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独清（1898-1940），陕西蒲城人，生于西安。王氏为蒲城望族。王独清同宗曾祖父王鼎与林则徐交厚，因声援禁烟被贬的林则徐未果，竟闭户自缢，尸谏而亡。王独清幼时还能看到林则徐书赠这位曾祖父的不少墨宝。王独清父亲王沣厚淡泊名利，醉心文辞，为西安城交游极广的名士。王独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的自传《长安城中的少年》描绘他名士父亲的古怪脾气极其生动。王独清十二岁时，其父即与生母（由婢女升为侍妾）先后病逝，自此王独清就落入大母变态的严威与磨折中，“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了。
《长安城中的少年》只写到辛亥革命前后，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就已完成的部分而言，绝对是中国现代自传文学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一。现代作家中，胡适、陈独秀、郭沫若、沈从文、周作人、茅盾等都先后撰写过各具特色而影响深远的自传，但知道《长安城中的少年》的读者至今寥寥，这不可谓不是一种遗憾。我们过去单知道，从“故家”走出的现代作家们对父辈虽多有腹诽，但形诸笔端，仍颇节制，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王蒙《活动变人形》发端的“审父”乃至“弑父”的风尚，在现代作家群中几乎不可想象。但只要一读《长安城中的少年》，你就会改变通常对文学史的这一想象。若论“审父”“弑父”，王独清才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行者。本文重点不在《长安城中的少年》，这里只提到一笔，暂不深论。
王独清自幼聪慧好学，九岁能诗，颇有文名，又因父亲王沣厚和妻兄李天佐的关系，结识不少蒲城乡党中的同盟会员（比如最近褒贬不一的贾平凹长篇《山本》据为原型的陕西辛亥元勋井勿幕、井秀岳昆仲）。十六岁还在读书时，王独清即被陕西民党机关报《秦镜报》聘为“总编辑”（据王独清收在杂文集《如此》中的《自述》），不久因言辞激烈，触怒陕督陈树藩，报纸关闭，“总编辑”险遭制裁，幸而只身出逃。
一九一八年，王独清与好友郑伯奇之父结伴到上海，旋即独自东渡日本。王独清生性散漫，留日三年，兴趣全在古典文学，无心正规学校的学业。就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因反对《中日军事协约》，发生中国留日学生持续罢课、归国的风潮，派到京沪两地抗议的代表，后来齐聚上海，办起《救国日报》。郭沫若《学生时代》对此叙述甚详。王独清被这股风潮裹挟着，于一九二○年返回上海，任《救国日报》记者，同时服务于中华工业协会，如是者四个月。是年初夏再度“放洋”，赴法留学（关于王独清家世及赴法之前经历，本文主要参考郑伯奇1962年所作《创造社后期的文学活动》以及李建中《王独清生平考辩》）。
王独清在日本主要学习自然科学，到法国后接触欧洲现代文学，加上留学生活的刺激，才正式开始新文学创作。起初因《救国日报》的关系，他主要投稿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和《时事新报·学灯》，很快就通过郑伯奇跟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建立通信关系，在“创造社”刊物上大量发表作品，成为以日本、上海为基地的“创造社”唯一的旅欧成员。王独清的文学活动与“创造社”相始终，曾一度主持后期“创造社”的编辑工作，当时的名气仅次于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这三位“创造社”元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王独清通过他在法国蒙达尔中学的同学汪泽楷的关系加入“托派”（据郑晓方整理《郑超麟谈萧三、王独清》），与此同时几乎是集体加入“左联”的大多数“创造社”同仁因此与他分道扬镳，并不约而同地将以往“创造社”内部矛盾的责任全部推给王独清。郭沫若很早就给他起了一个戏谑的绰号叫“王独昏”（《离沪之前》）。王独清本名王诚，号笃卿，郑伯奇后来竟说他既不“诚”，也不“笃”，“变成既虚伪又懁薄的一种讨厌性格”（《忆创造社及其他》）。与此同时，作为“托派”分子的王独清又饱受国民党政府打压。两面夹击，迫使他不得不放弃文学活动，隐居上海，埋头从事史学研究。一九四○年，四十二岁的王独清在贫病孤独中，溘然长逝（李建中《王独清后期史实新证》）。
《我在欧洲的生活》写于一九三一年底，是王独清一九二○年初至一九二五年底旅欧生活的回忆录。王独清在“自序”中说，“我的命运或者是注定了要在一个被人虐待的氛围中老死而去”（本文引用《我在欧洲的生活》，均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这跟他归国后的通信《去雁》所谓“我自己底命运是定了的，除了流浪，怕也再得不到第二种生活了罢。唉唉，流浪也好，在现在的中国，你不流浪，还想作甚么呢”，都可谓一语成谶。
王独清的评价与文学史地位，忽高忽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是他声名的巅峰期，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因创造社内部人事纠葛和王独清的加入托派，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等先后激烈地批评王独清，与创造社渊源极深的“左联”更是集体排斥王独清。而同属于创造社的另一位诗人穆木天却在《王独清及其诗歌》一文中推崇王独清，认为“从‘五四到‘五卅，代表中国诗坛的大诗人，可以举出郭沫若、徐志摩和王独清来”。
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和其后的“左聯”时期，鲁迅对王独清提出过善意的批评，但并非全面评骘。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三五年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所撰《导言》：“王独清氏所作，还是拜伦式的雨果式的为多;就是他自认为仿象征派的诗，也似乎豪胜于幽，显胜于晦暗。”这显然针对穆木天而发。穆认为王独清“在过去同贵族的、浪漫的诗人结合（缪塞、拜伦），而在现在同颓废派象征派诗人起了亲密的连系”，“第一是对于过去的没落的贵族的世界的凭吊，第二是对于现在的都市生活之颓废的享乐的陶醉于悲哀”。穆木天对王独清的评价一度很有影响力，但过于瞩意外形（所谓从“过去”到“现在”，从“贵族的浪漫主义”到“颓废派、象征派”），并不十分准确。王独清自己说过，即使在一九二八年“转变”之后，他仍然没有完全丢弃前期的浪漫主义和颓废主义，甚至因为“转变”的艰难而变得更加苦闷和消沉。
朱自清反驳的意见针对穆木天并不准确的评骘而发，也难说公允，何况朱自清选诗的褒贬太明显。许多并不主要写诗的作者，如叶圣陶、左舜生、郑振铎、郭绍虞、赵景深，居然都选进来了，郭沫若、周作人、冰心、汪静之、俞平伯、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冯至包括朱自清本人更是大选特选。轮到王独清，竟然只选了区区四首！王独清后来在诗坛的沉寂，跟朱自清这种“别裁”大有关系。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王独清的评价和文学史地位一路走低。五十年代以后更是湮没无闻。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说法以讹传讹，著作一度绝版。这种局面直到九十年代才有所改观，其中将自撰的《王独清传论》慷慨编入蒲城文史资料第十五辑《文学大家王独清》（非正式出版物）的宝鸡文理学院李建中教授一人贡献独多。
但迄今为止，王独清生平与创作的细节仍有许多疑点。他的旅欧生活，可供参考的材料更稀缺，主要只有他的自传《我在欧洲的生活》。该书所记人物全用谐音化名，一九三三年王独清编《独清自选集》时，曾将部分章节题曰《流浪一页》而归入“小说”范畴。其实《我在欧洲的生活》所写皆真人真事，虽非“信史”，但毕竟可以据此大致了解那时候，像王独清这样的中国知识青年在欧洲一住六年，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其次也可以为“创造社”的前期历史，补上欧洲这一笔缺页。
二
王獨清一到巴黎，首先接触的并非法国人，而是中国人。这一点和迄今为止初次出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并没什么两样。
当时在法国的中国人，有一战之后留下来的“华工”。王独清在上海接触过归国的“华工”，他去法国时，身上还带着一份“中华工业协会”要他组织旅欧分会的委任状。但他到了法国才知道，华工工会很难开展活动。因此他一到法国，便无人接头，顿时陷入困境。
王独清只好求助于同样身份的留法中国学生，其中有公费，有半公费，更多则是勤工俭学的自费生。这些人大多数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如蔡和森、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邓小平等。王独清和过去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关系最密切。他在上海时就接触过不少“少年中国学会”中坚分子，到法国不久便有作品发表于该组织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与《时事新报·学灯》。《我在欧洲的生活》许多人物的原型，如王光祈、周太玄、曾琦、李劼人、恽代英等，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或重要成员（参见高冰冰《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主要人物索引》和张冠仁《钱蓉赠我蒙汗药—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人物小考》）。
王独清的求助对象还有少数外交官和学界名流如吴稚晖、蔡元培等。交游广阔这一特点，就使得《我在欧洲的生活》成为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留法学生与旅欧华人不可多得的一部纪实作品。
该书文学性也很强，语言生动活泼，作者笔下旅欧中国人的生活富于传奇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遇的人都太过是小说中的人物了”。前面提到《独清自选集》将《我在欧洲的生活》部分章节归入“小说”，大概并非因为它在文体上接近小说，而是书中所述人与事本身都带着小说所特有的传奇色彩了吧。
当时除少数公费生，勤工俭学的自费生必须四处寻工，维持生存。王独清是自费生，王家又是“从小康堕入困顿”，无钱接济他，所以他偶尔也会做工。比如，有一位在巴黎大学一起听课的同学请他去他家在瑞士的庄园管理账务。没干几天，王独清就和这位同学的母亲吵架，拂袖而去。还有人介绍他去里昂郊外一家私人花园做园丁。他想趁机研究植物学，但工头派他做苦工，还只能住贫民窟。这令他大失所望，熬了半年便落荒而逃。
既然不肯死心塌地做苦工，那么王独清在欧洲主要靠什么生活呢？说来你也许不信，除了偶尔从国内汇来一点稿费，或者向欧洲本地报刊投稿，得到少许报酬，王独清主要靠借债度日。他向中国外交官和学界名流借，也向勤工俭学生借。经常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有时候他借宿于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家里，在拿波里还曾经出入某个贵妇人的沙龙，又喜欢泡酒吧和咖啡馆，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于贫困线以下。这有点像杜甫，虽然一度“肥马轻裘”，“壮游”四方，更多则是四处流窜，“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在里昂做工那一阵子，王独清甚至天天睡在朋友家潮湿的地板上，大病一场，几乎死去。虽然胡乱给治愈了，却落下病灶，干咳，失眠，此后就一直伴随着他。
王独清喜欢以杜甫自况，或自称是在欧洲到处流浪的“波西米亚人”。这种心境跟破落户旧家子弟的习气有关，但也是因为失恋导致了精神颓废。原来在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轮上，他爱上了同船留学的一位四川女子。该女子未婚夫很快也来欧洲留学，但该女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王独清与未婚夫统统甩掉，伴上新的如意郎君—据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小说家的李劼人，但李劼人也并非这位奇女子最后的伴侣。
这位女神不是别人，乃是“五四”时期在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的女儿吴若膺。那位不幸的未婚夫则是中国现代音乐学奠基人王光祈。王光祈黯然离开法国，去德国专攻音乐。王独清则到处流荡，用忧郁的眼睛观察欧洲，也用流血的心眷恋故土，由此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在异国他乡，一个中国女子伤了两个中国男人的心，却促成了他们各自的事业。这多像是一篇小说啊。
三
王独清的爱情故事，是他游历欧洲的一项主要内容。和吴若膺分手后，王独清又先后跟四名外国女子恋爱。他的许多诗篇都是为这些女子而作。
在巴黎近郊蒙达尔城，房东摩莱先生向王独清开放丰富的藏书，引他进入法国文学的圣殿。摩莱先生多情的女儿玛格丽特则向他频频发出爱的信号。尚未走出失恋阴影的王独清不敢接受玛格丽特的爱，只好落荒而逃。
在里昂附近的V城，法国姑娘茜绿特又要他做“终身寄托的人”。但他只能辜负人家的好意，始终跟她维持着“亲密的友爱”。
在威尼斯，他倒差点跟一位意大利姑娘阿李丝私奔。但阿李丝的继母也爱上了他。王独清当然不肯就范，因此这位继母棒打鸳鸯，硬是拆散了他和阿李丝的关系。
在罗马，他又爱上了歌剧作家谢狄梅里的女儿马丽亚，还用意大利语给马丽亚写过一首热情似火的恋歌，马丽亚为之润色，谢狄梅里先生则把这首情歌用在他的一出悲剧中。另一首情歌《玫瑰花》则是写他和马丽亚痛苦的分手：
啊，玫瑰花！我暗暗地表示谢忱：
你把她的粉泽送近了我的颤唇，
你使我们俩底呼吸合葬在你芳魂之中，
你使我们俩在你底香骸内接吻！
王独清融汇中国传统香艳诗与法国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造成一种颓废而唯美的效果。他创作于欧洲的许多爱情诗，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
四
除了恋爱，王独清更多时间则是漫游。他先后游历了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英国、德国、瑞士、希腊、意大利，接触各界人士，研究各种学问。他的漫游是游历，也是游学。
在巴黎，他既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朗士、西班牙著名作家伊本涅支侃侃而谈，也跟贫民窟的三教九流打成一片。
在罗马，他通过对意大利建筑的实地考察，对法国学者丹纳的艺术史理论提出质疑。
在柏林，一位德国老教授指导他钻研历史、地理、考古。他还自学弗洛伊德心理学，马克思的经济学，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并对星相学发生浓厚兴趣。德国老教授非常欣赏他撰写的一半英文一半法文的星相学小册子，鼓励他攻读博士学位。但他志不在此，含笑婉拒了。
他先后学习了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其语言天才真是惊人。
但他那颗颓废而浪漫的心，岂能满足于学问？学问给了他快乐，却不能阻挡他“奔放的诗情”。他說：“我底诗是那样的充满浪人底呼吸，我底生活也完全是Boheme底生活。”
郑伯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忆创造社及其他》说王独清留学法国，“只在‘拉丁区的咖啡馆、酒吧间鬼混”，这说法有些罔顾事实。且看王独清那首有名的发表之初也曾为郑伯奇所激赏的《我从CAF?中出来……》如何描写咖啡馆带给他的灵感—
我从Café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哪一处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我从Café中出来，
在带着醉
无言地
独走，
我底心内
感着一种，要失了故国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这首诗收入王独清归国之后第一本诗集《圣母像前》，关于它在艺术上的成就，郑伯奇本人当时的评论《〈圣母像前〉之感想》认为，“诗人的技巧，差不多达到了接近‘天籁的极致。押韵非常错综复杂，读起来觉得句句有韵，节节有韵，而全篇整个又有很圆脱流利的韵在舌端去来”，不愧是“水晶珠滚在白玉盘上的诗篇”。王独清自己对这首诗也很满意。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这首诗所传达的独特的情感。诗中描写的这位被咖啡灌醉的中国人，身在欧洲，心系祖国。他觉得自己既不属于欧洲，又快要被祖国抛弃，所以走出咖啡馆，便无家可归了。王独清就是带着这种无家可归的破碎的心漫游欧洲，所到之处，触景生情。长诗《吊罗马》说—
既然这儿像长安一样，陷入了衰颓，败倾，
既然这儿像长安一样，埋着旧时的文明，
我，我怎能不把我底热泪，我nostalgia底热泪，
借用来，借用来尽性地洒，尽性地挥？
……
啊啊，伟大的罗马，威严的罗马，雄浑的罗马！
我真想把我哭昏，拼我这一生来给你招魂……
看到流落欧洲的埃及人，王独清又想起处境类似的中国和他自己—
唉，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
……
知不知道你们应该负创造文明的光荣？
知不知道你们祖先是最初的天才，英雄？
知不知道你们立过人类第一次的信仰？
知不知道你们建过那夸耀盛世的庙堂？
知不知道你们有过最可惊的黄金时代？
知不知道你们底土地有最神圣的余灰？
哦，为甚四方底人们都能到你们底土地来吊问，
你们自己却只在做这样接客的人，这样的商人？
在巴黎，王独清旅欧生活的中心，他又看到什么呢？到巴黎的第一天，王独清兴奋得手舞足蹈，雇了辆汽车到处逛，弄得一贫如洗。但最初的兴奋很快过去，巴黎向他展示了另一面。《Seine河边的冬夜》写他看到巴黎的冷酷冬夜：“行人稀少的Seine（即塞纳河）河边，有几个贫民酣眠在败叶之中。”“风，尽管是悲鸣，悲鸣，就好像在向人们昭示，昭示这近代文明之区是一个罪恶的深坑。但是这几个兄弟就尽管睡在这儿，睡在这儿，不醒，不醒，不醒，—唉，我恨不得，恨不得放起火来，把这繁华的巴黎，烧一个干净！”
在这样的巴黎住得越久，他就越思念中国。长诗《动身归国的时候》就是这种情绪的总爆发—
怪可怜的，怪可怜的是我在这儿滥用了的感情！
怪可怜的，怪可怜的是我在这儿浪费了的聪明！
怪可怜的，怪可怜的是我在这儿丢弃了的青春！
怪可怜的，怪可怜的是我在这儿失掉了的真心！
……
唉，还是归去，归去，迅速而不迟疑地归去！
难道我对于放荡生活的享受还不满足？
虽然我不知道我底故国能不能把我这个罪人接受，
但我觉得就在那儿寻辱，也较胜于在这儿尽管勾留！
总之那儿虽然快要成了火后的废墟，但究竟是我底故国;
我终愿在那儿埋我底尸身，不怕那土地就要变得怎样焦黑！
王独清是在巴黎咖啡馆看到法国报纸报道“五卅运动”，才毅然决定回国，并写下这首《动身回国的时候》的。这首诗用不着多分析。最好的欣赏不是分析，而是反复地去吟味。
值得一提的是，准备告别欧洲回国的王独清，并不因为看到欧洲现代文明种种病象，就把阔别已久的故国想象成温柔富贵乡。他既不像梁启超，批判了欧洲的现代病，就轻率地祭出东方文化的大旗来自我标榜;也不像老舍，因为在异国他乡饱受屈辱，就把祖国的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王独清要告别漫游六年的欧洲，回归故国，只是一任爱国心的牵引，而在理智上，他对于即将归去的祖国的现状，并无任何美好的幻想，他甚至设想“我底故国”快要成为“火后的废墟”，故国的土地将要被烧成一片“焦黑”，而他自己此时此刻的归国，其结果很可能只是“寻辱”，只是要在那儿“埋我底尸身”。尽管如此，他还是决意归去，“迅速而不迟疑地归去！”这不为别的，只为他命定地属于“中国”。长诗《动身归国的时候》的高潮在最后一段完全打破诗律的散文化倾诉—
Seine，Seine！就是你有深绿而平静的颜色，我也不管了！就是你有柔和或奔放的声音，我也不管了！就是你有在夕阳中诱人伤感的情调，我也不管了！—并且我一样的不管你近旁的甚么老倦的Tevere（即台伯河），甚么带醉的Guadalquivir（即西班牙南部瓜达尔基维尔河），甚么骄傲而贵族的Rhein（即莱茵河）……
我，我，我现在急欲想要管的只是黄河，扬子江，只是黄河，扬子江，只是黄河，扬子江！
《动身归国的时候》很容易令人想起一九二三年六月闻一多在《创造周报》一卷五号上发表的《〈女神〉之地方色彩》。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以郭沫若《女神》为例，对“新诗人们”展开严厉批判：
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波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哪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
……当然《女神》产生的时候，作者是在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他的环境差不多是西洋的环境，而且他读的书又是西洋的书，无怪他所见闻，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东西。
不管身在欧洲的王独清是否读过闻一多这篇文章，他也逃不过闻一多的笔锋所指，因为闻一多所谈的现象在王独清早期诗作中也很普遍。而闻一多说郭沫若等新诗人们对中国文化很“隔膜”，说他们只是情绪上爱国而非理智上热爱中国文化，自幼浸淫于中国古诗文的王独清和郭沫若一样，肯定也会感到冤枉。在闻一多文章发表三年之后，王独清终于在真正“西洋的环境”（巴黎）激情洋溢地唱出了闻一多所呼唤的“黄河”与“扬子江”！
五
在中国新文学三大海外发源地美国、日本和巴黎，王独清的旅欧诗篇及其自传《我在欧洲的生活》，可谓独树一帜，洋溢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浪迹天涯的中国青年的幻想与激情，忠实记录了一代人的痛苦、迷茫与可悲可笑，也显示了“少年中国”不计名利、上下求索、大胆创造的那样一种勇敢、热情、率真、浪漫的精神气象。
这些都是不可多得，也无法复制的。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日写，五月二十四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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