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荭

　　

一

　　春节过后，译者张洁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刘彦找我给法国小说《辫子》（La tresse）的中文版写一个代序，我当时手上正在赶法国女性出版社和法国妇女解放运动（MLF）的创始人之一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女性学”代表作《两性》的译稿。前一本书看得很快，后一本书译得很慢，两本书长长短短的句子像不同节奏的鼓点，疏疏密密、轻轻重重地在我心房上不停地击打。赶巧的是，今年三月，由众多法语国家联合组织的第二十三届法语活动月的主题是“我要我的自由”，通过多种形式向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女性致敬。

　　但往往越忙，事情越多，我反而越懒散、越拖拉，越觉得世界虚妄，纷乱的思绪像披头散发，要拿梳子使劲梳顺了，分成三股编成辫子扎起来，最好再盘上去拿发簪结结实实绾住，才渐渐有一个轮廓、一个方向。辫子于是成了一个很好的隐喻，写作就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孤独中，过去、现在、将来，“她”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缠绕在一起，词语和句子像发丝、像棉线，在时光“唧唧”的机杼上编织出“活泼泼的衣裳”。

　　我对外国人的名字向来没什么印象（说白了是总记不住），所以一直到我看了几十页，三个来自不同大洲的女人的故事像三股分好的头发铺陈开来，我才忽然意识到这种多视角分镜头脚本般简洁明晰的叙事风格有点眼熟：被“处女作”这个青涩的作家标签遮盖住的，原来是拍摄过《天使爱过界》（? la folie... pas du tout）、《明星和我》（Mes stars et moi）等热映影片的法国成熟编剧和导演莱蒂西娅·科隆巴尼（Laetitia Colombani）。

二

　　“三个女人，三种生活，三个大洲，同一种对自由的渴望。”这是印在《辫子》巴黎地铁宣传海报上的一句话。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一本值得全球女性阅读的处女作。”的确，《辫子》的故事情节设计非常全球化而且政治正确：印度女人的头发，经过意大利女人制作成假发，戴在了接受癌症化疗的加拿大女人的头上。同一个时代，迥异的三种命运，拧成了同一股对自由、对主宰自身命运的不懈追求。难怪《辫子》一书的电子文档出来二十四小时内便有两个语种报价，在格拉塞出版社正式发行两周前就已经有十六个国家联系购买了翻译版权。

三

　　三个女人：印度巴德拉普尔的斯密塔、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朱丽娅和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萨拉。三种人生，都有低谷，绝境中隐隐亮着希望的微光，从泥潭般的现实里挣扎出来，需要智慧，更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气。

　　斯密塔是“达利特”（印度种姓制度的底层），每天从早到晚干着徒手掏粪的工作。在印度，成百上千万像斯密塔这样的人被圈在城镇、社会和人道的边缘地带。他们是被隔离的贱民，被认为是肮脏的、绝对不可接触的一个孤立群体。这是传统，是祖祖辈辈谁都跳不出的轮回。但斯密塔不甘心，她不要六岁的女儿拉丽塔跟着她掏粪，她希望女儿读书，拥有健康的身体，“活得更好、更久，而且受人尊敬”。她费尽心机安排了女儿上学，然而在开学的第一天，她的梦想就破碎了，女儿在学校受到了贾特人和婆罗门的殴打和羞辱，她决定带着女儿逃离。

　　但逃离是有风险的：“一个邻居家的女儿，和她一样是达利特，决定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贾特人在她穿过田野逃跑时逮住了她。他们将她拖到一片无人的荒地，八个人把她轮奸了整整两天。”这家人向村委会报了案，但委员会掌握在贾特人手里。委员会的每一项决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它本身背离了印度宪法。“委员会本想用几个钱来换得他们撤诉，但是年轻女子拒绝接受这笔耻辱的钱。她的父亲一开始也支持她，可最终顶不住整个村子的压力，愤而自杀，留下了一个毫无经济来源的家庭，还让他的妻子变成了晦气的寡妇。她和孩子们被赶出了村子，被迫离家，最终落得个倒在路边的排水沟里的悲惨下场。”

　　斯密塔知道这个故事，逃跑会遭到残酷报复，她们可能被抓回来，遭到蹂躏，最后吊死在树上。她还知道在这里，在这个国家，女人完全得不到任何尊重，更何况还是个卑微的贱民。惩罚一个欠债不还的男人的方法，就是强奸他的妻子。

　　但她还是下决心逃跑，带女儿到蒂鲁帕蒂的圣山去朝拜。富有的人可以献上粮食、鲜花、金银和珠宝，而穷苦人只能把他们唯一的财产献给文卡特斯瓦拉神：一头秀发。剃头之后，斯密塔拉着女儿的手离开，她坚信毗湿奴会信守承诺，她们将改变命运，她的女儿会迎来一个比她好得多的人生。

　　朱丽娅是西西里岛上一家百年假发厂厂长的女儿，她高中毕业就选择在父亲的厂里干活，做这行不仅仅是为了传承手艺，更多是出于对头发的热爱。偶然的机会，腼腆內秀的她结识了从克什米尔地区逃难来意大利的锡克教徒卡玛。“尽管官方给了他正式的身份，但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接受他。西西里社会一直与这些移民保持距离。这两个世界近在咫尺，却互不往来。”因为种族差异，他们只能在无人的海滩幽会，偷尝爱情的秘果。

　　一场车祸打乱了朱丽娅简单的生活，父亲被送进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她从父亲办公室抽屉里的文件上得知工厂濒临倒闭的真相，是因为缺少“货源”—制作假发的真发。卡玛给她出了一个主意：从印度进口头发。年仅二十岁的朱丽娅于是承担起拯救工厂的重任，为了不让工厂关门，不让女工们领一点微薄的遣散费走人。通过卡玛，她和一个印度金奈的商人取得了联系，他做的是在印度全国和寺庙收购头发的生意。在寻找货源和新商机的同时，朱丽娅也为自己的爱情找到了正大光明的出路：原本卡玛只是她的秘密情人，现在他成了她的盟友和知己，他们将携手走向未来。

　　萨拉是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四十岁，离异，有三个漂亮的孩子，拥有精致的妆容、高级定制的套装、一栋位于富人区的房子以及一份让很多人艳羡的工作。光鲜的外表、无懈可击的履历背后是她作为职场妈妈的负罪感，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工作的压力又太大，她尽量掩饰自己内心的伤口，就像刻意跟同事隐瞒自己生病。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就像一堵出现裂缝的墙终有一天会坍塌。萨拉在法庭上晕倒，查出患了乳腺癌。但她决定要战斗：“这是一场持久战，一场精神战，一连串希望、怀疑以及其他让她觉得自己被打败了的情绪。无论如何都要挺住。萨拉知道，这种战斗要靠耐力取胜。”但事务所的同事得知她患病后都纷纷疏远她，连续几周不告诉她有约会，不邀请她参加会议，不把案子交给她，不给她介绍客户……她被“遗忘”了，或者说被“歧视”了。“在这个崇尚年轻和活力的社会，病人和弱者是无法拥有一席之地的。”比化疗、恶心、掉头发更可怕的是，癌症成了她的“污点”，让她被动地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被推向社会的边缘。

　　最后，萨拉决定去医院女病友介绍给她的那家“美发店”。“走到那里有很多含义，这意味着她终于接受了自己得病的事实。不再否认和拒绝。她会直面病魔，正视它，不再将它看成被迫接受的惩罚、厄运和诅咒，而是一个事实，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一场需要面对的考验。”店员给她拿了一顶用真发做的假发，材质是印度人的头发。“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的一家小工厂里处理，褪色、染色，然后一根根固定在绢网上的。用的是编织工艺，花的时间更长，但是比用针钩的更结实。做一顶这样的假发需要八十个工时，十五万根头发。”这顶假发让萨拉找回了过去强大而骄傲的自己，她的力量、自尊、坚韧和美貌。“她会赢得这场战斗，也许伤痕累累，但是依旧站立。无论需要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治疗，无论需要多久，从今以后，她将用尽全力，每分每秒，全心全意地与病魔做斗争。”那个给了她头发、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印度女人，那些在西西里岛上耐心打散和处理头发的女工们，还有将它们编织起来的那个女人，正是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她们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却和她一样，和她一起，勇敢地认识自己，接受自己，走向各自的地平线。

四

　　小说架构简单，语言的分寸拿捏得很好，并没有一味地煽情。三个故事、三种人生互相穿插，从一开始就像编最基本款的麻花辫一样，先将三股头发并排放平，然后把左边一股和中间一股交叉，之后将右边一股和中间一股交叉，如此反复。斯密塔、朱丽娅、萨拉的故事有节奏地依次推进，平整，顺滑，纹丝不乱。这也是一部镜头感、画面感十足的小说，相信编剧导演出身的作家本尊莱蒂西娅·科隆巴尼一定也会按捺不住，摩拳擦掌要把小说早早地搬上银幕吧。

　　《辫子》中发生在三位女性身上的故事折射出来的是世界各地女性当下的真实境遇，虽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足以让我们照见自己，照见他人，照见尘埃中每一次重重跌倒、每一次倔强爬起来的孤独平凡的努力，这就是“我要我的自由”。这便是我为什么很喜欢这本薄薄的小说的原因，轻盈得像一只黄雀，它带来这个春天最明亮的一抹颜色，充满希望，充满正能量，飞过现实那令人沮丧的灰色围墙。

　　《辫子》[法]莱蒂西娅·科隆巴尼著，张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