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莹

　　新西兰以“纯净百分百”为自己的宣传看板，一直以来都是旅行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澈蓝的海水、幽绿的山脉、清透的空气、金色的阳光，随时回头都是一幅巨大的风景画。我们一路从北岛的奥克兰出发，车辆盘旋在公路和山体之间，常常让我有一种行走在纪录片里的错觉。新西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在对空中和海上交通工具的娴熟驾驭上，仿佛每一个人都天生有着强健的运动神经和完善的协调能力。同时他们又是发掘自然宝藏并对其加以审美利用的能手，用绿石、鲍鱼壳制作的手工艺品完全是自然与人共同合作的结晶。出行前，朋友告诉我，此行一定是养眼之旅，但对于热爱人文景观和喜欢挖掘故事的我来说未必会有收获。一六四二年，荷兰人艾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发现了毛利人称之为“白云之乡”的新西兰列岛，人类在此居住的时间距今仅八百多年。但我仍然深信，历史的短暂并不等于文化的贫瘠，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一路上的温暖舒适，让我放缓了思考的节奏，在海港边、红树林中发发呆，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行程过半，我们来到了北岛的最南端，也就是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这所城市每年刮大风的日子在三百天左右，可我们到达的那几天，“风城”却相当平静，只有在海边和山顶才能感受到它的威力。因为极好的天气条件，第一天我们参观完国会大厦等标志性建筑之后，就在兰姆顿码头（Lambton Quay）附近的商业街区边喝咖啡边发呆。咖啡店正对着一个街心花园，里面有一座巨大的不锈钢雕塑，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让每一个走过的路人都不可能忽视她。雕塑是一位留着波波头发型的女性，整身镂空，由大块切割的不锈钢拼接而成。走近一看，上面全是用英文镂刻的词句，有些读来还似曾相识。我抬头望她，大约两个成人身高，以沉着且坚毅的表情望着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雕塑名称为《文字之女》（Woman of Words）。如此有震撼力的巨型雕塑矗立在市中心，必有其特殊之处。我的好奇心和兴奋感一下子都涌了上来，打开电子设备立即检索。果不其然，这件庞大的艺术品是以新西兰小说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为原型缔造的城市纪念雕塑，惠灵顿是她的故乡，她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光。

一

　　第二天一早，我便奔赴位于提纳考利（Tinakori）大街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故居。故居隐藏在一栋栋住宅之间。和当年一样，这里仍属于城市的高尚地段。一幅她的肖像海报探出头来，仿佛在提醒游客不要错过这一重要的场所。对新西兰人来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这个国家的骄傲，其实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周边地区的路标和指示牌上都会引导或标识故居的位置。我们到得很早，故居里还没有其他参观者。这是一栋二层楼的小洋房，花园里栽种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惠灵顿当地的植物品种，其中就有凯瑟琳深爱的瓜叶菊，她母亲最爱的海芋百合和万寿菊。和英国莎士比亚出生地故居的情况相似，此处的建筑是在一九八六年由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诞生地社团购入并进行内部场景复原的。走进玄关，是售票处也是小型礼品商店，橱柜里陈列着各种语言版本的凯瑟琳作品集，以及一些设计简洁的纪念品，印有凯瑟琳动漫肖像的靠枕很是可爱。

　　一八八七年凯瑟琳的父亲哈罗德（Harold Beauchamp）出资在此处开建房屋，房屋设计简约，采用本地的木材新西兰罗汉松和陆均松等建造。凯瑟琳一家在此居住的时间不到六年，后来的主人几经更迭，一九四○年房屋进行了整体现代化装修，并被改成了公寓屋。此间还经历了一九二九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期，但整栋建筑仍得以保存，对建筑学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房屋的内部装饰大致采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但尤显前卫和特别的是楼梯的扶手栏杆使用了中国风的设计，这在当时的新西兰是非常少见的。这可能与见多识广的商人父亲的提议有关。我们在凯瑟琳的小说里也会经常看到与中国相关的内容。苏黎世大学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安·玛丽埃（Ann Marie）做了一个数据庫，将其作品中出现“China”字样的文本内容集中整理，其中涉及的主要元素是中国人以及中国的刺绣、丝绸、瓷器等。

　　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四日，凯瑟琳（原名Kathleen Beauchamp）出生在这栋房屋里，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当时房屋里住了九口人，守寡的外祖母戴亚（Margaret Mansfield Dyer）带着凯瑟琳母亲的两位妹妹一起居住在这里。外祖母对孩子们的照顾细致入微，凯瑟琳也很爱她。外祖母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凯瑟琳的作品中，并被描述为“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魅力和高雅的气质”。凯瑟琳从一九○七年开始用外祖母婚前的姓“曼斯菲尔德”作为笔名，也就是今天家喻户晓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虽然凯瑟琳本人对记忆中故居的描写有些黯淡，形容这里“又暗又挤”，是“陋室一间”，但她个人有关这里的经历和回忆都映射在了若干有名的短篇小说中，比如《芦荟》（The Aloe）、《序曲》（Prelude）、《玩具屋》（The Dolls House）、《起风了》（The Wind Blows）。

　　一楼有客厅、餐厅、厨房、洗衣房和盥洗室，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晚期装饰风格。房屋复原时在踢脚板下发现了原先铺设的框缘壁纸和带状装饰残片，于是就按其色彩和式样重制恢复。目前故居内的家具都不是凯瑟琳一家曾经使用过的物品，为了配合当时的风格而摆放了一架老式钢琴，主要通过墙上各处悬挂的家庭成员合影来更多地营造凯瑟琳一家居住地的氛围。凯瑟琳的父母出生在澳大利亚，双方都称自己的原生家庭是英国血统。父亲的家庭从事贸易，母亲的家庭从事出版和保险事业。父亲哈罗德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和金融家，三岁时移居新西兰皮克顿（Picton），十八岁起在惠灵顿从事进出口贸易，后来成为新西兰银行董事会主席，并在一九二三年（凯瑟琳去世那年）因为杰出的金融贡献被授予爵位。凯瑟琳的母亲安妮（Annie Beauchamp）体弱多病，有些郁郁寡欢，不如父亲那样有活力。因为几段感情经历和婚姻上的问题，凯瑟琳和母亲的关系几近决裂。家族成员中她最疼爱的是唯一的弟弟莱斯利（Leslie）。二○○一年，亚历山大·特布尔图书馆（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位于惠灵顿，现在作为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分部）在伦敦拍卖会上购得了一大箱关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材料，其中包括书信、相片和影集。其中有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间他的弟弟莱斯利写给她的信，信中回味了他们在惠灵顿的童年时光和老房子的气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征召加入英国军队的弟弟在训练演习中意外死亡（1915年10月），其中一个盒子装着一封电报，通知她弟弟的悲剧，还有他的长官解释当时状况的一封信和莱斯利墓地的照片。最令人震惊的是盒子里有大约长五十厘米的凯瑟琳本人的棕栗色头发，被包裹在麻制的手帕中。痛失爱弟让凯瑟琳陷入了深深的忧伤，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六年三月期间的多篇日记记录了她的情感，她说：“虽然现在我的弟弟躺在法国的一个小树林里，我在挺直胸膛走路并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海风的爱抚，而我也像他一样，已经死去。”

　　一楼客厅的一角有一个书柜，陈列着从各地收集而来的凯瑟琳作品集，其中有一套就是《徐志摩译曼殊斐尔小说集》。徐志摩是中国译介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的第一人，他将她的名字译作“曼殊斐尔”。一九二三年徐志摩的文章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描写他与凯瑟琳在伦敦家中会面的情景，两人从诗歌、文学聊到政治。诗人似乎被“曼殊斐尔”独特的气质和精神深深吸引。诗人的描述使中国的读者对凯瑟琳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她是天才眼中谜一般的美的存在。随后，陈西滢、凌叔华、沈雁冰等纷纷在报刊上翻译或评介凯瑟琳。陈西滢也将凯瑟琳描写成是“仙姿灵态、微妙清新”，不过他和徐志摩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凯瑟琳的文章并不完全是天才的流露，没有一篇不是苦思推敲的结晶品。这在她本人的日记里也可以找到证据。

　　沿楼梯上到二楼，右手边的第一间房是外祖母的卧室，凯瑟琳便出生在这里，根据她在《芦荟》中的描述进行了复原。床头摆放着进行到一半的针线活，冬日取暖的小搪瓷瓶等，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左手边的房间面积最大，是父母的主卧室，后来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也可能成了孩子们的寝室，现在作为故居的展示厅使用。我们参观时讲解员正在介绍一家之主凯瑟琳父亲成功的从商历程及其对新西兰金融业的贡献，其中特别提到了他在皮克顿的生活和学习经历。皮克顿是一座港口小镇，作为新西兰南岛通向北岛的门户，也是南岛铁路的起点，隔着库克海峡与首都惠灵顿相望。我们后来也是搭乘轮渡，先到皮克顿过了一夜，再驾车继续向南行进。凯瑟琳九岁时在学校英文写作竞赛中获奖（她很早就表现出写作的天赋）的作文《海上旅途》（A Sea Voyage），描写的便是渡过库克海峡前往皮克顿的亲戚家度假的回忆。那里的海味很重、星空很美、人很亲切，至今我还能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此行我们留宿处那对热情的老夫妻搬出了所有的中国瓷质餐具和调料品为我们准备早餐的场景。

　　从二楼下来，通道里摆放着一个电视机和几把椅子，正在播放一九八六年拍摄的对凯瑟琳友人们的采访，友人们反复强调家庭的富裕和个性的独立是促成凯瑟琳赴英学习并定居的主要因素。一九○三年，凯瑟琳第一次随父母前往伦敦看望亲戚，并和两位姐姐一起留在伦敦哈利街皇后学院完成了三年的学习。一九○八年，在她的多次要求下，父亲同意她再次前往英国，并每年提供一百英镑的生活费。回国之后，我看了不少新西兰作家撰写的有关凯瑟琳的文章，其中有一个观点提到，后来因《情迷四月天》（The Enchanted April）而名声大噪的凯瑟琳的堂姐伊丽莎白·冯·亚宁（Elizabeth von Arnim，原名Mary Annette Beauchamp）当时已经崭露头角，这可能也间接刺激了凯瑟琳的学习欲望并赢得了父亲的最终支持。此后，凯瑟琳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三十四岁时因肺结核逝世于法国枫丹白露镇。

二

　　进入故居参观时，工作人员热情地询问我需要哪一种语言的导览手册，出于对语言的敏感性，我问她要了中文和日文两个版本，想比较看看是否会有所不同。多次的参观经验告诉我，不同语种的简介版本总是存在着逻辑安排、表现重点上的差异，有时还倾注着撰写者的喜好和小心机。大部分这种简单的活页夹式介绍用于没有语音导览的参观地，因此只供馆内阅读，并非一次性发放物。文字介绍都是热心的志愿者团体撰写的，有的志愿者提供语言的翻译，有的则可能是凯瑟琳真正的崇拜者。

　　中日版本的主要差异在一些细节化的地方，比如提到房间的建筑材料使用三种木材，日文版则具體指明了是哪三种树木，其中一种还尊重新西兰本地的表述习惯，使用毛利语而非拉丁文学名标识。查阅的过程，也让我增加了不少植物学的知识。新西兰人特别善于使用木材来建楼，位于惠灵顿国会大厦对街的英联邦时期的旧政府大楼（现为维多利亚大学惠灵顿分校的法学院）是国家重要历史遗迹，全部采用贝壳杉松建造，室内的木制旋梯更被誉为世界上的“木制奇迹”。新西兰的杉松可生长超过六十米，存活两千年左右。

　　日文的介绍还多出了对凯瑟琳的作品进行简要介绍的章节，引导参观者做后续的学习，并对凯瑟琳作品的主题做了如下归纳：一、为人的孤独;二、对传统社会中男女角色的疑问;三、对爱与幻灭、理想与现实、美与丑、欢喜与苦恼等对立概念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揭示。

　　回国后，好奇心驱使我继续对日本学界的研究进行挖掘。我惊讶地发现，在日本的福岛县泉崎村竟然建有一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纪念馆（2004年开馆）！这是新西兰境外唯一的纪念馆。馆长大泽银作先生是大正大学文学部的教授，也是日本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学会的创办人。馆内主要展示有关凯瑟琳的书籍、资料和学会的杂志。他选择此处建馆的原因是周边的环境和凯瑟琳在瑞士疗养肺结核的那栋别墅很像，从纪念馆二楼东侧望出去的阿武隈山脉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氛围一致。大泽先生还在纪念馆的花园里种植了凯瑟琳小说中出现过的四季花草。老先生坚持每周六、周日去馆里进行义务讲解，从千叶（东京附近）一路辗转而来。票价定为三百四十日元，纪念凯瑟琳去世的年岁—三十四周岁。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日本发生大地震，福岛县大面积受灾。老先生仍坚持在馆内留守，并逐步恢复原先的布置，他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这份喜爱令人动容。日本学者将凯瑟琳和被印在五千日元纸币上同样生命旅途短暂的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相提并论，就像对樱花的热爱一样，日本人着迷于所有短暂而灿烂的人和物。酷爱凯瑟琳的日本学者们认为她的文笔充满了抒情的凝练和写实的风格，既有诗的味道，又有散文的灵活。山口县立大学的松田理将凯瑟琳描述新西兰海湾的句子翻译成日文，得出如下结论：凯瑟琳对于自然美景的描写与日本短歌的节奏完全吻合。

　　凯瑟琳的一生共创作了八十八部短篇小说，一部诗集，一部评论集。她擅长将物质现实转为人物回忆，将客观经验变成故事叙述，将感官体验化为文本表现。凯瑟琳对人的精神世界高度关注，像极了情感问题、家庭婚姻和女性领域的专家。她的小说主题经常围绕女性展开，在她的笔下，婚姻以外的女性是孤独的，而处在婚姻之中的女性也不能摆脱孤独的命运。她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境、幻想和闪现来呈现情感的印象，对各种“幻灭”的描写可谓一针见血，开放式的结尾或留白式的描写，留给了读者更多思索和与她对话的空间。

　　凯瑟琳的生活方式与她的小说格调密切相关，这也是人们对这位女性作家的一生充满兴趣的原因。近年来凯瑟琳非小说的创作（指笔记、书信、戏剧、评论、随笔等）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其中囊括了作者的海量生平信息。《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凯瑟琳，她的书信和日记里有着多重声音，根据收信者的性格不同，她也会变换不一样的角色。她时而是脆弱和受伤的，时而是傲慢和激进的，时而是咄咄逼人的，时而又如此简单。大英图书馆内收藏的大量书信原件也表明了她这种“百变自我”的特性。她好像有着很多副面具，在写给西尔维亚·潘恩（Sylvia Payn）的信中，她就说过：“不要摘下你的面具，除非你已经在下面准备好了另一副。”多维的、多样的凯瑟琳或许更接近真实的凯瑟琳。

　　《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的编者陈家宁指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作品跨越了国界，她善于使用心理语言和情绪语言来表现作品，让读者感同身受。在读了她的多篇文字之后，我发现，一百年前她所阐述的问题、描写的人群，在今日世界的语境下仍然适用，她的超然前卫或者犀利深刻让人感佩，也让读者能超越时空与她进行对话。学界都同意她对短篇小说技巧上的创新给予小说全新的定义，而让我震撼的还是她的文字和故事里那些“真实”的力量。她的写作能直抵事物的本质，除了她天资聪慧、观察入微之外，更因为她是充满“爱”的人，因为“爱”而有了同情心，才会去关注、记录和写作。就如她自己在《小说和小说家》这本文学评论集中指出的，作家应有创造力，也要富有同情心。

　　凯瑟琳最具特色的作品大多以自己的故乡新西兰为背景，新西兰给了她情感和文本的转喻空间。就像莫华伦在《一程山水一程歌》中唱到的“是我将愁耽成醉醒做睡，还是愁与我的心共已累……非我离月月离我，非我思乡乡思我”，凯瑟琳在弟弟莱斯利意外死亡之后更加急迫地想要通过书写新西兰来摆放自己的思乡情绪。她在日记里说：“年岁越大，我对新西兰的思念越深……年轻的国家，是一份真正的遗产，虽然认识这一点需要时间……我想让我们那个尚未被重视的国家立即跃入人们的眼睑，那将是一个神秘的、飘忽不定的世界，但她必须是亲切的……我从未远离那些地方……我渴望用我的笔，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她还将自己写作新西兰比作需要偿还的“感情/神圣债务”。

　　同时，写作对凯瑟琳来说也是一种自身的需要，她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任何情感可以与写完小说的喜悦相比。她通过写作对自我进行着近乎痴迷的研究。特别是在确诊肺结核后的患病和斗病期间，只有写作的聚焦能分散疾病的痛苦。欧洲一直以来有一种奇怪的论调，说肺结核是浪漫主义者的疾病，拜伦、肖邦等等举不胜举。一九九四年，美国学者玛丽·伯根（Mary Burgan）发表了一篇论文（Illness， Gender and Writing， the Case of Katherine Mansfield），从疾病和性别的角度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写作进行了研究。疾病的确会让人变得敏感，凯瑟琳小说的细腻程度令人感动，像是一幅幅心灵的风景画，这与疾病或许有一些关系。

三

　　凯瑟琳真正成名是在一九二○年，小说《幸福》（Bliss）的出版給她带来了极大的声望。一九二二年，又一部小说集《园会》（The Garden Party）的付梓进一步稳固了她在英国文坛的地位，当时《纽约时报》用整个版面来介绍她的生平。一九二七年（凯瑟琳去世四年后），她的丈夫穆雷（John Middleton Murry）编辑出版她生前的一些未刊作品和书信剪报，又引起了人们对她的关注。其中一篇撰写于一九一四年的小说《稚气可鞠却十分自然》（Something Childish But Very Natural）取名于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同名诗歌，以小说主人公正在阅读这首诗歌开场，描写了青春期男女之间的“爱情”以及贯穿始终的幻想与现实的紧张感，让很多读者都欢喜不已。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凯瑟琳书信剪报在法国的翻译出版引起了民众的狂热追捧，也推动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传记写作和研究。人们对一个作家的喜爱来源于对她的好奇。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有些什么故事，有时候比她的作品或者理论更吸引人。传记研究的数量巨大，大家对她的文化身份（新西兰/英国）、性别身份关注很多。杂多的传记试图解析其命运与性格的关系，作者掺入了自己的情感，有时候显得荒诞而浪漫。一九五三年，有关凯瑟琳的第一本学术传记《一次轻率的旅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记》出版，作者安东尼·阿尔伯斯（Antony Alpers）这样说：“离开故土前往异乡的人遭遇的‘现实会转化成‘艺术。”通过这一传记，凯瑟琳的新西兰生活经历对她的创作的影响受到相当关注，她作为新西兰作家的身份被重视和确立，而不是简单地划入英国短篇小说作家的类目之下。一九五七年，新西兰政府购入亚历山大·特布尔图书馆所藏的凯瑟琳私人文书，激发了新西兰学者对她进行研究的热潮。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对凯瑟琳的批评研究兴起。至一九八八年凯瑟琳百年诞辰，已经有用二十八种语言出版的凯瑟琳作品集，她的作品还被吸收到了电影电视和戏剧中。

　　二○○八年，学界隆重纪念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定居英国一百周年，次年一月成立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研究会”（Katherine Mansfield Society），成为全球共享研究的平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谷歌网站为她设立了涂鸦（doodle）形象，纪念她的小说创作和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凯瑟琳本人被贴上了很多标签，比如现代主义、意识流写作、女性主义等等。人们对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探索还在不断进行，继二○一三年英国北安普敦大学的格丽·金柏女士（Gerri Kimber，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学会的会长）在亚历山大·特布尔图书馆发现凯瑟琳撰写的诗歌之后，二○一五年在芝加哥、二○一九年二月在大英图书馆又有了新的发现。学界开始更注重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为一个“人”来进行关心和研究，无论是疾病与创作、两性关系和情感经历、与故土的心灵羁绊，还是与朋友劳伦斯夫妇（D.H.Lawrence）、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以及布卢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的关系等，都成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学会每年一刊的研究主题。

　　二○一三年五月，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为原型的巨大雕塑在惠灵顿市中心树立。雕塑在新西兰本地艺术家弗吉尼亚·金（Virgina King）的主导下完成。她花了两年时间沉浸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和日记里寻找灵感和力量。弗吉尼亚在凯瑟琳一九二二年的日记里发现了一份采购清单，上面列有波波头假发一项，于是雕塑采用了这一发型。她又摘取了凯瑟琳作品中的一些词句，通过激光镂刻在不锈钢的“身体”各部，并拼接成型。比如“Risk！ Risk anything！”（冒险！去冒险吧！）、“Regret is an appalling waste of energy”（后悔是可怕的精力浪费）、“I love the rain， I want the feeling in my face”（我爱雨，我想要它落在脸上的感觉—这也是凯瑟琳的临终遗言）、“This is not a letter but my arms around you for a brief moment”（这并非只是一封信，而是我能用双臂拥住你的片刻—这句话被镂刻在雕塑右臂上）。弗吉尼亚在雕塑的内部安装了照明设施，要让她在夜晚成为发光的“文字的灯笼”，照亮和点亮人们心中的文字的力量。

　　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偶遇让我的新西兰之旅生动起来，激发了我进一步探索这片土地的热情。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成为我新西兰之行的延续点。在学习和梳理的进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很多知识连接到了一起，在未知中偶遇已知，从已知中探索未知，也许这就是寻找知识过程中奇妙的缘分，也是好奇心带来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