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滨孙的中国之行，按小说中的时间推算，应始于一七○二年七、八月之交，结束于一七○三年四月十三日，前后历时约九个多月。
因为鲁滨孙在孟加拉买的船被误认作海盗船，所以他没有像一般的欧洲船那样去澳门，而是一路北上，“越过了欧洲船只常来的所有中国港口”（其实当时欧洲船都被限制在广州贸易，但笛福却没有提到广州，反而说“欧洲船只常来的所有中国港口”，显然他并不清楚当时中国的外贸制度），去了位于“中国海岸的最北部”的“南京湾”—笛福在这里犯了一个地理常识错误，南京其实位于中国海岸的中部，而且本无所谓“南京湾”之说。笛福所说的“广阔的南京湾”，现在看来似是指长江口一带。鲁滨孙原来的计划，是“要卖掉船上的货（主要是鸦片—请注意早在鸦片战争的一百二十年前，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就已经很猖獗了），买进一些中国瓷器、白棉布、生丝、茶叶、丝织品等等，然后再走来时的原路回去”，同时，也是“很想去看看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去看看中国皇帝的著名宫殿”。因为“南京湾”里正巧有两艘荷兰船，鲁滨孙担心会落入荷兰人手里（因为怕被他们误认作海盗船），所以就改泊到了“南京湾”以南一百二十六海里的小港口“金昌”（按：可能是指杭州湾北侧的乍浦。参见《“金昌”在哪里》，收入邵毅平《今月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在“金昌”，一个日本商人买下了他们所有的鸦片，又租下了他们的船。处理完了货物和船只以后，在等待四个月后的“金昌”集市期间，鲁滨孙一行为了散心，到中国内地作了两三次旅行。他们先花了十天工夫去了一趟南京城—鲁滨孙关于中国的评论，主要就是由南京城引发的。鲁滨孙在“金昌”结识的几个西方传教士，邀请鲁滨孙一起去北京走一趟。他们在赴北京的二十五天旅途中，获准跟在一个清朝官员的随从队伍里，看够了那个官员的作威作福和大肆搜刮，又目睹了一个乡绅的虚荣心和暴发户做派，鲁滨孙感到无聊和恶心，由此引发的对于中国的评论，便也不会有多少好话可讲了。而一心想看看北京的鲁滨孙，到了北京之后理应有许多见闻，他于此却什么都没有说，大概牢骚在南京及路上都发完了。正好北京城里有个由俄罗斯和波兰商人组成的商队要走陆路去俄罗斯，于是鲁滨孙打定主意同那个商队一起走，经过俄罗斯回英国。为此他和一个中国商人又去了趟南京，买了大量的丝绸、锦缎、生丝、茶叶、细布等货物，然后在西历二月初从北京出发了。“在中国境内的这段路上，只见人口稠密，多的是陶工和捣泥工—就是为制作瓷器而搅和黏土的人。”鲁滨孙见识了一幢奇特的用中国瓷造的房子，承认中国人“在这方面胜人一筹”，但他又肯定中国人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的”—这是鲁滨孙的一贯态度。经过长城的时候，鲁滨孙同样发了一通感慨，对长城颇不以为然。又走了两个月以后，他们越过了荒凉的大漠，进入了俄罗斯的领土，鲁滨孙的中国之行至此结束。
二
我们且按主题来看一下笛福借鲁滨孙之口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评论。
大致来说，传教士报告称赞中国，笛福则故意唱反调。好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他说南京城，“这真是个很值得一看的城市，据说城里有一百万居民;这个城市造得很正规，所有的街道都是笔直的，而且一条条街道都十字交叉，使城市的轮廓显得很是美观”。说从南京到北京的道路，“铺得好，而且保养得也好，对旅行者来说非常方便”。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笔锋一转，开始批评起中国来。
他们那些建筑同欧洲的宫殿和皇家建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城市同我们的城市在财富、实力、服饰的艳丽、家具的富丽堂皇以及城市本身的变化无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是一番较富主观色彩，也较易引起异议的评论，因为人们对于建筑和城市是青菜萝卜各有偏爱的。中国古代的木结构建筑不能说不好，但是相较之下，“欧洲的宫殿和皇家建筑”的确富丽堂皇，这是凡去过欧洲的人都会有体会的。而就在笛福说这番话的时候，英国已经有了威斯敏斯特宫，法國已经有了卢浮宫、枫丹白露宫、凡尔赛宫，俄罗斯已经有了克里姆林宫……这些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让世界各国游客叹为观止。就整座城市而言，其时威尼斯已经有了跟今天完全一样的城市面貌，彼得一世（后来的彼得大帝）自一七○三年起开始建造圣彼得堡，十年后建成并迁都……它们的确代表了建筑风格和技术的发展方向，要不然，中国乃至世界上近代以后的建筑，为什么大都会采用西式建筑风格和技术呢？
他们的商业活动与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世界性贸易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港口只有区区几艘大小帆船进出，而我们的海上交通既有商船队又有强大的海军，怎能相比呢？我们伦敦城的贸易量比他们半个庞大帝国的贸易量还大;一艘配备八十门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的战舰，几乎可以同中国所有的船舶较量。
不得不承认，笛福这里说的几乎全都是事实。十五世纪初叶，西方船队开始远洋探险活动之初，正是郑和船队结束远洋航行之时。郑和七下西洋远达东非的壮举，郑和宝船的巨大规格和船队的庞大规模，是建立在此前长达一千五百年的航海业、造船业的强大基础之上的。但一边是官船队的规格、规模登峰造极，一边却是民间航海业遭受巨大打击。自明初起实施并持续了将近二百年的禁海令（1370年、1374年两次申令，至1567年始撤销），使中国的造船业大幅萎缩，航海业全面衰退。“民间原有海船，悉将其改为平头船，使其难充远航之用，以完全杜绝走私……此后我国商船之扬帆海外，亦多限于南中国海。”（苏继庼《岛夷志略校笺叙论》，中华书局1981年）以致一四九八年达·伽马的葡萄牙船绕过好望角横穿印度洋东航至印度马拉巴尔海岸时，在印度洋上竟然没有遇到过一艘中国商船。到了笛福说上述这番话的十八世纪初叶，中国早已退出了远洋航行的队伍，海外贸易局限于中国周边海域（亦即所谓“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所描绘的以南海为中心，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邻爪哇，北望日本的那片海域。参见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中信出版社2015年），仅是些与中国有封贡关系的国家;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船队，却先后活跃和称霸于全球的各大洋。“远东的海权和商业十六世纪为葡萄牙人所独霸，十七世纪为荷兰人所操纵，到十八世纪主要落在英国人的手里。”“从十八世纪初期起，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就占首要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贸易关系主要就是中英贸易关系。”（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鲁滨孙正是在十八世纪初带着鸦片来到中国的！就在《鲁滨孙飘流续记》问世前半个来世纪，英国在三次英荷战争（1652-1654，1665-1667，1672-1674）中占了上风，夺得了以前一直掌握在荷兰人手中的海上贸易的主导权，也由此奠定了海上霸权;在《鲁滨孙飘流续记》问世前六年，一七一三年，打了十二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英国战胜法国和西班牙，获得了广大的殖民地，海军实力跃居欧洲第一（也就是世界第一），商业触角遍布全球各地。相比之下，中国国内贸易的总量不可谓不庞大，但海外贸易的规模却有限得很，当然更谈不上“世界性贸易”了。所以，笛福在说上述这番话时，自然是底气十足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笛福在此还不忘拉上那些前敌国，从而表明了欧洲一致对华的态度。自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列强尽管在窝里经常斗得你死我活，在攫取对华利益上却表现得步调一致，笛福的话便是一个象征。
远洋航行的结束与海外贸易的萎缩，自然也会使得中国船不坚炮不利—战舰与商船本来就是孪生兄弟。一六五六年，西班牙的舰队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此时，欧洲在造船、航海设备和航海术等方面已全面超越中国，在海军装备上尤其占尽优势。“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诸高度发达、军事上强大的国家时，他们具有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这一优势大约只是在他们开始海外扩张时才取得，因为中世纪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按：1588年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就是海战新战术对老战术的胜利）;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四十门炮。这些发展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装备自己的船，但他们的船并不是为架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它们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于一九○五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的胜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无人挑战的主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伊始，英国的“东方远征军”中有兵船十六艘，多则配有七十四门炮，少则配有二十门炮，还没用上配有八十门炮的，就已经在中国沿海所向披靡了。而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在历次海战中一败再败，也一再证实了笛福的预言。
我对他们的船舶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军队;如果说要围攻佛兰德的一座坚固的城池，或者要进攻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帝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即使能调集二百万人全投入战场，那么除了使国家破产、使自己挨饿之外，并不能有所作为;一支精锐的法国骑兵或只穿上半身铠甲的德国骑兵，就能抵挡住中国所有的骑兵;他们的步兵即使有百万之众，只要不能包围我们的步兵队伍，那么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我们的二十多倍，但照样顶不住我们步兵的进攻;不仅如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名的德国或英国步兵，加上一万名的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再说，在我们城市的防御上，在我们攻城和守城的技术上，情况也一样;在欧洲军队的攻击下，中国没有一座设防的城市能够坚守一个月的;反过来，所有的中国军队怎么也攻不下敦刻尔克这样一个城市—只要城里的人不挨饿—对，哪怕是围攻它十年。当然他们也有枪炮，但那些枪炮质量低劣，发射不灵不准;而他们火药的爆炸力也很小。他们的军队纪律松懈，既不能巧妙地进攻，又不会冷静地退却。
这是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说的话，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前一百四十年说的话，是甲午战争前一百七十四年说的话（笛福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列强名单里，还得加上一个“后起之秀”日本），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前一百八十年说的话……中国军备落后于世界，并不始于鸦片战争，而是早就开始了;“落后就要挨打”，挨打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但挨打的命运则早就注定了，至少早在笛福说这番话的时代。而那时中国朝野上下都还在美梦里酣睡，而且还要继续酣睡一个多世纪，这是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时间差啊！
要不是同莫斯科的距离远得难以想象，要不是俄罗斯帝国同样落后、不中用和管理不善，那么俄罗斯帝国的沙皇可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全赶出他们的国家，一举就征服他们;如今沙皇势力日增，要是他先前不是去攻打好战的瑞典人，而是朝这里进攻，同时像人们说的那样确实提高了其作战水平，那么只要欧洲列强中没一个妒忌他或阻挠他，可能他如今已做了中国的皇帝，而不至于在纳尔瓦被瑞典国王打败—当时后者在人数上不到前者的六分之一。
我问向导，这里是谁的疆土，他们告诉我说，这像是边界地带，也可称作无人地带，是大鞑靼地区的一部分;这地方虽然都被认为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却没有人来关心，来保护这里，使之不受盗匪的侵扰，因此，虽然我们还将走过几个大得多的沙漠，这个沙漠却被认为是整个行程中最糟糕的。
在这以后，我们过了几条大河和两片可怕的沙漠;在其中的一个沙漠里，我们走了十六天，照我的说法，这真可以称作是无人地带;终于，在四月十三日，我们到达了俄罗斯帝国疆土的边界。现在想来，我见到的这第一个属于俄罗斯沙皇的城市—也可以说是要塞，反正不管它是不是城市吧—叫作额尔古纳，因为它在额尔古纳河的西岸。
沙俄（1547年，留里克王朝的伊凡四世开始使用“沙皇”称号;1721年，也就是《鲁滨孙飘流续记》出版的两年后，彼得一世自称“大帝”，沙俄进入了帝国时代）并没有笛福说的那么不中用。沙俄原局处于东欧一隅，从一五五二年开始东扩，一五八一年越过乌拉尔山脉，此后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吞噬了西伯利亚大部。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1623）卷一“鞑而靼”条云：“中国之北，迤西一带，直抵欧逻巴东界，俱名鞑而靼……人罕得遍历其地，亦无文字相通，故未悉其详。”可见其时欧洲人尚不清楚沙俄在西伯利亚的扩张。一六三九年沙俄扩张至鄂霍茨克海，将大部分西部利亚并入版图。一六四三年越过外兴安岭，扩张至黑龙江流域，并强占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直至此时，沙俄的扩张始遭遇清朝的抵抗，一六八五年发生了雅克萨之战，清军还占据了上风。但清朝早已失去了北返的机会，西伯利亚已尽归沙俄所有，沙俄势力到达了太平洋。在笛福说上述这番话的前后，中俄之间暂时还处于平衡状态，但那些“无人地带”其实已归沙俄所有。一六八九年九月，清俄政府在尼布楚签订了第一个界约，即《尼布楚条约》（亦即《尼布楚议界条约》《黑龙江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一七二七年九月，清俄政府在布拉村签订了第二个界约，即《布连斯奇界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同年十一月，清俄政府在恰克图签订了第三个界约，即《恰克图界约》，重申了前两个条约中的若干约定。这三个条约基本上还算是平等条约，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遏制了沙俄的东扩势头。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中叶，更加强大的沙俄占了上风，愈加衰落的清朝节节败退，在一八五八年签订的《瑷珲条约》、一八六○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一八六一年签订的《勘分东界约记》中，共割让给沙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一八六四年签订的《勘分西北界约记》《塔城界约》，一八六九年签订的《塔城界约续约》和一八八一年签订的《伊犁条约》中，又割让给沙俄巴尔喀什湖以东约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沙俄的确是在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失败之后，才开始把扩张的注意力轉向东方、转向中国的;而此后妒忌、阻挠沙俄蚕食中国之步伐的因素之一，恰恰是其他欧洲列强同样想要瓜分中国的野心。是沙俄听从了笛福的上述劝告，还是笛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当然，“把他们全赶出他们的国家”，沙皇“做了中国的皇帝”，这个笛福是夸张了一点。
同他们的实际国力与豪华排场一样，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也是很不健全的;再说，在知识上、学术上、科学技术上，他们也相当落后，尽管他们有天体仪或地球仪什么的，知道一点数学的皮毛，自以为懂得比世界上其他的人要多，但他们对天体的运动所知甚少，而他们普通百姓的极端无知更到了荒唐的地步，以致发生了日食，他们便以为是一条大龙在进攻太阳，要把它夺走，于是全国的人都去击鼓敲锅，响成一片，想以此吓跑那恶龙，这情况就像我们把一群蜜蜂轰进蜂箱。
在笛福对中国的诸多批评中，没有比这一条更有道理的了。当时的欧洲，已经产生了哥白尼（1473-1543）、培根（1561-1626）、伽利略（1564-1642）、哈维（1578-1657）、笛卡儿（1596-1650）、牛顿（1642-1727）、莱布尼茨（1646-1716）等大科学家，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到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欧洲正发生着科学革命，由此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基础;而中国的科技却长期徘徊不前，民间的愚昧迷信则更如痼疾。这在当时，已是西方许多“中国通”的共识，笛福只不过重复了他们的说法。
但是当我把这些地方的困苦百姓同我国的一比，看看他们的房屋、生活方式、衙门、宗教、财富和有些人所说的荣华，我得承认，我觉得未必值得在这儿花时间一提。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对这里的壮丽和富足、浮华和礼仪、政体和衙门、生产和贸易以及这些百姓的行为举止，我们感到惊奇;倒不是其本身值得人家惊奇，或者说值得人家给以丝毫的重视，而是因为既对那些地方的鄙俗残暴，对普遍存在于那里的粗野和无知有了真切的印象，所以没想到会看见反差这么强烈的事物。
然而，他们的巨大财富、他们的贸易、政府的权威和军队的力量也许可以使我们小小地吃一惊，因为我已说过，考虑到他们都是些信奉多神教的人，所以这些情形才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这确实对他们非常有利，使他们在我们眼中显得伟大和强大;实际上，那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得承认，回到国内后，听人们说起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光辉灿烂、强大昌盛以及贸易什么的，我总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就我所见，他们似乎是一批无知又肮脏的人，而且又组织得不好。
这番话里充斥了强烈的宗教偏见，也就是原作序所说的，“在叙述一些事件时，运用宗教的观点，以达到实用的目的”。“粗野”“无知”，尤其是“肮脏”一词，也许很伤中国人的自尊心—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欧洲旅行者还不断提到，“肮脏似乎与中国不可分割”。但透过这一切，笛福所指出的当时的中国大而积弱，富而不强，尤其是“组织得不好”，贫富差距悬殊，底层百姓困苦，却都是说中要害的。中国这种“光辉灿烂”和“强大昌盛”的表象，“使他们在我们眼中显得伟大和强大”，也许在笛福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推迟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进攻;但类似笛福这样明察秋毫的西方人，早已洞悉了当时中国外强中干的真相，他们的看法不久就成了西方的主旋律，终于将贪婪的列强引向了中国，也将中国推入了深重的灾难。最早全文翻译《鲁滨孙飘流记》的林纾，即看出了其间隐含的因果关系：“若鲁滨孙者，特鼠窃之尤，身犯霜露而出，陷落于无可行窃之地也，而亦得赀以归。西人遂争羡其事，奉为探险之渠魁，因之纵舟四出。吾支那之被其劫掠，未必非哥伦布、鲁滨孙之流之有以导之也。”（《〈雾中人〉叙》，商务印书馆1906年）
在稍后部分，笛福还发表了他对长城的看法，这是鲁滨孙在长城上与别人的一段对话：
两天以后，我们走过了中国的长城，这是阻遏鞑靼人的一种防御建筑，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上，但有的地方也并非必要，因为那里的陡崖峭壁难以逾越，敌人不可能通过，甚至连爬上来也不可能，而有的地方如果他们爬了上来，那么任什么城墙也挡不住他们……我们商队的向导对长城一直是赞不绝口的，说这是世界上的奇迹，这时急不可待地想听听我对此的看法。我对他说，这是抵御鞑靼人入侵的极好东西，可他偏偏没有听懂我这话的意思，以为这是颂扬之词;但是那位老领航哈哈大笑起来，“哦，英国先生，”他说道，“你话讲得很花。”“很花？”我说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哦，你的话呀这么看是白的，那么看是黑的—这样听很积极，那样听很消极。你告诉他的是：这道城墙防御鞑靼人很好;但在我听来，你这话的意思是：这道城墙只能抵御鞑靼人，除此之外就一无用处。我懂你的意思，英国先生，我懂你的意思;但中国先生以他自己的想法来理解你的话。”“那么，”我说道，“先生，你认为这能挡住我们配备了足够炮兵的军队吗？或者说，我们配备了两连坑道兵的工兵？他们能不能在十天以内弄垮这城墙，让我们的大部队开进去？或者彻底把它炸飞了，弄得连痕迹也不留？”“欸欸，”他说道，“这个我懂。”那中国向导很想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我要老领航过几天再告诉他，因为我们那时已快要走出他们的国境，他不久便要离开我们;后来他知道我们说了些什么之后，路上就再也不吭声了，反正同我们待在一起时，我们再也听不到他大谈中国的威力和伟大了。
与前面的评论一样，笛福关于长城的看法，虽然不入我们之耳，但长城的作用仅限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就没什么用了—除了作为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外，这其实也同样没有说错。当鲁滨孙一行来到中俄边境的纳乌姆城时，对该城也表示了与对长城同样的想法，说明笛福并不只是和长城过不去：
纳乌姆城是中华帝国的一个边陲重镇;他们把这叫作关塞，这话没错，因为那儿有城墙之类的防御工事;对此，我敢这么说一句：在整个鞑靼地区的鞑靼人，总数当有几百万，但是凭他们的弓箭是不可能摧毁那城墙的;然而如果用大炮轰击的话，谁还说那城墙牢固，那只会使内行的人哈哈大笑。
后来清朝在东北不敌沙俄，不得不将领土一割再割，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沙俄有大炮，而清朝的不如他们。
就像上文也时常透露的那样，笛福对当时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不了解外部世界的形势，不知道自己早已落后，仍一味好面子爱虚荣，尤其感到深恶痛绝。他在另一些地方写道：
我们在去北京的路上走了二十五天，所经之处人口密集得无以复加，但依我看来，耕作情况却相当不妙;尽管人们吹嘘那里的人民勤劳刻苦，但那里农业凋敝，经济落后，生活悲惨;我说悲惨，是相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况而言的，那些可怜的百姓并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情况，自然不会有这种想法。那些百姓的自尊心也极其强烈，能够超过这种自尊心的只有他们的贫穷而已，这在有些方面更增加了他们的可悲（这是我的说法）;我不由得想到，比起百姓中的一些更穷的人来，倒是那些美洲没开化的土著日子过得要幸福得多，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求了;然而前者总的说来，在许多方面只是些穷光蛋和低三下四的人，却自高自大，目中无人，那种装富摆阔之情真是无法形容;只要有可能，他们还喜欢蓄养大量奴婢，这既可笑透顶，又遭到全世界人们的鄙视—除了他们自己。我得承认，后来我在那沙漠和鞑靼地区的广阔荒野里旅行时，那感觉要比在这儿旅行惬意……看到那些愚昧至极又无知透顶的人这样自高自大，傲慢无礼，真叫我难受得无以复加，碰上这种情况时，我的朋友西蒙神父和我看着这些人穷要面子，常感到非常有趣。
笛福对于中国的坏话在这里登峰造极了，但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流行的一部西方历史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在谈到笛福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态时，也作了与笛福几乎完全相同的评论：“中国人在与欧洲发生第一次冲突（按：指中西礼仪之争）之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笛福所批评的十八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中国史上著名的“康熙盛世”，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时代、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约略同时。但危机的种子却早已埋下，中国在经贸、科技、军备和国防等各个方面，早已落后于西方;而上自皇帝下至一般读书人，于此却全然无知，全然不晓，一味陶醉于“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当中！
三
笛福虽然写了鲁滨孙在中国的长途旅行，但直接评论中国的话却只有以上这些，在全书中也只能说是个例外，就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在对自己的旅行所作的全部叙述中，像这样偏离正题的情况，这是仅有的一次，以后我不再这样做了;这不干我的事，同我的打算也毫无关系。”例外而仅有一次，正说明了作者的不吐不快，也表明了这些评论的重要性。
对中国作了如此一针见血评论的笛福，本人虽从未到过中国，主要是利用了其他西方人的中国见闻，但在利用时却具有自己的眼光和立场，与当时西方流行的中国观颇为不同，显示了他那过人的敏锐与见识，自然也充满了他的傲慢与偏见。
而我们同西蒙神父几乎刚一相识，他便邀我也去（北京）走一趟;他说他要让我看看这强大帝国的所有辉煌之处，包括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这个城市之大，”他说道，“把你们的伦敦和我们的巴黎加在一起，也是比不上的。”我承认，这个北京城确实很大，而且人口之多几乎把它挤得满满的;然而在看待这些事情上，我的眼光与别人的不同，所以在我的旅程中需要对之具体谈谈的时候，我会简略地发表自己观感的。
大略言之，笛福对景物的观察和描写，因为具有商业兴趣的背景，所以尤为注重功利性的一面，特别是军备、武器、技术、经济、贸易等方面，而对自然、人文景观则几乎全无兴趣。也正因此，在《鲁滨孙飘流续记》中，他根本没有谈到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文化、风景园林、饮食服饰、法律道德、教育考试等等，而这是一向令西方的有识之士赞叹不已的。所以，笛福对中国的批评远谈不上全面，也根本没有触及深层的文化问题，正如约翰·契奈莱《鲁宾逊·克罗索和中国》所说的：“如果他对中国拥有更加渊博的知识的话，那么他对在满洲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封建中国的揭露，就会更加令人信服了。”（《读书》1981年第12期）同时自然也可使他对中国的认识更全面一些。
然而我忘不了初次读到笛福关于中国的评论时的震惊。看着笛福一针见血的评论，又看着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怎样如他所言，一步步走向深重的灾难，真让人有梦魇般的感觉。有时不免想入非非：假如外国小说的翻译不是迟至晚清才起步，而是像从前翻译佛经那样早早开始，《鲁滨孙飘流记》《鲁滨孙飘流续记》也许就可以早一点翻译过来，国人也就可以早一点知道欧洲列强的想法，知道欧洲列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知道自己早已是事事不如人了，尤其是在经贸、科技、军备和国防等上面;再假如，康熙或乾隆皇帝能像彼得大帝那样虚心向西方学习;也许后来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以后的一再败北了。林纾在鲁滨孙发表了对长城的看法（不堪欧洲军队一击云云）以后，借鲁滨孙之口说了两句原文中所无的话，似乎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此意吾甚愿中国知之，俾能变法为吾备也。”（《鲁滨孙飘流续记》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可惜国人知道得晚了一點，而且历史也是没有“假如”的。
林纾在译此书时曾愤言：“此书在一千七百六十五年时（按：此处年代有误，应为1719年）所言中国情事，历历如绘，余译此愤极，至欲碎裂其书，掷去笔砚矣！乃又固（按：合译者曾宗巩字又固）告余曰：‘先生勿怒，正不妨一一译之，令我同胞知所愧耻，努力于自强，以雪此耻。余闻言，气始少静，故续竟其书。”（《鲁滨孙飘流续记》卷下）其实林纾之所愤，既愤笛福之言之丑，亦愤当时中国之处处不争气，不幸果为笛福之毒舌所言中。然而后来凡论及此小说者，好像一味愤笛福之言之丑，以“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之类标签一贴了之，而并不管笛福所言是否成理，也不愤当时中国之处处不争气，鲜有能作实事求是之分析者，此则又从林纾之五十步而百步矣。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不能因为笛福说得一针见血，刺伤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就简单地称之为“污蔑之词”或“种族偏见”，而是应该多想想我们可以汲取些什么教训。值此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之际，重温三百年前笛福对中国的评论，回顾三百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实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振兴中华的道路上继续奋进。
谨以此文纪念《鲁滨孙飘流记》《鲁滨孙飘流续记》出版三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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