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引 ?言

　　晚明学者型官员倪元璐，为人们熟知的是他那颇有风骨的书法。散文家董桥说：台静农先生文章好，书法也好，沈尹默之后只数他了。董桥对台先生的倪元璐体书法推崇备至，在多篇文章中津津乐道。他认为，几百年来，只有台静农写得出地道的倪元璐书法，因为他的胸襟深得晚明名士的神髓，烈酒似的孤愤造就了笔下深山老林之气。“倪元璐的书法哪一个字不是一念的执着的看破？甚至家仇国恨的不甘也许夹杂着那份浑金璞玉的难舍。”

　　台先生自己说，他之所以学倪元璐体，是“喜其高古，借医俗笔，亦霜霜红盦所云‘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之意”。俗话说“文如其人”，其实，字亦如其人。邹漪《启祯野乘》为倪元璐列传，称赞道：“公不独为正人增华，尤为文人吐气。”他的一生，高风亮节，一身正气，文章好，书法好，其来有自。

　　张瑞田的文章《“逸民”之书—作为书法家的台静农》指出：张大千对台静农的书法评价甚高，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也。”也许，在张大千看来，台静农是倪元璐真正的追随者，一九六八年，他把倪元璐的书法《古盘吟》送给了台静农，希望他临摹倪书真迹，得其真传。

持论侃侃，中立不阿

　　倪元璐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少年时即颖异绝伦，弱冠乡试中举，天启二年成为进士，馆选为庶吉士，才名噪天下。名声自然来自文章。吴门后学顾予咸在《倪文正公遗稿》卷首的《小言》中说：“鸿宝倪先生天下皆知其大文章人也，大经纶人也，大节义人也。”文震孟为他的文集写序，盛赞道：“鸿宝之于文章，其天性也，所为制辞，无一靡语，无一滥语，盖凛乎其王言焉，复无一尘语，无一剿语，无一凡语，又无一语不严且庄也。”可贵的是，他的文章不随俗流，一如他的人品，特立独行。陈子龙在《倪文正集》的序言中说：“其为文也，无溢美，无虚誉，所由与世之作者殊矣。”那么究竟“殊”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挚友黄道周一语道破—有天下观：“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则不若蓬巷而处;修其质而不媲于天下，则不如椎髻而舂。”

　　他的才华与黄道周齐名，一时推为双璧。黄道周是经学家，对《春秋》《易经》《孝经》都有精深研究。倪元璐则专治一经—《易经》，撰有《儿易内仪以》《儿易外仪》。他对冬烘先生注经的学究气颇为不屑，在序言中写道：“汉人说《易》，舌本强撅，似儿强解事者。宋人剔疏求通，遂成学究。学究不如儿，儿强解事，不如儿不解事也。”倪元璐研究《易经》，并非为《易经》而《易经》，而是触及时事的。《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为此书所写的按语，引用蒋雯阶的评论：“元璐是书作于明运阽危之日，故其说大抵忧时感世，借《易》以抒其意，不必尽为经义之所有。”他自己也说：“大贤大奸共用《易》，即必有非《易》之《易》起而乱《易》者。”研究《易经》，而能发表忧时感世之论，是倪元璐的一大发明。这恐怕也是晚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风气的另一个例证吧！

　　这是一个小人得势、魑魅魍魉横行的时代，他秉持君子气节，宁折不弯，特立独行。

　　张岱《石匮书后集》为倪元璐立传，强调他此时“屹然孤立”：“元璐初第时，权珰窃柄，群奸肆行，元璐屹然孤立。”

　　纪昀为倪元璐文集写提要，强调此时的他“持论侃侃，中立不阿”：“然当天（启）崇（祯）之时，君子小人杂遝并进，玄黄水火，恩怨相寻，大抵置军国而争门户，元璐独持论侃侃，中立不阿，故龃龉不得大用。”尽管龃龉不得大用，倪元璐依然我行我素，持论侃侃。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弹劾魏忠贤结党树威，专权乱政，魏忠贤大怒，矫旨把他罢官。倪元璐写诗送别：

　　水有浮萍石有苴，霜风一夜剪扶疏。

　　知消几两东山屐，莫便逢人说遂初。

　　他担任翰林院编修时，阉党专政，魏忠贤气焰嚣张，又是被尊称尚公、殿爷、九千九百岁，又是遍地建造生祠，大搞偶像崇拜。国子监生陆万龄向皇帝建议魏忠贤从祀孔庙，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他把魏忠贤杀戮忠臣义士比拟为孔子诛少正卯，把魏忠賢炮制《三朝要典》比拟为孔子笔削《春秋》，振振有词地说，魏忠贤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一派无耻谰言，居然得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的首肯。

　　倪元璐特立独行，无所附丽，奉命前往江西主持乡试，以“皜皜乎不可尚矣”命题，讥刺时事，影射魏忠贤搞个人崇拜。同僚为之咋舌，他却泰然处之。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畏罪自杀，清查阉党逆案运动开启。阉党分子为了护持旧局，竭力攻击东林党，把阉党与东林党混为一谈，一概称为邪党，企图浑水摸鱼。其中气焰最为嚣张的首推杨维垣，此人名列阉党逆案，罪名是“交结近侍次等”。他为了蒙混过关，倒打一耙，“并诋东林崔魏”，把东林君子与魏忠贤、崔呈秀之流，说成一丘之貉，一则曰邪党，再则曰邪党。

　　崇祯元年正月，倪元璐愤然写了《首论国是疏》，痛斥杨维垣。文章写得气势如虹：

　　—夫以东林诸臣为邪人党人，将复以何名加崔魏之辈？崔魏而既邪党矣，向之首劾忠贤，重论呈秀者，又邪党乎哉？

　　—东林则亦天下材薮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禀清刚之操，而或绳人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则不可也。

　　—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于是彪虎（按：指阉党骨干五虎五彪）之徒，公然背叛名义，决裂廉隅，连篇颂德，匝地建祠。颂德不已，必将劝进;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

　　邹漪记载此事，赞誉倪元璐的奏疏：“海内传诵，以为快轮。”然而当时朝廷掌权者大多是魏忠贤的余党，为了自保，不但没有谴责杨维垣，反而斥责倪元璐“论奏不当”。杨维垣见有人撑腰，气焰更加嚣张，写了奏疏批驳倪元璐。

　　倪元璐不屈服于柄国者的权势，再写《驳杨侍御疏》，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批驳杨维垣的谬论：

　　—盖陛下之论，一则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一则曰“化异为同”，一则曰“天下为公”。而（杨）维垣之言则曰孙党、赵党、熊党、邹党……是陛下之于方隅无所不化，而维垣之于方隅实有未化;陛下之于正气无所不伸，而维垣之于正气实有未伸。

　　—维垣怪臣盛称东林，盖以东林之尊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然亦知东林中有首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杨涟，及提问崔呈秀，欲追赃拟戍之高攀龙乎？

　　倪元璐毫不客气地揭露杨维垣的阉党真面目：

　　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贤之穷凶极恶，积赃无算，而维垣犹且尊称之曰“厂臣（魏忠贤）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而何况（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结近侍律当处斩，法司奉有严纶，初拟止于削夺，岂不亦骄儿护之？而维垣身系言官，不闻不驳正，又何尤于昔人之护（熊）廷弼者乎？

　　说得有理有据，朝廷当权者再难说“论奏不当”，退一步以“互相诋訾”为由，各打五十大板。万斯同《明史·忠义传》评论道：“当是时，元凶虽殛，其徒党犹盛，无敢颂言东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稍登进矣。”

　　倪元璐大义凛然，爱憎分明，从天启到崇祯，一以贯之，与阉党不共戴天。被阉党迫害致死的正人君子，他引为知己，为他们伸张正义，撰写墓志铭、行状、传记，使之彪炳于史册。在他的文集中，此类文章写得最有思想最有文采，笔下带着感情。

　　在《赠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丘左公行状》中，他如此描摹杨涟、左光斗威武不能屈的形象：

　　其时，杨公左公并为御史中丞，两公又相与谋，今京贯连串，指鹿日甚，天下事不可言。于是杨公先上疏列（魏）忠贤二十四罪。左公继之草三十二斩疏，未上而谋泄。小人乃窃为忠贤谋，矫旨斥杨公左公，并为编氓。既以逐二公为端，于是谴正人无虚日。其既尽，小人又为忠贤谋，置狱如宋同文，别立私人为缇帅长，四出捕骑，首逮杨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时左公居桐（城），诏使至，公如遇其素期者，容词闲缓。而桐民哭且噪，又数百人密赍粮，欲从公伏阙。公果辞之不得，至欲自引，乃返。其时道路为沸。闻杨公之出应山也亦然，小人乃益忌且惧，又为忠贤谋，必急杀两公。

　　在《封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碧衢左公墓志铭》中，刻画左光斗与父亲碧衢公心灵相通，视死如归，栩栩如生：

　　逆珰魏忠贤者方张乱政，中丞（左光斗）忧之，日与杨公涟谋击忠贤。纳一疏怀中，痛胪忠贤三十二罪当斩，须杨公疏上三日乃奏之。俄为家僮福生者泄其事，忠贤因得先计斥公，并杨公俱为民。中丞既归，服褐衣拜公（其父碧衢公）膝下。公笑慰中丞曰：“儿安得是斑衣而舞之，真吾兒也。”中丞心知珰祸未艾，无免理。一日置酒，使小僮于公前作乐为商声，歌舞杨忠愍。忠愍者杨公继盛，以劾奸嵩得罪，死都市者也。公已晓中丞指，慨然叹曰：“杨公丈夫哉，即不知杨公父在何如者？且夫范滂母妇人也尚尔，须眉吾安能娖娖巾帼乎？”已而逮者至，中丞使人观公，容词坦施，不改往常。以是心益定，其在槛车也洒洒然。

　　“七君子之狱”，周宗建遭阉党迫害致死，倪元璐为他立传—《周来玉先生传》，特别强调，天启元年，魏忠贤还未登上权力巅峰，他就力排众议，警告朝廷，此人是大可寒心的隐祸。倪元璐写道：“逆阉魏忠贤者时犹名进忠，方用事，与上保姆客氏朋倚为奸。然人犹以为易与，云此壁鼠耳，无能为也。公曰：‘不如，虺已为蛇，乘雾则不可制。”周宗建愤然上疏：“千人所指如魏忠贤者，目不识丁，心存叵测，借皇上之震迭以肆机锋，假窃蔽炀，邪正颠倒。朝端之上壅蔽将成，声影之通，毒流已甚，而巧立虚名，上无顾忌，离间起于蝇营，谗搆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大可寒心。”从“疏上，忠贤恚甚”推断，周宗建显然击中了要害，魏忠贤企图矫旨惩处他，由于内阁首辅叶向高多次回护，他才得以幸免。倪元璐接着写道：“时正人尚多在位，忠贤等谋悉去之，乃援进党徒，弹击四出。公患之曰：‘羽翼既成，祸不远矣，吾不惜死。因复上言：‘臣观先朝汪直、刘瑾其人，虽皆枭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绝，故不久终败。今乃有（其党户科给事中）郭巩者接连胶合，取旨如寄，权珰之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声势反假中涓而重……忠贤且横行愈甚，奸谋愈深，臣若尚顾微躯，不为攻击，将内有忠贤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操纵，中有（太监）刘朝等为之卖威，而外复有巩等从而蚁树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言哉？”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宗建的预判是准确的，眼光是犀利的，无怪乎倪元璐要对他推崇备至了。

力陈销毁《三朝要典》

　　魏忠贤指使亲信炮制《三朝要典》，企图用篡改当代历史的手段，为镇压异己势力制造舆论。他的重点就是全面推翻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结论，为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邪恶势力湔白。

　　御史杨维垣首先提出这个话题，诬陷处理梃击案有功的王之寀，魏忠贤立即以圣旨的名义把王之寀革职为民。给事中霍维华比杨维垣更进一步，着眼于一大批“邪臣”，全面推翻三案，矛头直指刘一璟、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显露腾腾的杀气。无怪乎魏忠贤要大声喝彩：“这本条议一字不差！”

　　天启六年正月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几个月之后，炮制完成，由礼部刊刻发行。全书围绕三案展开，卷一至卷八，梃击;卷九至卷十六，红丸;卷十七至卷二十四，移宫。卷首有三朝要典序、圣谕、圣旨。所谓御制序，其实是内阁首辅顾秉谦草拟的，企图以“钦定”的形式来钳制舆论，镇压正人君子。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说得好：“故三案者实一事也，而借三案以杀人者实一事也”，“故《要典》者逆珰借以杀人之书也”。“杀人之书”四个字，可谓入木三分。与此同时发生的“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 从侧面印证这确实是一部杀人之书。

　　倪元璐多次撰写文章，表彰六君子、七君子的高风亮节。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准备弹劾魏忠贤三十二大罪，与之呼应。魏忠贤矫旨将杨公、左公革职为民，旋即又把他们逮捕，押入锦衣卫诏狱，用酷刑折磨致死。由杨、左二公牵连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诸公也先后被迫害致死。对杨、左二公的审判，与“三案”密不可分。倪元璐说：“三案之立议，始于梃击，中于红丸，终于移宫。此以杨公、左公为后劲。三案之承祸，始于移宫，而梃击、红丸以类而求之，此又以杨公左公为权舆。”可见《三朝要典》真是一部杀人之书。至于《三朝要典》颁布以后，发生的七君子之狱，迫害黄尊素、高攀龙、李应昇、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七君子，既与杨、左二公有关，更与《三朝要典》有关。

　　崇祯皇帝即位之后，严惩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清查阉党逆案的斗争逐渐向纵深发展。如何对待披着先帝钦定外衣的颠倒黑白的《三朝要典》，在当时无疑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部杀人之书充满了诬陷不实之词，必须彻底否定。要否定它，如何面对先帝的御制序，颇为棘手;如果绕开它，那么清查阉党逆案势必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崇祯元年三月，南京兵部主事别如纶首先触及这一难题，指出：仍然把《三朝要典》看作信史，还有是非可言吗？魏忠贤指使许显纯之流迫害杨涟、左光斗等正人君子的所谓供词，都记录于《三朝要典》，难道不应该删削吗？由于别如纶过于强调《三朝要典》断案多与皇上圣意矛盾，使得崇祯皇帝很不高兴，在朱批中反问道：有何矛盾？

　　时隔一月，翰林院侍读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并且把“删削”升格为“销毁”，崇祯皇帝欣然同意。关键在于，倪元璐奏疏的主题是“公议自存私书当毁”，击中《三朝要典》的要害：此书并非天下之公论，而是魏忠贤之私书。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这篇《请毁要典疏》，秉持他一向的风格，尖锐泼辣，酣畅淋漓。他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于是魏忠贤、崔呈秀诸奸，乃始创立私书，标榜为“要典”，其险恶用心在于：“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意思是说，《三朝要典》既是阉党分子仿效《元祐党人碑》炮制《东林党人榜》，殺害正人君子的法理依据，又是魏忠贤自封为上公的免死铁券。因此，他列举销毁《三朝要典》的四条理由：

　　一、“以阉竖之权，而屈役史臣之笔”;

　　二、“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

　　三、“矫诬先帝，伪撰宸篇”，“假窃诬妄”;

　　四、“《实录》有本等之分，何事留此骈枝，供人唾骂”。

　　基于上述理由，他向皇帝建议，立即销毁《三朝要典》，开馆纂修《天启实录》，捐化成心，编写信史。

　　经过充分的舆论准备，崇祯皇帝逾越“御制序”的障碍，不顾“忍心狠手”之讥，于崇祯元年五月初十日，毅然决定销毁《三朝要典》，颁布谕旨：“可将皇史宬原藏一部取出毁之，仍传示天下各处官府学官所有书板，尽毁不行。自今而后，官方不以此书定臧否，人才不以此书定进退。”真是快刀斩乱麻，痛快淋漓，毫不拖泥带水，《三朝要典》从此退出人们的视线，彻底消除了它在现实政治中的影响，为清查阉党逆案扫清道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倪元璐功不可没。

　　不久，倪元璐升迁为国子监祭酒，有所条陈，均蒙皇帝采纳，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内阁首辅温体仁奉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排挤正人君子不遗余力，倪元璐因此落职闲住。此前，讲官姚希孟参与清查阉党逆案，遭到温体仁打击报复，降职为南京少詹事。倪元璐写下《送姚孟长前辈赴南中》，为他送行：

　　为说人生非聚麋，长安道上恋何碁。

　　独饶识具三毛颊，不合时宜一肚皮。

　　文帝贾生时不见，神宗苏轼本相知。

　　知君能看钟山色，一样金门莫戒诗。

　　以贾谊、苏轼比拟姚希孟，何尝不是以贾谊、苏轼自许。说姚希孟“不合时宜一肚皮”，自己何尝不是“不合时宜一肚皮”。姚希孟逝世，倪元璐写祭文，慨乎言之：“君子所依，先生多才，忮者欲杀，亦以多才。”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亦以多才”而遭权臣忌恨。落职闲住期间，他写《家居即事》诗，抒发胸中郁闷：

　　闲来自觉颇仙仙，门外青山屋里泉。

　　收七百秫已了酒，卖三十饼不论钱。

　　攀花槛谏无春尽，卧月辕留到晓前。

　　如此豪酣如此韻，道人无不喜枯禅。

?“三做堂”：实做、大做、正做

　　崇祯十四年四月，皇帝下旨，召前大学士周延儒入朝。周延儒奉召，九月入京，出任内阁首辅，皇帝加他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对他寄予厚望，希望出现中兴气象。周延儒自己也想以面目一新的姿态重现于政坛，俨然“救时之相”，向皇帝建议起用先前罢废的大臣，由郑三俊出掌吏部，刘宗周出掌都察院，范景文出掌工部。如此中兴气象，引来众人期许，正如万斯同《明史·周延儒传》所说：“中外翕然称贤。”

　　周延儒邀请倪元璐出山，倪元璐考虑时局艰难，婉言谢绝。他的回信直抒胸臆，别具一格：

　　—帝求旧德，天欲治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温国（按：指司马光），物情则有然者。顾其势会微似不同，何者？熙宁弊政罢之而已，但一举手立致欢呼。若在今日，灭灶更然，先须措薪钻火。即如一日见上，为上言者，一及宽政，上必先责之足用;一及宥过，上必先责之致功。足用致功，非一日可副之责，而天下之以宽政宥过望老先生者，似不可须臾而待也。

　　—某窃谓难易之势，可以相权，在天下所求于老先生者，不必皆甚难，在老先生之所自处者，不必皆甚易。

　　—某鬓毛已衰，明农逾量，无论其他，即八十一岁老母在堂，万无出虎溪一步之理。老先生药笼中所最不足留意者，某一人而已。

　　倪元璐把周延儒的复出与司马光的复出，相提并论，希望再现一次“元祐更化”。不过他深知，周延儒面临的艰难险阻要大得多，必须重起炉灶，重燃薪火。他对周延儒人品不佳的弱点知之甚深，坦率地说道：“在老先生之所自处者，不必皆甚易。”并推说有八十一岁老母在堂，婉拒了周延儒的好意。

　　力挺周延儒复出的复社领袖张溥写信给倪元璐，劝他出山。倪元璐再次婉拒：“宜兴（周延儒）出山，比于温国（司马光）之复相。来教谓：向以第一流声望相推许。不知鄙性硁硁，不可为依草附木之小人，亦岂可为游光扬声之君子。猿鹤沙虫，各自存其本相耳。况弟臃肿日衰，只八十一岁老亲萦回胸中，遂无复扺掌掀髯之气。”

　　他的婉拒，并非畏难，而是无望。在给杨嗣昌的信中，流露出对朝廷衮衮诸公的极度失望：“以愦眊为老成，以顽钝为谨慎，以阴柔为和平，以肉食素餐为镇定，一切疆事朝事置之度外，而日与传灯护法之流弥缝补苴，以固其富贵。”在他心目中，周延儒也不过尔尔，所以他对张溥说：“鄙性硁硁，不可为依草附木之小人。”

　　当他看到清军南下，畿辅震惊，四方勤王之师纷纷入援，热血沸腾，立即奋然应召入京，出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崇祯十六年五月，皇帝特简倪元璐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时起用冯元飚为兵部尚书，希望仰仗两位名臣，挽狂澜于既倒。皇帝在中左门接见倪元璐，对他说：“卿忠诚敏练，朕知卿久，诸奏议无不井井有条。古帝王用才致治，只一二人。”又说：“今擢卿户部，为朕力致太平。”倪元璐不负所望，为朝廷献计献策，把自己的施政纲领概括为“三做”：

　　一是实做—先准饷以权兵，因准兵以权饷，则数清而饷足;

　　二是大做—凡所生节，务求一举而得巨万，毋取纤涩，徒伤治体;

　　三是正做—以仁义为根本，礼乐为权衡，政苟厉民，臣必为民请命。

　　皇帝对于他的“三做”颇为赞许，褒叹为真学问之言、根本之计。得到皇帝嘉奖后，他在户部尚书办公室中挂上了“三做堂”匾额，还特地写了《三做堂记》：“崇祯十六年癸未岁五月十二日，上面咨臣元璐司计经画，臣元璐陈三说，一曰实做，一曰大做，一曰正做……”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论文《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对此的解读很有意思：“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后，倪元璐在三点原则上得到崇祯皇帝的认可：第一，财政管理必须是务实的，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第二，财政管理要体现公平;第三，财政管理必须集中在重大问题上。得到崇祯皇帝的同意之后，倪元璐把这三条原则写了下来，把它们挂在堂上。他甚至将户部尚书办公场所称为‘三做堂。显然，倪元璐將这些原则视为他与皇帝之间的协议，而这样的一种态度在明朝历史上之前从未有过。”真是神来之笔！

　　当务之急是“实做”，狠抓三件事：

　　一是“慎饷司以清兵”—先前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一年共计一千二百二十万两白银，竭尽天下之力供养军队，军队却愈来愈弱。为了防止将校虚冒军饷，成立横跨户部与兵部的饷司，监督军饷开支，杜绝虚冒侵渔。因此必须清兵，核实士兵实数。

　　二是“并三饷以驭纷”—把辽饷、剿饷、练饷合而为一，统一征收，防止将校官吏借口练兵，侵吞军饷。

　　三是“定差规以杜竞”—不正己无以率属，不率属无以致功。为了防止户部下属各司官员苞苴舞弊，必须制订差规，由他亲率僚属在神祠宣誓。

　　至于大做、正做，强调的是理财的观念。前者强调的是：小生小节无益于数，求其一举而即可得数十百万，又必有利于国、无害于民者，锐意讲求，必图有济。后者强调的是：重在安民，奉行朝廷德意，宣仁义于天下。

　　八月，倪元璐向皇帝提出开源节流建议十条。其中“漕折”一条，将北京附近八府征收的田赋银两，改征本色（粮食），以抵充江南漕粮的数量，给予价格优惠（以七当十）。可谓一举两得，既使近畿农民获利，又减轻了江南运送漕粮的沉重负担。其中“洋政”一条，主张开征对外贸易进出口税，可使朝廷少收养兵之费。

　　倪元璐的财政改革时间虽短，成效已经显现。正如黄仁宇所说：“在一六四三年农历八月，倪元璐成功地制订了次年的军费预算，预计收入将低于一千六百万两白银，而开支将超过两千一百万两白银。倪元璐建议通过增加售盐、折银赎罪、出卖官阶等法弥补其间不足。他还敦促崇祯皇帝提升那些负责粮储官员同时对兵部和户部负责。倪元璐希望，通过户部、兵部的紧密联系，军俸军需最终能按照军队实际人数发放，而不是纸面上的人数发放。实现这个目标，也许要花费两年时间。然而倪元璐在户部尚书任上的九个月中，有两个军队将领将他们的浮夸的军队人数减少了一百三十万人。”

　　倪元璐的所作所为，表明了朝廷对于力挽狂澜并没有丧失信心。崇祯十七年二月，皇帝朱由检下诏罪己。这次的罪己诏，比以往更加深刻、更加诚恳，把局面瓦解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一再说“朕之过也”：

　　—使民罹锋镝，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

　　—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咎者，又朕之过也。

　　—使民室如悬罄，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

　　皇帝全方位检讨自己的过错，力图收人心、养民力，挽救王朝的命运。可惜，他觉悟得太迟了，所有的正心诚意，不过是一纸空文，是于事无补的马后炮。

君亡与亡，以身殉国

　　黄宗羲《南雷文定》谈到明末系天下安危的六位名臣：刘宗周、黄道周、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徐石麒，推崇备至：“崇祯末，大臣为海内所望，以其进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刘蕺山、黄漳海、范吴桥、李吉水、倪始宁、徐檇李，屈指六人。北都之变，范、李、倪三公攀龙髯上升，则君亡与亡。蕺山、漳海、檇李在林下，不与其难，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饿死，漳海以兵死，檇李以自磬死，则国亡与亡。所谓一代之斗极也。”

　　倪元璐在户部尚书任上竭尽全力，为国理财。他虽是一介文人，却始终秉持学问与事功的统一，在此国家多故之际，农田水利、边防厄塞、钱赋出入，既是事功也是学问。一些高官对他多所非议，以为他不适合担当户部尚书，皇帝却多次对他进行表扬，维护他的威信。张岱《石匮书后集》写道：“噂沓者日益进：‘词臣不任钱谷，劝上撤大司农（户部尚书），还讲幄。上曰：‘倪尚书好官，肯任事，但时势甚艰，未能速效。即撤，谁代之者？诸臣结舌。上一日品诸臣，至计臣（户部尚书），笑曰：‘计臣却好有心思做文字，且公忠体国无如计臣者，而诸臣排之不已。”

　　皇帝朱由检认为倪元璐是好官，肯任事，公忠体国，但是迫于压力，他妥协了，解除了倪元璐户部尚书职务，专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倪元璐并不气馁，恪尽讲幄的职守，直至一个月后以身殉国。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官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次日，农民军攻下昌平，当天夜晚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平则门。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三月十八日，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按照“开门迎贼”公约，不约而同地打开城门投降。到了夜里，农民军控制了整个内城，离紫禁城只有一步之遥了。三月十八日后半夜，也就是三月十九日子时（凌晨一时左右），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今景山），在寿星亭附近的一棵大树下，上吊自尽，王承恩随之上吊殉难。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黎明，人马喧嘶，农民军大部队进入北京城。中午时分，闯王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缥衣，骑乌驳马，在一百多骑兵簇拥下，进入德胜门。太监王德化带领宫内残存人员三百人，在德胜门迎接。太监曹化淳引导李自成和他的随员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等，从西长安门进入大内，改朝换代的时刻到来了。

　　突如其来的政局剧变，雷霆万钧的巨大压力，使得明朝官僚集团迅速分化瓦解。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留恋荣华富贵，便向新主表示了改换门庭之意。一部分崇尚传统士大夫气节的人，选择了杀身成仁的归宿。他们当中，有勋戚六人，文臣二十三人。倪元璐是二十三名文臣中的佼佼者。

　　无论是作为户部尚书，还是作为皇帝的讲官，倪元璐始终关注京城的防务。形势危急时，他写诗给负责京城防务的襄城伯李国祯，激励他尽心尽责：

　　上将星光依太微，隆墀召虎拜稽时。

　　此来不是闲钟鼓，为听彤弓三奏诗。

　　遗憾的是，李国祯并没有尽到责任，还是成了“闲钟鼓”，听任京城陷落。

　　京城陷落后，倪元璐身穿纱帻衣，北向拜阙，朗声说：“臣为大臣，不能报国，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遥辞南方家乡的老母。然后换上便服，祭祀汉寿亭侯关公像。

　　门弟子金子廷问：何不出外举兵图光复，奈何轻自掷？

　　他回答：身为大臣，而国事至此，即吾幸生，何面目对关公？

　　于是他在案头题字：“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又转身对家人说，必须等到大行皇帝殡殓后，方可收吾尸。说罢，倪元璐从容走到厅前，上吊自缢。众人想上前解救，老仆哭着劝阻：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命！

　　倪元璐杀身成仁，决非一时冲动之举。他在崇祯元年写《首论国是疏》时，就留下诗篇，表明以身许国的决心：

　　世局枭卢喝，以官注者昏。

　　黄师呵自了，孔子击夷蹲。

　　谁任千秋担，公推五父樽。

　　无将忠义死，不与吃河豚。

　　与顾予咸一起编輯《倪文正公遗稿》的会稽门人唐九经，如此点评这首诗：“落语收住通篇，生平品概不觉骨露，先生殉节之志，熟且久矣。”由此可见，他的以身殉国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抉择—“无将忠义死”，“熟且久矣”。所以黄宗羲把他与范景文、李邦华三公，称之为“攀龙髯上升，则君亡与亡”。

　　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传令箭告诫：忠义之门，勿行骚扰！

　　黄道周获悉噩耗，叹息道：“呜呼，以天子十七载之知，不能使一词臣进于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从讲幄致其功，卒抱日星与虞渊同殒。呜呼，岂非天乎！”对身处乱世的挚友难以为朝廷一展才华，感慨不已。

　　南明弘光皇帝抚恤死节诸臣，下诏褒奖倪元璐忠烈第一，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吏部尚书，赐谥号文正。

　　清初，顺治皇帝发布一篇洋洋洒洒的祭文：“维尔元璐，遭时不遇。尔骨欲寒，尔名不朽……寇躏都门，维绝柱崩。君死社稷，而尔死君。呜呼！衣裳楚楚，结缨不苟。附髯攀鳞，喜随君后。泰山鸿毛，死为重轻。畴能似尔，不愧科名。地有河岳，天有日星，尔名并垂，振古如生。”把倪元璐的气节比拟为河岳日星，赐谥号文正。乾隆时，为避讳“雍正”，《四库全书》把他的《倪文正集》改为《倪文贞集》。文正或文贞，在表彰人格这点上，并无二致。

　　不同时代不同集团对于倪元璐的表彰，如此一致，绝非偶然，其中必有共同遵循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