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我理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兼及思想、教育、语言、文学、报章、书局等，大致进程是这样的—酝酿于戊戌变法（1898），得益于科举取消（1905），崛起于《新青年》创刊（1915），成熟于白话文进课堂（1920），国共分裂后开始转型（1927）。“新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其最突出的成果，即左手语言右手思想的“平民文学”，呈现为“向上”与“向下”两个维度。所谓“向上”一路，指的是接受域外文学刺激，开始了新诗、美文、话剧和短篇小说等尝试，日后以“现代文学”的名义进入历史;“向下”一路则是从立场、语言到文体都坚持“到民间去”，而《歌谣》周刊开创的俗文学运动，便是其提倡与实践的标志。后一条路径，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三位是主将，帮助摇旗呐喊的还有北大同人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沈兼士、鲁迅等，以及学生辈的常惠、董作宾、魏建功、台静农等。

　　不说个体的尝试（如1914年周作人撰写《儿歌之研究》，1918年刘半农拟定《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俗文学运动的展开，更具象征意味的是一九二○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以及一九二二年《歌谣》周刊的创办。至此，俗文学的整理、研究与再创造，便成了新文化運动的一个重要方向。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并发行《民间文艺》杂志（12期后改名《民俗》），除搜集研究的范围大为拓展（包括神话、传说、谜语、谚语、节庆、习俗等），更借助培养学生、成立分会、办培训班等方式，推进俗文学运动。

　　就在这个重要关口，潮汕地区不少有识之士投身此新文化大潮。若干年前，我在《俗文学研究视野里的“潮州”》（《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1日）中谈及：“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潮汕地区的俗文学研究，做得有声有色，且与北京及广州学界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了解这些，你对丘玉麟、林培庐、杨睿聪等潮汕学人的工作，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们的编著，并非古已有之的乡邦文献整理，而是深深介入了现代学术潮流。如果再加上出生于广东海丰（广义的潮汕人）、毕生致力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研究的钟敬文，那么，一九三○年代潮汕学人的俗文学及民俗学研究，实在让人刮目相看。”很可惜，因行政区划的变化，如今谈“潮州民间文学”，只能局限在丘玉麟与杨睿聪，而搁置了现属揭阳市的林培庐与汕尾市的钟敬文了。钟敬文日后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界的一面旗帜，贡献之大众所周知;林培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很活跃，单看其编辑的《潮州七贤故事集》有胡适、张竞生、钱玄同题签，周作人、容肇祖、赵景深作序，就不难明白此书的分量及作者交游之广。

　　相对来说，这回收入“潮州民间文学丛书”的五书—丘玉麟的《潮州歌谣》（1929），杨睿聪的《潮州俗谜》（1930）和《潮州的风俗》（1930），张美淦、钟勃的《长光里》（1933），以及沈敏的《潮安年节风俗谈》（1937）—基本上只在潮汕地区流通，缺乏全国性影响。即便如此，此五书仍值得重视，因其体现了新文化走向地方的努力与趋势。《潮州歌谣》丘玉麟编韩树孙印本1929 年版

　　丘玉麟（1900-1960），字拉因，潮州意溪东乡村人。一九二一年入广州岭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二三年转燕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与同在北平念书的林培庐等潮籍学生成立了觱篥文学社。深受在燕大兼课的周作人影响，丘玉麟回潮州的省立二师（韩山师范学校）、省立四中（潮州金山中学）任教后，致力于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丘编《潮州歌谣》（第一集）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版，自刊本，印数两千册;同年四月再版，印数三千。此书之所以能很快再版，因潮人韩树孙和林勉升找上门来，表示“这宣传平民文学之责任是他该担负的”，编者于是希望他们“像上海的北新书局与李老板一样”，成为“注意新文学之传播的文学书籍发行家”（丘玉麟《潮州歌谣·再版序言》）。这册略为增删的再版书，扉页署“编者丘玉麟，发行者韩树孙”，封底则写着“发行者潮安林勉升，经售处汕头中华书局暨各书坊”，这就导致了各图书馆及目录书各取所需，关于此书版本的介绍十分混乱。一九五八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刊行《潮汕歌谣集》，二○○三年香江出版有限公司推出丘玉麟编注的《潮州歌谣集》，还包含了此前丘玉麟编的歌谣集三种，再加上著名俗文学专家薛汕的《山妻夜粥的歌者》，以及卢修圣、曾楚楠、蔡起贤、陈庭声的介绍文字。《潮州俗谜》杨小绿编潮州支那印社1930 年版

　　一九三○年潮州支那印社曾刊行杨睿聪《潮州的习俗》、杨小绿《潮州俗谜》二书，不仅二书作者乃同一人，且都属于自刊本—目前能查到的潮州支那印社出版物，除此二书外，再就是林培庐的《李子长好画故事集》。杨睿聪（1905-1961），字慧父，曾用名小绿，潮州城内人。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国立广东大学，即被聘为省立二师史地教员，后应母校省立四中之聘，任国文教师（参见陈贤武《杨睿聪》，《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潮州俗谜》分自然、人事、身体、器物、食物、植物、动物七部分，辑录广泛流传于潮汕民间的谜语二百多则，一九四九年香港潮书公司曾刊行增订本。至于《潮州的习俗》则已收入李文海主编、夏明方与黄兴涛副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署名“凤祠客”和“亿”合撰的潮州方言小说《长光里》，一九三二年六月至十月连载于潮安《大光报》副刊，次年五月印成单行本。小说共十五章（凤祠客撰七章，亿撰八章），有大致的人物设计与贯穿线索，但故事光怪陆离，随处插科打诨，俚语与雅言胡乱穿插，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如第七章“加税”有曰：“是日长光里人马齐备，精灵古怪，满堂所见的是：大葵扇、老舅鞋、熟烟筒、‘南澳丫叉和黑油油的头、水汪汪的眼，以至顶脚酮、隆起背脊及无缝的缺嘴唇。漪欤盛哉，一堂雅集，济济多才。”无论当初还是现在，此小说吸引读者之处在语言而不在人物或故事。两位作者均为潮安意溪人，也都是《大光报》的台柱子。“凤祠客”本名张美淦，时任潮安县教育局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揭阳县长;“亿”本名钟勃，时任县中训育主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一九四六年出版潮州方言长篇小说《龙塘四武士NO.1》。二○○二年香港榕文出版社曾将《长光里》与《龙塘四武士NO.1》两种小说合刊;至于卢修圣、刘祥育的注释本（广东金山中学潮州校友会编印，2003年），更是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同样收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的，还有沈敏的《潮安年节风俗谈》，此书潮州斵轮印务局于一九三七年印行，一九九六年其家属以中南书局名义重刊。沈敏原名时聪，一九一三年生于潮安县华美乡，少年积极投稿，并在报馆当过校对，一九三八年初从军，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潮汕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十月撤走台湾，后改为经商。晚年回乡，特别“叹惜在战乱中所著出版《王先生行军记》（十万多字报告文学，1945年由江西《激昂时报》社出版）至今无影无踪”（林俊聪《潮籍台胞沈敏与潮汕民俗文化》，《潮汕文化选》第六集《山光水色尽文章》，汕头特区晚报社2013年）。其实，沈时聪著《王先生行军记》不是报告文学，乃长篇小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世界编译社出版（参见徐乃翔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一卷小说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此外，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创刊于上海的《生活文摘》（世界编译所发行）第一期上，有沈时聪的《创刊的话》，不过，目前此刊仅见第一期（参见吴俊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潮州的习俗》杨睿聪编潮州支那印社1930 年版

　　崛起于北京的新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思潮，能否在潮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取决于本地的教育资源与文化氛围。这五种俗文学书籍的作者，不是省立二师和省立四中的教师（丘玉麟、杨睿聪），就是潮州《建设报》或《大光报》的报人（张美淦、钟勃、沈敏）。前者见各书自序及众多回忆文章，后者则有阿耑《三十年代潮安〈建设报〉和〈大光报〉杂忆》（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潮州文史资料》第22辑，2002年12月）为证—此文谈及张美淦、钟勃等如何商定创办《大光报》，而日后为《长光里》撰写序言的张亦文乃报社同事，老祝（即省立二师教师詹安泰，字祝南，号无庵，著名词人及文学史家，参见《潮学集刊》第四辑《〈詹安泰全集〉集外文辑考》）则系特约撰稿人。另外，阿耑之文还提及《建设报》的“校对沈敏，不时写一些潮安城内街道杂谈和地方掌故，有可读性，多期连载”。

　　大概是年纪大了忘事，一九九六年沈敏为重刊本《潮安年节风俗谈》撰写“导读”，称自己“应星系报纸《星华日报》之聘，撰述年节风俗，相对完整，常被国内外各报纸所转载，遂成《潮安年节风俗谈》”。《星华日报》乃南洋华侨胡文虎于一九三一年在汕头独资创办的一家日报，与潮州的《建设报》等不同系统。在初版的自序中，作者称“年来替潮汕报纸写了一些关于潮安风俗的稿件……现在把各稿件略加整理，斗胆刊印，书名为《潮安年节风俗谈》”。再看书前几篇序言，陈政为《建设报》负责人，林培庐乃潮汕民俗专家，张其光的序写于潮州西湖畔，而作者自序则署“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写于潮安华美”。可见在此书产生的文化背景中，潮州重于汕头。钱玄同题署的《潮州的习俗》扉页

　　楊睿聪在《潮州的习俗·自序》中，提及“四中诸同事和同学们也热心帮助搜集，于是才给我写成功了”;而为其写序的邹炽昌正是四中同事。丘玉麟《潮州歌谣·代序》除了感谢省立二师及四中的文学概论课程，更指名道姓提及若干四中同学的帮助，还有自己如何拜访作为同道的二师林培庐、四中杨睿聪等。而在《潮州俗谜·序》中，丘玉麟表扬“小绿先生是个民俗学的探讨者，对于歌谣，谚语，风俗，迷信，热心研究”。虽然挂一漏万，但你要理解当年在潮州，确有一批关注歌谣、民俗、谚语的同好。丘玉麟《潮州歌谣·代序》提及自己“与林培庐君组织觱篥文学社出版周刊讨论文学歌谣问题，我的同乡友章雄翔兄、卢佚民先生亦在广搜歌谣”;而《潮汕歌谣集·序》则介绍这本歌谣的材料来源，除了自己原先编印的《潮州歌谣》，还“以金天民先生的《潮歌》、徐志庵先生的《儿歌》、林德侯同志的歌谣抄本为主要参考，取材林同志的最多”。后人提及潮汕歌谣的搜集与整理，往往举丘玉麟为例，这自然没有错;可必须记得，正是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阵势，才有丘编相对完美的成绩。林庚先生捐赠北大中文系的《潮州歌谣》，封二题赠字样

　　与内部发力相映成趣的，是强有力的外部引领。张亦文为《长光里》作序，引述胡适创建新文学的主张，尤其看重其“不避俗语俗字”（标题有误，应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杨睿聪编《潮州的习俗》，除了请钱玄同题写书名，还以“补白”形式引入周作人、江绍原、何思敬的民俗论。当然，那些关注歌谣及民俗的潮州学人，他们与北京学界的联系，最主要的还属时任北大教授且兼课燕京大学的周作人。《潮州歌谣》初版的《代序》，是编者丘玉麟写给恩师周作人的信，称此乃献给那“常入梦的苦雨斋”—“因为我对于搜集歌谣这工作之趣味的嫩芽是你护养壮大的”。而林培庐为沈敏《潮安年节风俗谈》作序，就从“十年前在北京岂明师的苦雨斋翻看了英国谣俗学会会长瑞爱德氏的《现代英吉利谣俗》”说起。这就难怪也是潮州人的薛汕在《潮汕民俗文学何去何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编《潮学研究》第六辑，1997年）中称：“潮汕民俗学的提出，源自在北京就读的林培庐和丘玉麟，他们与周作人的联系，进而提倡对歌谣、民间故事和风俗习惯的记录以及作必要的综述。”

　　至于张美淦和钟勃之创作潮州方言小说《长光里》，也是深受北京新文化人影响。与一般方言小说仅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方言不同，《长光里》全书均由方言俚语构成，近乎系列滑稽文。这种写作技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取法清人张南庄的《何典》。一九二六年五月，刘半农无意间得到了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版《何典》，标点校注后，请鲁迅作序，交北京北新书局刊行。

　　鲁迅称此书“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何典〉题记》）。而刘半农则特别表彰其“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卻并不觉得他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将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句，紧紧接在一起，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的新鲜局面”（《重印〈何典〉序》）。《何典》用吴语谈“鬼物”，《长光里》则用潮话说“人间”，这里的鬼物与人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单就善用譬喻、谜语、警句、趣语、歌谣、歇后语等而言，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当年杨世泽为《长光里》作序，称其为“潮安《大光报》所载之滑稽文”，最大特点乃“集里谚为之”，阅读者须从潮州方言流变入手，方能领悟其好处。

　　方言小说不只《何典》一家，为何认定其就是《长光里》的追摹目标？过路人的《何典·序》有这么一段妙语：“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室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再看好管闲事之《长光里·序》：“虽然三岔路口，人人尽属题材;十字街头，事事皆为话柄，惟是既非有闲，又属多事。焉能嚼字咬文，逢场作戏，插科打诨，随口喷蛆。是以看见大千世界之文章，便已经拍案叫绝。细领略长光里内之人物，忍不住信口开河。”不仅趣味相投、笔调近似，单是“随口喷蛆”一词便露出马脚。此乃吴语方言，指信口胡说，《何典》中又作“喷蛆”（第一回）、“嚼蛆”与“闲话白嚼蛆”（第七回），这种表达方式，潮州话里原本没有。

　　就像周作人为《歌谣》周刊所撰《发刊词》所说的，搜集歌谣、谚语及民间传说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日后各地俗文学的展开，也都大致按此路径，只是在具体作品中，二者往往纠缠不清，依时代风尚及读者趣味而随时转化。比如说，当初认定“这自来被贵族文学所摈弃的民间歌谣，已成为有价值的平民文学了”（丘玉麟《潮州歌谣·再版序》），今天更看重其方言及民俗学的意义;当初表扬此书“于本邑新文学改创中，称巨擘无愧矣”（张亦文《长光里·序》），今天关注的也是方言小说的边界及可能性。

　　因出版地及方言的限制，这五种潮州歌谣、谚语、民俗及方言小说，当年没能迈开双腿走向全国。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这五种书均未入藏。幸运的是，著名诗人、学者林庚先生收藏了一册《潮州歌谣》，去世前捐给了北大中文系。那书的封面题有“双漱所藏歌谣书之七，十九年秋黄家器邮赠，二○，二，二二，记于故都”，扉页则是“敬赠罗先生，器寄自鮀岛”。此题签涉及的人物及因缘还没最后考定，但时间及邮路确凿无误。也就是说，除非有心人寄赠，否则，潮汕读物很难走回新文化中心北京。

　　正是有感于此，我对这回正式刊行这五种八九十年前的旧书，使其有可能走进各大图书馆，让研究者在理解新文化如何走向地方时，有更多的参照系，抱有很大的期待。

　　二○一九年三月十三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