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

　　在他六十二岁生日的前一天，即一八五一年九月十四日，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 F. Cooper）去世。半年以后，美国文艺界筹划了一场追思会，哀悼这位当时首屈一指的美国小说家。追思会由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主持，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到会发表演讲，诗人威廉·布莱恩特致辞，高度赞扬库珀的文学成就。其他未能与会的美国文化名人也纷纷表示敬意。爱默生为库珀雕像捐款，麦尔维尔在信中称赞库珀小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朗费罗坦承“我在欧洲游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库珀的大名”。霍桑在向作家致敬的同时宣称：“时间和死亡，只会增添他的荣耀。”

　　库珀本人确实配得上这样的荣耀。他出身于富商家庭，十三岁即进入耶鲁大学，二十岁起在美国海军服役，任候补少尉。库珀本无意于以文为生，有感于当时流行小说泛滥，他与妻子打赌，自诩“我可以写得更好”，于是在三十一岁时开始小说创作。他的处女作《警戒》于一八二○年自费出版。小说模仿简·奥斯汀风格，描写他未曾经历过的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反应平平。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改弦更张，致力于一部他认为“应当是纯粹美国式的以爱国为主题的书”，即《间谍》。

　　《间谍》这故事发生在独立战争时期两军争夺的要地韦斯切斯特。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位贫苦小贩出身的爱国英雄哈维·柏契。他受华盛顿派遣去刺探敌方情报，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勇敢战斗，屡建奇功。革命胜利后，他并未居功自傲，而是回到家乡重操旧业。小说一八二一年出版后广受追捧，轰动美国文坛。此后库珀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发表了反映边疆生活的《拓荒者》（1823）和反映航海生活的《舵手》（1824）。由此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即革命历史小说、边疆冒险小说和海上冒险小说，并被誉为“美国长篇小说之父”。

　　在关于海上生活的描写中，库珀也发挥了他擅长写惊险情节的才能。《舵手》以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以当时著名的船长约翰·保尔·琼斯为原型，描写“舵手”奉命前往英国海岸绑架英国上校霍沃德时被擒，设法逃脱，后来在海上经过多次战斗终于获胜的故事。这类小说大多情节曲折，戏剧性强，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而且穿插着动人的爱情故事，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一八二六年，库珀出任美国驻法国里昂领事，并曾前往意大利和英国旅行，对欧洲颇多好感。在此期间，除了海上冒险小说，他还创作了反映欧洲生活的三部曲《刺客》（1831）、《黑衣教士》（1832）和《刽子手》（1833），表现教权和封建势力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已日趋腐朽和衰落，而共和主义取代贵族专制乃大势所趋。一八三五年，库珀回国，此后又创作出《归途》（1838）、《归国见闻》（1838）等小说，以及《美国海军史》（1839）等非虚构类作品，成为新兴的美国民族文学的代表人物。

　　在跨度长达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库珀共完成了五十多部小说和其他作品，堪称著作等身。库珀的小说题材广泛，情节曲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别林斯基称之为“莎士比亚戏剧式的小说”。巴尔扎克则评价说：“如果库珀在刻画人物方面也达到他在描绘自然现象方面的同样成就，我们这门艺术就会以他的话为准。”库珀最有成就的作品，如《皮袜子故事集》五部曲，对自然景物和海上生活的描写非常出色，对早期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冲突描写尤为成功（尽管他本人并没有亲身经历）。此外，他对资产阶级的庸俗和伪善、对财阀所控制的政治和舆论的批评，都切中时弊。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罗伯特·斯皮勒认为库珀是十九世纪中期前后最敏锐的社会评论家之一，这是极为中肯的评价。在批评家及读者看来，像库珀这样的作家能够长久享受文学名声所带来的荣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事与愿违—时间和死亡似乎并未能增添库珀的荣耀。相反，这位享誉美国文坛（被公认为“美国第一位小说家”）并在欧洲广受好评（被称为“美国的司各特”）的名作家，去世不到半个世纪，其文学声望便出现断崖式下降，而他本人也从耀眼的光环中销声匿迹—这是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极其罕见的现象。那么问题是，是谁毁了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当初库珀追思会召开时，塞缪尔·克莱门斯尚为一名十六岁少年—当然未获邀请—十年之后他才成为马克·吐温。一八九五年，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雄文《费尼莫尔·库珀的文学犯规》，这被后人称为史上“最著名的文学暗杀”事件。该篇也被认为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奠基之作。吐温抨击库珀小说“场景虚假，历史细节失真”—简而言之，漏洞百出，根本不配称为历史小说。吐温进而指出，在某页三分之二的篇幅中，库珀犯下文字表达及语法错误多达一百十四处—“创下历史纪录”。吐温将库珀的“皮袜子系列”戏称为“破枝系列”，因為小说中神秘人物总是在跃上树枝的一刻被发现。“他的小说离现实太远。没有真正的紧张、刺激和悬念—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待一切—在他眼里，一团漆黑。”

　　马克·吐温此论表明，现实主义作家对浪漫派想象夸张的手法并不认同。正由于立场不同不相为谋，年少气盛的小说家评判前辈大师时多激愤之语，谈不上持论公允—马克·吐温的尖锐批评对库珀的文学声望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并不足以一击致命，毕竟库珀的三十二部长篇在美国文学史上罕觅其匹：他不仅成功塑造出“笨布尔”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与欧文一道被尊奉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欧文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而库柏则是“美国小说的鼻祖”）。损毁这样一位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洵非易事！而事实上—毁掉库珀文学声誉的正是作家自己。

　　一八二六年，库珀的文学声望如日中天，《间谍》《拓荒者》《最后的莫希干人》等小说成为畅销读物，稿酬所得足够他和家人在欧洲游历数年。但在此期间，他创作的几部作品刻意将欧洲人与美国人进行对比，比如他在《欧洲拾遗》中比较英美两国，认为英国人有更高审美能力，他们的语言特别简洁，而美国人最坏的毛病是精神懦弱，并认为美国人缺乏精致的文化素养。这些言论让爱国人士大为不快。评论界一致认为，欧洲游历的七年损毁了库珀的才情—离开美国西部这片文学土壤，他写出的注定只能是“平庸之作”。

　　令读者更为震惊的是，英国历史作家司各特去世不久，库珀便在《纽约人》杂志（这是当时纽约的文学杂志Knickerbocker，于1865年停刊，不是现在人们熟知的New Yorker）上发表长文，大肆抨击司各特：“肤浅的钻营者，故作天真，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他只是对现有的民间故事进行加工润饰，毫无原创性。”司各特生前对来自美国的文学青年如欧文等多有提携，美国读者对此敬仰有加且满怀感激—在美国人看来，库珀被赞誉为“美国的司各特”本身也是一种荣耀。库珀的此番言论，不仅有忘恩负义之嫌，更被评论家讥讽为“夫子自道”—他本人的“皮袜子传奇”，不过是印第安人的故事汇编而已。众所周知，库珀是讲故事能手，但不太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他的故事情节过于冗长，细节繁琐，话题扯得太远，语法错误也很多。其惊险小说大多固定在“捕获和逃跑”的模式，几成通病。此外，库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苍白无力—洛威尔在《写给批评家的寓言》（1848）中斥之为“千篇一律”。以上种种，都成为库珀为人诟病之处。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他刻意追求惊悚效果，另一方面跟他的写作速度太快有关，难免粗制滥造之嫌。一八三八年《北美评论》上有文章指出：“他（库珀）不仅写得太快，而且写得太多。”另一位批评家则宣称库珀过度消费他的天才和创作激情，无异于“文学自杀”。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尽管其父威廉曾于一七八六年斥巨资创建库珀斯敦，但日后由于盲目乐观导致投资失败，去世之时仅给库珀留下五万美元遗产—其中大部分未能变现。照批评家的看法，库珀急于写作出版是出于赚钱养家的考虑。结果，“他写得太多，因此不可能都写得很好”。

　　但库珀一向自视甚高，根本无视公众舆论对他的批评。他的绰号“易怒先生”即源自评论家的嘲讽—因为他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他的《美国海军史》从资料搜集到完稿，历时十有四年，倾注心血无数，也赢得学界一片好评。但针对其中“伊利湖战役”一节，诗人帕克·本杰明在纽约一家晚报发表文章，质疑书中“若干描述不够准确”。原本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库珀却勃然大怒，威胁要动用法律手段，令对方身败名裂。如此再三，到后来连友人布莱恩特也拒绝为他写书评：“先生，他太过敏感，简直碰不得。”本来每有新作出版，库珀必定循例分赠文友及各大报刊书评编辑，但在遭受批评后，一时激愤难平，遂终止向评论界赠书。如此前恭而后倨，益发加剧他与文学批评界的冲突，也为他日后愈演愈烈的名誉“诽谤案”埋下了祸根。

　　自欧洲回国不久，库珀返回家乡库珀斯敦，但他的反民主的立场和贵族派头却引起邻人的猜疑和讪笑（他父亲由土地投机起家，尽管曾当选国会议员，但仍属新贵，并非纽约人尊崇的传统豪门望族）。返乡不久，他在修葺祖屋时与乡邻发生冲突，因为他发现根据父亲遗嘱，在他继承的家产中，位于奥齐戈湖边的一块小小地产理应归他所有。而长期以来，众乡邻居然在其中建成人行通道，旁若无人地自由出没，且习以为常。警告无效后，库珀于一八三七年七月在当地报纸上正式张贴布告，广而告之，要求公众停止践踏名为“三里处”的私人宅院。当晚，愤怒的乡邻集会，认为遗嘱中相关表述含糊其辞，决定撤销库珀对该地块的产权。决议同时命令市镇图书馆“立刻清除署名为库珀的所有图书”。

　　八月，纽约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库珀在此事件中的错误做法，要求他“迷途知返”，盡快与乡邻达成和解。九月，库珀提起诉讼，控告巴伯等三名编辑犯有诽谤罪，由此正式与纽约新闻出版界对簿公堂。

　　与此同时，库珀继续文学创作。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他发表《归国见闻》，书中刻画的一位士绅爱德华·埃芬厄姆—他与乡邻发生争执—正是库珀本人的写照。小说出版后，有几家报纸发表评论，言辞尖酸刻薄—有一篇评论称此举证明库珀是“故作风雅的伪贵族，爱慕虚荣到极点”。旧仇未报，又添新仇。库珀恼羞成怒，新账旧账一起算，将本次诋毁他声誉的几位编辑连同所在单位（报社）老板通通告上法庭。由于评论越来越多，像滚雪球一般，他控告的名单也越拉越长—过半的纽约报刊媒体都卷入其中。

　　一八三九年二月至一八四五年十二月，此案历经地方法庭、仲裁法庭以及上诉法庭等反复审理，旷日持久。尽管也做出了一些裁决（有的并未执行），但库珀本人并未如愿以偿。他只是间或出庭，大多数时候由他身为律师的侄儿理查德代为出庭。被告也延请了名律师，官司一直打到位于首府奥尔巴尼的纽约州上诉法庭。法官提请陪审团将关注焦点放在报刊编辑文章是否对库珀构成诽谤（至于地产纠纷一事反倒无人问津）。比如在编辑詹姆斯·沃森的庭审现场，法官下令当庭朗读沃森评论库珀小说的长文，历时数小时，不及其余—最终裁决被告无罪。

　　当时诉讼费用昂贵，编辑们发起募捐支付庭审费用，而库珀必须自己掏钱。但即使是胜诉，库珀也难遂意。比如巴伯一案—库珀要求治安官执行裁决，闯入巴伯家中搜寻—结果分文未得。另一名被告《商业广告》杂志老板威廉·斯通去世后，库珀派人找到他的遗孀要求赔付，结果也未能如愿。在此期间，库珀一封接一封往各地报纸写信，澄清事实，要求报纸撤稿。的确有数名编辑息事宁人，同意撤回文章，但总体而言，效果适得其反，越描越黑。外界甚至怀疑他患有偏执狂之类的精神疾病。与此同时，各大报刊编辑对他的攻击从未消停—他们戏称他为“迷人的埃芬厄姆先生”“和蔼的埃芬厄姆先生”，对他的讽刺谩骂也甚嚣尘上。由于公众认定他在之前的作品中造谣中伤蓄意败坏美国人的形象，因此有好事者以此为名向法庭提出诉讼—罪名同样是诽谤罪—“恶意诽谤美国人民”。库珀被迫屡屡出庭，不胜其扰，其文学声望也降至冰点。

　　与知名编辑、《论坛报》老板霍拉斯·格里利的官司是压垮库珀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八四一年，库珀起诉格里利的政治盟友兼《论坛报》编辑韦德，宣称后者对他本人及其小说《归国见闻》恶意诽谤，并最终赢得四百美元赔偿。随后，格里利在《论坛报》刊登韦德撰写的反驳文章。库珀再次起诉，指控格里利及其报纸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库珀先生不受库珀斯敦乡邻的欢迎”）从而侵害其名誉权，并索赔三千美元（最后仅获赔两百美元）。格里利宣称四百美元乃法庭裁决的库珀本人当时全部的人身价值（此后每况愈下），并以十一个专版的形式对庭审作详细报道。据格里利披露，尽管编辑韦德一家穷困，妻子女儿重病，库珀还是不肯放过韦德—乃欲将其置于死地。

　　出于义愤，格里利提出与库珀对赌：他将连续十天在《论坛报》专版刊载库珀的辩词，而他本人答辩状不超过两栏—孰赢孰输，交由公众去评判。这一提议被库珀拒绝，纽约评论界大失所望。格里利得理不饶人，撰文斥责库珀玷污文人职业，嘲笑他是个“只会背后放冷枪的小人……胆小如鼠”。利用纽约发行量最大的《论坛报》这一阵地，格里利对库珀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宣称库珀早已江郎才尽，无力从事其他行当，只能靠敲诈媒体讨钱。格里利说，他当庭支付的二百美元罚金，事实上是为捐助新兴的美国文学—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名“曾经的”美国作家饿死。

　　此外，针对库珀的诽谤指控，格里利本人的辩护词声称“带有主观恶意的行为才是诽谤”，而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国土上，“我有权自由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倘若库珀赢得官司，今后美国所有报纸都不敢发声，“人民的权利也无人敢于捍卫—这明显侵犯美国宪法言论表达自由的条款”。作为作家和公众人物，格里利断言，库珀应当竭力捍卫新闻言论自由权，不料他竟反其道而行之，简直丧心病狂。一八四五年十二月，纽约州最高法院终审裁决，格里利文章中的暗示和委婉语（含沙射影）不能作为诽谤罪成立的证据（美国相关法律条文亦据此修订）。诉讼到此结束，双方不得再生是非。

　　本案历时五年，库珀只是稍有斩获，共获赔款三千多美元。但漫长的诉讼和庭审弄得他心力憔悴，得不偿失，也让他的公共形象轰然坍塌。因为他出于虚荣自私，凭借个人好恶，肆意扩大诽谤罪的范畴，侵害公民（以及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在美国司法史上留下了难以洗刷的耻辱，也彻底损毁了他的文学声望。平心而论，毁掉库珀令誉的是他的乡邻，是格里利等编辑及纽约各大报刊媒体，更是他自己。

　　不过，霍桑说的也没错：“时间和死亡，只会增添他的荣耀。”像库珀那种开拓性作家并非能够完全被人忘却。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们还在阅读他的小说。