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种与小种经略相公
《水浒传》第三回，史进往延安府去寻找师父王进，却走到了渭州。在茶馆向人打听王教头，恰遇经略府提辖鲁达（即鲁智深），便问经略府中有无王进此人。但鲁达告诉他，找错地方了—“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各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关系？书中说得很明白，二人是父子关系。稍后，鲁达打死郑屠，府尹来经略府通告案情，准备抓人。经略回答府尹说：“鲁达这人，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军官，为因俺这里无人帮护，拨他来做个提辖。”所以，抓人之前先要禀告他父亲。但这句话常被人忽略，网上许多文章（包括百度百科“经略”和“经略府”词条）都说老种小种是兄弟二人，即北宋名将种师道和种师中，其实此说大谬。
如果按书中说法，老种经略相公是小种经略相公的父亲，那就是师道和师中的父亲种谔。《宋史·种谔传》叙其在延安周边青涧、米脂一带与西夏作战，曾为鄜延经略安抚副使，又谓其晚年“知延州”（按：延州是沿用唐代说法，北宋称延安府），这跟小说所说镇守延安相吻合。然而，小种经略相公是指师道还是师中，却不太好认定。按各自本传，二人履历中分别有“知渭州”和“知秦州”的记载。秦州与渭州相邻，军事上为同一辖区。北宋时期西北边衅不断，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即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设经略安抚司，多由帅府之知州、知府兼任安抚使（《宋史·职官七》：“旧制，安抚总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这样看来，小种经略相公这一角色，说是师道或是师中多少都有依据。
可是，种谔死于神宗元丰六年（1083），而《水浒传》讲述王进去延安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已是徽宗登基之后，前后隔了将近二十年。从时间上看，王进、鲁达所说的老种经略相公不应该是种谔。反过来说，师道、师中守边之日，大抵在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恰与小说里此段叙事的背景大致吻合。如果排除了种谔，老种经略相公就该是种师道—其实，这说法本身倒是来自《宋史》，本传谓：“时师道春秋高，天下称为‘老种。”史书上有这说法，似乎是最硬的依据。
但问题是，小说毕竟不是历史著作，附会历史人物、事件，并不一定要丝丝入扣，所以不能仅据史实去坐实小说里的人和事。而且，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师道、师中兄弟分称老种、小种，明显不合汉语称谓习惯。老小之谓应是辈分不同，平辈中的长幼区别则以大小称之。如宋人以老苏、大苏、小苏称苏洵父子，区分甚明：“（苏洵）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四）。古人这类称呼不一定都用于父子家人，如以老杜、小杜指杜甫、杜牧，首先是年辈的区分。小说里李逵上了梁山，嚷嚷要杀去东京—“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第四十一回），江湖上异姓兄弟亦以年齿分大小。
其实，种氏三代守边，祖孙俱有将材。当年师道、师中的祖父种世衡受知于范文正公，屯守鄜州、延安一带，筑青涧城、细腰城，抵御西夏诸羌，卓有建树。世衡数子亦皆著战功，种古（一作诂）、种谔、种诊三者，关中号称“三种”。幼子种谊镇守延安，西夏人竟闻风溃去，延安军民称道“得谊，胜精兵二十万”。世衡祖孙事略见《宋史》种氏诸传。如此可见，老种小种之谓，自亦难免纷营之说。
小王都太尉与殿帅府太尉
《水浒传》第二回叙说高俅发迹之事，牵扯到苏轼和王诜，即书中称“小苏学士”和王晋卿者。按说“小苏学士”应指苏辙（苏辙亦确“代兄为翰林学士”），可是跟高俅真能扯上关系的却是其兄“大苏学士”。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说高俅本是苏轼门下侍僮。但小说里说是开药铺的董将士推荐高俅去小苏学士那儿，而后者“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压根就没留下，转手给了王晋卿。这样处理大概是不欲损害苏门清誉。
王晋卿，即王诜（字晋卿），此人擅书画，工诗词，是东坡朋友圈里的人物。东坡《仇池笔记》卷下有两则记其造墨之事，一谓：“王晋卿造墨，用黄金、丹砂。墨成，价与金等。”又谓：“元祐中，驸马都尉王晋卿，置墨十数品。杂研之，作数十字，以观色之浅深。若果佳，当捣和为一品。昔在黄州，邻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谓之雪堂义尊，今又为雪堂义墨耶？”这里可以看出，王诜很会玩风雅，而且跟苏轼关系很铁。
王诜是北宋开国勋臣王全斌之后，娶英宗次女魏国大长公主，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小说家笔下将这驸马爷称作“小王都太尉”，或干脆直呼“太尉”，俨然给人执掌军事的印象。其实，他只是在宫禁宿卫部门挂了个虚衔。据《宋史·职官六》：“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并为环卫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典；大将军以下，又为武官责降散官。”作为皇家姑爷，王某少不了这类赠官和酬佣。
小说又称：“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此说却是差了一辈，他是神宗的妹夫，算起来应该是哲宗、徽宗的姑丈。王詵此人《宋史》无传，英宗四女传附其行迹概略，主要叙其夫妻关系，还有就是他与侍妾通奸之事。除此，其人其事散见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诸史。说来王诜一生亦颇有起落，先是因苏轼乌台诗案被削爵，而公主死后又贬徙均州，直到哲宗元祐初才恢复驸马都尉的爵号，后出为登州刺史。
据《挥麈后录》卷七，王诜是推助高俅发迹之关键。所述高俅如何从苏门到王门，又怎样结识端王诸事，过于戏剧化，未必十分可信，却是小说叙事之原型。其谓：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
这中间还多了曾布一处（即文中所谓曾文肃者，徽宗登基后拜右仆射），这不去说它。让人惊讶的是，小说中高俅被端王青睐的情节全都来自此处描述—只是换了道具，让高俅送入端王府的物件，原本是梳头的“篦刀子”，换成了一对羊脂玉镇纸和玉龙笔架。高俅仅凭蹴鞠本领就能平步青云，好像纯属儿戏，却并非小说家虚构。
小说里，端王成为徽宗后，不到半年就让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如此闪电般提拔，更让人匪夷所思。奇怪的是，高俅这等位陟显赫的人物，《宋史》竟未予立传（《佞幸传》《奸臣传》也没有他），他的出身和发迹仅见诸少数野史笔记。不过，《徽宗纪》有两处提到他：一是政和七年（1117）春正月“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一是宣和四年（1122）五月“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至于他何时开始执掌殿帅府（即殿前司），却未见记载。政和七年，已是徽宗登基后的第十七个年头。
所谓“殿帅府太尉”，是小说家杜撰的职衔，大抵出自《徽宗纪》“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的記述。其实自政和二年官制改革后，太尉作为武臣阶官之首，已不再属三公之列。不过，能在武臣序列中获得最高品秩，亦足见徽宗之渥眷。高俅的本职大概仍是殿前司那摊事儿，后来小说第七十八回写高太尉率十路节度使讨伐梁山泊，显然不合北宋军事制度。
高俅执掌的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步军司合称“三衙”，其职责是掌管在京与更戍各地的禁军。《宋史·职官六》对此有详尽说明，概谓：“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入则侍卫殿陛，出则扈从乘舆，大礼则提点编排，整肃禁卫卤簿仪仗，掌宿卫之事。”名义上殿前都指挥使统辖全国禁军（即中央统辖的正规军，地方部队则为厢军），实际上主要是名籍管理和日常训练，部队更戍调防在他那儿走个程序而已。北宋最高军事机构是枢密院，军事行动一般都由文官（或宦官）出任的枢密使调度指挥，殿前司实无权调遣兵马。其实，在水浒叙事的政和后期至宣和年间，多由宦官童贯以枢密使统制各路节度使。高俅既不能插手军事，只能摆弄卤簿仪卫之类，鞍前马后替皇上编排一些娱乐性的典仪节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述高俅某次侍卫殿陛的场面，很像是令人发噱的文艺演出—
殿门内外，及御街远近，禁卫全装，铁骑数万围绕大内。是夜内殿仪卫之外、又有裹锦缘小帽、锦络缝宽衫兵士，各执银裹头黒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十数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鸡叫。（卷十“车驾宿大庆殿”条）
这是充满仪式性、娱乐性的狂欢之夜，高俅使出了佞幸之臣的看家本领。
从蹴鞠明星到“殿帅府太尉”，是小说中高俅的发迹之途。从史书上看，高俅虽说并未真正握有兵马大权，伺奉御驾却亦颇显威仪，实在是混得油腻。武臣官阶混到顶了，接下去又弄了个开府仪同三司，这是使相一级（从一品）的文官散阶。宋代官场里是重文轻武，武阶转文臣大概也算是一种恩惠。
蔡九知府与蔡京诸子
宋江刺配江州，进入小说叙事的一个高潮。第三十七回，宋江被押解到江州，引出府尹蔡九：“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双名得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为官贪滥，作事骄奢。”后来宋江差点就死在他手里。
因为宋江浔阳楼吟反诗被黄文炳窥破，蔡九知府将宋江押在死囚牢里，派人往东京给父亲蔡京送信，请示如何处理。所幸送信人是神行太保戴宗，吴用让人伪造蔡京书信，命将宋江押往东京，以便途中解救。不料，信中落款图章被黄文炳看出破绽，这下连戴宗也搭进去了。小说中出现的蔡九跟北京大名府梁中书一样，以蔡太师儿子女婿各为一方诸侯，表现其权势之盛。但蔡九是一个粗鄙的草包，名曰得章，竟不知父亲家书该用什么图章。
书里说蔡九知府是蔡京第九个儿子，这是小说家刻意杜撰。《宋史·奸臣传二·蔡京传》明确说蔡京“子八人”，并无第九个儿子。蔡传载录名字的儿子有五人，即：攸、儵、絛、翛、鞗。这五个儿子全是人字偏旁的单名，这大概是宗谱上的定例。小说里偏偏给蔡九取双名得章，又不在八子之列，分明是作为保留叙事自由的手段。小说家既要附会历史，又不想完全被框定在某些真实的人事关系中，所以就虚构了这样一个不存在的历史人物。
据《宋史》蔡氏诸传，蔡京得势之日，他几个儿子亦颇受恩宠，蔡攸、蔡儵、蔡絛皆为大学士，蔡翛官至礼部尚书，蔡鞗娶茂德帝姬（公主），成了驸马爷。但蔡京一门并不因为富贵荣耀而其乐融融，他的这些儿子并不都像蔡九知府那样听从父命，其父子关系颇为复杂。如长子蔡攸与弟蔡翛结成一伙，后来跟蔡京闹得势同水火。如《蔡攸传》所谓：“（蔡攸）后与（蔡）京权势日相轧，浮薄者复间之，父子各立门户，遂为仇敌。”亦如《蔡翛传》云：“时（蔡）翛弟兄亦知事势日异，其客傅墨卿、孙傅等复语之曰：‘天下事必败，蔡氏必破，当亟为计。翛心然之，密与（蔡）攸议，稍持正论，故与（蔡）京异。”宣和六年（1124），蔡京再度出山，这两个儿子却已料到大厦将倾，便早早地跟蔡京作出切割。
与蔡京贴心的是第三子蔡絛，一直服侍老爸身边，蔡京晚年“目昏眊不能事事”，大小决策乃至文牍判析全赖于蔡絛（《蔡京传》）。这样，蔡攸就将这位季弟视为眼中钉，其传竟谓：“以季弟（蔡）絛钟爱于（蔡）京，数请杀之，帝不许。”这就是《蔡京传》所谓“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的局面。
蔡絛有《铁围山丛谈》一书，记述北宋朝廷掌故，涉及蔡京事略颇多（因蔡京曾封鲁国公，书中称蔡京为“鲁公”），自然是文过饰非，为之百般回护。那些都不必说了。是书卷四有一则，写到“小王都太尉”王晋卿与徽宗之亲昵关系。说是王晋卿家有半幅《蜀葵图》，徽宗尚为端王时，访得另一半，借去晋卿手里半幅，让匠人裱成全图，又送给了晋卿。
柴大官人与丹书铁券
林冲刺配沧州，幸遇柴进，这是《水浒传》第九回情节。村外酒店主人跟林冲说起柴进，有这样一句话：“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后来第五十二回，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要霸占柴进叔叔柴皇城的宅子，柴皇城也说：“我家是金枝玉叶，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诸人不许欺侮。”既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因当年禅让之功，自有某种不惧官府的特权。
其實，当年禅让的不是柴世宗，是他的儿子后周恭帝柴宗训。恭帝即位时才七岁，旋遭陈桥兵变，赵匡胤既已坐大，小皇帝只能顺势退位。赐予柴氏铁券，盖因太祖心存感念，这事情或许只能如此作想。其实不必如此作想，这只是小说家的臆构。
恭帝宗训是柴世宗第四子，世宗有七个儿子，前边三个幼时为后汉所诛，后边三个是熙让、熙谨、熙诲，恭帝即位后皆有封拜。但据《新五代史·周世宗家人传》，恭帝这三个弟弟也不可能留有嗣息，有谓：“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其所终。”乾德二年（964）尚在北宋开国之初，此距显德七年（960）恭帝禅位不过四年光景，他们死亡和失踪时还是未成年的孩童。世宗七子中唯独可能留下种嗣的是恭帝宗训，他那两个不知所终的弟弟即使尚在人间，也失去了承祧家门的身份。恭帝逊位后被封为郑王，好歹活到二十岁，史书上没说是怎么死的。他这年纪好歹可以留下个一儿半女，但新旧五代史均未提及他是否有后人。如果柴氏一族未能延祚后世，宋太祖赐予的丹书铁券又怎能到了柴进手里？
历史的重要节点往往疑云重重。在史家关于陈桥兵变的戏剧化描述之后，再看“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其所终”这句话，好像突然切入一个死寂的空虚画面，很难说这背后是否有着烛光斧影的内幕。想想，这事情不觉得有些诡异？
不过，这倒有利于小说家结撰柴进的铁券故事。如果说，世宗和恭帝的后人也像吴越钱氏（钱镠后人）那样被诸史载录，小说家硬是节外生枝另扯一套，跟那些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合不上榫卯，反倒不妙。
柴进并非自《水浒传》才出现的人物，在龚开的赞序和《宣和遗事》开列的宋江三十六人名单中，都有他的名字。可是细看《宣和遗事》叙述宋江等人上山缘由，三十六人中唯独没有提到柴进是怎么来的。龚赞三十六人名下各有一首偈语，称颂柴进的四句是：“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噫之微，香满太虚。”前两句是与黑旋风李逵相对照，后二句大概是说此人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神功。这里完全看不出他的家世和身份。也许正因为他来历不明，小说家干脆让他充当柴世宗的嫡派子孙，因为角色各异的江湖人物中需要一个饶有家业的天潢贵胄，需要这样一个握有丹书铁券，能够接济天下好汉的柴大官人。
丹书铁券倒不是小说家臆造，古人文字记述甚多。此物据说汉代就有了，最初是以朱砂填字，故有其名。但唐代以后，铁券上的字迹改用黄金镶嵌。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对其形制有描述：“形似半破小木甑子，曲处著肚，上有四孔穿縚处，其文于外面镌陷金。”（卷十“铁券”条）可惜《水浒传》里未将铁券示人，也就没有写出它的样子。柴进到高唐州为叔叔争宅子，派人回沧州去取丹书铁券，不料李逵打死殷天锡连累了柴大官人，后面的事情只能是梁山泊武力解决，传说中的丹书铁券始终未予露面。
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记述亲见吴越王钱镠后人所藏铁券。那是唐昭宗乾宁四年（897）赐予时为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的一枚。据描述，“形宛如瓦，高尺余，阔二尺许，券词黄金商嵌”。陶氏全文抄录了券词，其中果然有免罪之语：
唯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卷十九“钱武肃铁券”条）
《水浒传》几次提到丹书铁券，无非也是标榜这种特权。对于游走江湖的柴大官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种合法性存在，正是王权的恩典给予“犯上作乱”的活动空间。从前太史公作《史记》，特别彰显那种“任侠”和“养士”的观念，这柴大官人也像信陵君、孟尝君一类君侯公子，有着某种不受羁束的特殊身份。
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也说到铁券，却没说是哪朝哪代的东西，其谓：
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词，底刻身及子孙免死次数。质如绿玉，不类凡铁，其字皆用金填。券有左右二通，一付本爵收贮，一付藏内府印绶监备照。所谓免死者，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后即革爵革禄，不许仍故封，盖但贷其命耳。此即问之世爵诸公，其言皆如此。（卷五“左右券内外黄”条）
从这里看，铁券的免罪是有限度的。如果说，宋太祖的誓书也排除了“谋反大逆”这一条，柴大官人暗通梁山泊的行为已是罪不可赦。可是，如果说柴进真是后周世宗、恭帝一脉，灯下抚拭祖上传下来的铁券，埋首之际一定会想到陈桥驿那个遥远的夜晚。
二0一八年九月九日记，十五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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