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

　　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马丁·瞿述伟》（或译《马丁·朱述尔维特》）是一八四二年狄更斯（1812-1870）访美的副产品。

　　受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邀请，狄更斯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为减轻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为已经签约的《美国札记》（或译《游美札记》）搜集素材。与此同时，狄更斯还怀有热切的希望，要亲眼看一看“新生共和国”的景象。《马丁·瞿述伟》[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叶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年版

　　船抵波士顿，狄更斯受到的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远超他的预期。甚至有人说，作家受欢迎的盛况超过当年的华盛顿和拉法耶特将军。名诗人布莱恩特（W. C. Bryant）在《纽约晚报》发文，颂扬寒微出身的年轻作家—一个年轻人，凭借才华和勤奋成为“社会精英”。而狄更斯也配合媒体宣传，在演讲中自述从贫寒到成功的经历—仿佛二十年后霍拉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衣衫褴褛的汤姆”，引发了美国人的强烈共鸣。狄更斯所到之处，不仅有达官显贵作陪，更有民众列队迎候—有时握手长达两小时，作家的新大衣也被撕扯成碎片。媒体报道说参加“公园剧场”（Park Theater）招待会的人数多达三千，门票从五美元被炒到四十美元，仍是一票难求。

　　怀着见识“纠正旧世界的欺诈和罪恶”的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每到一处，狄更斯都会走访当地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以及疯人院、孤儿院、福利院等慈善机构，了解美国的人权状况。他对哈佛大学推崇备至，赞扬其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教育和社会紧密结合的办学理念;对美国人的热情好客也满心感激（但有时候热情过头，比如蜂拥而入他的客舱包间）。当然，在演讲谈话中，更多是并无恶意的调侃，比如他描绘纽约街头闲庭信步的猪（当时处于散养状态），称其摇摇晃晃的步态有如国内“高级俱乐部会员”;又说美国人不但喜欢看热闹，还喜欢管闲事。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让性喜猎奇的美国人对这位天才越发抱有好感。

　　然而好景不长，双方蜜月期前后不过一个月时间，狄更斯就在波士顿的第三次招待会上发表了他此行的最后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重申对于国际版权保护的严正立场，并提到小说家司各特的悲惨遭遇：由于缺乏版权保护，大作家最终穷困潦倒而死。因此，狄更斯呼吁：“我坚持……就两国文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最后一次以理智、真理和正义向你们主张我的权利。”狄更斯的演讲在美国朝野掀起轩然大波，但这一话题其实并非首次提出。早在一八三七年，英国女作家哈里特·马蒂诺便联合作家签名，向美国国会呈交请愿书，要求保护作家—尤其是外国作家—的著作权不受侵犯。时隔五年后，就在狄更斯访美期间，华盛顿·欧文又联合纽约二十五位作家再次发出请愿（因为他们的版权在英国得不到保护，利益也受到侵害），结果跟第一次一样，国会仍未响应。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狄更斯提出版权问题，官方尚未表态，受出版商操控的报刊媒体首先跳出来发难—用卡莱尔的话说，“美国佬都在鼓噪了，好像苏打瓶揭开了盖子”。“公园剧场”招待会的女士门票（1842）

　　以当时声望卓著的纽约《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Times）周报为例。该报主编波特（W. T. Porter）惯于抄袭英国文学杂志—用他的话说是“借用”（borrowings）—尤其是萨克雷和狄更斯。波特认为此举可以避免本土的教派与党派纷争（一旦卷入，杂志销量将受影响）。他起先刊载萨克雷，后来发现狄更斯更受欢迎。从一八三六年六月起，波特选择刊载《匹克威克外传》（第2章），结果在西部和南方引发广泛关注。一段时间后，波特将零星的连载做成整版摘录，并添加编者按语，认为其中“饱含令人愉悦的智慧和幽默”，这也成为狄更斯在美国西部和南方走红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波特又选载《奥利弗·退斯特》等作品，同样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唯一令波特气恼的是，其他报纸刊物原封不动照抄他的摘录，而不冠名，侵犯了他的“著作权”。波特没有选择发起侵权诉讼，而是选择视而不见—在当时的美国，类似的诉讼尚无成功的先例。事实上，英国也一样。狄更斯本人的《圣诞颂歌》盗版侵权案旷日持久，最终倒赔七百英镑的巨额诉讼费，留下惨痛的教训。狄更斯感慨：“我宁可吃个小亏，也比吃法律更大的亏好。”）可以说，从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二年，几乎每期《时代精神》狄更斯都处于显著位置。《匹克威克外传》[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刘恺芳译译林出版社2002 年版

　　《游美札记》[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张谷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

　　一開始，狄更斯访美的消息令波特欣喜若狂。一八四一年十一月，波特刊登狄更斯写给《纽约客》助理编辑克拉克（L. G. Clark）—波特的好友—的信件的部分内容。信中，狄更斯透露“他将于明年一月份访美”。狄更斯到访后，波特第一时间刊登 “欢迎的‘颂歌” 一首以示尊崇，此后又连续刊登狄更斯招待会的相关报道。

　　然而，在狄更斯版权演讲发表后，波特的态度明显发生改变。不久，返回英国的狄更斯在两个月内完成《美国札记》（该书在伦敦面世仅三天，美国即出现盗版）。波特阅读之后，越发感到问题严重。他小心翼翼摘抄片断—描写尼亚加拉瀑布、密西西比森林、波士顿人文景观，以及赞扬美国人直率、坦诚、热情好客等溢美之词，但刻意避开其中令人不快的内容，比如删除书中对纽约特立独行的猪和环境恶劣的监狱“坟墓”（Tombs）的描绘。可惜的是，波特的良苦用心并未能如愿。《时代精神》的读者从其他渠道读到《美国札记》的完整版本，纷纷写信抗议波特的轻描淡写，更抗议狄更斯的夸大其词—纽约的二月并不太热（不至于令人“感到窒息”），美国人也没有乱嚼烟草、随地吐痰。谈及环境卫生，他们宣称，相比于欧洲的贫民窟，纽约要好很多—何况贫困也是由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造成的。此外，狄更斯在书中断言华盛顿人口稀少，空气也不清新。读者来信则指出，事实上，当地居民多达两万五千名，前一年死亡人数仅为八十五人;再说，与雾都伦敦相比，美国哪座城市的空气质量不堪称完美？刊登了《美国札记》的《新世界》报（1842）

　　至于狄更斯反复申言的版权问题，美国人的答复是：“我们并不需要文学作品。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得不到任何收益的东西？先生，我们的民众不关心诗歌。美元、银行和棉花就是我们的书。”在美国人眼中，毫无疑问，狄更斯是忘恩负义之徒，是《时代精神》这样的美国媒体一手将他捧红，而他不仅不心怀感激，反而恩将仇报，竟向他的“恩人”索要报酬。对此，颇具影响力的《晨報》发文讽刺说：“他一方面要求颂扬他的天才，一方面又要求照看他的钱包。”一向以贵族自居的南方种植园主尤其鄙视作家谈论金钱，认为如此一来“会使得艺术掉价”，并且有失身份。最后，他们的结论是，“狄更斯来美的目的就是想发财”。

　　当然更令他们恼火的，是狄更斯对奴隶制的无端指责。出于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早在一八○七年，英国国会便通过废除《奴隶贩卖法案》（Slave Trade Act），狄更斯在《美国札记》辟专章“奴隶制度”（第17章），对南方黑人奴隶的不幸（割鼻、剜目、残肢）遭遇深表同情，讽刺美国人是高呼自由平等的“语言的巨人”。敏感的南方人愤怒地发起对狄更斯的声讨。一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来信责问：“狄更斯指责奴隶境况不佳，难道不比英国资本家对待工人更好？”至少他们并未被强迫长时间劳动;他们生活在一个温情的大家庭，老有所依。与之相反，北方资本家才是“同类相食者”，他们靠肆意延长劳动时间，剥削工人无偿劳动谋取暴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工只是“没有主人的奴隶”，其地位尚不及南方奴隶。狄更斯显然有意漠视奴隶制中包含的道德准则和人道主义精神—跟托克维尔相比，狄更斯仅走访蓄奴州，走马观花，流于片面。他着力渲染并煽动南方和北方的对立情绪，其心可诛。

　　尽管也有少量读者来信认为狄更斯对美国人举止粗鲁、缺乏餐桌礼仪以及公共卫生状况不佳的批评完全合理，并认为美国人应当正视这种批评：“我们的祖先不畏惧英国子弹，我们更不应该畏惧嘲讽。”但总体而言，对狄更斯的指责迅速上升到对昔日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的愤怒。公众媒体一致认为，狄更斯来时对美国一无所知，离开时更充满偏见。由于舆论急转而下，波特本人被迫表态：在美国问题上，狄更斯是个骗子（humbug），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毫无绅士风度”。或者正如惠特曼所说（惠特曼在他本人担任编辑的纽约《闲话晚报》上假托狄更斯之名发文自我辩护，实际上是高级黑），狄更斯这名“文学流浪汉”（bagman），是英国“邪恶利益的代言人”。由此波特做出决定：狄更斯必须从版面上消失。

　　远在伦敦的狄更斯至此才意识到：美国人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公平正义”一样，只是政客和媒体的口号，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善意的批评被视为“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暴露其丑陋和社会阴暗面更容易触动利益阶层，并引起疯狂报复（当时几乎每一份报刊背后都有党派和财团的身影）。狄更斯彻底灰心丧气，在致友人麦克雷迪（William Macready）的信中，他表达出个人的满腔悲愤之情，“匿名的和报纸的攻击使得柯尔特（一个杀人犯）跟我相比也成了一个天使”，并断定“这不是我希望去看的共和国，不是我想象的共和国”。

　　事实上，在狄更斯回到伦敦之后，美国方面对他的攻击并未消停。狄更斯将不满和失望之情悉数写入《美国札记》。但令他啼笑皆非的是，这一部对美国人多有抨击的作品在美国居然大受欢迎，成为头号畅销书—当然全都是盗版。如何才能制止盗版？最好同时能让那些恬不知耻的出版商—那些“野蛮的强盗”—血本无归。于是，意犹未尽的狄更斯将目光转向他正在创作并正在他主编的报刊连载的小说《马丁·瞿述伟》。

　　其实早在《马丁·瞿述伟》创作之初，狄更斯已然注意到之前连载小说结构松散的缺陷。他宣称今后将会更加注意作品结构，“要约束自己”并且“密切注意总的宗旨与计划”。但此时报复心切，狄更斯已经顾不了太多。他临时决定在该书第七章增添马丁和马可美洲之行的计划—实际上是他本人美国之旅的翻版。从第十三章（出行）开始直到第二十三章（返程），借小说人物之口，狄更斯将访美期间种种遭遇以及个人的怨怒尽情发泄—他将不遗余力对他进行攻讦的纽约两大报纸分别命名为《纽约阴沟报》和《纽约起哄日报》;他在“美哉哥伦比亚”（第15章）的标题下公然嘲笑美国人粗鲁野蛮，仿佛斯威夫特笔下的“雅胡”（Yahoos）;他面对美国国旗发出感慨：“远看你是一面花里胡哨的旗子。要是走近点儿，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那一面，把你给瞧穿了，你可就只不过是顶次的粗斜纹布喽！”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马丁的美洲之行在二十三章结尾戛然而止，据说是因为狄更斯的友人、著名演员麦克雷迪在纽约演出《麦克白》，遭遇歹徒袭击。当地报纸宣称“麦克雷迪是狄更斯的好友，因此也要好好招待他一番”，由于担心友人的人身安全，狄更斯被迫中断美国叙事。此后直到第三十三章，狄更斯才告诉读者：由于马丁投资的“伊甸园”地产项目失败，“他们已从美国返回”。

　　出于报复心理，狄更斯改变了写作计划，本意是要让美国印刷商“吃苦头”：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连他的出版商查普曼和霍尔（Chapman and Hall）也震惊不已，因为之前狄更斯对他们一直严加保密;同时肆意丑化美国，从而让盗印的出版商半途而废，血本无归。狄更斯这一番“率性而为”，令英美两国媒体和评论界一片哗然。1844 年首版《馬丁·瞿述伟》中的插图

　　一八四三年七月，《纽约论坛报》主编格里利（Horace Greeley）宣称《马丁·瞿述伟》“肆意诽谤，凶狠恶毒”。《新世界》的编辑本杰明（Park Benjamin）则讥笑狄更斯：“他报复的方法，就是使得《马丁·瞿述伟》不值一读。”同样，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不明智之举连他的同胞也难以理解，著名批评家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及其夫人乔治·艾略特一致认为马丁美国之行破坏了本书的结构和整体效果，属于败笔—狄更斯写了“半部好书”。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狄更斯呼吁国际版权，引发美国人反感，审慎而精明的波特决定撤除其文章。一方面是他不愿卷入纷争（影响杂志销量）;另一方面则是他发现本土文学完全可以取代英国“舶来品”，更受读者青睐的作家如索斯沃斯（E. D. E. N. Southworth）、道奇（Mary Abigail Dodge）、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等已逐渐取代萨克雷和狄更斯，成为文学市场的“新宠”。根据波特的预判，那些短小精悍、生气勃勃的边疆小说，如潮水一般，很快便会将冗长乏味的英国小说冲垮。而对此一无所知的狄更斯还在埋首创作他的长篇小说《荒凉山庄》。（毒舌亨利·詹姆斯曾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狄更斯已江郎才尽—《荒凉山庄》是逼出来的，《小杜丽》是挤出来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则很像是用铁锹和鹤嘴锄掘出来的;并宣称《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先生作品中最差的一部，而且它差就差在持续的枯竭，而非一时的窘迫”。）

　　可见，在狄更斯《美国札记》和《马丁·瞿述伟》这一事件背后，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是以詹姆斯以及豪威尔斯、马克·吐温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从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出发，并受到培根科学主义的影响，这一派作家注重把准确真实的自然主义方法作为民族艺术形式，把美国西进运动中开疆拓土的精神作为民族文学内容，并且开始对外国作家采取贬低排斥的敌对态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文学批评家德福雷斯特（John William De Forest）发表《伟大的美国小说》一文，否定司各特、狄更斯的英国小说传统，摒弃欧文、库珀乃至霍桑，甚至无一语提及梅尔维尔，相反鼓吹豪威尔斯为代表的本土现实主义文学;而树大招风的狄更斯，则很不幸地沦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德鲁德疑案》[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杜 娟等译重庆出版社2012 年版

　　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二年，美国国会曾两度商讨版权议案。与印刷相关行业组成的国会说客（lobby）主张，鉴于银行业衰退，经济危机肆虐，施行版权法只能导致印刷业崩盘和更多的失业。至于个别外国作家（司各特）由此而饿死，又有什么关系？据美国学者吉尔摩（Michael Gilmore）考证，印刷商乃是当时文学市场最可怕的力量：朗费罗、梅尔维尔、爱默生、梭罗等人都需要先付费后出书，而且需要自负盈亏（更不用说不知名的作家），而印刷商并不承担任何风险。尼尔·波兹曼也宣称十九世纪是美国出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美国是“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可见印刷商力量之强大。作为一名外国人，狄更斯不惮向强势而霸道的美国出版商叫板，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现状，未免太过天真。但执拗的狄更斯毫不气馁。一八六七年，狄更斯做出决定：将《德鲁德疑案》一书独家代理版权授予美国的菲尔茨（Fields）公司，并向读者发出慷慨动人的恳求（诉诸其道德良知），请求美国读者购买正版图书。尽管后来此书未及完成，狄更斯便因操劳过度溘然长逝。

　　跟当初的“半部好书”引发市场波动一样，狄更斯这一举措令美国人大为感动。包括波特在内的美国出版商开始尝试与国内以及英国版权代理商进行洽谈。一八九一年，美国《版权法》正式公布，此时距狄更斯逝世已整整二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