市里越来越让我觉得它就像是一座暗流涌动的剧场，而我们或许就是其中的演员兼道具，自觉不自觉地互相配合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日复一日地上演一幕幕戏剧，喜悦的，悲伤的，无聊的，甚或是荒诞虚无的。总之，一切不停地发生着，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城市不顾一切地向前发展着，各自之间的关系也在随着城市拼命向前奔跑的过程中变得疏离、陌生。

　　因此，他关注的往往是生活中溢出常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的经验痕迹。甚至可以说，他从根本上对强行笼罩在城市生活表面的那种理性的、有用的价值报以怀疑和质问。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平庸的、被人忽视的、不经意的都市景象与生活状态的捕捉和记录，严怿波建构出一个容纳模糊经验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他一方面通过摄影与城市空间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经验、自我身份的确认。

　　姚瑶和严怿波两位摄影家分别从内在与外在两个角度切入城市的模糊经验之中。他们虽然不是以宏大的景象来呈现城市空间中的模糊性，但是他们却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支撑这种模糊性的内在精神。通过他们创作的影像，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流淌在城市景观背后的生活经验，并且非常有效地让摄影成为联通人与城市的中介，帮助观众重新唤醒自身的生活经验。

被遗忘的主体

　　不论模糊空间还是模糊经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人本身。事实上，人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模糊的存在，只是我们在长期的社会教育过程中，让自己被规训成符合某些既定甚至僵化标准的形象。对于不符合这些标准的状态，自己也会主动用“丑”“坏”“俗”等标签进行归类并加以排斥，用各种手段对这些状态和行为加以掩盖遮蔽。长此以往，人往往会下意识地忽视甚至贬斥自己的很多真实状态。

　　那么，要真正理解并接受城市的模糊空间，以及生活经验中的模糊性，就必须要直面人身上的模糊状态。影像所形成的镜像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对自我的确认以及对集体的确认，帮助人们发现自己平时被遮蔽的一些丰富面向，在反复确认中调整自己的视线，让那些模糊状态显现出来并加以接受、认同。

　　冯立是一位生活在成都的公务员，主要工作是负责拍摄区里的宣传照片。这样的工作让他得以深入到社区生活的内部，给他“带来一些独特体验，能够比别人更容易理解现实社会以及人的状态”。

　　从二○○五年开始，他便一直以“白夜”为主题，拍摄城市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常年的拍摄让他对人身上的那种模糊性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大部分摄影作品往往会让人觉得突兀、荒诞、不忍直视，但是如果去掉那些先入为主的审美標准，我们就会发现，他拍摄的都是一些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只不过，他用自己的闪光灯和相机将这些人身上最普通的一面提取出来，产生了某种“奇观”效果。如果进一步去审视他融合在影像中的视线，就能明白，这绝不是消费他人奇特状态的目光，而是一种认同式的视线。

　　这也与冯立自己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

　　很小的时候，我的奶奶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但是她从小对我的那种关爱，我能感觉到可能是常人感觉不到的那种特别的东西。有人说我是不是有童年阴影，我说我童年从来没有阴影。

　　……

　　小时候我奶奶抱着我在街上走，街上其他孩子会朝我们扔石头，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些，我奶奶就把我拽过去，用背对着他们，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石头打在她背上“咚咚咚”的那个声音。

　　这让他对人以及人性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在他看来“照片归根结底拍的还是自己”。从这一点上看，冯立的作品就是一种最好的催化剂，能够让平日里被压制在“惰性状态”下的人自身的模糊性积极地表现出来，以生猛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类似的经验，在日本摄影家水岛贵大的作品中也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从小就有过离家出走、逃课、露宿街头等生活经验的水岛贵大，对于社会上的边缘人士有着异常敏锐的感受力。他能够非常自如地融入这些平时让人觉得难以靠近的边缘人士的生活中，与他们互相获得尊重与体认。长期的拍摄与交流，让他切实地把握到这些人身上的精彩之处，并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观看者意识到“他们的生命中也会有辉煌的未来，有被温暖的朝阳笼罩的瞬间”。

　　他所關注的这些边缘人士，本身就是城市模糊空间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既有秩序的挑战与干扰。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城市秩序沟通交流，试图发现并展现秩序之外更为丰富、多元的生活面相。因此，当我们用心凝视水岛贵大的这些作品的时候，也许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反问自身，所谓“正常”究竟是什么？所谓“良好秩序”究竟是什么？而不是不经思考判断地、标签化地忽视排斥他们的存在。只有从被规训的秩序、规则中抽离出来，以平等的视角去关注并接受他们，我们才有可能让自己、让城市找回自身最本质的状态。

　　不论冯立还是水岛贵大，他们都不是要用摄影作品去否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既有标准，而是尝试在这些标准的边界处打开一个出口，让人们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反思城市政治学建构出来的那种秩序。这样的摄影作品显然不是在用一种封闭的秩序和标准取代现有的秩序和标准，而是希望用这种直击真相的影像打破秩序的封闭性，追求城市本该具有的开放性。

结语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尝试如何以更加简洁的方式对城市结构所拥有的特征进行分类，并以更为简单的模型呈现出来。这不仅仅只是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也是西方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结果。科学所导致的理性主义试图以简单的原则或普遍性去规范现实世界，从而出现了一些本末倒置的现象，原本只是帮助人们认知现实世界的混沌状态的简单性范式程序凌驾于具有无限复合性的现实世界之上，被人们视为本质。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的城市影像越来越呈现出同质化的一面。不论是宣传、媒体广告上的影像，还是通过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的城市影像，抑或是大多数人日常拍摄的照片，在很多情况下，都遵循着某种单一化的视觉审美标准。这样的视觉审美所产生的影像又会对既有的标准进行加固，形成文化上的反哺，进一步推动城市朝着同质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传播时代的到来，技术性影像通过网络越发便捷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通传播，与既有的视觉审美标准相融合，催生出人们对于技术性影像的崇拜。人们宁愿相信影像中的一切也不会想着主动去贴近真实的世界。这样的影像薄膜已经将我们与真正的生活隔离开。

　　摄影家作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探索者、实验者，应该自觉地运用摄影的手段去发现现代科技建构的城市秩序所隐藏的危机，挖掘被同质化表象掩盖殆尽的真相与本质。发现模糊空间的存在并非是现有城市秩序的对立与否定，而是对城市秩序的补足、修正和拓展，是对不确定或无法确定的价值观、生活状态以及行为模式的呈现。现在，随着摄影的普及、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摄影家敏锐地感受到城市所具有的多样性、丰富性，并主动地将视线投向城市的方方面面，以诚恳而平等的态度拥抱城市的模糊性与可能性。可以说，这既是摄影家所具备的一种功能，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