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皮

　　要是没有意外的话，每个人皆有垂老之际，身子骨不那么利索了，多数时间不是瘫在床上，就是深埋在沙发里，什么也不看，也不听，只是流着哈喇子发呆，在潜意识里不断浮现旧日影像，随时等待大限来临。再进一步，连意识也浅薄了，似有若无，和外界不再发生瓜葛，天地局限在鼓掌之间，已经和远方、和了不可期的未来无涉，眼皮沉甸甸的，稍微一怔，即沉沉睡去。

　　……

　　这是难免之事，是任何一家都需面对的仪式和故事。谁也不能例外，王侯将相、草寇贱民在这样的仪式与故事里达到绝对的平等，仅仅因为它事关“永别”。

　　龙应台和美君的永别被龙应台本人人为地拉长了，拉长的迹象既出现在她移居相守的举动之中（2017年8月，龙应台毅然别了台北，移居屏东小镇潮州，“与农渔村民为伍”，照顾母亲，开始乡居写作），当然也出现在她留下来的散文长篇《天长地久》里：“人们以为是我‘牺牲，放弃了都会的丰满去‘奉献于美君；在大武山的山径上、在菠萝田和香蕉园的阡陌间行走九个月之后，我才知道，那个来自泥土的召唤，是美君在施舍予我。”施舍予她的美君，实在也就是她那神志不清，已属弥留之际的九十三岁的母亲了。

　　大约用一年时光，她给美君写了十九封信，以平辈的眼光，把她当作一个“人”，有过悲欢离合、背井离乡，也有过爱恨情愁。一当将长辈回复到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而非深陷长辈的窠臼之中，惯式思维里），情感抵达变得轻而易举。它不再是仰望和猜测，也不再存在简直无可逾越的“代沟”。己之喜憎在做爹娘的那里并不例外，是人皆有他的七情六欲，都是要历练的。他们一样童少青壮老地活过来，一样有过烂漫的期许、郑重的允诺，有过彷徨、坚守，有过欲说还羞的似水华年。

　　非得以体裁来论，龙应台“给美君的信”也算不上纯粹的信笺，倒更像她的书房絮语，也像她的“汇报”，在逼问中多数时候还是回向自身的。她更多的是在反思里去试图洞察上一代的“旧事”，把它们放到客观而成的历史中去权衡，去解构，目的显而易见：一个坚实的后盾即将陨灭，当然到了正视生死的临界点上，连带勾连出来的自然是下一代的态度，代际发生区别之后，方式发生了变化，大家认识的基础不同了，“惟有情不变”。

　　龙应台的妙处是她炽情犹若赤子，又冷静仿佛旁观，写父母与写两个儿子都是这样的笔调，以致可以煽情地写：“怀着‘温情与敬意，我感恩他们的江山、他们的烟尘，给了我天大地大、气象万千的一座教室，上生命的课。”也可以正经地问：“我快要七十岁了。你们有逐渐的心理准备面对我的死亡吗？”

　　这是一个从《目送》中拔身而出的龙应台，也是由文坛和官场中斜逸出来的龙应台，或许是潮州乡间的繁花晨露寂灭了她胸间的“野火”（不必再以其社会身份横眉怒目、折戟沉沙了），使她斗志消失掉了；又或許是存亡见惯浑无泪了（父丧、友逝……），终于明白在命定的轨迹之中岂有胜败可言，一个大大咧咧惯了的人，习惯了静默，也就在静默之中更深一层去尽可能地通达他人。

　　读这样的书，容易联想到同类型的作品，大抵最容易联想到的是张大春的《聆听父亲》，那是他在年迈的父亲意外摔倒，生命进入末期的时候，给还未出生的孩子说的故事。从祖上五代开始，说到父辈，说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始终追问的还是：“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这也属于“天问”了吧，屈原以降，一代一代问下来，总没有确定的结果，追问倒成了必行的公事，成了生命的组成部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龙、张分别写到他们的母亲、父亲，文字亦迥异于昔时杂文、小说中的腔调，平和到清汤寡水一般，哪里还需要修饰、技巧呢？真正动人心弦的东西恐怕都是平平淡淡的吧，你只需要虔诚地书写下来，一样美得不可方物。它是凌驾于字词之上的，只是偶尔闪烁的“宿根”“劣习”暴露了“花腔”。对于龙应台，她说自己某些时候还是太拿自己当“知识分子”了，但她乐意暴露自己这样的认知短板，不妨可说是她的真挚之处，恰恰是这样的真挚给予了她直白的个性和情动于衷的养分，是不该鄙视，反倒值得夸诩的。

　　那夜卧听她香港书展讲谈，她读一段，座下听众读一段，读成读书会了，书读的即是《天长地久》，副标题是“给美君的信”。听到最后才晓得是她妈妈，亦是家国的辛酸史，循循善诱下来，最为过耳不忘的观点是家家有个“美君”，是我们过于匆遽，近在眼前而习惯遗忘。有点耐心摆谈，一样是鲜活的故事。偏偏我们习惯失去后追忆，聊解心结。哪个人的妈妈的一生，从某个角度看不是别开生面呢？

　　我总以为龙应台这回最大的意义尚不在写了一本多么了不得的“散文集”，一首长达十七万字的“给母亲的颂歌”，而在于她的以身示范与谆谆警告—“你老了，你的父母就更老了，他们的故事他们不说，你不去问，迟早石沉大海。把他们当作可以推杯换盏作一夕谈的至交吧，那里尽藏着流年的宝藏、岁月的化石，有关乎你此生的密码，早做早好。做晚了，做得再好，亦不过是纸短情长，收信人‘未读，不回，空余撕心的缅怀、裂肺的叨念。”

　　二0一八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